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得到章炳麟弟子钱玄同的“强佐”，才能“声气腾跃”(390)。王丰园也强调“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来，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66)。这些评述甚有道理。钱玄同作为章太炎的嫡传学生，既借助了其师的名气，又转化了他的文学语言观，以促进新文学的发展。章太炎于1906年7月抵达日本东京。钱玄同则在1906年9月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进校上课”(杨天石主编58)，同年10月21日他第一次与章氏见面，而后“极端地崇拜”其师，“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钱玄同，《钱玄同文集》卷二113)。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颇深，启发了后者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目前学界大多关注章太炎与五四思想革命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则以钱玄同为例，展示章太炎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潜在关联。
一、 “五四”新文学的着力点与对手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鲜血洗净旧污”(《陈独秀文集》卷一202)的激进，对传统文学进行了近乎全面的否定。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激烈，却简单地将中国传统文学浓缩为一个整体，让人找不到实际的着力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缺乏具体的对手，甚至“暧昧”地认为传统文学中“用典之工者”有“其妙处”(《胡适文集》卷二11)。这令钱玄同不满，直言“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钱玄同文集》卷一4)。胡适接受了钱氏的意见，称赞“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胡适文集》卷一113)。钱、胡二人的默契，确立了以彻底的“不用典”说作为新文学攻击旧文学的突破口。钱玄同对这种策略的选择，源自章太炎文学观的启发。钱玄同对章太炎文学观的接受，可溯源于1906年他留学日本之际。章太炎关于文学的论述皆围绕1902年的《文学说例》展开，而后在1906年他于东京国学讲习会作了一场名为《论文学》的演讲，同年依据《论文学》增订成《文学论略》，后将此修改收入《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其间，正是章太炎与钱玄同认识、熟知之时。章太炎主张“文皆质实，而远浮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3)，在致钱玄同的信中也反复提及。章太炎于1910年10月3日致信钱玄同，在信中，他不满于桐城文风，讽刺林纾辈是“托名古文辞者”(马勇编116)，又在1910年10月20日的信中讥讽林纾等为“文辞之坏”的“罪魁”，提出“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以及“文章最要老实，所谓修辞，立诚也”(118)。钱玄同深受其熏陶，在五四时建构“不用典”论之际，对此多有借用、转化。
(一) 雅俗层面。五四时钱玄同观察到，一些与现代生活无关的典故仍然流行，“头发已经剪短了，还说‘束发受书’；晚上点的是lamp，还说‘挑灯夜读’；女人不缠脚了，还说‘莲步珊珊’”(《钱玄同文集》卷二20)，而这种滥用典故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与公文写作中更为严重，比如“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钱玄同文集》卷一18)。为此，钱玄同引用章太炎原话批判道：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4—5)
钱玄同传达的意思很明显： 不论文学之文，还是应用之文皆需老老实实地叙事说理，让人容易理解，便是“上乘”(“雅”)；而使用一些滥恶浮夸之词表现事理，使人不明真意，就是“下乘”(“不雅”)。此处引用的原话与论证思路均来自章太炎的《论文学》：
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人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或用军门、观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谓屈奇之称号也。或言水落石出，剜肉补疮，以代本义，斯所谓表象之言词也。其余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龙筋凤髓》之书，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渎万端，此弊不除，此公牍所以不雅也。(《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46)
