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史乃至更广义的中国新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的引入作为一个长久且重大的文化事件，构成了新文学自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坐标与参照。细究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以及由此展开的中国化创作，对于理解中国新文学进程具有不可回避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一个困难摆在了研究者面前，相比在漫长而稳定的时间轴线上按照历时顺序逐渐发展而来的外国文学史，中国的外国文学接受史则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空范围内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共时特点：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戏剧，莫泊桑与果戈里的小说，歌德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几乎同时被翻译成中文，英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众多“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纷纷打破原有的空间国界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等流派与理论也取消了各自在文学史中的时间顺序开始在中国发声，这就使得这些外国作家、作品及流派原本在其母语文学中清晰的代际与传承关系在汉语世界中变得无足轻重，同时也使得中国作家在对外国作家的接受谱系上变得纷乱驳杂，并由此引发了各类极具个性的评述。一方面，这使得许多外国文学史中的术语和概念在中国发生了混淆或重构，另一方面，从这些混淆和重构中又恰恰可以发现新文学进程的参与者们对于一个正在发生中的文学现实所包含的构想或预期，于是作为研究者便可以从中清晰地辨认出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鲜明路径与方向。波德莱尔作为一位“象征主义”诗人被中国新文学接受下来的历史事实，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本文即从这一点出发，对相关问题进行一次彻底的梳理和分析。关于“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问题，法国学者米歇尔·鲁瓦在《墙头芦苇——中国的西方派诗人(1919-1949)》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许多诗人学者“乐于将一些毫不相干的诗人称作象征主义者，例如魏尔伦，甚至波德莱尔！”她继而严厉地评论道：
西化运动是一个中国现象，应该由中国人去说哪些诗人属于西化派，哪些不属于。毫无疑问，他们在这方面感到了各式各样的不足，这些不足通常被归因于拙劣的翻译；长句，生硬的句法，晦涩，或者颓废派的罪恶道德：悲伤绝望，纵情声色，个人主义，唯我独尊，矫揉造作。对于一种过于年轻而尚不能发现其真正面貌的诗歌而言，如果说西化运动是在它上面进行的一种西方彩色涂鸦，那么难道不正需要有西方人去认定这是属于涂鸦还是真正的色彩吗？我很清楚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也会有指责存在，因为无论西方的色彩有多么确实，其中也依然会有错误，但它至少没去宣扬。然而在对所有这些西化作家进行文学理论的检视之后，我们确信，在这所有一切之中，确实罕有西方的成分，这甚至不是涂鸦，而是一种几乎从头到尾伪造的标签。(Michelle Loi 181-82)
由此她一方面从法国文学的角度彻底否认将波德莱尔称为“象征主义者”有任何合理性及合历史性，另一方面又从中国文学的角度将这一“西化运动”的价值抹煞殆尽。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新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那里，波德莱尔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言人，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这就涉及到两个不同面向的问题：第一，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波德莱尔是不是象征主义者，他究竟是象征主义的先驱还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或者与象征主义毫不相关，这无疑是学术界需要予以回答和澄清的问题；而在文学接受史的问题上，正误高下本身却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中国作家对于外国作品学得“像”或者“不像”，“正确”或者“不正确”，对于中国文学的进程而言其实并没有太多重要性，因为中国文坛并没有想过也丝毫不想成为半个世纪前法国文坛的翻版，中国文学在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吸收过程中，其实包含着它自身的一系列特殊目的，它通过学习别人而成为自己，甚至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通过对于学习对象的刻意扭曲而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在这里，如何成为自己，才是真正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事实正如米歇尔·鲁瓦所言，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中并不是一位象征主义者，而仅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对象征主义产生过影响(笔者也同样如此认为)，但却最终作为象征主义者被中国文坛所接受，那么在这样一次“错误”的接受中，我们恰恰可以研究波德莱尔究竟如何在中国转变成了一个象征主义者，并从这样一个“错误”的追认中发现中国新文学在自我成长过程中所暗藏的诸多潜台词。可以说，上文中米歇尔·鲁瓦作为结论出现的那一段否定性判断，恰恰成为了本文研究的起点。
