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俪成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在研究《旧唐书·文苑传》时，曾经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旧唐书·文苑传》中)关于某人在年青时‘善著文’的说法竟一字未改地重复了八次，字句稍有变动但内容未变的也达十次之多。有三篇传记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在很小时(六岁、八岁和九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19)傅汉思认为这种写法属于文苑传的固定模式，反映了“十世纪时史官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对于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成见”(10)。事实上，只要我们将眼光稍稍扩展到更早的史书，就会发现，这种对幼年文学才能的渲染，早在南朝末年的史传中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这种风气的产生，则更可以追溯到汉末魏晋之际。近年来，随着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唐代幼儿文学教育与“幼属文”现象进行了讨论，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视线延展到南朝以前，讨论“幼属文”之风产生的历史逻辑。以笔者管见，只有胡大雷先生《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一文对南朝“幼属文”之风有过系统的材料梳理。本文拟在胡先生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继续深入讨论“幼属文”之风的形成原因，并试图以“幼属文”之风为背景，探讨刘勰、钟嵘讨论“才”“学”关系时普遍认同“才主学辅”的原因。

一、“幼属文”的定义及刘宋以前的发展状况

本文所谓“幼属文”，指文人在幼童时期撰写文学作品的行为。在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定义所谓“幼属文”的年龄范围。

　　“幼属文”主要涉及孩童幼年学习文章写作的问题，因此应从关于幼年教育的史料中寻找相应的时间节点。战国到西汉的时期，孩童开始启蒙的时间还没有非常整齐的规定，到了东汉，这个时间划分基本被定为八岁和十五岁的统一标准。班固《汉书·食货志》提到：“馀子[……]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1122)班固参与讨论编纂的《白虎通·辟雍》对这个年龄划分做出了解释：“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陈立253)在此基础上，成书于东汉中后期的《四民月令·正月》又载：“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本注：“成童已上，谓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幼童，谓九岁以上至十四”。(石声汉9)这里对幼童和成童的划分，即以东汉初年以来“入小学”和“入大学”的年龄为依据，说明这种划分已是“四民”的普遍共识。因此，本文也将“幼属文”的年龄定为十五岁以下的“幼童”时期。

　　在上述儒家典籍中，并没有提及幼童的文章写作训练，但至少在西汉后期，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童年时代进行写作训练。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彫虫篆刻。’”(汪荣宝45)，可见其于童子之时就已经将作赋当作爱好。又《法言·问神》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汪荣宝166)可知扬雄之子扬乌在九岁时已经参与了《太玄经》的创作。此外《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幼属文”引《东观汉记》曰：“班固[……]九岁能作赋颂。因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2711)《后汉书·班固传》因言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范晔 1330)这也是“幼属文”最早的事例之一。

　　扬乌和班固的“幼属文”固然使人惊奇，但都有各自家庭特殊文学氛围的影响，在汉朝幼童中并不普遍。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文章在仕宦中作用的提高，出现了边韶这样“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范晔2623)的专门文章教育家。幼年的文章训练，也从零散的个人爱好，逐渐成为了社会风尚。如徐邈“七岁涉学，诗赋成章”(李昉编1780)。周不疑“年十三[……]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1781)《文选注》引《三辅决录》言士孙萌“少有才学，年十五，能属文”(萧统编1105)等等。特别是在《三国志》及裴注对曹魏王室的记载中，曹丕“年八岁，能属文。”(57)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557)曹衮也是“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583)普遍有幼属文的事迹。这也与曹氏父子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曹操对诸子“少诵诗、论”(魏宏灿301)的要求分不开。

　　由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在整个曹魏时代，“幼属文”的事迹不绝于史，比如《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裴注引荀勖《文章叙录》及《世语》说到曹操的连襟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惠和夏侯荣，一个“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另一个“幼聪惠，七岁能属文”(273)。这都是少年文章天才。曹魏九品官人法成立之后，“才”“地”成为取士的两个重要标准。其中门第决定的“地”固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在门第相同的情况下，想要取得理想乡品，还需要让中正对自己做出有“才”的品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才”的偏重不同，在三国时期，“文才”已经成为“才”的重要内容了。如《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言裴秀：“弘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大将军曹爽辟。”(673)《晋书·裴秀传》引渡辽将军毌丘俭将裴秀推荐给曹爽时说他：“生而岐嶷[……]博学强记，无文不该[……]非徒子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1037—38)在这里，“幼属文”的事迹已经成为毌丘俭推荐裴秀时重点强调的优势。

