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燕

　　宋代是汉唐乐府的自觉接受与理论总结期，不唯乐府学之核心典籍《乐府诗集》成书于此，宋人编纂前代或本朝文人别集时，往往于古今体诗之外独辟“乐府”卷，以别于当时同称乐府的词曲。文同《丹渊集》有“乐府杂咏”一卷，本居全集十八卷诗歌之末。庆元年间，家诚之重刊此集将其卷目移前，以“乐府杂咏”置于“骚赋”后、古今体诗之前，这个现象引起笔者关注。此卷“乐府杂咏”究竟有何特殊？家诚之改变其卷次动机何在？本文拟就该卷作品入手，结合其他宋集“乐府”卷，进而对宋人的乐府观念加以思考。

一、 “乐府杂咏”： 文同旧题乐府之结集

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中期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宋史》卷四四三有传，有《丹渊集》存世。苏轼赞其诗、骚、书、画为四绝，“诗”居第一。其乐府诗在当时颇有特色，佳句为东坡所赏，复得南宋学者洪迈关注。《容斋四笔》“文与可乐府”条载：

　　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惟东坡公称其诗骚，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见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盖其遗文也。于乐府杂咏，有《秦王卷衣篇》曰[……]其语意罙入骚人阃域。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令人读之，缥缥然感慨无已也！(洪迈593)

　　虽得苏、洪两公嘉赏，然《丹渊集》“乐府杂咏”至今未被学界充分认识。“乐府杂咏”共录作品三十四篇，体式不拘古近，或齐或散，诗题全部采用汉魏六朝乐府题名。事实上，“乐府杂咏”正为文同所作旧题乐府诗的结集。旧题乐府之作，在唐代已经形成多种类型。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言就有“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虽用古题，全无古义”以及“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诸种(元稹255)。文同旧题乐府究竟有何特色？

　　首先，该卷取“杂咏”为名，即其最显著之特点。汉魏六朝乐府之古辞、本事以及催生乐府曲调的历史情境，都是作者直接赋咏的对象。如《西门行》写“芳辰宜嬉游”(文同56)，当及时行乐；《乌生八九子》写南山之乌，“高枝踏未稳，身已随潜弦”(文同57)；《苦寒行》哀叹“上太行兮高盘盘[……]嗟道途兮胡艰难”(文同57)，莫不与汉魏乐歌题旨相合。甚至汉魏乐府古辞的内容，也直接成为文同拟赋新篇的主题、情节。如《东门行》曰：

　　士有失所偶，难甘蓬荜微。拔剑出东门，感愤不愿归。贤哉彼嘉匹，逐逐牵其衣。愿同此饘粥，节义安得违。况今谓清世，不可复为非。(文同56)

　　据《乐府诗集》卷三十七载，汉乐府《东门行》写一男子因贫困所迫陷入生活绝境，不惜铤而走险。其妻哭泣哀求，男子终挥衣而去。汉乐府主要通过语言、动作刻画人物，情节激烈，场面突出。文同《东门行》一变古辞杂言叙事之风，创为五言古体，且直接赋咏古辞内容。又因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淡化了作为表演剧本时的矛盾冲突。思及前凉张骏《东门行》写春游伤时之叹，刘宋鲍照《东门行》写行子远别之悲。唐柳宗元《古东门行》用铺叙之笔，借古讽今，嘲讽时政。凡此主题虽不尽一致，都以《东门行》古乐府之题抒写个人胸臆。而文同《东门行》，既非赋题，也不拟篇，而是对乐府古辞所涉人物、事件的直接咏颂。这种咏颂式的乐府写作，其实是以乐府古辞作为题材，类似咏物诗、咏史诗的写法。此卷作品以“杂咏”为名，正是其显著特色。

　　本事是构成乐府诗体最为明显的要素，不少乐府古辞本就依托历史传说、民间故事流传。文同作品中，对古乐府本事的内容情节也有着力发掘、敷衍成篇的现象。如《钓竿》古辞不传，《古今注》载其曲调来源：“《钓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侧作《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之诗，今传为古曲。”(崔豹85)可惜伯常子妻所歌内容，以及司马相如《钓竿诗》均未流传下来。现存最早《钓竿》诗出自曹丕，代女性言情，人物、故事均不详。文同《钓竿》诗则曰：“霜刀裁绿筠，桂饵挂轻缗。敛迹天地间，侧身江海滨。悠悠宝帐夜，寂寂烟波春。何时投竿归，再与君子亲。”(文同57)诗人以五律之体重新赋咏汉乐府本事，前半写良人隐迹江边，后半写妇人闺中遥盼。相较于曹丕《钓竿》诗，文同所作在内容、结构上更加完整。同卷《水仙操》《刘生》也都直接赋咏相应本事而成。

