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茜·金森

　　精神病患者有时候可以是完美的伪装者。

　　“凶手杀了人，不可能一走了之，他还要解决许多问题，如何处理尸体便是其中一项。”法医精神病学专家格温·阿斯海德说。近30年来，她一直在给英国的监狱和精神病院提供问诊服务。她说这句话时，正在聊一个叫托尼的连环杀人犯。

　　托尼手里有三条人命，他还将一名受害者的头颅砍了下来。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将他关进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他为何要砍下受害者的头，民间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传闻。”阿斯海德在书中写道。但她称真实原因其实很普通——托尼觉得头太重了，用他的原话讲，“像保龄球一样沉”。他再次挥动屠刀，就是为了方便将尸体转移到室外。

　　精神科医生不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一次，一名患者拿着刀，在阿斯海德同事的门上开了好几个洞，她听到患者的怒吼声，急忙躲进衣柜。但这份工作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那么危险。冷血的杀人犯行凶，都是提前周密规划好的，而她接触的都是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他们犯病了才会有暴力行为，不犯病是不会有事的。“他们可能前脚杀了自己的妻子，将尸体埋好，后脚就去超市买牛奶了。”她说。

　　当下的世界令人疲倦、困惑、恐惧，如果能把好人和坏人简单地分为两个阵营，我们自然会安心些。

　　阿斯海德将自己的患者描述为灾难的幸存者。当然，灾难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她要帮助患者坦率接受自己的罪行，达成某种和解。她接触过一个叫伊恩的中年男子，这名患者性侵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她说：“伊恩希望得到儿子的谅解。但他又很清楚，这样的罪孽，他儿子就算原谅他了，他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伊恩后来自杀了。

　　有人会说，这些犯人不配获得治疗与谅解。阿斯海德完全能理解这种以牙还牙的想法。“当下的世界令人疲倦、困惑、恐惧，如果能把好人和坏人简单地分为两个阵营，我们自然会安心些。”她说，“但这些精神病犯人并非恶魔，他们的人生在某一刻不受控制，带来了灾难，等他们回过神来，发现身边躺着一具尸体，他们也很纳闷。天哪，这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让他们犯下了暴行？我们唯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方能避免悲剧重演。

　　大多数暴力犯罪分子都是男性，但阿斯海德强调，我们不能用性别解释这一问题。童年的悲惨遭遇和药物滥用倒是有可能埋下地雷，她书中一个名叫莉迪亚的女跟踪狂便是如此。这名患者曾威胁过一位男心理医生，我们姑且称他为W医生。以下内容节选自阿斯海德的书。阿斯海德医生大半辈子都在跟性侵犯和杀人犯打交道。

　　父亲去世后，莉迪亚为了走出低谷，曾找W医生咨询。莉迪亚约了几次治疗，效果看上去不错。治疗周期结束后，他们没再见过面。不过六个月后，莉迪亚给W医生寄了一封情人节卡片，向W医生示爱。她在信中说自己想见W医生，“一刻也不想等”。她的文字让人觉得他们仿佛有过一段恋情。W医生谨慎地回了封信，说他没法赴约，但她可以找别的医生。

　　莉迪亚无法接受这样的回复。她之前从未犯过法，但自此以后，她开始频繁地用电子邮件和信件骚扰W医生。她见W医生不回复，就向监管部门举报，称治疗期间，医生跟她上过床。事情愈演愈烈，她甚至跑到了W医生家门口。

　　莉迪亚就这样骚扰了W医生一年之久。她为了见W医生，什么都干得出来。她甚至報警，说W医生性侵了她，这样，他们对簿公堂就能见上一面了。警察调查后，发现W医生是清白的。事后，警察对莉迪亚提出警告，但这反而激起了她的不满。她继而非法监视W医生的家，砸他的车，还给他的妻子写信，里面满是W医生性侵她的谎话。

