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强

　　内容摘要：《烛虚》五则[1]是包含在散文集《烛虚》第一辑中的五篇散文，作为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期集中发表于1939-1940年的随想之作，体现了此一时期沈从文的思想与情感。《烛虚》五则表达出了沈从文思想的深度与复杂，也暗示着其所受的诸多影响。对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人的文学”的深入、对自然和神性的崇尚、对政府、民族、人类的批判，这些繁杂的思考融合在一起，为沈从文赋予了内涵丰富的独特性。尽管他自称“最后一个浪漫派”，但因为这种复杂性带来的独特性，实际上他的“浪漫”并不成“派”。

　　关键词：沈从文 《烛虚》 浪漫派 “人的文学” 《圣经》误读

　　《烛虚》题做何解，金不换在其卫道文章《“烛虚”和“虚烛”》中给出了一种解法——“‘烛虚的解释，应该是‘烛出其‘虚，而予‘虚以‘光明也”[2]。沈从文便是秉着自己的思想之“烛”，来照出社会之“虚”和人类之“虚”，正如他所说：“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3]。《烛虚》五则内涵丰富，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女子教育（一、二则）、社会禁制（三则）、懒惰现象（四则）和自我陈情（五则）四部分，这是沈从文对“虚”处的烛照，但每一部分又都是诸多复杂思想与论述的融合表达，从中可以概括出另四种分类：浪漫派思想，“人的文学”之深入，对非“人”的抵制以及概念误读。即便有如此划分，这四者也是彼此交织互相影响的，它们一并构成了1940年沈从文思想的重要方面。

　　一.乡土自然与绝对理想

　　在《烛虚》五则里，沈从文坚持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普通人与上等人的对立，并继续对城市生活、上等贵人的讽刺和批判——论及女子教育，要分出“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4]；笔落之处尽是嘲讽意味，如“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著触目”、“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如此而已”[5]；对于人应当如何，沈从文则认为“人当然应像个生物。尽手足勤劳贴近土地”[6]，这也正是他“乡下人”的创作立场，也是其所属文学思潮派系——“京派”的文学主张。

　　在文学思想派系上，沈从文同时被归入浪漫派和京派，这二者又完美地融合在沈从文的思想体系当中，有时候甚至有重合的表现。从京派创作思想出发，他“关注人生，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重视技巧，鼓励风格的多样化，奖掖后进，坚持批评自由”[7]，在创作内容上，他选择乡土文学。在浪漫主义思潮当中，沈从文因为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选择了边缘化：“30年代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思潮向中国传统的佛道文化靠近，这起因于浪漫主义势单力薄，处境不妙，但反过来又使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变得更为软弱无力。佛家出世，道家尚柔，作为人生哲学两者柔韧有余，刚烈不足。因而体现了佛道精神的田园浪漫主义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虽然留下了不少表现人性和美的优秀作品，却不可能以迎接挑战的姿态造成一个足以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学潮流。”[8]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妥协。

　　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沈从文为自然赋予神性、完满的审美价值：“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9]自然在沈从文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与自然对比，便能得见“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10]。唯有自然能给他带来感觉上的清静与思想上的安抚，也正是自然的完满引导他走向对绝对理想的追求——在女子教育上，要求“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11]；在需要静心的时候，要求进入自然的理想环境，“最好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石头旁长了一株大树，枝干苍青，叶已脱尽。”[12]；对于抽象情感的表达，要求诉诸理想的形式，或是绘画、或是音乐。

　　二.女子之不足与“我”之不满

　　《烛虚》首则便是讨论女子教育问题。在沈从文看来，时下的女子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13]、“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14]。女性之不足，并非先天，而是源于女子教育存在缺陷，因而沈从文呼吁一种别样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哲学：“修正方法消极方面是用礼貌节制她们的‘胃部，积极方面是用书本训练她们的‘脑子。”[15]在沈从文看来，理想的“未来新女性”[16]应当是：“长发、清胪、粉脸、素足……美目含睇，手足微动，如闻清歌，似有爱怨”[17]、是“《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皆温柔、明净、晶莹剔透，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姣好的”[18]、能“扩大母性爱，对人类崇高美丽观念或现象充满敬慕与倾心，对是非好恶反应特别强，对现社会妇女堕落与腐败能认识又能免避，对作人兴趣特别浓厚也特别热诚，换言之，就是她既已从旧社会不良习惯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便能为新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人格的标准。”[19]