　　若古辞不存，本事无载，文同亦能结合乐府曲调的生成背景，就题面文义重新组织篇章。如《殿前生桂树》始为汉《鼙舞歌》五曲之一。桂树质地坚硬，枝叶经冬不凋，古今仙传故事常取为素材，寓意生命永恒。汉宫植此树当取其祥瑞，隐喻美好。如汉《安世房中歌》之《桂华》曲以“都荔遂芳，窅窊桂华”(班固1049)开篇，歌颂大汉孝仪。汉乐府《殿前生桂树》歌辞不传，魏明帝、傅玄所传新曲皆言君臣遇合之事，与“殿前生桂树”题面义相去愈远，唯曹植作《灵芝篇》以代汉曲，铺写古代孝贤故事，抒发蓼莪之悲，篇末歌颂德义。再来看文同《殿前生桂树》：“童童彼芳桂，蔼蔼生广内。灵根浃和液，柯叶冬不改。日月最临照，雨露偏汪濊。愿保刚劲质，与君同万岁。”(文同56)以芳桂开篇，颂其坚贞，篇末祝颂。作者虽用齐梁文人开创的赋题之法构思立意，反而是最合汉乐府原意的拟旧题乐府诗。

　　其次，文同部分乐府诗刻意效古，有语句趋散、以文为诗的倾向。如《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吊影度晨夕。中门一步地，未省有行迹。闺闱足仪检，常恐犯绳尺。欲寄锦字书，知谁者云的。”(文同56)全篇散句，押仄韵，用语不避俗白。此乐府题名本自汉末徐干《室思诗》，乐府系统内现存最早为刘宋孝武帝所作。南朝及唐人同题拟作均抒写闺中怨情，语词温婉，缠绵悱恻。文同能一反旧习，以俚质之语行文，实为新变。又如《王昭君》其一：“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文同59)《野田黄雀行》：“贤愚贵贱各有命，此理悟者真贤哉。”(文同57)文同《武溪深》前八句实据古歌铺叙开来：“峤南之武溪，其深不能测。潭潭滀瘴疠，水色重如墨。昏然潦雾作，上下毒气塞。仰视高飞鸢，跕跕堕两翼。”(文同59)以文为诗，往往可见通俗大胆语。如《侠客行》：“堂堂吐高论，牙齿若嚼铁。”(文同57)《骢马》：“鬐鬣拥如云，西人号乞银。更逢桓御史，特地起精神。”(文同60)“乞银”是古蒙语中对骢马的称呼。“特地”，特别、格外也。桓御史是桓典，汉灵帝朝拜侍御史，行事刚直，常乘骢马，人呼为“骢马御史”。有些散句近乎解题之词，如《刘生》首句：“历古推任侠，彼刘生者何。”(文同60)《走马引》则全以韵语形式复述《古今注》的本事记载。如此突出地将散句、俗语运用到旧题乐府创作，应是基于诗人刻意复古、以俗为古的思想。文同《寄员文饶屯田》诗称赞员文饶“能为乐府胜张籍”(文同106)。可知他本人对于张籍的乐府歌行也是倾心所向。中唐乐府诗人张王一派，执“因俗至古”之理念，驳正风华流美、声韵和谐的近体乐府，以期达到复兴汉魏乐府观览风俗的目的。晚唐五代及宋初文人多借用散文句、俗语词写作古体诗，通过文风复古标举个性。联系文同古体诗创作，整体上有“借俗为古”倾向，而于此卷旧题乐府尤为明显。

　　再次，文同亦能广泛师法汉魏以来文人同题拟作，“乐府杂咏”中不乏语词妍丽、构思精巧的作品。《秦王卷衣》系文同乐府诗代表作，辞曰：

　　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矜蟠拿。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赊。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文同56)