谬误与辨析
在波德莱尔的早期中国接受中，1920年10月15日周无刊载于《少年中国》上的文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这一方面归因于《少年中国》杂志本身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如金丝燕所说，“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期刊能如《少年中国》那样给予法国诗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极大的重视”(金丝燕127)。在这篇文章中，当论及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周无这样写道：亚弗野波萨君Alfred Poizat便是现在新古典主义运动中的健将。他于今春出了一部书，名叫《象征主义》，他这部书是从波得乃尔Baudelaire一直论到古罗德尔Glaudel。他这书的目的,是要说明象征主义的变迁，归结到新古典主义。现在新古典主义还不成派别。在法兰西文学界上，尚无相当的敬礼。(周无 20)
周无对于阿尔弗雷德·普瓦扎这部著作的论述点到即止，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已足以坐实波德莱尔与象征主义的关系。因为从周无的论述中看，法国学界也有相同的认定，对于大多数无从阅读其原著的中国读者而言，这已然构成不容置喙的佐证。对此，笔者特意找到了普瓦扎的这本出版于1919年的著作《象征主义，从波德莱尔到克洛岱尔》。从标题上望文生义地看，象征主义似乎确实包括了从波德莱尔到克洛岱尔这一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代际。然而普瓦扎却在本书序言结尾处明确写道：
帕尔纳斯派自以为使诗固定了下来。这其实是暴露了他们打算止于对细节的关注以及他们的眼界绝不会超出他们的工作台[……]事实上，在他们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拾取之物了。他们逼迫后继者们去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开启一条新的道路。一些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必要性通过不断的努力思索催生了象征主义，而我们现在作为开篇将首先谈论其强力而高傲的预言者波德莱尔。(Alfred41)
“预言者”一词的使用清晰地表明在普瓦扎所设定的法国象征主义文学谱系中，波德莱尔的身份是一位先驱而非代表人物。而从普瓦扎之后在全书详细展开的论述更可以看到，象征主义运动真正的展开还须待魏尔伦、马拉美及其弟子。但在周无的论述中，这一区别却在不经意间遭到了遗漏。我们甚至有理由推测，周无对普瓦扎这部著作的了解是否仅止于其标题。当然，这也许只能算是无心的“含混”，并不能称为学理“错误”。然而这一影响深远、至今在各类学术论文中都援引甚频的“含混”却在事实上开启了一种“误读”，顺着它走下去，最终形成了毋庸置疑的“常识”。紧随周无的文章之后，在1921年6月15日《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一文中，李璜写道：
我们知道巴那斯派全盛时代便发生了象征派。(Symbolisme)象征派的发起人波得乃尔(Bodelaire 1821-1867)和威尔乃仑(Verlaine 1844-1896)起初都以巴那斯派知名于世。(李璜4)
由此，如果我们说周无只是在行文中较明确地暗示了波德莱尔可被视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李璜则直接他定义为象征主义的发起人，换言之最重要的参与者。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中，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而这些文字材料在今天已成为频繁征引的经典论述而从未进一步加以辨析。但是，对周无材料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类论述的学术准确性很可能存在疑问或漏洞，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文学场域中，在法国的诗歌史流程内重新还原波德莱尔与象征主义的关系。
“象征主义”(symbolisme)一词在法国文学中由1886年9月18日让·莫雷亚斯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所创造。它作为一部理论性的开山之作，在内容上却是对已经在文学场中发生的一种新诗学思想的总结。因此象征主义诗学客观上的起始时间必然略早于1886年这一时间节点。然而，此时距离波德莱尔1867年逝世却已过去了近二十年，在法国诗歌史的划分中已整整跨越了一代人。对此，莫雷亚斯做出了如下论述：
