张佳楠

　　内容摘要：用典是诗人抒发内心感受常用的艺术手法，显得构思巧妙且意蕴深邃。瞿佑在《剪灯新话》羼入了大量诗歌，而诗歌中又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其典故类型可分为语典类与事典类。语典类通常来源于《诗经》《楚辞》《世说新语》、史书、前人诗句等，事典类则通常化用各代典籍中的趣闻逸事、传奇话本、神话传说或宗教故事等。通过对诗歌用典的分析，可以由前入深地了解诗人用典的来源与用意。

　　关键词：瞿佑 《剪灯新话》 诗歌 用典

　　瞿佑的《剪灯新话》受到文人广泛的欢迎，除了其故事想象新奇大胆、文辞雅致之外，还因为大量诗歌的羼入，使《剪灯新话》的文辞进一步雅化，贴合读书人的审美趣味。他的诗歌中运用了各种典故，主要来源于神话传说、逸闻趣事、历史故事、传奇小说、案头话本等。按其典故类型可分为语典和事典，语典类多次引用先秦典籍、各类史书、前人诗歌等，包括《楚辞》《诗经》《庄子》《列子》《晋书》《旧唐书》《史记》《后汉书》《世说新语》、乐府诗等。事典类则通常化用各代典籍中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宗教故事等，如《翠翠传》中的梁祝故事。本文以周楞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剪灯新话》为研究对象，以《水宫庆会录》《华庭逢故人记》为例，分析《剪灯新话》中的诗歌用典，有助于理解小说中诗歌的思想感情，以及诗歌在小说中羼入的意义和价值。

　　《剪灯新话》中的小说，加上附录2篇，共22篇，其中含有诗歌的小说有14篇。《水宫庆会录》《华庭逢故人记》两篇小说中的诗歌典故来源涉及经、史、子、集，又有传奇话本、民间故事的因素，故选而择之。

　　一.用典方式

　　《剪灯新话》中的诗文善用典故，其典故类型可分为语典类与事典類。语典类通常来源于《诗经》《楚辞》《世说新语》、各类史书、前人诗歌等，事典类则通常化用各代典籍中的传奇话本、神话传说、逸闻趣事或宗教故事等。

　　《水宫庆会录》中有一段短唱：“抛梁东，方丈蓬莱指顾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鸡啼罢日轮红。抛粱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后衣瑶池王母降，一双青鸟向人啼。抛梁南，巨浸漫漫万族涵。要识封疆宽几许？大鹏飞尽水如蓝。抛梁北，众星绚烂环辰极。遥瞻何处是中原？一发青山浮翠色。抛梁上，乘龙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罢一封书，尽与苍生除祸瘴。抛梁下，水族纷纶承德化。清晓频闻赞拜声，江坤河伯朝灵驾。”[1]“方丈、蓬莱”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当中有记载：“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2]“弱水”“流沙”见于《尚书·禹贡》（卷六）：“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3]“王母”即“西王母”，“瑶池”是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见于《穆天子传》（卷三）：“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4]“贝阙”是河伯居住的地方，《楚辞·河伯》中记载：“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5]此皆事典，借用典故来夸赞广利王之恩施德行。

　　《水宫庆会录》中有歌曰：“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杨柳兮采芙蓉。振瑶环兮琼佩，璆锵鸣兮玲珑。衣翩翩兮若惊鸿，身矫矫兮如游龙。轻尘生兮罗袜，斜日照兮芳容。”[6]其中“衣翩翩兮若惊鸿，身矫矫兮如游龙。轻尘生兮罗袜，斜日照兮芳容”二句是化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7]和“凌波微步，罗袜生尘”[8]之句，形容女子体态轻盈和步履之飘逸，运用典故使歌词内容和谐婉转，富有文采，显示出作者的才气。

　　歌曰：“桂棹兮兰舟，泛波光兮远游。捐予玦兮别浦，解予佩兮芳洲。波摇摇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断荷柄。露何为兮沾裳？风何为兮吹鬓？棹歌起兮彩袖挥，翡翠散兮鸳鸯飞。张莲叶兮为盖，缉藕丝兮为衣。日欲落兮风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归来兮难久留，对芳华兮乐不可以终极。”[9]首句“桂棹兮兰舟，泛波光兮远游”，可能是化用苏轼的《前赤壁赋》“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10]后一句歌词“捐予玦兮别浦，解予佩兮芳洲”则是化用屈原的《湘君》“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11]之句，《湘夫人》也有此句。其中“解佩”则见于《韩诗外传》，此为事典，阮籍《咏怀诗》中同样用过这个典故，是说郑交甫经过汉皋台下，见二女珮两珠。交甫向她们索取，二女就解下珮来送他。运用这个典故，表达作者的沈思渺远，真情难寻之意，结合下文，更添几分感伤。

　　《水宫庆会录》中的主人公作诗二十韵记录盛会，诗曰：“传书双鲤跃，扶辇六鳌蟠。王母调金鼎，天妃捧玉盘。杯凝红琥珀，袖拂碧琅玕。座上湘灵舞，频将锦瑟弹。曲终汉女至，忙把翠旗看。瑞雾迷珠箔，祥烟绕画栏。屏开云母莹，帘卷水晶寒。共饮三危露，同餐九转丹。良辰宜酩酊，乐事称盘桓。异昧充喉舌，灵光照肺肝。浑如到兜率，又似梦邯郸。献酢陪高台，歌呼得尽欢。题诗传胜事，春色满毫端。”[12]