　　开篇连续十句描绘秦王宫殿，朝霞明媚，春光旖旎。后六句由“春风动珠箔”至“轻冰扼红牙”集中写美人姿貌。此美轮美奂之人系何人也？令人神往。直至“却扇”二字，方知其为新婚嫁娘。新娘移开遮面的纨扇，绝世美貌令庭下花朵羞落。在君王讶然瞩目之下，新人娇羞地低头拂弄指环。前言苏轼所推赏的，正是这一段细腻传神的描写。苏轼《仇池笔记》载有一则逸闻，曰：“余昔对欧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耳。’”(苏轼192)此句自然天成，无甚修辞。即使世间早有流传，被文同巧拾入诗，然已化入己篇，浑然不辨。关于此曲来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曰：“言咸阳春景及宫阙之美，秦王卷衣以赠所欢也。”(吴兢53)文同此诗主题基本沿袭前人，胜在语言精致，刻绘有力。结构、视角亦堪称巧妙，先由外及内，后由上至下，再由宫殿至美人，井然有序。

　　简言之，文同重视乐府之古辞、本事，着力发掘古乐府曲调、题名的生成背景。写作艺术上有刻意效古、以俗为古倾向，优秀之作可见巧心经营。若以元稹归纳的四类古题乐府写作模式看，文同“乐府杂咏”基本属于“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一类，唯在语言、体式方面时有创变之思。

二、 《丹渊集》卷次之变与宋人乐府观

入宋以后，不仅词乐盛兴，唐人所创之新题歌行也因具感讽精神日渐受到重视，旧题乐府整体上未受青睐。北宋文人所作旧题乐府多呈零星之态，一般难以独自成卷。如文彦博《乐府十首》，在《文潞公集》中编入“古律诗”。如此看来，文同“乐府杂咏”之单独编纂，本身就是一种乐府观念的表达。那么，“乐府杂咏”是文同生前自编，还是身后由他人所辑？此点颇有考察之必要。

　　文同生前曾对个人阶段性写作有所编录，文鷟整理刊刻《丹渊集》采用“各以所居为别”的体例，即以文同旧稿为基础。宋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逝于知任湖州途中。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五日，归葬梓州。是时，文同友人、时任资政殿学士的范百禄据其家人所供文同生前行状作墓志铭，言其“平生所为文五十卷”(文同9)。未言刊刻，或仅为稿本。宋徽宗崇宁、宣和年间，迫于党祸情势，文同曾孙文鷟重新整理文同集，去其犯时讳者，编为家集四十卷。据傅平骧、胡问涛推测，文鷟的整理本当时“应已刊行于世”(傅平骧胡问涛54)。庆元年间，家诚之重编《丹渊集》所依据的，就是文鷟所编四十卷本的家集本。据家诚之《丹渊集目录题后》记载：“按先生曾孙鷟所编家集诗分为十八卷，各以所居为别。东谷古今诗三卷，南豳古今诗二卷，临卭、广汉古今诗各一卷，陵阳古今诗三卷，汉中古今诗二卷，梁洋古今诗三卷，西冈古今诗一卷，画厨、乐府杂咏各一卷。”(文同49)观其所标各部分卷目，除画厨、乐府杂咏两卷外，其余卷目皆以文同生平所历之地为名，卷内所辑乃作者生平阶段性的作品结集。虽然有些作品涉及的时地名物，似乎并不能被卷题涵盖，“虽或出于寄题，或赋于沿檄，盖未可知”(49)。但写作时间相对集中。用这种“各以所居为别”的体例编纂文集，必须十分了解作品写作时地。以集内“东谷诗”为例。东谷，是文同先人别业。诗人入仕前，曾在此隐居读书。家集“东谷诗”内有《晓入东谷》《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东谷茅斋》《东谷独往》等诗。在诗人内心深处，东谷已然成为心灵栖息之地。而“南豳诗”中又有《东谷偶成》，为诗人仕于南豳之东谷而作。诗曰：“府事幸稀简，常为东谷游。旧山兹髣髴，佳景毎迟留。断续溪云起，纵横野水流。拂衣知未得，聊此慰乡愁。”(文同91)此东谷，非彼东谷明矣。若不清楚具体写作时地，仅从题目看，怕是要编入“东谷诗”卷内了。又“梁洋诗”中有《将赴洋州书东谷旧隐》，首曰：“晚客无一来，独歩入东谷。”(文同139)知其确为文同在故里至东谷所作。旧集编入“梁洋诗”，而不入“东谷诗”。如此精准的具有系年性质的诗文小集，非文同本人莫能为也。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认为文同生前曾对自己的五十卷诗文有过编集，家集本《丹渊集》“以所居为别”的体例出作者本人手。文鷟整理时，主要对集中犯时讳者作了删改，编次体例当因袭旧稿。