《论文学》是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习会所使用的讲稿，钱玄同当时参加了国学讲习会的大班与小班课程，①应熟悉此文。章太炎在《论文学》中确立了“雅”的两大标准： 一是“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的“轨则”，也即是要先以文字训诂，而后才可遣词造句，否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5)；二是“便俗致用”，强调“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人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46)，即只要跟上时代，俗便是雅，作家写作时不可矫揉造作，避免“呼吸不通于今”的语言表达，视人为雕饰的浮夸空洞之辞为“不雅”。可是，章太炎关于雅俗的论述，“从理论上似乎还能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上，根据他的要求，其结果往往形成艰深古奥的文风，令人读不断，看不懂。这同他所提的‘雅’的另一标准，所谓‘便俗致用’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任访秋46)。
钱玄同是文字学家，自然明白“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的困难性，懂得这过于考量作者的文字学功底，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如果以此为要求进行文学创作，则会形成诘屈聱牙的文风。故而，钱玄同放弃了立于文字训诂的“雅”，只转化了其师“便俗致用”中“以用今语为雅”的原则： 一方面反对模拟古人，倡导“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不比那用古语的，无论做得怎样好，终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钱玄同文集》卷一84)，建议“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祫、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刳、盌、壶、锅’诸名”，反对“避去习见，改用隐僻”(6)；另一方面提倡语贵自然，以平易的白话为“雅”，拒绝“浮词多而真意少”，并举例论证《诗经》《楚辞》是“以今语为雅”的典型而“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3—5)。钱玄同的转化，树立了“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的文学理念(《钱玄同文集》卷一19)，表明五四白话文学为“上乘”(雅)，并非林纾所说的下流人之语。
(二) 骈散层面。清末以来，骈、散之争较为激烈，渐趋“门户之争”，二派各执一偏，或独尊散体，或视骈文为文章正宗。这种骈、散对立的文体思路，在五四仍十分流行。钱玄同认为骈散之争毫无意义：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钱玄同文集》卷一6—7)
钱玄同在这里虽未提及章太炎，可他的论点与所举案例几乎全是取自其师。章太炎认为“散、骈各有专用，可并存而不能偏废”(《国学概论》29)，并在《论文学》以阮元的骈散论为例，否定骈、散对立的思维：
近世阮伯元氏，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骈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分，以成其说。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将何说？[……]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章太炎全集·演讲集》34)
通过反驳阮元以骈偶之文为正统的说法，章太炎一方面强调文各有体，或骈或散，各适所需。正如孔子的《十翼》或用骈偶，或用散体，或用韵，或不用韵，皆视各自内容而定，而非作者才力已尽；另一方面主张不可刻意使用骈偶词藻声韵，指出阮元《文言说》中“以采饰为文”的观点曲解了《易·文言》，并以孔子为例表明“义理”高于“文饰”，而以“用韵”“用偶”来限定文学是不科学的。而后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在《论文学》的基础之上，再次强调骈偶或散行应“各任其事”，犹如世间的事物一样“未有一用单者，亦未有一用复者”，并重申：“盖人有陪贰，物有匹耦，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辞语应以为俪[……]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221)陪贰，犹如副手、助手，故骈偶声韵并非构成“文学”的关键元素，不可越俎代庖。