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极度复杂的发散性的周期循环特点，因此，要想追踪这个新流派确切的血统，就必须追溯到阿尔弗雷·德·维尼的某些诗作，追溯到莎士比亚，追溯到更远古的神秘主义。这类问题需要一整卷的篇幅去做注释。我们说夏尔·波德莱尔必须被看作当下这场运动真正的先驱(véritable précurseur)；斯蒂凡·马拉美先生对神秘与不可言喻的感受进行了分类；保尔·魏尔伦先生以他的荣光打碎了韵诗残酷的枷锁，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先生那神奇的手指曾经让这枷锁软化过。但是那至高的魅惑还尚未被饮用：一个顽强而满含渴望的苦役者正在煽动着新的来者。(Jean Moréas33)
莫雷亚斯在这篇宣言中明确地把波德莱尔称为象征主义“真正的先驱”，依然健在的马拉美和魏尔伦则是他们现实中的导师。对于活跃于十九世纪末的年轻诗人和作家来说，二十多年前便已经去世的波德莱尔虽然不似莎士比亚般遥远，但早已成为记忆中的一份遗产，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波德莱尔诗学中的一部分内容，并因此将他尊奉为“先驱”。另一位象征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恩内斯特·莱诺则形容莫雷亚斯“身处波德莱尔的帝国(l’ empire,也可译为‘威望、影响、支配’)之中”(Ernest Raynaud60)。如果说以上几个实例是从正面的角度谈论波德莱尔的先驱地位的话，莫雷亚斯还曾从反面论述过象征主义者与波德莱尔的关系。他在1889年写给其好友兼出版商莱昂·瓦尼耶(Léon Vanier)的信中提出：
“作品！作品！”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高喊道。我想我们得要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诗歌珍宝才行。然而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和变革时期。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曾经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得以全面地自我表达。而我们才仅仅经过了不到五年而已。不过，为了让象征主义能够开花结果，它就必须从其祖传旧习(atavismes)中解脱出来。在诗歌方面，伟大的夏尔·波德莱尔的影响在今后将只会成为一种障碍。(Jean Moréas9)
“Atavismes”既可以译为“祖传旧习”，也可以译为“隔代遗传”，但不论哪种译法，它都清晰地标定了一种代际之间的传递关系：一种从上辈处继承来的习惯或传统。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伟大的波德莱尔属于“祖先”与“上辈”的范畴，他是一个不能仅止于模仿同时一定要加以超越的巨人。莫雷亚斯的这一反向论述也就由此更加直接地证明了波德莱尔根本不是象征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他作为先驱和祖先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在法国文学史学者的叙述中，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和象征主义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研究开始，波德莱尔就被明确地表述为象征主义的先驱人物。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在此仅列举一本在国内以讹传讹甚久的著作。1912年安德烈·巴尔出版了他的《象征主义：1885到1900年间的法国诗歌运动历史随笔》。正如该书的标题所示，巴尔把象征主义明确界定为一个1885年左右开始的法国诗歌运动，并对这一诗歌运动中的每一个具体阶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在该书的第二章《象征主义的先驱》中，巴尔追本溯源，提出了象征主义美学思想在法国文学中的十个灵感来源并分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关于波德莱尔的段落中，巴尔写道：
一道新的光线，从圣伯夫那里发出，经巴尔扎克加强并由热拉尔·德·奈瓦尔汇聚，终于让这颗原创性的诗歌胚芽得以受孕。波德莱尔对前象征主义者们的倾向加以概括并且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从波德莱尔身上象征主义者得到的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祖先，而是一位父亲。(André Barre58)
巴尔的这一说法与莫雷亚斯等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参与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其它的学者，例如安妮·奥斯蒙在她出版于1917年的《象征主义运动》中也指出“整个年轻的诗派和其中的全部诗人们都感到了波德莱尔的强大影响”(Anne Osmont5)。纵观法国学术界百余年以来的各类著述，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之先驱的地位显然已为公论。
勉强可以找到的反例是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兰塞出版于1984年的《十九世纪法国诗歌史》中的描述：