　　如前所述，文同在旧题乐府写作方面有其个人思考，“乐府杂咏”正是诗人对汉魏六朝古乐府进行学习与探索的结果。这些旧题乐府，未散入其他卷目，而是独立编纂。不仅因为其数量较成规模，实与诗人视其为专门学问有关。家集本各卷以所居为名，东谷为“先生里居也”，临邛为“先生官居也”，西冈为“先生京师僦居之地”，余者“南豳”“广汉”“陵阳”“汉中”“梁洋”等，皆为仕宦旅居之地。而处于诗类之末的“画厨诗”(又题“画厨杂咏”，皆为题画诗)、“乐府杂咏”显得较为另类。“乐府杂咏”有意不录诗人新题歌行。“旧集东谷诗”内有《贵侯行》《朱樱歌》《拾羽曲》《沙堤行》《五原行》《正女吟》《织妇怨》等，皆为感怀兴讽的“歌行体”，深受唐人即事名篇、讽喻时事的新题歌行影响。这些新题歌行未入“乐府杂咏”卷，进一步表明，“乐府杂咏”确为诗人探索古乐府诗学的成果结撰。正如李白潜心研治“古乐府之学”。这种以汉魏六朝乐府为“古”，以别于隋唐新题歌行的观念，从宋初编《文苑英华》，以及北宋后期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皆能得到佐证。《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自“郊庙歌辞”至“杂曲歌辞”所录皆为创调于隋唐以前的乐府曲调。隋唐时期产生的新“杂曲”，则编入“近代曲辞”“新乐府辞”中。“新乐府辞”亦为“唐世新歌”，故一些唐人新题歌行、未尝披于声的“新乐府”皆属之焉。如此分类，都是因宋人看到唐人所创新题歌行，与唐前乐府之发展，从辞乐关系、意义功能上都发生了明显变革。换言之，在宋人的乐府诗学观念中，汉魏六朝旧题乐府，与唐人新题乐府歌行，存在明确界阈之分。

　　文同对于古乐府的重视，可能与他明悉礼乐、任职太常有关。文同于嘉祐三年(1058年)，由静难军节度判官改任太常丞。第二年，召试馆职，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其在《转官启》中说：“历代之典，最重者太常之司。”(文同227)后又迁太常博士，熙宁三年知太常礼院兼编修。虽然北宋前期太常博士多无职事，但太常礼院却为重要司礼机构，史载“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徐松3369)。文同知太常礼院，编修礼乐司法之典，或也促使他对古乐府的意义功能有所思考。对于所拟赋的汉魏古乐府，诗人也有优选宫廷乐章歌辞的意识。如《野田黄雀行》本属清商三调之瑟调曲，曹植有以“高树多悲风”为首一篇，有以“置酒高殿上”为首一篇。后一篇歌辞为晋乐府演奏，“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乐极而悲，嗟盛时不再；终归于知命而不复忧焉”(吴兢31)。另一篇“高树多悲风”未见入乐证明。文同《野田黄雀行》以殿堂盛宴起笔，以“试看庭前好花谢”为转，篇末同样感叹“贤愚贵贱各有命”。他所模仿的正是晋乐府所演奏的曹植《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篇。