二、齐梁追求早仕之风与属文年龄的提前

到了南朝，士人群体中崇尚文才之风愈发浓烈，《南史·王俭传》言：“先是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595)可知文才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学。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南朝士人群体对幼年文章训练的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钟嵘《诗品序》说到南朝士族习文的风潮时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54)可知在朝廷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双重推动下，尚在“裁能胜衣，甫就小学”之时便开始学习文章写作，已经成为“士俗”间的常态。

　　在南朝以前，早慧并非当时人人都推崇的美德。《三国志·蜀志·诸葛瞻传》引诸葛亮与兄长诸葛瑾的书信中提及儿子诸葛瞻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932)不但不为儿子的早慧感到欣慰，反而认为孩子失去了成大器的空间。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不少人在教育子女时，并不一味追求早慧。曹魏王昶在《诫子侄书》中说：“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陈寿745)因此他为子侄们取名沈、默、浑、深，告诫他们不要着急露名扬己。

　　但是到了南朝以后，史书中对早慧的记载不断增加，戒早达、尚晚成的舆论逐渐消失，士族子弟竞相以早成为荣，甚至形成了“早达”的具体年龄标准，如《南齐书·徐孝嗣传》载：“(徐)孝嗣姑适东莞刘舍，舍兄藏[……]语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矣。汝宜善自结’。”(771)《南齐书·王融传》载：“(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822)《南齐书·张欣泰传》载：“(张)欣泰少时有人相其当得三公，而年裁三十。”(884)《梁书·武帝纪》载：“(王)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2)可知南朝高门士族子弟中间，普遍流行一种“三十为侍中/令仆/公辅”的仕宦预期，能达到这种预期，方才会对自己的仕宦经历比较满意；相反，如果士族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得到美职，则会非常沮丧，如《南齐书·陆慧晓传》载：“(陆慧晓)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805)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官员铨选的人甚至当时的执政者都会因此受到责难，如《宋书·谢景仁传》说：“景仁[……]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1493)《南史·范晔传》说：“初，何尚之处铨衡，自谓天下无滞才，及(孔)熙先就拘，帝诘尚之曰： ‘使孔熙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855)这皆是显例。

　　南朝士族中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崇尚早达的风气，早历清显为自己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自然是最关键的因素；与此同时，这种风气还与当时士人对自己年寿的预期有关。《世说新语·贤媛》载：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刘义庆 801)

　　对于寒人来说，升至才华可得施展的官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位兵家儿最终能达到的成就，与他的寿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士族来说，虽然仕途会比较顺利一点，但是年龄仍旧是他们前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南史·江淹传》载，江淹三十五岁即为齐中书侍郎，“王俭尝谓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1450)从王俭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人的认识里，年寿正是预测仕途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南朝人如此看重年寿对仕途的影响，也与南朝以后士人对自己寿命的预期普遍降低有关。《南史·顾协传》言：“张率尝荐之(顾协)于帝(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1519)在北来士人眼中，南方卑湿之地会明显影响自己的寿命，因此三十岁已经算是衰年了。在这种认识下，即使王谢高门中，也不乏对子女寿命的担忧，《梁书·文学·谢征传》载：“征幼聪慧，(谢)璟异之，常谓亲从曰：‘此儿非常器，所忧者寿；若天假其年，吾无恨矣’。”(718)谢璟是谢征的父亲，他在孩子幼年前程似锦之时，却说出了“所忧者寿”这样的悲观评语，并非杞人忧天，《宋书·谢庄传》载谢庄与刘义恭笺，自述谢家“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2172)这可见年寿之忧确实是谢家代代相承的诅咒。

　　不论一个人的地胄才华多么显赫，仕宦经历多么“平流直进”，总还是要走完一定的流程，不可能刚解褐便当上宰相。如果一个“有公辅之望”的士族子弟，活不到兑现“公辅”的年纪就在升迁的过程中英年早逝的话，不仅自己的优质资源付诸东流，也会影响到家族“世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才华的士族子弟希望自己能在三十岁“已衰”之前获得“侍中”“公辅”之类的美官，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世家子弟为了早日达到“三十公辅”的目标，一方面需要加快转官晋升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提前解褐的年龄。据《梁书》载，南齐末年，萧衍上表齐和帝，陈说限制入仕年龄的弊端，表中说当时“俗长浮竞，人寡退情，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于斯为甚”(23)。由此可知，当时士人甚至会刻意更改户籍，增加自己名义上的年龄，达到提早入仕的目的。为了应对这种年龄作弊的情况，在南朝几乎每代皇帝都有限制入仕年龄的措施，但绝大部分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南史·谢庄传》载：“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至是(宋孝武帝时)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555)限年入仕的命令不到一代便告失效；《梁书·武帝纪》载梁武帝天监四年诏令：“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41)但就连规则的订立者梁武帝自己，也在破坏着自己的规则，《陈书·王冲传》载其“年十八，起家梁秘书郎”(235)；《梁书·王份传附王锡传》载王锡“十四，举清茂，除秘书郎”(326)；与之齐名的张缵则“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李延寿1385)。如果以上三位作为皇亲，还不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陈书》载陈郡殷氏的殷不害“年十七，仕梁廷尉平”(424)，《北齐书》载琅琊颜氏的颜之推“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620)等例子都可说明，在年寿焦虑的刺激下，梁武帝限制入仕年龄的努力对高门士族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三、幼童教育中文章与学问的先后关系

