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颖

引 言

清代雍正、乾隆之间，山东滋阳人牛运震因其学术上能“博涉群书，精研经义”，进而以名进士起家，历宰诸县，又能“所至有殊绩”“仕学相需”，在当时一度被人尊为“晋阳名儒”“鲁国名儒”(《清代诗文集汇编》404册654，崔凡芝1014)。不过由于其“循吏”之声特显，渐渐形成了对其学术之名的遮蔽，再加上他青壮年时期历宰秦安、徽县、两当、平番等县，都在西北偏远之地，切磋辩难的学友已然不足，发扬导誉的知音更是难求，所以最终导致其“孤奇独赏，孑然一身，自一二高弟外，遂无解人”(《清代诗文集汇编》305册97)。但平心而论，从牛氏遗留下来的众多著述来看，他不仅所作诗文“承一家言”，而且诠经解史也都有发明和精论，正如嘉庆时陈预所说：“其解《易》、《象》，则能空众议也；其说《诗》，有解颐之妙旨焉；其传《春秋》，有《繁露》之精思焉。他如抉《鲁论》之义蕴，实紫阳之功臣；论《孟子》之文章，得眉山之秘钥。闲评《史记》，既赏奇而析疑；历览史编，复正讹而纠谬。”(崔凡芝1014)可谓洞明经史，含咀百家。其中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历览史编”的过程中，通过评史和正史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有关史体建构的一系列精识妙见，对传统史学与文章学均有重要阐发。

治史进程与史体叙事的四个层级

据《清牛空山先生运震年谱》所引《行状》，牛运震对史学的兴趣实质上从弱岁就已经开始了：“十龄能属文，强之读时文，旋置去。性爱经史古文，尤耽《左》、《史》、《庄》、《骚》、杜诗。”(蒋致中7)不过此时研读的还仅限于《左传》和《史记》。至三十岁时，“益搜罗逸籍，恢广诵览，博引旁达，错综其事，渐觉黑白开朗。通所考稽《三国志》六十五卷，《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五十卷，《南史》《北史》各八十卷，《唐书》《五代史》凡三百卷”(《清代诗文集汇编》305册64)，即开始他对群史正伪纠谬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初步完成，则已是八年之后：“窃自思惟，生长三十七年[……]将锐心精诣于述作之事，总计迩日经手蒐辑订正之文，《金石图》《三代遗书》《诗删》《文选》《二十一史纠谬》诸书，皆略有头绪，粗立纲纪。”(83)可见，《二十一史纠谬》是牛运震青壮年时期进行的一项重要史学活动，他以《史记》为经典参照和权威标杆，通过一系列纠谬和异同、优劣的比较，以反向的“禁体”言说，作正向的史体建构。这决定了他的史学理论，不管是观念构成上，还是言说策略上，都有很强的独特性。当然，《史记》既然是他学史的起步，后来纠谬群史，又将其树立为权威参照和标杆，因此，其史体建构的最终总结，自然也就落实到对《史记》的相关研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他在四十九岁至五十二岁之间完成的《空山堂史记评注》(蒋致中76)。可以说，从早年出入《左传》《史记》，至青壮年以《史记》为标杆对群史进行纠谬，再到晚年评注《史记》，总结史体，这大体构成了牛氏以《史记》为首领并终始贯串的治史进程。而伴随这一进程，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有关史体优劣层级的纲领性认识：

　　窃见自先汉以来，太史令司马迁创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之体，删拾六经，奥文动荡，人伦变态，幽绪远神，雄奇曲折，故历代宝之，永为典纪。班、范都少神致，晋纪并乏风骨。降晋迄元，唯《唐》《五代》略存声貌、畛径。此外，则漫漫如重雾也，而繁冗破碎，大坏史家之法度。南、北不及二百年，而撰记十家。宋、元两代耳，而国故千帙。后之人欲究天人、古今之变，而科条散杂，又无喜怒歆嗟、抑扬伸蓄之神以歌舞之，所以一卷未竟，而忘失过半，此皆史家之深罪也。(《清代诗文集汇编》305册64—65)