　　家诚之重刊《丹渊集》不取家集本旧例，将词赋辑出使居卷首，以“乐府杂咏”置于“骚赋”后、古今体诗之前。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家诚之为蜀地邛州守，因文同曾三仕于邛，故欲为文同立祠以纪。特取四十卷本“家集”重加厘正，刊刻以传，即世所谓庆元刻本者。家诚之庆元本，是为后世各类《丹渊集》的祖本。家集本《丹渊集》“以所居为别”，带有一定编年性质，能够“谱其平生出处大概”。但弊端也很明显，家诚之认为：“《超然台赋》，《莲》、《松》等赋，杂出于诗中。乐府独殿于诗后。挽诗既别之以门，复附之于诗，编次可谓不伦矣。”(文同49)有鉴于此，家诚之为之重加厘正。“诗之次序则从其旧，惟取其词赋列于首篇。以见先生用意于古学。乐府次之，古今诗又次之，他文又次之，仍分为四十卷。”(49)卷目上的最大变动即将词赋从诗中挑出，居全集之首；将本居诗卷之末的“乐府杂咏”移前，使居词赋后、古今体诗之前。家诚之对家集本中“乐府独殿于诗后”的编次相当不解，在他看来，“乐府”之体，尤其是“旧题乐府”，与一般文人徒诗体具有明显不同。家诚之将文同原集内散在各卷的词赋特意挑出，置于卷首，“以见先生用意于古学”。而作为旧题乐府结集的“乐府杂咏”卷，家诚之特意调整，使其紧承词赋之后，当同样出于推举文同“用意于古学”之心。换言之，作为后学知音，文同探索古乐府诗学、编撰“乐府杂咏”的用意，家诚之确实体会到了。

三、 宋人别集所见乐府观念的多元化及动态之变

除《丹渊集》“乐府杂咏”外，宋人自编“乐府”卷者，尚有曹勋《松隐文集》“古乐府”六卷、周紫芝《太仓稊米集》“乐府”两卷。结合这些“乐府”卷目，笔者对宋人乐府观念有一些初步看法。不揣浅陋，略加申述，求教于方家。

　　首先，宋代文人的乐府观念是多元共存的，因创作动机与目的之不同，形成或宽泛或严格的乐府诗体观。乐府体之宽泛标准，可依据题名、本事、体式、风格等外在特征。严格之标准，涉及抒情艺术、写作手法等作者的内在思维。乐府诗原本具有歌辞属性，后人拟作往往因袭这一传统，在题名、本事、体式、风格等方面形成一定历史延续性，构成乐府诗体的核心要素。卢照邻《乐府杂诗序》所述“《落梅》《芳树》，共体千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卢照邻339)，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说“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即其意也。若诗人写作意识中，并未采用甚至自觉离弃这一固有传统，那么，即使所用题目与乐府诗题相同、相类，也不宜认定为乐府诗。文同“乐府杂咏”卷之外，也有诗题近似乐府者，如“东谷诗”中《采桑》，“画厨诗”中《折杨柳》。仅看诗题，多半会视为拟乐府旧题。然细观其谋篇布局、含情写意，始觉与乐府《采桑》有别。南朝乐府《采桑》出自汉乐府《陌上桑》(一曰《艳歌罗敷行》)。自鲍照以来至唐末五代诗人之《采桑》，皆言女子采桑，抒写伤春之情。文同“东谷诗”内之《采桑》辞曰：

　　溪桥接桑畦，钩笼晓群过。今朝去何早，向晩蚕恐卧。家家五十日，谁敢一日堕。未言给私用，日以应官课。(文同64)

　　此诗写百姓采桑“应官课”，反映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具有强烈现实性。其内容、笔法都与乐府系统内《采桑》明显不同。再如曹勋《松隐文集》“古诗”卷内之《入塞》《出塞》组诗：

　　《入塞》： 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

　　《出塞》： 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曹勋501)

　　诗前有序：“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知为诗人出使北地的纪实之作，所言“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皆据当时实事而发。与“古乐府”卷内《出塞曲》言“汉家天子耀神武，不知战士常辛苦”(曹勋488)，《塞下曲》“汉家骠骑拥旌旗”“可能卫霍年年出”(488)等援引典事、借古喻今之笔法，形成两种不同叙事风格。“古乐府”卷《出塞曲》《入塞曲》，情景意象因袭乐府传统，有“秋草黄云”“胡笳四起”“角声呜咽”“陇山”“胡尘”等，具有泛化抒情色彩。而古诗《入塞》首句“妾在靖康初”点明此为靖康年间实事，“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是说被迫羁留淮北、在异族手里讨生活的百姓，还不如使者马车上的油瓶，可随南使一同归去。古诗《入塞》《出塞》俱用第一人称自述，直抒胸臆，不引典事。若依郭茂倩《乐府诗集》同题必收原则，上述文同“东谷诗”内《采桑》、“画厨诗”内《折杨柳》，曹勋“古诗”《入塞》《出塞》很可能会被视为拟古乐府。但《丹渊集》《松隐文集》皆不以其入“乐府”卷，反映出宋人在乐府文体观念上较为严格。个人以为，这一观念相对于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宽泛收录标准，更具备文体学上的意义。