用严格的术语去表述“象征主义诗派”这个标定了十九世纪末诗歌史的流派内容是困难的。困难来自于“象征”和“象征主义”这两个词本身所固有的含混。在普遍的用法上，“象征主义”这个词既可以表示一种历经整个世纪的诗学唯心主义大潮，也可以用来指涉一个出现在1885年的运动，相对缩小但缺乏一致性，让人很难将其认定为一种“文学流派”。从第一层意思上来说，这个伟大的诗歌世纪中的许多诗人都可以称为“象征主义者”：拉马丁和雨果凭借他们的天资预感到彼岸的神秘而成为“象征主义者”，奈瓦尔通过他融合梦想与生活、现实与超现实的表达而成为“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兰波凭借他们走向一个在“此地”已经显露的“别处”的欲望而成为“象征主义者”，魏尔伦通过他对“和谐”的崇拜而成为“象征主义者”，马拉美通过他对于诗歌写作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观念而成为“象征主义者”。然而，文学史中一贯认定的“象征主义者”并不是上述这些人，而是他们的“子嗣”，是将上述人等视为大师与启蒙者的那些人，是在那个世纪开始消逝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确认自身的存在和身份而聚集在一起的那些人。但即使在这里，如果说“象征主义者”这个唯一的词语能够指代他们所有人，却不能精确地定义其中的任何一位：在一个似是而非和临时决定的标签之下，一个缺少组织和严密性的所谓流派遮蔽了其中许多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小团体。出于明晰性的考虑，我们把这个十九世纪的最后一次文学运动分解成三个部分：以拉弗格为重要代表的“颓废派”团体，莫雷亚斯自命为领袖的专门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团体，最后是“罗曼派”，改换门庭的莫雷亚斯时而成功时而不成功地对其做出了说明。(Dominique Rincé115-16)
兰塞把波德莱尔称为“象征主义者”，但即使在这一描述中，我们也看到他一方面说拉马丁、雨果、奈瓦尔、波德莱尔等等都可以被称为“象征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明确强调，“文学史中一贯认定的‘象征主义者’并不是上述这些人，而是他们的‘子嗣’，是将上述人等视为大师与启蒙者的那些人”，也就是莫雷亚斯、杜雅尔丹等一辈世纪末诗人。所以即使是这样一种表述也证明了波德莱尔不是法国文学史中惯常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兰塞的这一提法其实是在象征主义运动真正开始之前的诗人(拉马丁、雨果、奈瓦尔、波德莱尔、兰波等)身上寻找各色后世象征主义的特点。但这其中的某些特点在更古老的中西方文学中同样存在，是否也可以把那些具有相似性的古老文学同样称为“象征主义”文学呢？被法国象征主义者所热烈追捧的古希腊俄耳甫斯秘教颂诗，是否也应该被视为象征主义的一部分，从而把运动的起始日期上推到公元前五世纪？这种上溯显然是无意义的。像绝大多数法国学者那样把他们视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灵感来源和先驱才是更稳妥恰当的表述。无视一个术语的历史性而进行的无限扩大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把波德莱尔称为“象征主义者”其实是一种强行上溯，因此，兰塞本人在略提一笔之后果断放弃了这样的用法。
勒内·韦勒克也说过，“在最宽广的意义上，象征主义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一切文学。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完全脱离了历史背景，也就失去了具体内容，只剩了说明一切艺术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名称。”(110)所以不能将广义的“象征”与作为文学流派的“象征主义”混为一谈，象征“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它有一部复杂的历史”，象征主义则应该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的概念”来处理，“指19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没落以后，新的先锋派文学运动，即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兴起之前西方所有国家的文学”(84)。“把1885年至1914年之间的欧洲文学称作象征主义时期，并把它看作一个以法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同时在许多国家造就了伟大作家和诗歌的国际运动。”(110)韦勒克的这一判断与法国文学史中的普遍说法也是吻合的。所以，波德莱尔与象征主义文学的关系已清晰可见，他在所有后世流派和诗人面前的身份都是先驱者和指引者，他的光芒不但照亮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许多诗歌流派，而且在今天依然发挥着他强大的美学作用。
波德莱尔去世之后至世纪末的每个法国诗歌流派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波德莱尔进行了借鉴，帕尔纳斯派中比勒孔特·德·李勒更年轻的一辈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里看到了《美之颂歌》和他在形式问题上的殚精竭虑，颓废派看到了波德莱尔的《晚霞》，看到了意识的深渊、灵魂的断裂、生命的无聊，象征主义者则看到了波德莱尔的《通感》，看到他对世界与自我之间对应关系的全新发掘以及他对一种至高的美与真实的追寻。甚至二十世纪的安德烈·布勒东依然称其为“精神上的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者”。他们各取所需，以波德莱尔的美学为素材转手搭建起自己的诗歌世界。