“章太炎主张骈散结合很符合汉语的美学特质。”(文贵良164)近代以来，汉语虽渐有双音词的趋势，可仍保留很多单音词，故骈散结合的语言符合汉语自身特点。钱玄同是文字学家，自然会将这种语言逻辑融入新文学之中，提倡今后之文学“若骈散之事，当一任自然”，主张白话文可适当采用白话骈语的句型，以增强白话文之美感，譬如胡适所用的“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等白话骈句“自在当用之例”(《钱玄同文集》卷一7)。但钱玄同反对刻意使用骈偶，批判这是“做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的“劳苦而无谓”行为(53)： 例如近人仪征某君“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如“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6—7)。这两个例子不恰当地使用骈偶，过分偏于辞藻、音律，是矫揉造作之风。从章太炎到钱玄同的论述，打破了清末以来骈、散对立的思维，表明文章风格应各有不同，而非某种理念下的产物。
(三) 文质层面。以上章太炎、钱玄同关于雅俗、骈散的论述，皆建立在文质的基础上。“文”与“质”的关系，是历来被争论的话题。钱玄同也对此进行了思考：
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语，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钱玄同文集》卷一18)
钱玄同这种“尚质”思路源自章太炎。章太炎是朴学大师，崇尚“辞无枝叶”的文风，反对空论，在《正名杂议》中批判将文学窄化为文辞的做法：
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章太炎全集·訄书》216)
在章太炎看来，文辞之“工”容易使文质分离，让人一味沉迷于雕刻曼辞，有损实感真意。他在《革命军·序》中反对“足以堕吾实事”的“空言”(《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232)，又在《辨诗》中认为用典过多的作品不能流传久远，反而是自然天成之诗方可流传千古。据此，他对传统文辞进行了整体性的评价：“魏、晋以后，珍说丛兴，文渐离质”，做史者即“不能为表谱、书志”，中唐以后，降及北宋，“论锋横起，好为浮荡恣肆之辞，不惟其实”，“疏证”之学也日渐粗疏，以至文辞“日渐浮伪”(《章太炎全集·演讲集》43)。以诗歌为例，中唐之后，“近体昌狂，篇句填委，凌杂史传，不本情性”，到了清朝“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使“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故“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265—66)。
章太炎的判定完整地在钱玄同的论述中得以延续。钱玄同一生坚持“押韵”“对仗”“用典”是“非文学”元素(《钱玄同文集》卷六56)，在五四时便主张： 所谓的文辞“华美”不过是“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语”，“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钱玄同文集》卷一19—20)，譬如“重文”的骈文“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9)。钱玄同以“重质”的眼光重估传统文学：“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5)这与其师的观点几乎完全重合，他们皆以西汉之前的魏晋文章为楷模，认为中国文学渐微于南北朝，而颓败于唐宋。
(四) 攻击对象：“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章太炎从雅俗、骈散、文质三个层面建构出修辞立诚的文学观，针对的是清末以来的桐城派与文选派。清末以来，以阮元、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尊六朝骈文，追求音律辞句；而以林纾、严复为代表的桐城派尊韩愈的散文为正宗，提倡“载道”，讲究“义法”。章太炎认为二派皆是表面的笔墨功夫，并非发乎性情，讽刺“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科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汙，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马勇编287)。此论“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载道说’、桐城‘义法’说和‘骈文正宗说’”(童庆炳63)。
钱玄同在五四时多次强调不可“违反‘修辞立诚’之道”(《钱玄同文集》卷一154)，赓续章太炎的思路，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引向桐城派与文选派，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之口号。他解释道： 从雅俗上讲，“选学妖孽”中多是“臭架子”，会贻害今后的新国民(31)，而“桐城谬种”中“格局有一定，用字的范围有一定，篇幅的长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得最后只好“削足适履”，“改事实以就文章”(300)，皆非用今语表达今人之情感，为“不雅”；从骈散上看，“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可所填之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矫揉造作，只是“变形之八股”而已(10)，违背了文体结构的自由，二者中的“义法”“轨范”都等于“狗屁”(《钱玄同文集》卷二245)；从文质上讲，“选学派”“桐城派”皆是“文妖”，或搬运“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或卖弄“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钱玄同文集》卷一90)，皆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190)。