　　尽管牛运震没有明说，但我们在字里行间，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史学的发展，自司马迁以来，已区分为四个高下不同的等级： 处于最上一层的是《史记》，它不仅“创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之体”，资取六经奥文雅义，而且在文法上雄奇曲折，有“幽绪远神”，兼具“风骨”与“神致”；其次则是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虽然“幽绪远神”的“神致”已经不存，但史体的“风骨”犹在；再次则是《唐书》以及《五代史》，它们的缺陷已经很明显： 没有真正的“神致”和“风骨”，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它们还保留着前代史法的“声貌、畛径”，在这些表面的“声貌、畛径”中，或许偶尔能窥见前代“神致”和“风骨”的影子；此外，以《晋书》为代表的其他诸史因繁冗破碎，了无史法，“神致”“风骨”并乏，所以就成了史学领域中品格最低下者。对于这四个层级，牛运震的态度是明确的： 第四级无疑在淘汰之列，第三级勉强合格，第二级尚且良好，而最优秀、最典范的那个，当然要数独占第一列的《史记》，因为它典型地兼备了牛氏最欣赏的三个品格：“删拾六经”的“庄雅”；史法(史体)谨严的“风骨”；“喜怒歆嗟，抑扬伸蓄”的“神致”。

“庄雅”： 史体叙事的总则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经学与史学历来被认为是一体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血脉相继的关系。章学诚所谓的“六经皆史”(叶瑛1)，不过是对这一认识的最为要约的总结。但追溯其观念源起与言说历史则相当古老。秦汉人已从史官建制与经学产生的关系上着眼，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并将二者进行隐约的关联(王先谦2935)。六朝以后，这种意图更为明显，刘勰论作史，要求“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杨明照207)；王通说圣人作经乃“述史”“述《书》”“述《诗》”“述《春秋》”“同出于史”(王通345)；刘知几论史家流别，更将《史记》《汉书》上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而并称“六家”。至王世贞“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经史相为表里”、袁枚“六经自有史”的论调出，经、史实质已趋于同一或同构。司马迁在这种强力的史学语境中作《史记》，他的自我期许是明确的：“‘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司马迁3296)也就是说，继经作史，正是司马迁最高的宏愿。而在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中，六经乃笃定出自圣人之手，是雅言、正言的代表。作史要以经典为底里、为准则，则所作之史就必须要延续经典圣言的“庄雅”格调。对此，司马迁本人相当自觉，他在《五帝本纪》中明确说自己写史，要去其不雅驯而“择其言尤雅者”[乃至牛运震一再告诫后学，“一部《史记》，皆当以此字领略之也”(崔凡芝10)]。可见，“庄雅”在《史记》写作之初，已经成了它一个预定的品格，后代如刘勰“博雅”、刘知几“雅言”、韩愈“雅健”等评语都不过是对这种品格的进一步确认。相比于前人，牛运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史记》的“庄雅”品格不仅反复提点，而且将其悬为理论的标杆，运用于史体纠谬，使我们从正、反两个维度对“庄雅”的内涵有了更详细的把握。这大体涉及三方面： 第一，史笔须信实。这是达成庄雅的基本前提，《史记》即因不隐恶、不虚美，“事无邪僻”，不“好奇轻信”而为“雅言”的(《清代诗文集汇编》124册30)。而要做到信实，又必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取材须精当，不可荒诞离奇。作史面临的第一件要务，就是史料的选择与甄别。史体的“雅驯”，很大程度上基于史料的“信而有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乃至“荒远难稽”“怪诞不经”，那就与小说家无异，写史而具小说家的面貌，当然就背叛了史体(崔凡芝1、381)。六朝诸史作为此中典型，就是因为“好记神异荒诞小说”“都无体制”，而丧失了史体的“雅言”本色(《续修四库》451册100)。(二)论史须公允，不可滥用曲笔，更不能颠倒是非。作史要取信于人，除了“事核”之外，还必须“文直”，于史书裁断之处，做到不隐恶、不虚美，是是而非非，惩恶而扬善，才是大雅之道；如果拘于私情和偏见，曲意护短，不能表彰贤能，“扶明义教”，则必为“颠悖”(195)的丑行。所以，当《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的作者“多以恩怨私意”论断史实、品评人物时(180)，他们便背离“雅道”而滑入了“谬”“诬”的深渊。