法国当代著名学者让-尼古拉·伊鲁兹对此有一段中肯的判断：“波德莱尔去世于1867年。但世纪末的每一场潮流都依靠了他的声望和财富，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寻觅的‘现代性’[……]从颓废派的精神世界中穿过，象征主义的创生与它对波德莱尔的接受史密不可分。雷米·德·古尔蒙，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他的《面具之书》中指出：‘所有当下的文学，尤其是我们称为象征主义的文学，是波德莱尔式的。’”(Jean-Nicolas Illouz22-23)波德莱尔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显而易见，他影响了象征主义者，但并不是象征主义者，这不但是后世法国文学史写作者的共识，也为十九世纪末象征主义的参与者们所公认。如果把波德莱尔形容成一个象征主义者，这既是一次文学史的定位误差，也是对他庞大美学体系的一种缩减。
曲解与生成
现在，我们已经清晰地知道波德莱尔并不从属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本身，而是其先驱和启发者。将波德莱尔视同象征主义诗学代表的论述是一种文学史错乱。而需要思考的新问题则是，在中国新文学对波德莱尔的接受过程中，除了客观谬误之外，是否存在某种主观的刻意构建，将波德莱尔打造成“象征主义者”，并通过对这一特定身份的运用进而达成某种文学主体的自我构建？在这里，就以学界论及中国象征派时绕不过去的李金发为实例加以解析。1925年11月，李金发出版其处女作《微雨》，文坛上的反响并不十分热烈，虽不能说是无人理睬，但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可以说是应者寥寥，并以批评为主,如认为其遣词造句怪异，“不想自己的作品使别人了解”(博董16)等等。与李金发有同乡之谊的钟敬文以褒义论述这“新奇怪丽的歌声”之难懂，但是钟敬文所说的“在冷寞到了零度的文艺界里”引起的“很深的注意”(钟敬文616)在当时其实并未出现，更多是一种溢美之词。至1927年底，作为诗人的李金发依然未能成为引人注目的诗坛新星，所谓的中国象征派也还了无踪影。不过四十年代李金发对他本人在文坛上的首秀却有一番独特的自述：
到一九二五年，我回国来，“微雨”已出版，果然在中国“文坛”引起一阵微动，好事之徒，多以“不可解”而谶(疑作讥)之，但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李金发270-71)
在这段话中，李金发一方面谨慎地使用了“微动”这一谦虚的提法，但“果然”一词已充分说明了他此前骄傲的信心，认为从《微雨》出版开始，象征派从此“风行”华夏，不能不说这是一段相当高调的回溯。他所论述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1925年至1927年《微雨》在中国文坛接受的实际状况，其实是在他已经历了整个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的兴盛之后的一次追认。而这一次追认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本人曾经的预期和野心。“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这里的“象征派”显然不是指法国象征派，而是指一个新生的中国象征派。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也不仅是《微雨》的成功，而且是自己所引领的新诗风作为一个“诗派”在文坛的立足。所以，虽然正如孙玉石所说，李金发“长于制作而乏于思辨，对于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却很少做系统的探究”(孙玉石29)，但从这段话中却可以看出，他颇有开宗立派的自得，并且在主观上对于一个新诗派的形成或建立有所意识，同时暗示了自己创始人的身份。
真正让李金受到文坛关注的第一篇重量级文章首推黄参岛的《微雨及其作者》，其中的很多说法至今仍被研究者频繁引用。黄参岛其人，遍览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库，仅存此一文而已，其真实身份颇可质疑，极有可能是李金发专门请来为其摇旗呐喊的枪手。黄参岛在文中给予李金发的诗歌一连串带着强烈欣赏之意的形容：流动的、多元的、变易的、神秘化、个性化，天才化的，以至于不习此道的国人只能无力地感慨太神秘、太欧化，而李金发诗歌最重要的特点，恰在于其“紧切的辞句，新颖的章法，如神龙之笔，纵横驰骤，句读上化人所不敢化的欧化，说中国人所欲言而不能找到的法国化的诗句”(黄参岛213)。于是以一次巧妙的转换，将此前李金发引人诟病的难懂词语和怪异句法解释为天才的神秘和创造的胆识——“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黄参岛211)——从而彻底进行了一次逻辑反转：看不懂他的诗不是诗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读者的水平不及甚至审美缺陷。接着，黄参岛进一步强调，“他的诗体风格，可以说全是法兰西化，故大家骤看去，似很难懂，其实外国诗人至低限度的浅白亦要如此。”(黄参岛214)借外国诗人之难为李金发诗之难寻找依托与合法性，这类评述在当时的文学场域中实有鲜明的所指，而绝非在学理上客观论述外国诗人最低限度的浅白也晦涩难懂：李璜1921年在《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中早已提到的，在法国近世的自由诗中也有通俗易懂、走向大众的一脉，“纯用通俗语，好与平民的情感相通”(李璜9)。