综上，钱玄同“不用典”论的逻辑框架来自章太炎，他从雅俗、骈散、文质三个层面出发，提倡以今语为雅，反对骈偶与“尚文”之风，即主张不可滥用古人之典，不可堆砌华丽之典，不可恣肆“不惟其实”之典，并将具体的攻击对象落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的“不用典”论从根本上支持了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所不同的，乃是不将其口号化，而是学理化，使五四文学革命找到了切实的着力点与对手。
二、 五四白话文的学理依据
钱玄同最早的白话文实践与章太炎有关。1910年章太炎、钱玄同与陶成章等在日本东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教育”，是以教化培育，开启民智，趋近“启蒙”一词。“今语”的含义是“今天的语言”，即“白话”。章太炎②与钱玄同皆在此发表了白话文章，尝试以白话为媒介启蒙大众。章太炎作为一名文字训诂大家，爱用古字，可他在清末居然主编白话报，撰写白话文章。这本身就属于极其革命的行为，必然影响到钱玄同对白话文的态度。清末时期，章太炎虽然极端革命，从事一些白话文实践，但他又极其保守，主张汉字复古。其弟子各趋极端，“守旧派”以黄侃为代表，“开新派”以钱玄同为代表(沈尹默428)。在五四时期，反对白话文最激烈者之一便是黄侃等“守旧派”弟子，他们认为“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作文需模仿古人；白话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文言相对固定，即“言在唇吻，随世迁流；文著于书，其性凝固”(黄廷祖重辑203)。同时五四白话文还遭遇到了其他阻力。如，胡先骕责备白话文“以浅陋文其浅陋”(103)，林纾讽刺“行用土语为文字”(172)。面对批评，钱玄同表明自己对于白话文的主张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借用其师的观点为五四白话文找到相应的学理依据。
(一) “言文一致”观的合法性。五四反对派讽刺白话文“随世而俗”，矛头指向的是“言文合一”主张。这种歧视与质疑一直伴随着五四白话文的成长。据熊梦飞的采访，钱玄同直接将“言文一致”主张上溯至章太炎的学术专著《新方言》：
钱玄同的回忆，一方面于无形中抬高了“言文一致”观的地位，拉近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逆转了章太炎反对白话文的形象，将其拉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章太炎爱用古体字，而其追随者大多处于五四白话文的对立面。一旦将“言文一致”上溯到章太炎“一字千金”之作《新方言》，则有釜底抽薪之效用，可瓦解对立面的核心力量。
钱玄同虽引章太炎的名气为自己辩护，可他本身也受到其师白话观的影响。依据章太炎的观点，诸多文言源自当时的方言口语，而最终言文分离的原因在于俗儒鄙夫不懂文字音韵之学，因为“方言处处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学，咸谓方言有音而无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摄代。亦有声均小变，猝然莫知其何字者，如耳耿之作耳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333)，所以“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源，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291)。为此章太炎编撰《新方言》，解释当今各地方言词在古语中的源头，表明“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自述学术次第”7)，设想出一条通过方言的语音寻根实现“言文一致”的道路。钱玄同熟悉其师的想法，称赞《新方言》“弄明白了许多古义”，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效用(《钱玄同文集》卷六106)。钱玄同作为文字学家，明白章太炎的设想过于高蹈超脱，很难通行，故而他在五四时并未从“语音寻根”的层面进行“言文一致”，但是他也重视方言，主张文学创作有时候“非用方言不能传神”(《钱玄同文集》卷一85)。
钱玄同不仅回溯，而且还借鉴了章太炎的论证策略。“古代言文合一，梁启超、黄遵宪都曾说过这句话，不过梁、黄只是一句空话，至章氏则博搜例证以大畅其旨。”(吴文祺384)换言之，章太炎发挥文字学家的优势，举证了大量的语言实例彰显“言文一致”的合理性，比如：“语言文字出于一本[……]孔之与好，同训为嘉。古音本以旁纽双声相转，故《释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好即借为孔字。古者谓甚曰孔，今者谓甚曰好，好大、好快，若古语则言孔大、孔快矣。《小尔雅》肆训极，《说文》肆训极陈。《大雅》：‘其风肆好’，肆好者，极好也。今辽东谓极备曰有得肆，苏州谓极热曰热得肆，训肆为极，是与古同。”(《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354—55)上例表明古书中的雅言只是当时的口语而已，这实际上提升了白话的历史地位。章太炎从文字学上验证了“言文一致”的合法性，但由于其表述过于古奥晦涩，因此难以被一般读者理解。