　　第二，史体追求“庄雅”，还在于史家秉笔作史时，笔致与意态须力避谐谑游戏而出之以庄重严肃。谐谑游戏往往流于轻佻浮滑，而轻佻浮滑所带来的恶果，一是少信，二是与鄙琐恶俗接邻。无论哪一点，对于史体的“庄雅”品格都是损害。如《南齐书》《南史》诸列传就因为多“谐语琐谈，无关情事”，所以录之史册，不仅成为“秽派”，甚者乃至“为遗丑赘疣”“鄙俚殊甚”(189)。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史记》，也没有得到任何宽容。牛运震曾略带不满地说，太史公偶用微言谑语，虽“颇有机锋”，“然大概不雅驯”(崔凡芝802)。所以站在“庄雅”的立场上，牛氏对史册中的谐谑游戏之笔是极其排斥的。

　　第三，“庄雅”品格的另一个要求，还在于辞气须典雅。而辞气的典雅，又取决于两端： 一是用语的雅炼精致，去鄙俚粗俗。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以啖太后”用“啖”字形容吕不韦的算计和城府，《扁鹊仓公列传》“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以“内”指房事，都因遣词造句经过修饰与锤炼，在切合语境与情实的同时，具有一种文人化的“含蓄”与书面语的“贵气”，所以“极雅”(崔凡芝100)。而像《三国志·王毋邱诸葛邓钟传》“乃令诞俭对换”中的“对换”，《宋书·鲜卑吐谷浑传》“马是畜生”等，皆因率口而出，未能去除其中原生的俚易、直白，所以被牛运震贬斥为“鄙俗不堪”(《续修四库》451册74、192)。二是辞气的典雅还在于形成一种优游舒雅的叙事节奏。也就是说，史家作史，必须懂得忙笔以闲笔参之，缓笔以急笔济之，在一张一弛之间，节制而优雅地表现一种泰然自若的修养和气度。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写秦、赵渑池之会：“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尽管场面上极有刀剑气，但司马迁写来，一方面以长句的舒缓中和短句的峭急，另一方面又在叙述主体上对蔺相如和秦王进行反复切换，配合虚词的转折与缓冲，使得其叙写紧张之事而有安详不乱的步履，所以牛运震称赞它“节奏极详雅”(崔凡芝459)。这足可见出，节奏的优游不迫，也是辞气之雅的一个重要内涵。

“老致”： 史体“风骨”的史法呈现

如果说“庄雅”主要是从史学本位的角度对史体书写提出的一种基础性和原则性要求，那么，“风骨”与“神致”则更多倾向于一种文法的讲究和审美的祈向。

　　首先来看“风骨”，尽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经将风与情、骨与辞对应分说，但作为一个稳定且经典的批评范畴，“风骨”极强调将情与辞编织成某种体格之后所显示出来的硬度和力度。故对“风骨”而言，情与辞不过是构成的材料，硬度与力度也不过是最终达成的美学效果。重要且核心的东西是编织此情、此辞以达成此硬度与力度的方法。这样看来，“风骨”最重要的文学关联还是法，①对于史体而言即表现为史法。牛运震洞明此义，所以他在构建自我的史学理想时，对那些史法完具的篇章，往往就不遗余力地推崇奖掖，比如说《史记·平准书》《晋世家》《万石张叔列传》“有情有法”(崔凡芝592)，《周本纪》《天官书》“有法有态”(150)；而对六朝以后“大坏史家之法度”的诸史，则正如上文所论，全部置于史学四层的最底层肆其挞伐。此皆因史体“风骨”的有无，全系于史法的有无及优劣。而史法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中，尽管也与埋伏照应、收勒过渡等写作技巧及以类相从、详略互见等编纂方法有关，但牛氏站在“风骨”的立场上，开宗明义地指出，“史法贵质老”(《续修四库》451册175)。因此，所谓史法与“风骨”的问题，最终就落实为如何达成“质老”(“老致”)。那么，究竟什么是“质老”？该如何达成它？按牛运震的说法，“老致”是法，法的外现是文章体格，而文章体格又总是由语言和结构编织而成，因此，要落实“老致”品格，无非就是在语言和结构两方面做文章。

