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梁

　　近年，面对刚入学的研究生，我总是引述苏东坡的话：自孔子圣人，为学必始于观书。我要学生向钱看，到图书馆观观、翻翻、看看钱钟书的书：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又名为《容安馆札记》，三巨册，共二千多页的这本大书，每页都是钱先生观书后写下的笔记：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都是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所说的“文字、文字、文字……”，是字林，是字的森林、丛林、热带雨林，其“繁密”超出古代诗评家钟嵘的想象。

　　《手稿集》中，从《诗学》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是“急管繁弦”般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毛笔字，是钱老年轻时就开始写的——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饱蠹楼”音义兼顾，是钱钟书的雅译，就像徐志摩之译Firenze为翡冷翠)。饱蠹楼的书不准外借，钱先生于是天天在楼中蛀书、抄书：这只不厌的蠹虫，被喂饱了诗书。札记有一条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耶稣最容易受诱惑。钱钟书只受书的诱惑，不受别的诱惑。他一生淡泊名利，成大名后曾婉拒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有书万事足，甚至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慨。其实他有忧患，他的著述是忧患之书，是另一种“蚌病成珠”。他一向关心世事时局。《手稿集》第2120页引用米沃什(Milosz)《攻心记》(The Captive Mind)的话，说某小说预言了苏联控制下东欧的情况，“绘声绘影”。据钱夫人杨绛女士说，已出版的三巨册《手稿集》，其篇幅大约只有钱氏全部手稿的二十分之一。这些手稿是一部文字传奇。

　　钱老从小就钟爱书，当爱情来时，他仍亲密地离不开书。据新近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所说，年轻时钱钟书和杨绛初识不久，双方都介绍对方看书。然后是写信：钱、杨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而钱氏写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杨绛日常散步回到屋子里，“就知道屋里桌上准有封信在等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爱上他了”。这使人想起钱氏小说《围城》中方鸿渐与唐晓芙谈恋爱时，二人近在咫尺，方却天天写信给唐。由此可见钱钟书钟爱书，还钟爱书信。

　　他数十年来不喜欢参加形形式式的文学文化活动，而靠通信来与人交游、交往。他是“文人”，也是“读书人”，是名副其实的man of 1etters。他一生大量写作书信，如果有人在海内海外寻寻觅觅后把钱氏书信汇集在—起，这些书信必然汇成“翰”海，成为一大观。

　　钱老一生读书、做学问、慎思明辨，他打通中外古今，跨越多个学科，著书立说，壮年时兼写小说，成就他卓越的文学事业。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将会不朽，其《管锥篇》也将成为经典；我认为：《钱钟书手稿集》应该也成为永恒的丰碑。哪个地方要举行书展，要举办读书周、读书月之类活动，都不妨竖起这三块书碑，以为装饰——不，以为象征。

　　去年华南某大城举办“读书月”活动，我参与盛会，并向一位负责人建议：明年(即2008年)是钱钟书先生逝世十周年，“读书月”可安排一个与钱先生有关的节目，可在相关场地陈列《手稿集》三块象征性的书碑。一年已过，金秋又来，但“读书月”不见钱氏的任何踪影。我浏览两岸三地的文艺资讯，除了零零星星忆念钱氏的文章外，也不见任何具有规模的纪念钱氏逝世十周年的活动。查阅资料、点击网页时，倒是有一个发现：有人建议在湖南省涟源市建设一个钱钟书广场。为什么建议在此地，而非钱氏出生地无锡，或者他久居的上海、北京？原来涟源市旧称蓝田，七十年前蓝田创立了“国立师范学院”，钱氏在此教了两年书。其小说《围城》所写的三闾大学，正以此学院为原型；小说的人物也多以现实的儒林为模特儿。古人说“玉出蓝田”，满有精金美玉见解的钱氏名著《谈艺录》，原来也在蓝田酝酿、构思。如今蓝田日久校如烟，但是钱氏的作品仍然发光发热——通俗点来说，仍然卖钱。在涟源即蓝田建一个钱钟书广场，立一座钱氏雕像，竖三块手稿丰碑，以纪念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文化昆仑，我相信文化界一定赞成。

　　建广场之议大概在多年前提出，不知道是否接受、落实？现今青少年酷爱打电游机，报纸杂志都以图片取悦读者，报刊上影星的一袭罗裙就遮盖掉一二千个文字，球星的一脚就踢走三五首诗歌，文字几乎沦为图像的说明。一些青少年爱看图像。在这个图像喧腾的时代，我们要提倡读书、读文字，因为文字、书本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钱钟书先生一生钟爱文字钟爱书，不管广场建不建，书碑立不立，在纪念钱氏逝世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鼓励青少年——包括年轻的研究生——向钱看，钟爱书。

　　（选自《文学界》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