　　W医生只得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莉迪亚还是我行我素，再次跑到了W医生家门口。这一次，她往花园里扔了好几块腐肉，想让W医生的爱犬吃掉，这样，狗就有可能死掉。这种做法非常恶劣，她的目标是活物，并且是受害者非常在意的宠物，再这么发展下去，下一个目标就可能是W医生的亲人。警察逮捕了她，将她送进了监狱，服刑期为三年。后来，她因表现良好、真诚悔过，获一年减刑。阿斯海德医生曾就职的布罗德莫精神病院关押着英国最暴力、最危险的精神病患。

　　我们初次见面时，莉迪亚看上去很平静，那时她即将刑满释放。我需要评估她的心理状态，看看她有没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我和监狱的管理人员聊过，他们都觉得放她出去，问题不大。莉迪亚说自己犯下了大错，出狱后一定改过自新，做个守法的良民。她还表示，自己之前虽是律师，但已经有人给她提了建议，让她出去后先找份帮人遛狗的活，慢慢找回状态，不用着急。她听上去很正常，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将一位医生逼到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地步。

　　莉迪亚出狱后，我开始为她提供心理治疗。我们见面时，她的状态和我首次见她时差不多。她跟我讲了讲厨房的装修计划，还跟我聊了几句天气。我们约好下次见面时间后，她便起身离开了。出门前，她又回头说了一句：“哦，我忘记说了，我在谷歌上搜过你。”我点了点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许多人咨询前都会谷歌一下医生的信息。“下次见。”她说着便推门出去了。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出“控制”这个词，因为她把遛狗绳拉得很紧。

　　为了作好下次治疗的准备，我翻了翻她的庭审记录。我发现莉迪亚父亲去世后，她青年时期的回忆搅乱了她的生活。她向W医生坦白，她父亲性侵过她。此前，她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不禁想：她讲述这段悲惨遭遇的过程是否引起了精神错乱，让她将父亲和W医生混为一谈？

　　我们再次相见时，我问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她童年的，她的回答非常简短。我让她用五个词简要形容一下她和父亲的关系，并用五段回忆来解释这五个词。

　　这个问题似乎把她难住了，我们一言不发地坐了好几分钟。最后，她深呼了一口气，说道：“不好意思，我想不出什么词。怎么说呢，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很不错。”

　　“那你能否回想起你与父亲的一段具体经历呢？能让你想到‘很不错这个词的经历。”我问。

　　她皱了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气氛降到了冰点。作为法医精神病学科医生，我很清楚我在病房里觉察到的每一种情绪都与患者的症状有关。那一刻，我感到了恐惧，我瞄了一眼门上的玻璃，想看看走廊上有没有人，不过我很快就回过神来，我腰带上有警报按钮。

　　她突然弯下腰，拿起了公文包。里面是什么？武器吗？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时，她取出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满了纸。

　　我松了口气，但我马上又紧张了起来，我发现纸上滿是感叹号和大写的单词，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阿斯海德医生，我想说的事情与我父亲无关。我不喜欢你的问题。老实讲，我觉得你问这些有些业余。你要清楚，我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我有证据，W医生不仅性侵了我，还性侵了别的病人。我是被冤枉的！”

　　“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承认你做错了啊，我没记错吧？你还说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她瞟了我一眼，好像我才是有问题的人，“我当然需要你们的帮助。我需要你们帮我翻案，这样，我才能做回律师。我才是受害者，你还不明白吗？”我知道跟她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而且再这么说下去，她很可能完全失控，我必须尽快结束对话。

　　“莉迪亚，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好吗？你的话，我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她使劲合上了文件夹，显然对我很失望。

　　很明显，莉迪亚被捕后一直都在演戏，掩藏了自己精神失常的一面。她骗过了所有人，也包括我。她的行为再次提醒我们，精神病患者有时候可以是完美的伪装者。后来，我听说她冲到了诊所，前台接待员说W医生不在后，她情绪失控，大喊大闹。

　　她再次被捕。这一次，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和莉迪亚最后一次相见，是十年前的事了，她现在可能还在精神病院里待着，满脑袋想着如何为自己平冤昭雪。

　　[编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