　　从语言一方来说，牛氏将其分为字法和句法： (一)字法。具有“老致”品格的用字，必须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特性： 简、质、切。“简”指的是在不影响意义表达和史实完整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篇无剩句、句无余字。(所以“简”不仅针对字法，同样适用于句法)这种意见，尽管不一定为所有论者赞同，如北宋刘安世就说作史“好简略其辞”，“此作史之病也”，顾炎武也说“文不可以省字为工”(黄汝成1101)。但是牛运震站在“老致”的立场上为史立法，就将其看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史记·张丞相列传》“欲因此以法错”，只用“法错”两字就清楚地揭示了申屠嘉与晁错之间亦公亦私的矛盾关系，而用语上又做到了精简的极致，所以为“字法老”(崔凡芝545)；《项羽本纪》“便为王”“闻陈王定死”二句，“便”“定”简单两个字，将乱世英雄的仓促行事与草莽心态鲜活地呈现出来，字简而意多，用字也“最老”(65)。至其论句法，每到“老”处，更常将其与“简”联结成词，直接挑明二者的包含关系。如“叙通直道只数句，已尽简老之极”(504)，“‘高祖泣谓休悦曰： 仆本庸虚’云云，不如《南史》数语简老”(《续修四库》451册138)即是。

　　其次是“质”，前文论史体“庄雅”品格时，曾提及其要求之一就是用词要雅炼精致，去鄙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俗字一律不可入史？当然不是，如果能够做到“质而不俚”，则俗字亦有可能生成“老致”的效果而大有可用，比如“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中“丑地”“善地”即是当时俗语(崔凡芝74)，但太史公却借此极力形容项羽宰割天下不平的情状，所以“质老”；又“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崔凡芝325)中“中用”二字“乃俗字”，但因切合了“宫人”的身份与遭际，所以“用来却极老”。可见，“俗”只要能转化为“质”，就可以邻近“老”而提升其美学价值。但是如何将“俗”转化为“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除了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修饰外，最重要一点是做到工切： 切合身份、语境与情实——这就涉及“老致”在字法使用上的第三个内涵——“切”。史家作史，其用字造句，如能在简、质的基础上，谨守“切”的功夫，则其在语言上必能达成“老致”，上文所举“丑地”“善地”“中用”诸例即是明证。相反，一旦字、词不切而使语意有了歧变或歪曲，则其必然走向“老致”的反面——“稚鄙”，如《魏书·序纪》叙北魏始祖拓跋力微少时依附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因曾在战场上进马救窦宾，为窦宾赏识。但魏收写来，一则说“宾犹思报恩”，再则称“宾乃敬从”，殊不知“报恩”“敬从”两词将作为拓跋力微恩主的窦宾形容得卑下不堪，极不切合当时人物的身份及关系，所以“稚鄙之极”(《续修四库》451册165)。可见，用字的工切也是“老致”的应有之义。