　　沈从文对女子教育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人的文学”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在写作《烛虚》之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人”迎来了解放，“重新做人”的意識增强，“人的文学”成为了一个“动人的名词”[20]。但是，动人的名词并不会带来永恒的力量：“‘人的文学观所具有的这种广泛的包容性、艺术的理想性以及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使之成为‘五四新文学各种流派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推动力，成为‘五四前后文学思潮的主导。当然作为思想模式，它是由一种空想的新村学说或理想的人道主义维系着，一旦这种社会主张在实践中碰壁，整个思想模式就难免解体。”[21]1940年之际的中国是“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22]，“人的文学”早已碰壁解体，但沈从文仍旧提出“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23]。所以“人的文学”也应当深入发展成为“做人改造”运动。尽管“京派”远离政治，部分作家甚至远离城市，但他们始终都不曾远离“人”，沈从文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这也为他的浪漫派风格带来了现实基础。

　　三.反抗威权：政府与禁律

　　批評女子不足和女子教育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为了批评管理教育的政府，而非像金不换说的那样建立起褒男贬女的对立。《烛虚》中提到的“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政治上负责者”、“国家当局”、“主持教育的最高当局”、“政府”，都是沈从文讽刺和抨击的对象。虽然远离政治是“京派”主张，但沈从文并非完全对社会问题不闻不问，这也是其思想复杂性的体现。

　　《烛虚》中，沈从文两次提到了禁制：“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24]、“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25]。禁例得以开放，是因为它受政府管制，是政府为其管理民众所制，却是为安抚民心而开。这既说明部分禁例本身就是一种对民众的有意束缚，是在沈从文凭借其自由意志所要抵制的，同时也说明了此一时期政府的无能与敷衍，侧面衬托出的则是沈从文的斗争形象。

　　自立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在作品中和思想上始终保持着城乡的对立、自由与体制的对立、个人与威权的对立，反对政府与禁律只是其中一部分。但这种对立并不是为了反抗而对立，而是坚持以“我”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冲淡政治热情，保持源于自身、关心自我的理性，在另一套语境下，这可以复述为人民伦理和自由伦理的对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伦理学都有教化作用，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26]沈从文的写作就是实现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四.《圣经》误读：上帝的错误

　　对《圣经》与西方文化的误读是现当代文学的常见现象，而且《圣经》本身也是参与到现当代文学构建的重要元素：“《圣经》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股强大的非写实话语力量，它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强大的现实（现世）主义力量构成了强烈的冲突与张力，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7]沈从文也不例外：“沈从文很喜欢《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且说他从《史记》和《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沈从文小说的自然、流畅，典雅而又近口语的行文方式，就与《圣经》有一定承传渊源关系。”[28]

　　在《烛虚》五则中，沈从文多次提及上帝，其中有对上帝的夸耀：“为了这一切，上帝知道我应当怎么办”、“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也有对上帝的质疑和否定：“从这种类型女子说来，上帝真像有点草率处，使人想要询问，‘老天爷，你究竟拿的是个什么主意，你是在计划故意来试验训练男子？还是在无目的而任性情形中改造女人？”、“我似乎正在同上帝争斗”、“我那么想，简直是在同人类本来惰性争斗，同上帝争斗”等。

　　将西方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老天爷混为一谈，是《圣经》阅读者和传播者的一种误读。上帝不再是“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以及人类价值意义的立法者，具有‘唯一、‘中心的绝对意义”[29]，而和中国传统的众神一样，可以质问、乃至抱怨。沈从文在《烛虚》中对上帝的称许是浪漫的；而将上帝作为斗争的对象，则体现出他的思想之博大、批判之广泛。

　　《烛虚》五则每则都是短评漫议，但也正是这种漫议使得其中折射出沈从文庞杂思想体系的多重掠影。“对西方近代各种思潮流派，他持有一种兼蓄并收的态度，尤其是对19世纪以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浪漫主义和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抱欢迎的态度”[30]，这些复杂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沈从文对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裁剪和择取，而非跟着某一个方向一路走下去，为沈从文的思想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这是一个独特的典型，他曾使人们将他归入某一文化类型或政治派别的尝试失去完全可靠的依据。但他并非天外来客，他只是特定的时代、地域、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产物。”[31]尽管沈从文自称“最后一个浪漫派”，但他却无法完全被归入任何一个派别，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的“浪漫”并不成“派”。

　　注 释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3-29页。

　　[2]金不换：《“烛虚”和“虚烛”》，《杂文丛刊》，1941年第2期，第35页。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3页。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4页。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6页。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8页。

　　[7]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798页。

　　[8]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371页。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9-10页。

　　[1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4页。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3页。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2页。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4页。

　　[14]沈從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6页。

　　[1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2页。

　　[1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3页。

　　[1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5页。

　　[18]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819页。

　　[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3页。

　　[2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6页。

　　[21]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36页。

　　[2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7页。

　　[2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9页。

　　[2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7页。

　　[2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4页。

　　[26]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年7月，第7页。

　　[27]王本朝：《〈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55、56页。

　　[28]王本朝：《〈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51页。

　　[29]王本朝：《〈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52页。

　　[30]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36页。

　　[31]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