钱玄同是章氏文字学方面的继承者之一，他采用直白通俗的语言将其师的想法进一步展开，并佐以文字实例论证： (例一)“《诗经》训大之‘骏’，《武成》《管子》训速之‘骏’，似不当以‘拙劣不通’讥之，因为经子中常用此字，后世往往变了，别用彼字，于是觉得此字古奥难解。”(《钱玄同文集》卷一60)(例二)《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而《尧典》中的“都”“俞”“吁”等字与现今白话中的“阿呀”“嗄”等字同；而“《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88)。(例三)“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而司马迁作《史记》，虽采用《尚书》，也要改去原来的古语，以符合汉代通用的文章，像将“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嚣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等，“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做到文言，仍旧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若是过于古奥的，还是不能直用”(88)。
经过一番举证，钱玄同既从文字学上确认了“什么时代的人，便用什么时代的话”的正确性；又将孔学经典《诗经》《盘庚》《大诰》等书中的语言视为当时的白话，标示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子、司马迁等在著述时采用了“今语”，增强了“言文一致”观的历史合理性。这里的举例范围与论述逻辑皆来自其师。文学史家吴文祺较早注意到钱玄同的学术来源，强调钱玄同在五四所作的《尝试集序》等文中所提出的“言文一致”观“发挥章氏之说”(吴文祺400)。有学者认为章太炎清末宣传白话文的目的是“借此辅翼‘排满革命’，使运动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在全国各地、各阶层成功推行”(陈学然193)。虽然章太炎并非主观上喜爱白话文，但他却为白话确立了文字学上的阐释框架。钱玄同借此框架，使“言文一致”理念具有了学理上的说服力。
(二) 白话文“用字繁”的优势。在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凝练性备受质疑，反对者多指责“白话用字繁，不及古文之简”。钱玄同又发挥文字学家的专业长处，反驳道，“简的文章，不但意思笼统，粗疏，含糊；即揆之文理，亦多有不通的地方”，并以《尚书》为例论述道：“中国现在存留的最古的文章，不是《尚书》吗？就第一篇《尧典》而论，从‘曰若稽古帝尧’到‘黎民于变时雍’一段，是后代作史的人追记尧的名字和他的什么‘圣德神圣’，所以说‘曰若稽古’。‘乃命羲和’以下，是叙尧改的政治了。‘命’竟没有主格，照文义看来，倒好像和上文一气相承。这种晦涩欠通的文笔，到了左丘明就改良了，到司马迁就更没有的了。但是《左传》比《尚书》繁，《史记》比《左传》又繁。《左传》因为嫌《尚书》的‘粗疏’，他要做的‘精密’一点，因此就繁了。《史记》对于《左传》也是这样。”(《钱玄同文集》卷一156—57)
钱玄同以《尚书》为切入口，从文字学的角度表明语言越进化，文章则越“繁”。有意味的是，他将此种说法追溯于章太炎：
记得前几年，吾师章太炎先生说：“《尚书》中《甘誓》一篇，文理实在有些欠通；第一句‘大战于甘’，竟不知谁和谁战；第二句‘乃召六卿’，也不知是谁召的；第三句‘王曰’，才算出了一个主格；直到第六句‘有扈氏威侮五行’，才知道是一个什么‘王’和一个什么‘有扈氏’打仗。但终不知道这‘王’是谁，所以闹到《禹氏》、《启誓》争不明白。”我想太炎师这话，说的真不错。[……]不要瞎恭维《尚书》。——恭维《尚书》却也可以；但只可说，四千年以前的野蛮人居然已经会做这样成片段的文章，总算他聪明，总算难为他。如其说，那是古圣先儒的妙文，百世之下应该景仰效法，那便叫做胡说八道。(《钱玄同文集》卷一157)
章太炎对《尚书》语言含混、欠通顺的批评，表明文言用字的“简”并非文字成熟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意思笼统、模糊的体现，所以不可一味地用字的“简”与“繁”来判断语言的高下优劣。钱玄同将此观点加以绝对化，并极端地强调，用字“简”是表达不成熟的表现，而用字“繁”是语言“精当”“文明”“进化”的展示，即：“愈分晰、愈精密、愈朗畅的文章，字数一定是愈多的。因为要他分晰，要他精密，要他朗畅，则介词连词之类应该有的，一个也缺少不得；名词动词之类，复音的比单音的要明显，——譬如一个‘道’字，则容易误解。若用复音语，曰‘道路’，曰‘道理’，则一望便明白了。”(《钱玄同文集》卷一158)