　　(二)句法。由于句法建立在字法的基础上，是字法的扩张，所以，在“老致”范畴中，凡是对字法的要求——简、质、切，也都适用于句法。只不过由于句法的构成与外围关系更复杂，所以牛运震在谈到三者的落实时，才有了更多的说明和规定。比如为了避免简、质、切的沦失，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策略： 一是句与句的组合关系，反对堆排和骈偶。“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续修四库》451册52)，“与夫苟要一战之利，侥幸暂胜之名”(183)，这种排偶于文不可谓不美，但是置于史体，就过于堆叠，所以“冗易”“稚嫩”，如果能简省一句则“老”。二是一句之内的语法构成，反对填塞浮词和做作的腔调。填塞与做作，具体的表现形式当然很多，但牛氏最痛恨的是“中心词+之+名词作补语/修饰语”这一句法形式：“有怠慢之礼”，“稚率之甚”；“乃奏封事言日蚀之咎”，“稚弱”；“有违犯之事”，“欠老致”；“有谦下自托之意”，“欠老致”(83)。这些句子之所以“稚”而“欠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以“之”字作架，搭载前后，从句法构成来看，虚矫做作，拿腔作调；从意义表达来说，多重复啰嗦，“日蚀”即是“咎”，“日蚀之咎”岂不重复？“违犯”属“事”，“谦下自托”属“意”，加“之事”“之意”岂不多余？更有甚者，像“怠慢之礼”，“怠慢”与“礼”本属矛盾对立的范畴，将二者强行捏合，简直不知所谓。因此，以排偶和填塞叙事都是文饰过当，过当则语言不简不质，表意不明，自然就不符合“老致”的标准。除了简、质、切以外，牛氏在句法制作中还提出“拗”来充实“老致”。他说，《史记·留侯世家》“五世相韩”、《韩长孺列传》“为言之帝”，“何坚老”，如易作“相韩五世”“为帝言之”，便“稚弱”“软易”；又说，《田儋列传》“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太史公自序》“祸成主父”，为“拗笔老致”，“后人于此可得造句之法”(崔凡芝532、843)。这些“拗句”之所以“坚老”，主要在于它们通过句法成分的转折、替换、倒置，造成音节与意义的扭结、紧实，形成了“一团筋力”。如更为“相韩五世”“为帝言之”“主父成祸”等常见的“述宾结构”，则语意平顺、流散，无内收的筋力，因而也就不符合“老致”的规范。以上乃就语言这一方面而言。

　　其次，从章法结构的安排来看，“老致”的内涵，亦表现为两端： 一是上下文结构要紧。所谓结构紧，就是指一篇文章，前后事件、人物、段落，要通过照应、映带、勾连、影射等方式形成圆紧周密的呼应关系，中间不能断裂、支离、错位或缺失。典型如《史记·项羽本纪》分封侯王一段，先叙项羽倡议于前，乃点明“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一语，以为总冒。随叙封汉王而连及封三秦王，勾勒熔炼，结成一片。次叙封五国后及诸将相，凡十七段，有简有详，或整或错。诸人功次、封地与项羽之爱憎公私，井井如画。而总以“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挈起，“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收结，前后人事映带、勾连，又有层次递进的变化，所以“洁古老成”(崔凡芝73)。二是收结要劲。史体叙事，不止于一人一事，总是“事多而文长”，因此极重视“收勒过渡之法”(崔凡芝65)。每一章、一篇叙完，必须对其进行收结，不然，便会出现“身宽体胖”的肥大松软症。但要使收结之语达到“老致”的效果，必须做到劲、健才有可能。那么，如何做到劲、健呢？首要的一点就是收结之语必须具有一种横决截断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们一般要采用论断式的语言对前文叙述的某个或某系列人事关系及其发展进程作出高度的概括和裁决，这种概括和裁决，既总束前文，又隔绝后文，使其在文势和文意上给人双重拦截的感觉，这样才有劲力的显现。比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在叙传叔孙通时，曾写到孝惠帝春游离宫，叔孙通借机劝惠帝“取樱桃献宗庙”，为惠帝所允。太史公叙完此事后，即于文章最末点一句“诸果献由此兴”，这一句收结之词既是对前文叔孙通劝惠帝“春尝果”一事的总结，更是对此事所带来的影响和效应的论断。从文意的表达来看，其裁断的决然语气使人不容置疑；从文势的走向来看，“诸果献由此兴”叙完便戛然而止，其后接“太史公曰”，乃另起一头，与之不相连属，由此造成其一句收完后没有缓冲与延续，如壁立千仞，极其斩削。所以牛运震说其“老，以此作收，劲古之极”(崔凡芝566)。其次，收结之词劲、健效果的形成，还有赖于辞气的斩决。那么，如何形成斩决的辞气呢？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结语简化，因为经过精简的语言可以有效地去除丛杂、缴绕、拖沓、隐晦，形成干脆和劲爽的语气，如上文所举“诸果献由此兴”即是代表。而《史记·晋世家》叙三家分晋后，结以“晋绝不祀”；《南越尉他列传》叙吕嘉权倾南越后，结以“得众心愈于王”，都是用一句收尽情事，形成斩然、决然的辞气，而有了“老劲”的效果。当然，如果一两句说不尽情事而必叠用数句，则此数句也一定为短句，因为通过其密集、坚实的音节同样可以形成一种干脆利落、斩决有力的辞气，比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写田常作乱欲伐鲁，子贡受孔子之命，游说田常、吴王、越王、晋君一段，事多文繁，一两句不易收，故太史公结以“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数句。但很显然，这数句都是短句，而且以“动+宾”短语构成的二字音节为主，这从声音效果上来看，首先是音节密集如鼓点，其次，动词直接结合并指向作用对象的语言形式给其音节带来一种稳定、坚实和连续的顿挫感，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亦赋予其斩决的辞气，因此牛运震说它“收束遒老，长篇得此后劲，乃不冗懈”(崔凡芝392)。