凡此种种，使得黄参岛的这篇文章具备了浓重的论辩乃至论战色彩，意在为李金发正名，而绝非一篇单纯的审美赏析。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李金发的种种褒奖，也因此需要从这一角度加以看待。例如他说，“我敢断言，他三本诗集出版后，就会在中国成一个Prince de Poete中国之嚣俄的。”(黄参岛215)这一“中国之嚣俄”的评价并非强调李金发与雨果在诗风上的相似，而是借着雨果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泰斗的地位，发出对李金发文坛领袖身份的期许，归根结底依旧是在佐证其诗风的合法性。又比如，黄参岛借他人之口对李金发的诗歌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微雨》作好之后，最先看见的是李璜、周作人、宗白华等。他们有的比之嚣俄早年的作品(他的诗第一次与国人相见，是在《语丝》)，范仑纳的声调，有的谈为中国诗界的晨星，有的称之为东方之鲍特莱，这话我并不觉得过奖，尤其出于不喜说奖话的人之口。(黄参岛211-12)
李璜、周作人与宗白华等人究竟在私下里对李金发曾进行过怎样的肯定或奖掖，现已难以一一对应，其中究竟哪些确有其事而哪些属于黄参岛借题发挥也已不可考。但毫无疑问的是，黄参岛在这里特意提及李璜、周作人与宗白华的名号，正是为了力挺李金发诗作的价值。而“东方之鲍特莱”的美名，虽系黄参岛转引，却借着这篇《微雨及其作者》广泛传播，成为李金发最重要的标签，迅速传遍当时的文坛，及至今日仍然被学界常常援引。
自1919年周作人在《小河》自序中论及后，波德莱尔在中国文坛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对他诗歌的翻译、生平个性与诗学主张的介绍不胜枚举，鲁迅、田汉、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曾对他有所论述。相比之下，旅法归来的李金发却颇受了一番冷遇，直到将波德莱尔作为头号文学导师并获得“东方之鲍特莱”的美名之后，李金发才开始走出了骂声一片的窘境，自此之后，关于李金发的评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对他文法不通、句式怪异的指责大为减少，肯定的声音则迅速增多。1930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用史论的形式给新近出现的“象征派”以定位：“这一派，虽然其中有难懂的，有易解的，而师承又各不相同，但总之都是喜爱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所以又可以称为‘拟法国象征派’。”(陈子展3-4)1933年苏雪林的《论李金发的诗》里则写道：“虽然翻开那些诗集只看见单调的字句，雷同的体裁，似乎产量虽多并没有什么稀罕，但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苏雪林347)
诚然，正如一些学者早已指明的，李金发诗歌创作本身的文学性和诗学质量受制于他本人的能力并未抵达高超的境界，契尔卡斯基认为他“单单是‘欧洲文化’，没有同本民族传统和本民族文化的结合，未给诗人带来预期的荣誉”(契尔卡斯基362)。这是一个事实。李金发对波德莱尔的借鉴甚至模仿，其中的像与不像、好与不好学界已有丰硕的探讨，笔者对此也无意点评。然而中国象征派的形成，或用他本人的话说，“一般青年读了都‘甚感兴趣’，而发生效果，象征派诗从此也在中国风行了”，却在《微雨》出版之后的年月中确凿地发生了。李金发开创了一条他本人没有走完甚至也许没有走通的路，这条路并不以中国象征派为终点，他遣词造句的陌生化能量，或者说，这种不畏惧奇特辞藻与欧化句法的态度，其实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共同资源。今天，在被无数更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汉语诗歌写作狂轰滥炸之后，重读李金发的诗，除去早期白话文造成的不适感，已经很难如二十年代的读者那样觉得它们难读、难解。这就是李金发的贡献，他通过他的作品尤其是其中令当时读者与评论界产生接受困难的诗学风格和观念影响了中国读者对于“诗”这一古老文体的习惯性预期。而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在中国经过变型的“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真正扮演了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使得这一为中国文学传统所拒斥的审美范畴得以在此立足。
结论：走向一种新接受史研究
现在，如果我们再回溯开篇米歇尔·鲁瓦的评价，就必须承认，中国新文学和学术在对法国象征主义的百年接受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谬误以及术语滥用，甚至其造成的误解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本土的学术“常识”，需要彻底地修改订正。但与此同时，对于这一系列接受误差，绝不可以采取鲁瓦的最终评价，将其单纯看作劣质的涂鸦。这些错误与意外事实上成为了中国新文学自身进化史的重要表征，因此，接受过程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与差异就可以重新转化为有意义的材料和视角，并对接受方也就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展开全新的审视。借助这一差异参照系，可以挖掘出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某些不易直接察觉的线索。