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研究》中讨论魏晋人士争取乡品的情况时论断说：“当时，一般以二十岁为出仕年龄，为了取得高的乡品，就必须在此之前成为社交界的明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规的学习是来不及的。”(107)到了齐梁两代，既然许多士族子弟都希望能在二十岁以前解褐，那么成为社交界明星的年龄就需更加提早。这又进一步提早了士族子弟开始学习的年龄。正如《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说，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王利器141)。这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文章训练也是幼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在《责子》诗中抱怨自己的五个儿子，中有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龚斌262)生动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们在十五岁“志学”之前的幼童时代不愿接受“文术”学习的焦虑。

　　按照儒家传统的教育观念，幼童所受的教育的内容，除了“六甲”“九九”之类生活基本知识之外，就是“六经”和“六艺”等儒家经典与礼仪，并没有学习其他内容的空间，但到了南朝以后，世俗关心的学业，渐渐从经学转向了文学，这种转向也体现在了世族对子弟的教育中。裴子野在《雕虫论》中申说：“宋初迄于元寿，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李昉，《文苑英华》3873)在裴子野看来，刘宋以来好文之风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年少”“总角”之幼童，在本该学习儒家经典六艺之时，将时间都耗费在了诗文写作上。

　　裴子野的观察也可以在史籍中得到验证，《陈书·谢贞传》载梁朝末年：“(谢贞)母王氏，授贞《论语》、《孝经》，读讫便诵。八岁，尝为《春日闲居》五言诗，从舅尚书王筠奇其有佳致，谓所亲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由是名辈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426)可见谢贞在学习《论语》《孝经》之后，便马上开始练习撰写五言诗，再过五年以后，才“略通《五经》大旨”。又如《南齐书·高逸·顾欢传》言：“(顾)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928)在文中，顾欢作《黄雀赋》的年龄是“六七岁”，正与学习“书甲子”同时，而在作《黄雀后》两年之后，八岁的顾欢才开始背诵儒家经典中最基础的《孝经》和《论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南朝世族中那些“幼属文”的孩童，在开始学习写作时，大多数没有经受过完整的经学训练，也没有读过太多史传杂著，自然谈不上博学。事实上此时幼童在培养语感，学习诗文体式、音韵、章法、句法时所凭借的教材，主要是前人的文学作品，因此阅读、背诵前代诗文经典也成了幼学的重要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520)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1452)《陈书·傅縡传》载：“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400)从背诵诗赋的年龄来看，他们背诵前代诗文作品的时间，应该已经先于通读《五经》和史传的时间了。《隋书·李谔传》载李谔上书隋文帝，要求改革当时江左传来的奢靡之风，文中江左竞骋文华的风气下，“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1544)。儿童纷纷将诗文的训练提早到经史之前。而对那些“未窥六甲，先制五言”的孩童来说，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在文章中表现出太多学问修养了。

四、幼属文的特性与齐梁文论对“才”“学”关系的讨论

“幼属文”之风导致的先属文、后学问的学习轨迹，也影响到了齐梁文论中对文学创作时“天才”“学问”关系的认识。六朝以来，随着文学在社会文化中地位的提高，关于文才来源的讨论也逐渐兴盛起来，其中“学问”和“天才”则是六朝文人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最为关心的两个因素。

　　由魏晋到南朝，士人们在学术领域关注的重点由玄理渐渐转向博学，在儒、玄、文、史四个领域中，都表现出崇尚渊博知识的风气(胡宝国165)。从文学方面看，以颜延之、王俭、任昉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在诗文中酷爱用典，在极端的例子里，已经到了每句皆用典的程度(何诗海30—34)。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前提是阅读大量经史百家之文，积累大量的词汇量和典故量。故此汉魏六朝文人常常论及学问对文章创作的重要性，《文心雕龙·事类》引曹操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615)。认为张子的文章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不够博学。《晋书·殷仲文传》载：“(殷)仲文善属文，为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2605)这也强调了博学广览对提高文才的作用。