　　可见，在结构上落实“老致”，实质就是要做到上下文关系之紧与收结之劲。当然，无论是语言方面的简、质、切、拗，还是结构方面的紧、劲，它们都与臃肿、疲软、丛杂、虚浮的文本形态对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它们的共性，或者说，“老致”的标志属性——“瘦硬通神”。“瘦硬”既是硬度，又是力度，这正是“骨劲”“力遒”的“风骨”的圆满内涵(杨明照388)。

“神致”： 史情抒写的极境

与“风骨”并重，然而在理想程度上远超“风骨”的史学品格，就是“神致”(或称“风神”“神味”)。一般来说，“风骨”紧实而“神致”超逸，“风骨”重力而“神致”重韵，二者很难同时兼具。但对《史记》而言，似乎并不存在这样的困境： 它不仅“风骨”凌然，而且“神致”宕漾。究其根本原因，则在司马迁作史，常善于以史情相播弄。

　　若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作一番大概的检讨，可知刘勰第一次专门发明史体；刘知几畅言史法，并从才、学、识的角度对史家所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修养提出要求；至章学诚，则专言“史意”(章学诚92)。他们都因理论的原创性与系统性在中国古典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牛运震论史，除了重视传统的史体、史法之外，更拈出一项新的范畴来建构自己的史学理想，这就是史情。他曾明白断言“有笔法无笔情不可以作史”(崔凡芝581)，史法固然重要，但这也仅仅是作史的最低要求，要想在此基础上提升史学的品格，还必须有史情(“笔情”)的注入。所以当他谈到《史记》度越他史的优越性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记》除了具史法、善叙事之外，还“兼能写情，情与事并，故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之致”(崔凡芝，“史记评注序”1)。他史则“无喜怒歆嗟，抑扬伸蓄之神以歌舞之，所以一卷未竟，而忘失过半”，乃至成为“史家之深罪”(《清代诗文集汇编》305册64—65)。可以说，站在史情的天平上，《史记》在峰，他史在谷，二者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牛运震如此看重史情，甚至将它提升至史学内在属性的高度进行申说，这在中国古典史学时期，应是首次。当然，史情说的价值还不止于此，牛氏后来总结史体，进一步提出设词“透快入情”，则叙事“神致奕奕”的说法(崔凡芝36)，将史情与“神致”结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了一个为历史遮蔽已久的真相： 史体最高贵的品格“神致”乃是以史情作为底里的。那么，“喜怒歆嗟”的史情究竟如何造成逸宕悠远的“神致”？这就牵涉到它的具体表达了。