注释[Notes]
① 例如张大明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几年中，对象征主义的主要作家，如波德莱尔……等等，都有介绍”(20)；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20年代对中国文坛影响最大的象征派作家大概是波德莱尔”(69)；而在陈太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波德莱尔时而被其论述为象征派的“先驱”(12)，时而又变身为“代表人物”(13)。类似用法不胜枚举。
② “古罗德尔Glaudel”为“Claudel”的笔误，即克洛岱尔。
③ 这与周无在法国阅读到的应是同一版本。
④ 在这一接受中，当然不乏正确的声音，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刘延陵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概观”(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将波德莱尔准确地定位为“象征主义底始祖”；李青崖的“现代法国文坛的鸟瞰”(1929年8月《小说月报》第20卷第8号)，在论述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时列举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维尔哈伦等，未将波德莱尔错误地置于其间；李璜的《法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24年)，作者纠正了此前自己在《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中的诸多错误，对波德莱尔也给予了准确的描述；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张资平《欧洲文艺史纲》(联合书店，1929年)在这一问题上均有清晰无误的论述。但是，对波德莱尔准确定位的文论数量远小于误读，且集中在专门的法国文学研究领域，这部分接受者与中国新文学的创作、批评互动甚少。而在新文学的创作者和批评者那里，“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的定位，从20年代起始至40年代末，已发展成“无可置疑”的公论，并对新文学的创作、发展以及时至今日该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 详见韩亮： 《〈微雨及其作者〉的“李金发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3期。
⑦ 原文误，应为poète。
⑧ 今通译雨果。
⑨ 今通译魏尔伦。
⑩ 今通译波德莱尔。
引用作品[Works Cited]Barre, André.Le
symbolisme:essai
historique
sur
le
mouvement
poétique
en
France
de1885 à 1900. Tome I. Genève: Slatkine, 1993, réimpression de l’édition de Paris, 1912.博董：“李金发的‘微雨’”，《北新周刊》22(1927)：15-19。[Bo, Dong. “‘Light Rain’by Li Jinfa.”Beixin
Weekly22 (1927): 15-19.]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书店，1930。[Chen, Zizhan.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Shanghai: Taiping Bookstore, 1930.]杜格灵 李金发：“诗问答”，《文艺画报》1.3(1935)：26-27。[Du, Geling,and Li Jinfa. “Q&A of Poems.”Literary
Pictorial1.3 (1935): 26-27.]Ernest, Raynaud.Jean
Moréas
et
les“Stances.” Paris: Société fran?aise d’éditions littéraires et techniques, 1929.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杂志》2(1928)：211-16。[Huang, Candao. “‘Light Rain’ and Its Author.”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2 (1928): 211-16.]Illouz, Jean-Nicolas.Le
Symbolism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aise, 2004.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Jin, Siyan.Literary
Reception
and
Cultural
Filtration:Chinese
Reception
of
French
Symbolist
Poetry.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4.]李璜：“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少年中国》2.12(1921)：1-9。[Li, Huang. “Rhythm of French Poetry and ItsLiberation.”Young