同时，章太炎选择文言经典《尚书》为切入口，从文字训诂学上考量语言“繁简”的策略也启发了钱玄同。钱玄同多次站在文字训诂学的角度，从传统文言经典入手，找出多处文言文“简”的弊病： (例一)“清朝末年，有一个小学堂的教习国文，遇到一句文章，叫做‘若汝狗，白而往，黑而归，汝能无异乎？’这位教习把‘若汝狗’三字解释作‘譬如你是一只狗’，因此新闻纸上传为笑谈。我想，这位教习固然欠通，可是编教科书的人的文章也太求简古了。如作‘若汝之狗’，或作‘若汝所豢之狗’，则学生容易领会，教习就是不通，也不至于误解了。”(160)(例二)“一句诗，叫做‘天刮吃陈团’，意谓‘等到天亮了，外面的鞭爆声刮拉刮拉响的时候，我们去吃陈家的汤团。’这样的意思，用五个字来包括，真要算‘简’到极处了。耐人寻思吗？别有趣味吗？就算耐人寻思，就算别有趣味，还不是耐一班摇头晃脑的斗方名士寻思，别有刁钻古怪的趣味？”(160—61)通过以上二例，钱玄同反证出白话文“用语繁”的优势，阐明： 白话文“张口见喉咙，一切说尽，毫无含蓄”，没有“什么特别的架子”，而“简”的文言看似有“耐人寻思”之趣味，却表达不精确，时常闹“笑话”(160)。
不仅反证，钱玄同还从文学经济上正面考证了“用语繁”的合理性。当时有人担心，白话文中的名词、动词大多是复音词，在具体表达时还需加入介词、连词等，故其字数就比文言文多出很多，故“一般人觉得只要写三百字就完事的，现在要写到五百个字才算完事，于是就说：‘这是不经济。’”但钱玄同指出，从“看的人”看，“假定一分钟看二十个字，看那古文，因为文章笼统、粗疏、含糊，所以三百个字，十五分钟就已看完，可是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或者还要费上两三个十五分钟也未可知。若看白话的文章，因为文章分晰、精密、朗畅，所以五百个字虽然要看到二十五分钟，可是看完了，意思也明白了，用不着再瞎费仔细推求的工夫”；从“写的人”看，“虽然多写二百个字，好像多费一点时间，但是写的人的意思，老老实实照着说话写了，不必去用什么‘推敲’的工夫，比那少写二百个字的反可以少耗时间，所以实际上反是经济的”(158—59)。
(三) 朴学的辩论方式。章太炎是朴学大师，讲究考证，常以用字之误来抓住人之痛处，这一点也被钱玄同延续。五四反对者多指责白话文用字用语的“荒谬”，钱玄同作为有朴学功底、以考据功夫立身的章门弟子，反其道而行之，考证出传统文学在“用字”“用词”方面的漏洞，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譬如，他考证出《史记》对“而”字的误用，说道：“《史记·殷本纪》的《赞》末了一句，叫做‘孔子以殷辂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车叫做辂，是一件事；孔子以辂车为善，又是一件事；殷朝色尚白，又是一件事；三件事绝不相干，忽然用一个‘而’字，把他连成一句，这真是不通到极点了。恐怕现在略通文理的高小学生，都不至于闹这种笑话罢。”(158)再如，他认为“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皆古人不通之句也”(7)。钱玄同的这些考证，为陈独秀等人宣扬的反传统文学理念提供了证据，避免其沦为口号性的呐喊。
钱玄同多次以朴学考证的方式回击对手，是借助了五四前后章太炎的文字训诂学盛行于世的时机。1903年至1913年，桐城派学人占据北大等校的文科系所，主张经世致用。1911年后，章太炎弟子大举入京，二派之间的斗争由此开始。随着姚永概、林纾等在北大等校的离职，桐城派势力衰微，而章太炎的文字训诂学逐渐居于主流。钱玄同与刘半农1918年在《新青年》上所扮演的“双簧信”就抓住了这一时机，他们死死地揪住林纾在1917年2月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当废》中“方姚卒不之踣”的错误，因为“‘踣’为自动词，前面不当有止词‘之’；可以说‘方姚卒不踣’，亦可以说‘方姚卒不因之而踣’，但不可说‘方姚卒不之踣’”(程巍，“为林琴南一辩”39)。当时文字训诂学的声势如日中天，林纾的“一字之错”致使其“满盘皆输”。
不仅钱玄同如此，鲁迅等章门弟子也爱以“用字错误”来抓人之痛处。比如学衡派吴宓、胡先骕等人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程巍，“学衡杂志简章”1)，抨击新文化的偏执与激进。鲁迅则针对学衡派等人所自傲的古学，从文字训诂学的角度考证出吴宓等人用字的错误，也产生“一字不慎，满盘皆输”的效用。按鲁迅的话讲：“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鲁迅，《鲁迅全集》卷一379)
总之，五四批评者多质疑新文化学人开出的“药方”是猛剂，在学理上是空洞肤浅的。而钱玄同对章太炎资源的借用、转化，则从文字学上暗示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自己的理论源泉，并非冲动、盲从之举，从而支持了五四白话文学理念。
三、 文学语言观的区别
曹聚仁回忆，“章太炎弟子之中，对于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与影响，周氏兄弟和钱玄同是同样重要的”(188)。钱玄同虽没有如周氏兄弟一样进行文学创作，但他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资源的引入，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具体的着力点与历史理据。但他的文学语言观并非囿于其师的见解，二者有如下三大不同：(一) 文学的核心是否为“小学”问题。章太炎是以小学家的身份在谈论文学，强调小学是通文学的根本方式，提出：“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章太炎全集·演讲集》9—10)章太炎的逻辑很明确，要恢复唐代之前的文学盛况，需“文学复古”，而这依赖的是“提倡小学”。这种以文字训诂为文学创作基础的观念，自然会排斥、反对欠缺小学根基而擅长文辞的桐城派、文选派。诸多章门弟子延续师教，譬如黄侃将训诂奉为一切学问之根柢，主张“文章之事，不可空言”(黄季刚1)，并以小学的思路来理解《文心雕龙》。
