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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亮点 |

　　一架崭新的天桥立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中部，桥上飘扬着印度的橙、白、绿三色国旗。遍布这座城市的，是由钢铁技术帝国塔塔集团旗下塔塔汽车生产的卡车，无论建造高楼还是收集垃圾，它们都能派上用场。车内引导司机的标识有英语和印地语，车上的人通过印度巴蒂电信公司运营的移动网络相互拨打电话。

　　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许多赞比亚人对印度公司的存在并不感到讶异。塔塔汽车在很多国家都设有大型装配厂，比如南非和马来西亚。巴蒂公司则是非洲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炭黑是汽车轮胎的一种原料，而埃迪亚贝拉集团正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炭黑生产商，也是印度最大的工业投资者和出口商之一。

　　即使在政府眼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印度对外直接投资（FDI）也不会被认为怀有地缘政治阴谋或霸权野心。“这是印度的卖点之一。”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加雷斯·普莱斯说。

　　过去，人们常常将印度这一拥有大量资本的新兴市场力量比作中国。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对外投资过去十年的激增让这种比较不再经得起推敲。相比之下，印度FDI约占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量的7%，有些乏善可陈，但对于不想承担政治风险的外国投资者来说，它的做法值得借鉴。

| 投资全貌 |

　　长期以来，来自不同新兴市场的企业一直投资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内行政拖延、市场混乱和融资约束等问题让印度企业积攒了不少经验，这对它们打入国际市场助益良多。1955年，印度还帮忙组织了商讨“南南合作”的万隆会议。

　　印度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更有可能吸引眼球。塔塔集团收购泰特莱茶叶公司和捷豹路虎的一笔笔交易，不仅涉及家喻户晓的品牌和数亿美元的资金，还颇有些反帝国主义的意味。印度对贫穷国家的对外投资存量与它对富裕国家的大致相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稳步增长。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印度2019年的FDI达到约460亿美元，高于2010年的约400亿美元。其中，300亿美元在亚洲，130亿美元在非洲。

　　总部设在印度的跨国公司通常会在投资地设立子公司，并通过毛里求斯等避税天堂运营资金。在印度出生或拥有印度国籍的1800万海外印度人中，不乏更换了护照、在当地注册公司的企业家。“如同一幅拼图。”剑桥大学的贾伊·巴蒂亚如此形容。

| 每块拼图 |

　　印度大部分FDI源自私营企业，这些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在海外开展业务。其中，肯尼亚的印度企业被当地人戏称为“火箭”，因为它们只想火速捞完钱，然后回家。此外，还有总部设在印度的跨国投资者，以及世代在国外做生意，尤其是在非洲经商的印度移民家庭。

　　几个世纪以前，印度商人就开始定居在印度洋边缘地带。19世纪，数千人被派往大英帝国的边远角落，在毛里求斯种植园工作，在肯尼亚修铁路。许多人留了下来，开始自己做生意。其他身在印度的人则勇敢地乘坐单桅帆船，长途跋涉来到非洲加入他们。“我们习惯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印度做什么都绕不开中国这个话题。”国际问题专家帕拉戈·康纳说。他的父亲在非洲为塔塔集团工作。在他们眼中，19世纪90年代印度劳工在肯尼亚修建的铁路被“马达拉卡快线”取代，是中国在非洲崛起的标志。这条由中国承建的新铁路以肯尼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纪念日“马达拉卡节”命名。

　　散居在海外的印度人也曾遭到愤恨。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总统伊迪·阿明就曾将亚洲人赶出乌干达，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总体而言，共同经历培养出了感情。肯尼亚政府甚至承认，亚洲人是其第44个官方部族。维姆·沙阿的祖父从印度移民而来，约35年前，沙阿和父亲、兄弟共同创立了生产果汁和牛饲料的Bidco Africa。他知道内罗毕最地道的印度菜在哪里，还在耆那教徒社区当志愿者，但他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肯尼亚人，手里拿的也是肯尼亚护照。

　　印度独立以后，国内的实业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国界以外。贝拉集团1959年在埃塞俄比亚设立的纺织厂是第一批境外印资企业之一。随后，东南亚地区经济体逐渐开放，贝拉集团在该地区扩张。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对外投资潮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彼时印度政府放松了资本管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普雷玛–钱德拉·阿图科拉拉的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企业在海外有4590个立项，远超20年前的395个。

　　印度企业倾向于在投资地雇佣当地劳动力和购买当地设备。2006年，世界银行调查了非洲近450家企业。世行发现，印资企业从印度引进的工人不到总人数的10%，从印度本土购入的设备，占比仅为22%。主持这项研究的经济学家哈里·布罗德曼说，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种情况可能与许多印度公司仍然是家族企业有关。外派高管们既要忧心创始人的声誉，也会担心自己的行为让印度的形象受损。鲁德拉普·迈特拉负责塔塔汽车的国际商用车业务。他谈到了公司为海外市场发展作出的贡献，包括想方设法将救护车与垃圾车分别送往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毋庸置疑，我们有责任为印度打广告。”迈特拉说。

　　是生意所到之处方能插上三色旗，还是三色旗所在之处有生意可做？

　　一些人认为，印度FDI没有充分发挥其海外移民的作用。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拒绝利用海外企业为外交政策服务，历届政府都在追随他的脚步，对印度企业的海外发展充其量不过是提供有限的支持。外交官抱怨说，除了向所驻国政府献殷勤、为来访的印度企业家铺设红地毯外，其他的就爱莫能助了。马努·坎达利亚90年前出生于肯尼亚，他的父母是古吉拉特人。如今，坎达利亚是非洲最知名的实业家，他非常惋惜印度政府没有把海外印度人当成“工具”或“资源”。

| 生意与三色旗 |

　　印度前外交大使葛基特·辛格暗示，印度政府如果加大支持力度，削减本土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成本，这些企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数据，2019年，印度官方提供了70亿美元的中长期出口信贷。

　　独立于政府为印资企业带来了另一个优势。自2010年收购科威特电信公司Zain在非洲的移动通信业务以来，巴蒂公司的战略力量得以凸显。但公司高层阿希尔·古普塔说，巴蒂“毫无疑问”会做非洲政府所要求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断开通信网络。古普塔还补充说，巴蒂的海外運营绝不会听从印度政府的命令。

　　并非所有带有印度血统的商人都堪称祖国的代言人。莫罕达斯·甘地曾在南非做海事律师，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古普塔三兄弟则不然，他们于上世纪90年代从印度北方邦迁居至南非，是2018年导致雅各布·祖马下台的腐败丑闻的核心人物。在其他地方，韦丹塔资源公司与赞比亚政府就铜矿开采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印度政治中心新德里与商业中心孟买之间保持独立，在太平盛世效果良好。然而，当印资企业海外业务一塌糊涂时，祖国印度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反之亦然，当印度的对外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时，投资者们会发现，海外的生意并无起色。“是生意所到之处方能插上三色旗，还是三色旗所在之处有生意可做？”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坦维·马登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