　　尽管牛运震在评史的过程中，提到的“情”也有指叙述对象真实微妙的精神、情状的意思，但这类客体化的人情、物情，并不是史情的主题。在牛氏那里，“情”主要还是指作史者的主体精神和意绪。②只有将它们注入史体，才能促成“神致”澹宕的效果。那么，这一过程如何实现呢？一般来说，主体之情的表达，不外乎明言与暗示两端。而“神致”作为一种“淡远”逸宕的审美形态，它追求的是一种“抑扬伸蓄”的歌舞冲动。当主体情绪注入史体之后，必须是以一种画外音、言外意的方式为人所感知、意会，并且通过这种感知、意会，逗引、兴发出更多的个人认知和情绪冲动。因此，除了作为史体组成的论、赞之外，它反对一切明言史家情绪的方式，特别是那种“叙中夹断”的做法，不仅造成“体例溷”(《续修四库》451册230)，而且往往使得史文“秃直少神”(56)。所以，要想将“情”注入史体，形成“神致”的效果，只能通过暗示的方式。当然，具体怎么暗示，又有各种不同的途径，不过，在牛氏的心目中，有四种方式是最理想的： (一)通过史家的特殊用词和书法来暗示褒贬。比如《封禅书》中“若云欲见天子”，“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即以“若云”“云”等词设为疑笔，将神仙之事的不可信以及汉武帝沉溺其中不可自拔的愚昧尽情嘲笑了一番，但其笔调、态度则犹疑圆转，不授人把柄，因此，使人妙有意会的同时，在字面上却又无法捉定其形迹，故“特有神味”。(崔凡芝196)(二)以冷笔传情。所谓冷笔，往往带有这样一些特征： 它们由一小段文字，或一两个句子组成；在客观冷静的叙事中，影射或暗示一种强烈的主观指认(常表现为讥刺)；这种主观指认总是以间断的方式与之前或之后的、具有较大文本距离的人事产生呼应和关联，而与当前的语境疏离，所以从文字关系上来看，它们显得特别孤立和突兀。比如《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专门叙述汉武帝时币制改革的文字，其中突然出现一句“是岁，张汤死而民不思”，这就是冷笔(崔凡芝221)，因为从当前的语境来看，它与前文叙铸赤侧、白金之事无关，与后文“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也无关，文字上非常孤立，但从意义上来看，它实质是对更前面的张汤做御史大夫参与币制改革时，不持法平天下，而假借公义，报复私仇，杀害颜异一事的延续性回应，因此，这里点一句“张汤死而民不思”，看似客观冷静的叙述，实质却寓托了太史公对张汤“幸其死而憾其不早”的“深恨”。只不过这种“深恨”经冷笔的疏解、稀释和掩映后，变得隐约迷离，所以我们读来，只觉得“穆然深永”，有“无限风神”(崔凡芝678)，而终究不知其形迹何在。(三)用复笔写意。前文言史体“风骨”时，我们曾将“简”看成其中一个重要内涵，但那仅仅针对“老致”范畴中字法与句法而言，至于“神致”领域中的情意表达，则不妨繁复，因为有时“愈复愈有情味”(486)。以《史记》为例，它之所以通过“写情”，形成“极往复缠绵、长言不厌”的“神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法上“能复”(1)。比如《田敬仲完世家》，文末写君王后经营齐国数十年，在群雄兼并攻伐的战国竟然使齐国“四十年不受兵”，而待其一死，后胜相齐，则立即导致齐国国政大坏，太史公至此连叙三句“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以“三‘多’字”“叠复生情”，让人在语词的不断反复中读出史公“无限扼腕”的叹惜(崔凡芝304)。这种叹惜史公当然没有明言，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却明显感受到了，不仅感受到它本身的饱满，而且还感受到它以“复叠”的方式化入文本后，在文本中形成的“绸缪不尽”的“神”与“味”(431)。这不得不归功于复笔的两个特长： 一是相同的字、词、句前后呼应，造成了声音效果和笔意姿态的回环往复而促使当前文本呈现出一种宛转、柔宕的美；二是“反复致意”使同一种情绪、意义和氛围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对映、皴染、叠加而变浓、变厚。当其浓度与厚度达到饱和的程度时，自然渗出文字表面而为读者自发感知和领会。文本形态的柔宕、摇曳与意义氛围的朦胧、意会，正是“神致”的两个重要表征。因此，复笔的合理使用，无疑也成为达成“神致”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在一段文字之末，用长句配合虚字形成拖笔，往往亦能摇曳生情，形成“风神”。这种表达方式很特殊。因为在这些句子中，要具体指实其“情”为何物，有时基本不可能。作者或将其隐没，或者自己也没有表情的自觉，他只是将多元复杂且相互交融的情绪化作一种感觉来进行咏叹。不过作为情之载体的句子是特殊且清楚的： 它们常常以长句加虚字的形式组合起来被置于文末，形成一种唱叹、歌咏的长调，以音长来模拟情长，以声的波荡来同构情的跳动。所以声就成了情的映像，明白了声的构成，情绪、意义自然也就在不言之中。比如《史记·韩王信卢绾列传》传末一句“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这个句子表达了什么情绪？我们只能大概地揣测它是对世道命运的一种感慨，至于这种感慨的内容和归宿是什么，它的情绪色彩是悲、恨、怨还是苦，都无法简单地加以指实(崔凡芝529)。但我们很确定一点： 这个由十二个字组成的长句中，虚词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处于句末的语气词“矣”，它最大限度地拉长了声、情延续的时空距离，使之形成悠然的余音(从而文境也变得悠远)。而另外四个虚词“夫”“之”“于”“也”与其他实词交夹联结，对整个句子的音节进行了区划，使之或长或短，或促或缓，在参差变化中形成了声节的摇曳和波荡，于是感慨的情绪也就随之隐约地跳动起来，最终产生“风神佳绝”的美学效果(崔凡芝304)。