钱玄同虽然小学的功夫深湛，也引用、转化了章太炎批判桐城派、文选派的观点，但他并未延续其师以文字训诂为核心的文学观。他明白： 以文字训诂来考量、要求文学，虽可让文章不浮夸、不雕琢，避免桐城派、文选派的堆砌、空疏之风，但这对作家的小学功夫要求太高，如果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需要进行训诂、考证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艰涩古奥的文风，反而拘囿了文学的情感与思想，也拉开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钱玄同在五四时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是希望让文学变得平易通俗，以唤醒大众，实现启蒙。从这一方面来思考，那么钱玄同只是转化了其师的文学观与五四新文学相契合的观点与内容。譬如，本文在第一部分的雅俗观论述中，就强调钱玄同放弃立于文字训诂的“雅”，只转化了其师“便俗致用”中“以用今语为雅”的观点。同时，在钱玄同看来，文学的核心应是感情，其目的在于感物道情、吟咏性情。而章太炎以小学为核心的文学观则与之相反，秉持“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章太炎全集·演讲集》39)，故而二人的文学观在本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二) “言文合一”是否有“危害”。章太炎虽提出用方言的语音寻根实现“言文一致”之设想，可他担心“言文合一”会导致相应的危害：“以语代文，便将废绝诵读；若以文代语，又令丧失故言”(《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216)。这里是以语音的差异来反思“言文一致”，因为白话文(今语)与口语之间存有差异，口语有语音的区别，如果让白话文(今语)成为书面语的话，则会淹灭这种区别。在“言文一致”观较为盛行的1922年，章太炎虽仍坚持“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③可是也用具体的例子解释了自己的忧虑：
现在的白话文只是使人易解，能曲传真相却也未必。“语录”皆白话体，原始自佛家，宋代名儒如二程、朱、陆亦皆有语录，但二程为河南人，朱子福建人，陆象山江西人，如果各传真相，应记各异，何以语录皆同一体例的呢?我尝说，假如李石曾、蔡孑民、吴稚晖三先生会谈，而令人笔录，则李讲官话，蔡讲绍兴话，吴讲无锡话，便应大不相同，但记成白话文却又一样。所以说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国学概论》22)
章太炎用方言语音的差别来呈现“言文合一”会面临的困境。钱玄同虽遵循其师以“声音”为中心的语言变革思路，但他并未选择以“语音寻根”的方式实现“言文合一”，而是以进化论的纬度来分析“言”与“文”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以及“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譬如“那‘父’‘母’两个字，音变为Pa、ma，就别造‘爸’、‘妈’两个字；‘矣’字音变为li，就别造‘哩’字；夫(读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变为bo，就别造“啵”字，再变为ba，就再借用“罢”字(夫的古音本读buo)”(《钱玄同文集》卷一85—86)。故而，按照正常的语言进化规律，“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但“二千年来”，这却被“最喜欢摆架子”的“独夫民贼”与卖弄义法词藻的“文妖”弄坏了，使言文分离(86—87)。因此，五四新文学的重任就是要恢复“言文一致”的历史进化之正道。
针对章太炎的担心，钱玄同也从语言学上进行了思考，他设想出制定“标准国语”来予以解决。为此，钱玄同多次在《新青年》上进行讨论。譬如他在1917年8月1日致信陈独秀，反对只用一种特有方言作为国语，而是希望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并认为“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致信陈独秀”12)。陈独秀赞同钱玄同的做法，认为只有这样才可“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真正实现“文言一致”的地步(“致信钱玄同”13)。同时，在五四及之后，钱玄同从语言文字家的角度出发，视注音字母、罗马字母为统一国音的利器，多次向教育部国语筹备会提交《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等提案，倡导制定标准的国音与国语字典，希望通过政府制度的力量来完成“言文一致”。
(三) 白话能否脱离文言。章太炎虽从学理上为白话争得了一席之地，可仍强调“白话”不能离开“文言”，文章也不能尽是白话。在白话文业已普遍的1935年，他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中重提文言与白话不可截然分离：