　　虽然两晋南朝史传中，“博学善属文”是称赞文士的常用套语，但随着出仕年龄的提前，六朝士族子弟开始文章学习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许多以“幼属文”打出名气的士族子弟们，在“能属文”之时，连通五经都不一定能做到，更遑论熟读各类史传杂记，达到“博学”的水平了。现实的变化，使人们难以再用“博学”来解释少年才子们的文才来源，只得转换思路，将文才的产生归因于少年的“天才”与“天分”。

　　儒家经典中本有关于天才的叙述，《论语·述而》中孔子明确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何晏 邢昺2483)可见儒家经典虽然承认“天才”，但从未将“天才”看作君子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到了齐梁以后，文士们对“天才”变得越来越热衷，在文章中颂美他人“天纵生知”的情况变得屡见不鲜，如王融为齐文惠太子所作哀策文言其“诞惟妙善，克自生知”(严可均2863)。沈约《武帝集序》言萧衍“诞纵自天，生知在御”(3123)。萧纲在《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中言萧统“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3002)等等，几乎已经成为奉承权贵的套语。《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中将“幼有文章之敏”当作“纵生知之量”的证据，可见“幼属文”已经是“生知”的表现之一(3002)。

　　除了上述抽象形容之外，南朝人还常常会用“梦中得才”的故事，将这种“天才”产生的过程，形象地表现出来。类似故事最早出现在《太平御览》所引刘宋臧荣绪撰写的《晋书·罗含传》中，后来被收入唐修《晋书》：

　　(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遂取吞之。含觉，胸中如吞物，意谓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鸟有文章，汝当善文章矣。”果如其言。(1838)

　　到了齐梁以后，此类故事越来越脍炙人口，而且被套用到了不同的人物身上。

　　江淹[……]少而沉敏，六岁能属诗。及长，爱奇尚异。自以孤贱，属志笃学，洎于强仕，渐得声誉。尝梦郭璞谓之曰：‘君借我五色笔，今可见还。’淹即探怀，以笔付璞。自此以后，材思稍减。(萧统编744)

　　(任昉)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梁书》251)

　　(徐陵)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陈书》325)

　　(纪少瑜)年十三，能属文。[……]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李延寿1786)

　　关于这类故事，周勋初认为产生于六朝战乱频生的社会里人们热衷“占梦”，用来在混乱的社会中增加确定性的风气。但是从文本特征上来说，这几则记梦的故事则更像《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的那些神授君权的灵梦，这类故事的流行，很好地体现了南朝人对文章才能“非学而得”的广泛认可。

　　这类“文才天授”的故事，也影响到了南朝文论的作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自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725)第一个梦中的“七彩云锦”显然是上引故事中“五色笔”“五色鸟”“彩旗”的又一形态。刘勰在做了这两个梦以后“怡然而喜”，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726)。不但对“文才天授”的观念深信不疑，甚至将之当成了自己从事文论写作的动力。

　　南朝另一位重要文论家钟嵘，也深受此类故事的影响，他在《诗品》对江淹的评价中特地引录了《梁典》中“江郎才尽”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一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306)这里钟嵘不但将江淹之才的来源归为天授，而且又进一步将“江郎才尽”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对文才的回收。在钟嵘这里，天才对文章写作能力起到的作用，无疑更为关键。

　　由于深受“文才天授”观念的影响，钟嵘和刘勰在讨论文才时，虽然也重视学问的作用，但又往往将天才的重要性置于学问之前。例如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极力强调博学对文章的作用，但他又说：“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615)在刘勰一贯的折中观念下，他努力强调才学两者不能偏废，但是在“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等等文辞中还是显示了在刘勰的理论中，要写好文章本质上还是要靠“才”而不是靠“学”，博学只是为完美地发挥“才”提供条件而已。