　　以上四种方式，在牛运震看来，是最能将史情升华至“神致”境界的。其实，如果我们再勘进一步，不难发现它们在文法上的共通： 内容表达的间接性、暗示性；笔意姿态的荡漾感、距离感；二者结合，最终形成了文境的悠远和飘忽。——这正构成了“神致”的美学内涵。

结 语

可见，牛运震以《史记》为正面典型，结合对群史的反向纠谬，建构了一个包蕴“庄雅”“风骨”“神致”品格的理想史学范式。就其构成而言，已显示出极强的独特性。如果再追问其价值与意义，犹有以下两点可作申说： 一是它以《史记》为典型和范本，从中抽绎出“庄雅”“老致”“风神”等范畴作为史学和美学的双重标杆对群史进行纠谬，从正、反两个不同的维度规范和引导史体的良性建构。这既是对《史记》经典性与权威性的进一步肯定和强化，同时也是对《史记》叙事原则、语言模式及文学风格的一次理论升华和批评运用。二是它提出无“笔情”不可作史的观点，将史情看成与史法、史体同等重要的史学内因，这虽然在后代没有形成一个延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史情派，但在中国古代史学受正统论与道学气钳制的时期，无疑为主体情绪参与史体书写争取了更多的空间，更为探索史体建构的多种可能开导了异样的先路。而自从它流播以后，在史学领域内言情并且肯定情的论调也越来越多，如章学诚就说史之为文，“非情不深”，所需注意者在“情贵于正”而已(叶瑛220)；汪缙赞叹司马迁“以史家怀抱，兼有诗人性情”(《续修四库》1437册219)；而刘熙载则盛赞太史公情多，以为其“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12)；至刘师培，更以《史记》“主观”“不减于客观”为标准，对六朝以下诸史“史自史而我自我，等于官书，毫无主观之致”大加挞伐(《历代文话》10册9586—87)。如此种种言论的出现，都不能不归功于牛运震精识妙见的先导与默化。

　　注释[Notes]

　　① 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评说《伯夷列传》末尾“岩穴之士”一段，称其“黯然呜咽欲绝，一结又飏起，风骨超远”(376)。又评《汲郑列传》严助论汲黯“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数句，“创语奇崛，风骨矫矫”(726)。前者涉及结构，后者系乎语言，可见在牛氏的观念中，“风骨”总是与文法关联在一起的。

　　② 唯其如此，牛运震才将《史记》视为司马迁抒写自我性情的作品，他在《空山堂史记评注》中曾直言《史记》是“太史公悲世之书”(739)，又说“一部《史记》，大半是太史公自写照处”(515)。可以说，托史抒情，是牛氏对《史记》性质的总体认定。因此，成就《史记》“神致”这一优秀品格的“情”，自然也应指向太史公主体精神和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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