China2.12 (1921): 1-9.]李金发：《李金发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Li, Jinfa.Representative
Works
of
Li
Jinfa.Ed.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999.]Loi, Michelle.Roseaux
sur
le
mur,les
poètes
occidentalistes
chinois1919-1949. Paris: Gallimard, 1971.陆文綪：“李金发与戴望舒：起步与超越”，《求索》1(1994)：87-91。[Lu, Wenqian. “Li Jinfa and Dai Wangshu: Starting and Surpassing.”Seeker1 (1994): 87-91.]Moréas, Jean. “Le Symbolisme.”Les
premières
armes
du
symbolisme. Paris: Leon Vanier, Libraire-Editeur, 1889. 31-39.- - -. “Lettre de jean Moréas à Léon Vanier.”Les
premières
armes
du
symbolisme. Paris: Leon Vanier, Libraire-Editeur, 1889. 7-10.Osmont, Anne.Le
mouvement
symboliste. Paris: Maison du livre, 1917.Poizat, Alfred.Le
symbolisme:de
BaudelaireàClaudel.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19.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诗歌季刊》1.2(1935)：55-78。[Pu, Feng.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Poetic Circles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Poetry
Quarterly1.2 (1935): 55-78.]Rincé, Dominique.La
Poésie
fran?aise
du
XIXe
siècl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苏雪林：“论李金发的诗”，《现代》3.3(1933)：347-52。[Su, Xuelin. “On Poems of Li Jinfa.”Modern
Times3.3 (1933): 347-52.]孙玉石：“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重读穆木天的早期诗论”，《吉林师范学院学报》3(1989)：29-34。[Sun, Yushi. “Founder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Symbolic Poetry—Revisiting the Early Treatises on Poetry by Mu Mutian.”Jilin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3 (1989): 29-34.]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清华周刊》43.1(1935)：56-65。[Sun, Zuoyun. “On ‘Modernist’ Poetry.”Tsinghua
Weekly43.1 (1935): 56-65.]Л·Е·契尔卡斯基：“论中国象征派”，理然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1983)：357-81。[Tscherkassky, Л. Е.“On Chinese Symbolism.” Trans. Li Ra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2 (1983): 357-81.]王独清：“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创造月刊》1.1(1926)：89-98。[Wang, Duqing. “Another Talk about Poetry--A Letter to Mutian and Boqi.”Creative
Monthly1.1 (1926): 89-98.]勒内·韦勒克：《辨异》，刘象愚、杨德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Wellek, René.Discriminations. Trans. Liu Xiangyu, et al.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钟敬文：“李金发底诗”，《一般》1.4(1926)：615-17。[Zhong, Jingwen. “Poems of Li Jinfa.”General1.4 (1926): 615-17.]周无：“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少年中国》2.4(1920)：14-28。[Zhou, Wu. “Trend of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Young
China2.4 (1920): 14-28.]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