　　到了专论五言诗的钟嵘《诗品》中，“才”相对于“学”的支配地位变得更为突出。在《诗品》里，钟嵘首先区分了文和诗两种文类对用典的需求差别：“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74)在吟咏情性的五言诗那里，“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74)。刘宋以来重视博学比类的作品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衲，蠹文已甚”(180—81)。之后，钟嵘将决定作品优劣的关键因素归结到了作者本人的天分上：“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181)所谓的“自然英旨”，即天赋的才能情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天资”之“才”。在对任昉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钟嵘心中两者主次的不同。《诗品》卷中评价任昉曰：“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316)任昉少年时期就没有作诗的才华，在晚年达到“博学”的水平以后，喜欢在诗中彰显自己的学问，反而带坏了一代诗风。这样的评论，与钟嵘无视江淹晚年学问更深的事实，将晚年江淹文章水平的退化，归结为“天才”的消失，采用了相同的逻辑。

　　刘勰和钟嵘的论述，都明确区分了文章写作中“学问”和“天才”的不同功用，并且均将作者的“天才”作为决定文章优劣的最主要因素，在晋朝之前的文论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到这样的分疏。齐梁时代的人会津津乐道于“天才”的重要性，对儿童早慧的关注，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才主学辅”的文学观也影响了隋末唐初史家对文才的看法，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602)完全将“天”定为文才的最主要来源，而“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的表述，针对的显然就是那些在五六岁即能属文的神童们。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所谓“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的比喻，正与徐陵母“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刘勰“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之类的“天授文才”之梦若合符契，可见类似“天授文才”的故事的影响，已经从文学批评领域转移到史学领域了。

结 论

梁朝后期进入北齐的颜之推在撰写《颜氏家训》时特地告诉子弟：“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王利器237)在这里，颜之推特地区别了决定学问和文章成就的主要因素： 决定学问好坏的因素是积累，纵使缺乏天资，只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总能做出“精熟”的学问；而决定文章优劣最重要的因素是作者的天才，不论作者多么努力，没有天才还是无法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如干脆放弃以文章成名的想法。不少学者将这段话当作南北朝文论中讨论“才学主次”问题时赞同“才”高于“学”的例子。然而在关注这段话文论方面的内涵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颜之推写下这段话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对才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们，如何在年轻时就做好学习规划，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颜之推在这里强调“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与其说是发表自己的文学观点，不如说是一种出于实用主义的告诫。

　　重新审视这段话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中古时代的文论，很多都不是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单纯背景下展开的，在文论中体现的文学观点，常常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乃至文学训练等实用目的关系密切。本文所讨论的南朝后期“才主学辅”观念的形成，就是如此。虽然关于“才性”的讨论，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十分热烈，但正因为南朝士族社会对文章创作的极度关注，才使得人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中重新审视“才性”问题，开始在文才和天性的关系上做文章；正是因为南朝士族为了兑现自己“三十为公辅”的期望，将出仕年龄不断提前，才使得士族子弟不得不在“博学”之前学会写文章，不断生产“文才天授”的故事，强化人们对“文章天才”的认同，最终在重视“博学”的社会整体气氛中，使“才主学辅”成为文才来源的主流观念。和颜之推不同，刘勰和钟嵘的本意，自然是要讨论理论化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背后，却隐含着社会风气变化下，人们对于子弟文章才能培养的现实关切。

　　南朝以后，“才主学辅”的文才观依旧不断绵延。陆扬认为，如《文心雕龙》中“能在天资”之类“以才性为文学之本的观点到了唐代更被发扬光大，加上对政治书写的力量的渲染，造成文学才能的神秘化。”(246)赵树功则进一步说明，在唐朝之后，这种崇奉文才的观念更是深入文人的内心，影响遍及诗、文、词、曲、小说的批评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核心观念之一。(59—68)如果说对“能在天资”的认同，将强烈的神秘性赋予文章创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才崇拜的重要原因；那么南朝“幼属文”现象的流行，正应视为文才崇拜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滥觞之一。

　　注释[Notes]

　　① 在汉魏之际，扬乌为父亲作《太玄》时出谋划策斟酌字句的具体故事就已经非常流行，很可能是最早被称为“圣童”的幼儿。参见王子今： 《汉代儿童生活》(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又王子今：“汉代齐鲁‘神童’”，《齐鲁文化研究》7(2008)： 129—39。

　　② 关于南朝各阶层士族的起家年龄，参阅川合安《南朝貴族制研究》第九章《南朝官人の起家年齢》(东京： 汲古書院，2015年)第258—69页。

　　③ 关于六朝文人的梦，参见周勋初：“刘勰的两个梦”，《周勋初文集》第三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相关讨论亦可见小南一郎：“六朝文人たちの夢”，《未名》7(1988)： 59—70。

　　④ 关于《文心雕龙》中“才主学辅”思想的阐释，参见赵树功：“论刘勰文才思想的天人视域”，《文艺理论研究》5(2006)：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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