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为视角
◎王甜
翻译的过程既是忠实于原作的忠诚的阐释,也是译者充分发挥自我创造意识的大胆的“叛逆”之路。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和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得以彰显。本文选择张爱玲代表作《倾城之恋》的金凯筠译本为研究对象,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理论为视角来研究译者主体性在该译本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 乔治·斯坦纳 翻译四步骤理论
一、引言
传统的翻译理论的研究往往围绕着原文和原作者展开,侧重于研究译文在传达原文信息和风格等方面的忠实性及对等性,却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译者这一处于翻译环节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译者被认为是依附于原作者而存在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无足轻重者。随着20世纪70年代由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后,译者在翻译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译者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承认,译者的主体性成为翻译界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的四步骤翻译理论为视角,以金凯筠《倾城之恋》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行微观分析,分别从“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方面来解读金凯筠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二、乔治·斯坦纳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斯坦纳指出,一篇作品一经翻译便会得到提高,原因在于翻译过程是有条有理的,分析详尽的,那么译文自然会比原作更明晰细致,更能体现原作的内容。翻译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需要翻译转换出来的实际内容常常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多,这使最后的译文必然膨胀。此外,每当译者确定原作值得翻译,这便立刻提高了原作的价值。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斯坦纳所重视的翻译中的四个步骤里都强调了译者主体性。在译者主体性这个概念里,译者才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也是原语与译语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介。因此,译者追求这种理想化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即翻译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参与,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就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三、《倾城之恋》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乔治·斯坦纳把翻译的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本文拟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的翻译四步骤理论出发,分析《倾城之恋》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一)信赖
金凯筠作为美国汉学界知名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张爱玲研究专家,曾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生活工作了近20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金凯筠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被张爱玲的作品吸引。因为喜欢,所以坚持。《倾城之恋》中的戏剧效果、奇思妙想和精妙讽喻使得金凯筠深深着迷,欲罢不能。2007年,金译版《倾城之恋》由美国的《纽约书评》出版发行,同年英美文艺界再版了由她翻译的《“倾城之恋”及其他故事》,使得张爱玲成为了继钱钟书之后第二个进入企鹅经典丛书的新当代中国作家。这也说明了金凯筠在汉英翻译上的造诣和成就。
(二)侵入
在斯坦纳看来,翻译的第二个阶段,即侵入阶段,译者打破语言的外壳深入到原文的内部,将核心的思想提取出来。译者对原著的“侵入”既是一种攻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能够让译入语读者接近原作者的视域并且能够让原著在一种全新的语言中获得再一次创作。金凯筠的翻译过程体现了她本人在努力攻入原作内部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纵横捭阖、深入浅出的进攻和妥协的尝试,她尽可能地克服了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障碍,把原作的意义和韵味剥离了出来。
如译文中:
I've been telling Fourth Master, telling him for a long time now: ‘Old Four, you'd better warn Third Master. When you two buy gold, or buy stocks, don't use Sixth Sister's money.’译者将第一个“老四”译为Fourth Master, 第二个译为Old Four, 站在说话者四太太的角度,在其他的家庭成员面前提到自己的丈夫“老四”的时候,不需要翻译得过于矫揉造作。而且将 “六姑奶奶”翻译为Six Sister则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四奶奶对处于落魄地位的离婚回到娘家的、寄人篱下的白流苏的一种讽刺之情和不屑一顾,相反在文章中多次出现的“六妹”也译为Six Sister,这是一种对人物称呼的误读所造成的翻译上的失误,也是由于受到了译入语文化中人物称呼的简单化的影响所致。中国传统大家族里复杂的亲戚和人物关系对译入语读者而言是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作者采取了异化译法,没能传神地表达出人物之间的家族联系,在翻译“三房四房”的时候简单地译为“the Third and Fourth Masters”,读起来总觉得有点怪异的感觉。译文将“白老三”翻译为the third son of the Bai family是不太恰当的,说话是为了强调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强调自己在家族中的男权地位,译文似乎侧重于强调“白老三”的排行老三,因此显得多余,可以直接译为“As the Third Master of my family, I may be poor, but I am capable of feeding my little sister.”由于译者所处的不同的文化意识和背景影响了她对于文字内涵的把握。
(三)吸收
第三阶段是建立在第二个基础之上的,有了对原著的入侵、领会和把握,才使得吸收成为可能。因此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理解之后的表达阶段,也是翻译过程的重心所在。译者在吸收阶段应当看到双语互动的正负作用这一辩证关系,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让原作归化到译语里,使读者仿佛不是在读译文而是在读母语,两者神似如臻化境。吸收的对象不仅是原作的内容,还有其形式,译者要让读者感觉到外国人是在用译者的语言表达意思。
在译文中,译者将“指桑骂槐”译为I may be pointing at the mulberry but I'm cursing the locust tree,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而言都是较为合理的,能让译入语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将“猪油蒙了心”译为“You've got a heart smeared with pig fat”,片面地强调了形式上的对等,难以在译入语读者脑海中引起共鸣,感受到四奶奶因对流苏强烈的嫉恨之情而进行的狠狠斥责,不如译为“You have lost your mind”或者“You have lost your conscience.”而译者在翻译“败柳残花”时,为了保存“花”的意象,则采用了翻译“soiled flower”,这可能引起译入语读者理解上的困惑,既然在流苏最初的爱情观里,爱情是可以待价而沽的,因为“归根究底,他还是没有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那么是否可以将其译为“damaged goods”呢?
(四)补偿
斯坦纳认为补偿是因为存在不平衡。翻译在过程的前段往往失去了平衡,译者不是添油加醋掺和自己的意思,就是偷工减料回避难点,所以真正的翻译应当寻求平衡,翻译应当提供补偿。最理想的翻译是既实现交流,又不造成损失,外在翻译过程两端的原文和译文都应完好平衡。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将“忠实”的精神落到实处,才能完成让思想得到历时与共时的交流和保存的任务。
柳原在对流苏表白的时候,选择了《诗经》里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作者在翻译的时候也采用了一些古英语如“thee”和“thy”,尽可能地营造出古典的氛围,在诗歌翻译的格式上也力求对等,将“死生”译为“life”,“death”和 “distance”属于作者的一种过度补偿,无论译文多么精彩,从翻译本身的要求来看,“提高”即是过分补偿,打破了翻译所追求的平衡。在译文“Once in a while they even addressed her quite respectfully”中,作者没有翻译出白家人对流苏的具体的称呼,而这些称呼恰恰折射出了她们心中的惴惴不安和墙头草心态,作者省略了对“六妹”“六姑”“六小姐”的具体翻译,因此这是一种不平衡的表现,表现在译文不及原文。具体体现在译文所表述的内容少于原作的实际内容,或者少于译者所理解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译文是十分不平衡的。提高也是背离原作的不平衡,译者之所以这样做,动机各有不同,很多时候译者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原作水平。
四、结语
本文以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为理论依据,分析了《倾城之恋》英译本,旨在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充分体现。在这四个翻译步骤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译者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翻译的过程既是忠实于原作的忠诚的阐释,也是译者充分发挥自我创造意识的大胆的“叛逆”之路。[1]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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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曦)
王甜,女,长江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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