　　“双鲤”为事典，是双鲤传书的典故，见于《文选》，其收录的乐府诗中有《乐府三首》，其中一首为古辞《饮马长城窟行》，诗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13]“六鳌”源出《列子·汤问》（卷五）：“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弦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蹔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14]九转丹、兜率皆是道家的典故。“梦邯郸”即“黄粱一梦”，唐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叙卢生在邯郸旅店中遇道士吕翁，授枕令睡，梦中经历荣华富贵，醒来旅店主人烧黄粱还未熟。

　　《华庭逢故人记》记载松江士人全生诗曰：“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杜宇有冤能泣血，邓攸无子可传家。当时自诧辽东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谁是主，野花开满蒺藜沙。”贾继诗曰：“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壮志违。”[15]

　　上文诗中的“杜宇”，在《华阳国志·蜀志·卷三》中有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6]此为事典，运用此典，含蓄地展现了全生的悲切之情，与下一句诗中的典故相对仗。

　　“邓攸无子可传家”，是指晋朝人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也。石勒起兵，他带家人逃难，因弟弟早死，他为要保全侄儿，竟然把自己的儿子抛弃了。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到死也没有儿子。《晋书·良吏》记载：“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攸弃子之后，妻子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畜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17]这两个典故展现了战乱时期城将不城，民不聊生的状态，表现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痛苦。

　　“辽东豕”是《后汉书·朱浮传》（卷三十三）中的一个故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18]说是有一个人在辽东地方看见一头猪生了个白头小猪，觉得很珍贵，想把它献给皇帝。不料走到河东，一路上看见所有的猪都是白色的，只好很惭愧地带着猪回去。这个故事比喻人们的少见多怪，是事典。除此之外，还有井底蛙也是事典，一般用来比喻人们见识短浅。《庄子·秋水》有记载：“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19]《后汉书》中同样有记载：“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20]

　　诗中“绨袍”，《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当中有记载，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为有外心于齐而恶睢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21]但此处的绨袍仅只旧袍，与范雎事无关。

　　二.用典特色

　　在瞿佑的《剪灯新话》中，大量羼入诗文是其一大特色，诗文中大量的典故运用极具艺术表现力。瞿佑在诗文中巧妙地运用大量的典故，大大增强了诗文本身的语言张力，使得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典雅之风。在诗文中大量用典，不仅注重典故本身具有的修辞效果，还兼具了典故的审美价值。

　　《剪灯新话》中几乎每篇都有典故的运用，这些典故大都来自《诗经》《楚辞》《庄子》《史记》《汉书》等各种典籍，如《联芳楼记》中用《世说新语》中的“难兄难弟”，“王子猷访戴”的典故，《龙堂灵会录》多用史书的典故，如“华亭鹤”“能言鸭”“松江鲈”“缩项鳊”等。传奇话本类，《渭塘奇遇记》中便体现《西厢记》《闻奇录》，《秋香亭记》中“红叶”“红绡”均为事典，分别出自宋代张实的传奇文《流红记》和唐代裴铏的《传奇》。《鉴湖夜泛记》中曾化用《太白经》，《天台访隐录》化用诗句“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些足以看出瞿佑博览众书。从上面两篇文章观《剪灯新话》中诗歌的用典，可以看出瞿佑偏好经史，其次是道家佛家的典籍。作者根据题材的不同，用典的偏好亦有不同，在爱情题材中对《诗经》的引用是最多的，而在志怪与士子题材中则多用《史记》《汉书》《晋书》等典籍。

　　三.用典的作用及意义

　　《剪灯新话》属于文言小说，其阅读对象多为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瞿佑曾任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学识渊博，除《剪灯新话》外，还著有《归田诗话》《咏物诗》等，他的诗歌创作能力和才情拔高了文言小说中的诗歌水准。瞿佑寄情于小说之中，在小说中又插入了大量的诗歌，运用典故使得诗文含蓄曲折，他借用典故评古论今，抒发己志，意蕴丰富，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使小说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诗歌典故的大量运用作为《剪灯新话》的一大特色，在整体上对小说风貌起到了典雅华丽的效果。

　　文人创作传奇小说提高了创作文言小说的自觉性，所以《剪灯新话》具有了显著的“载道”“风教”作用。小说中的诗文是作者抒怀言志的载体，瞿佑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文士的抑郁不平之气，以及表达自身对当时社会上某些现象的观点、态度和想法，故而融入了自我体悟的诗文的小说也有了自我“言志”的特质，这是《剪灯新话》的新特质。

　　瞿佑对于典故的取向，也表现了他的思想倾向。关于爱情，他偏爱于浪漫的表达，多用《诗经》《楚辞》等典籍；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在表达时多借用史书，借古讽今，对于挑起战乱者给予辛辣的嘲讽，给予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人民以悲切的同情。这也体现了瞿佑是以儒家思想为底色，辅之以开放的胸襟和超前的眼光，用不俗的文笔写下这部《剪灯新话》。

　　参考文献

　　[1]（明）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0.

　　[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

　　[3]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高永旺译注.穆天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9.

　　[5]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9.

　　[6]（明）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1.

　　[7]（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9]（明）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1.

　　[10]（宋）苏轼著，李之亮注析.苏轼诗文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5：165.

　　[11]林家骊译注.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9.

　　[12]（明）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燈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12.

　　[13]（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1：1305.

　　[14]叶蓓卿译.列子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5]（明）瞿佑等著，周楞伽校注.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20.

　　[16]（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2338.

　　[18]（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37.

　　[19]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411.

　　[20]（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829.

　　[2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历代使朝鲜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04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