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断，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虎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勇士”、“贤人”有别。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有荐马端临之状曰：“寻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抄白》)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章太炎全集·演讲集》561)
在章太炎看来，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历代的白话皆有文言融入其中，如果脱离文言，白话则会变得含糊、空疏、散漫。钱玄同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文言只是历史的旧物，是“僵死的语言”，已不符合现代社会，否则会闹出“叫人人嘴可以生今人的，手一定要生数千年的僵尸的”的笑话(《钱玄同文集》卷一265)。他强调“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 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90)，这确立了“白话=‘活的语言’，文言=‘死的语言’”的逻辑。在此逻辑下，钱玄同的“不用典”论比其师更苛刻。章太炎虽排斥雕琢浮词，可并不杜绝用典。钱玄同则有“斩草除根”之意，认为新文学的基础要稳固，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90)文言典故，甚至指责胡适在文章中所用的“自相矛盾”“退避三舍”等典(30)。
同时，钱玄同也否定了章太炎所强调的白话对文言的依赖，认为白话、文言皆有自己的语言发展脉络，二者相互独立，边界清楚。为此，他整理了白话文从古绵延至今的演进规律，即： 从《三百篇》到宋以前的白话诗词散文，又到元朝的北曲、南曲等白话戏剧，再到明朝的《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伟大的白话小说”，继续到清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小说，如今到胡适之、鲁迅等创造的“许多新的白话文学的作品”(《钱玄同文集》卷二71)。钱玄同通过史学上的梳理，表明白话文是一线相承，从未断绝的，而五四白话文正是中国白话文时机成熟之体现。这被胡适所借鉴，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诗经》《水浒传》《西游记》等视为中国白话文学的经典，表明白话文具备绝对的独立性，它拥有成熟的语言发展历史，并独立于文言的演变线路之外。
综上可知，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是以小学为核心，视文言为主体，而钱玄同尊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并从进化论的角度，主张废除文言，强调白话文的绝对正确性与独立性，故而二人的文学语言观存有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无法抹灭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如果未借助章太炎的声望与理论资源，钱玄同不可能在文学革命中有“振臂一呼”的影响。而其他五四主将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譬如，胡适从章太炎“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51)引出“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胡适文集》卷三206)，为自己的白话工具论提供了历史参照。鲁迅、周作人不仅将章太炎喜爱的“魏晋文风”融入新文学建设中，还从其师“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章太炎全集·演讲集》32)的观点中，形成了破除各类文章严格限制的文体意识。由此可见，章太炎虽不是文学家，但他的文学语言观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勘探的话题。
注释[Notes]
① 章太炎开办的国学讲习会大班课程，始于1908年4月4日，第一次授课地点是在清风亭，以后集中于大成中学。而小班课程，始于1908年7月11日，授课地点在《民报》社。依据《钱玄同日记》，钱玄同参加了国学讲习会的大班与小班课程。
② 章太炎在《教育今语杂志》，以独角为笔名共发表7篇文章。关于这些白话文，曾有一场归属权的争论。通过汤志钧、谢撄宁、刘思源与陈平原等学者的考证，这场争论尘埃落定，表明署名为独角的文章乃为章太炎所作。
③ 1922年4月16日，上海《申报》刊载一则“章太炎讲学第三日记“，记录了章太炎对白话文与白话诗的相应观点。文中关于“章太炎讲学第三日记”的内容，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 《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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