　　其次，两宋时期，宋人一面取法、传承汉魏六朝乐府古学，包括整理、编纂乐府诗集，撰写题解目录、乐仪乐典，以及用心于旧题乐府写作；同时，唐人所创之新题歌行、古谣杂歌，在北宋中期以后渐与古乐府合流，进入乐府界阈。宋初文人乐府观念比较保守，除与新兴词曲相对外，“乐府”类多不含歌行。《文苑英华》编者就将“乐府”与“歌行”分列，将汉唐文人所作旧题乐府收入“乐府”卷，而唐人新题乐府多收在“歌行”。文同《丹渊集》亦将《沙堤行》等新题歌行录入“古诗”，而不入“乐府杂咏”。但随着北宋中期以后社会矛盾加剧，张王、元白据事立题、讽喻时事的乐府新思想重新被标举。张耒的乐府创作，极大地推动了张王元白的新题乐府在北宋文坛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新题乐府与时事歌行在乐府体系内的地位。身处两宋之际的曹勋，大力复兴乐府诗的感怀兴讽精神。曹勋乐府诗代表了两宋之际文人对古乐府文体的重新体认与选择。以《嘉业堂丛书》刊本《松隐文集》为据，前六卷“古乐府”涉及乐府题名多达196种。这一写作规模，在两宋文人的乐府诗创作中赫然居首。曹勋于乐府诗前往往冠小序，申明写作意图，通过补亡旧辞、申广旧意、续作新篇等手段，努力延续乐府旧题的诗学生命力。对于乐府文体，曹勋有明确而自觉的选择意识，绍古意味颇为浓重。值得注意的是，其“古乐府”卷内也包含新题乐府，数量虽不及旧题乐府，但寄寓思想比较突出，既有取材于历史事件，依托古人之作；也有基于时事，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甚至超过了旧题乐府。南宋另一位重视乐府写作的诗人周紫芝，其《太仓稊米集》卷一、卷二列为“乐府”，居全集之首。周紫芝乐府极力倡导“有补于世教”，所作《武溪深》《输粟行》《野妇行》《五溪道中见群牛蔽野问之容州来感其道里之远乃作短歌以补乐府之阙》等都有极强现实意义。紫芝乐府又往往以当世时事入诗，即事立题，如《黥奴行》写范琼，《秣陵行》写宇文粹中，题下皆有作者自注。

　　因此，须以动态变化之眼光审视宋人对“乐府”界阈、范畴的处理。唐人乐府创作虽然兴盛，但从目前文献资料看，唐人编纂文集时，并无将“乐府”从古体诗、近体诗中刻意分离的普遍意识。如白居易将《新乐府》系在“讽谕诗”内，皮日休将《正乐府》十篇录在“古风诗”内。李白古乐府成就突出，乐府诗独立成卷似乎较早。然据魏颢《李翰林集序》，其于上元末所编李白文集之大致情形为：“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魏颢1453)所谓“积薪而录”，王琦注：“随所得而编次，不论先后，如积薪然。”(1453)知其体例并不严格。李阳冰所编《草堂集》体例不可得知。今传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除却第一卷“诸人序碑”、第二卷“古风”，自第三卷至第六卷皆标明“乐府”，其后为古今体诗。“古赋”一卷居诗之末。清王琦注本基本保留这一体例，而以“古赋”居首，次为“古风”“乐府”“古近体诗”(内含歌行)。如此看来，李白集内古乐府地位被突出强调、别于古今体诗的体例，实与宋人之推尊有相当关系。再如元稹《元氏长庆集》始编时分“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律讽”等，标准并不统一。北宋刘麟所传《元氏长庆集》编诗以“古诗”居首，其次“律诗”，其次为“乐府”四卷，始将“乐府”视作与“古诗”“律诗”并列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种诗体。这些现象，都与入宋以来不断变化的乐府观念有关。

　　乐府一体，尤其汉魏古乐府，除作为古诗之体外，本身复有礼乐歌辞的性质。南宋诸多乐类典籍在目录书中往往隶于经书，实为此一时代乐府学思想之反映。陈旸《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郑樵《通志·乐略》的编纂，从某种程度上说，都具有绍复古乐、宏扬乐经的意义。周紫芝编著《古今诸家乐府》，集虽不存，然序言有可观者。其曰：“世之言乐府者，知其起于汉魏，盛于晋宋，成于唐，而不知其源实肇于虞舜之时。”(周紫芝360)将乐府之起源上溯至先秦，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中唐以来“补乐歌”类作品的创作。同时，他将《诗经》视作先秦乐府的结集，曰：“至孔子删诗，定书取三百六篇，当时燕飨祭祀下管登歌一皆用之，乐府盖起于此。”(360)稍后之周必大，在乐府起源观上与周紫芝同声相应。其《书谭该乐府后》云：“予考之‘乃赓载歌’、‘熏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周必大518)乐府之源既自上古，先秦之乐集结于《诗》，而汉魏以下乐府，因作为《诗》之流裔，其地位必然与艳词俗曲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谭该所作“《上之回》等十四篇，因旧题而衍其辞”者，周必大特意手书，敦勉其“用意深远”(周必大518)。综观宋人所编文集中，“乐府”之有别于古今体诗，正缘于此。

　　综上所述，本文从文同《丹渊集》“乐府杂咏”入手，分析其写作艺术，考察其卷目成因，认为“乐府杂咏”实际彰显了宋人自觉传承乐府古学的思想主张。庆元年间，家诚之重刊《丹渊集》将该卷移前，实是对文同“有意于古学”精神的肯定与弘扬。北宋后期至南渡后，文人们自觉融通古今，全面总结汉唐乐府的写作经验，由曹勋、周紫芝文集“乐府”卷合编“古乐府”与“新歌行”的现象，可见宋人乐府观念的多元共存与动态变化。

　　注释[Notes]

　　① 学界对宋人所编总集之“乐府”类，及对宋人乐府观念的折射已有研究，别集“乐府”卷之探讨有待深入。参见罗旻： 《宋集中的乐府诗编纂研究》，《东岳论丛》2(2013)： 163—168；陈瑞娟： 《北宋文人总集和别集中的乐府观》，《中华文化论坛》1(2015)： 49—56。

　　② 曹丕《钓竿》辞曰：“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鱼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曹丕3)

　　③ 关于齐梁文人拟乐府诗赋题法，可参考钱志熙：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北京大学学报》4(1995)： 60—65。

　　④ 《太平御览》卷六十七引《善歌录》：“武溪水，源出武山，东南流注于沅。故为歌曰：‘武溪深复深，飞鸟不能渡，游兽不能临。’又曰：‘下潦上雾看，飞鸟堕水中。’即此也。”(李昉321)

　　⑤ 有关中唐乐府诗人“因俗至古”诗学理念，可参考拙文《中唐乐府诗人尚俗思想再思考》，《文艺理论研究》4(2011)： 54—59。

　　⑥ 家诚之《丹渊集拾遗跋》：“间有诗与坡往还者，辄易其姓字，如《杭州鳯咮堂》，坡所作也，则易以胡侯。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篡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胜叹哉！”(文同308)钱允治《吴郡重刊文湖州〈丹渊集〉序》云：“中间遘党祸炽烈，有与苏家文字，一切抹杀不存。至有改子瞻为子平者，嘻！亦笑哉！非赖苏集互见，不谓公与苏家少情乎？”(文同1)可知畏于党祸，文同集被改易之情形。两文均附见于明汲古阁本《丹渊集》。本文所用《四部丛刊》之《丹渊集》，系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汲古阁刊本。据傅平骧、胡问涛考证，明汲古阁本就是翻刻庆元旧刻本。

　　⑦ 据楼钥《曹忠靖公松隐集序》载，曹勋逝于淳熙元年九月，易箦之际，将平生所撰文稿交付其子曹耜。绍熙元年，曹耜“集公之文”编成《松隐集》，并请楼钥为序。存世四十卷本《嘉业堂丛书》之《松隐文集》比较接近宋稿本原貌。周紫芝《太仓稊米集》由其子周栞编成。是集编成时周紫芝尚在人世，并亲自为文集命名作序，故而是集编撰体例也可直接反映周紫芝的理念。

　　⑧ 有关乐府诗的构成要素，可参考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一文所论，《北京大学学报》3(2006)： 65—71。

　　⑨ 参见拙文《曹勋〈松隐文集〉“古乐府”研究》，《乐府学》第十六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5—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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