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峰火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己经是燃遍了祖国的东北、华北大地。面对日寇军国主义烧杀抢掠的血腥侵略，中华儿女毫不退缩，除了正面的战场，还在各个地区、各个角落前赴后继，用不同的方式向敌人抗争和战斗着。

　　地处北京东直门、雍和宫后面的炮局监狱，在抗战前原是国民党政府关押犯法的军人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称之为军人监狱或以地名称为炮局监狱。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寇强行占据，把它划成两个部分：东边为“日本刑务所”，做为拘押犯了法的日本军人，实际上更为主要的是關押所有未判决的“军律违反犯”，也就是敢于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另一边是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这所监狱从1937年年底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部在押人员获得自由为止，前前后后共囚禁过一千五百人左右，在这几年当中有刑满释放的；也有所谓出了后门，即在狱中死亡的。这个名为收容所的监狱从格局上看和其他监狱那种放射式的布局差不多，中间是个大厨，由此再多出四个分支：忠、孝、仁、爱四个号筒。在那里所囚禁的人员当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更多的则是什么党派都不是的普通老百姓。这些人当中既有来自华北各地的农村干部和无辜受牵连的农民，也有不少是产业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北京、天津等地的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从年龄上划分，最小的也就十六、七岁，年龄大的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就是这样一群中国人，尽管他们的信仰、理念、思想各不相同；每个人过去所处的生活环境也迥然各异；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悬殊；但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却是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显示了伟大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气贯长虹的气魄！

　　一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这首歌曲据说是从苏联歌曲“工人之歌”翻译过来的，这首歌却是炮局监狱所关押的人们都很熟悉的。很多人原来并不识曲谱，甚至有些上了岁数的老大爷根本就没有唱过什么歌，但是，蹲了监狱，百无聊赖，又架不住每天都有人在耳边哼唱，天长日久的熏陶，用不了多久，自然而然也就能随着别人哼哼出这个曲调来。

　　每天早晨放风，大家围绕着院子转圈的时候，伴随着脚下蹚着铁镣所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人们不由得哼出这悲壮忧郁的曲调来，既充满着对敌寇的深仇大恨，又饱含着对最后胜利的渴忘和向往。

　　按照收容所的规定，凡是蹲监号的犯人每天早饭后都要到院子里“放风”半小时。所谓“放风”，就是犯人们排着队在院子里绕成一个大圈慢步行走。因为监号的狭小，一间仅有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却要塞满将近二十个人，而门窗又都密密地钉着铁栏杆，角落里还得放上两个便桶，屋子里空气之污浊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除非病得实在走不动，谁都不愿放弃这到外面透透空气的机会。另外，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被隔离在不同监号的战友才能互相照个面，虽然不许打招呼，更不准说话，但互相点点头，知道都还安然无恙，也是很大的安慰。

　　这些放风的人大部分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囚服：和尚领的上衣，胸前挂着代替自己姓名的号数牌。因为砸上了铁镣，所以下身是整个裤腿开档的裤子，套在腿上以后再用缝车把开裆处的布带紧扎起来，在连接两脚铁镣的中间用一根麻绳或布带吊在裤腰带上，这样才便于迈步行走。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深秋天气，每况愈下的伙食越发地恶化。原来的窝窝头还多多少少掺一点点真正的高粱面，一下子又换成全麸子面的，嚼在嘴里还有一种苦涩的味道，真让人难以下咽。所以放风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窝着一肚子的不痛快。碰巧那天带队放风的看守当中有最讨人嬚、最招人恨的一个，他平日里就狗仗人势、耀武扬威、欺凌弱者。为了显露自己的威风，就向着放风的队伍吼道：“不许唱”，没有人理这个碴，哼唱声依然如故。这一下子就惹起了他的狗性，愈加火急火燎，瞪起他的三角眼，像恶狼搜寻猎物那样向队伍里搜寻。

　　“584出列！”

　　听见喊叫，一位身体瘦弱，脸上还没有脱去孩子气的年青人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他刚刚入狱不久，原是北京育英中学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经姐姐的介绍参加了“ 抗日杀歼团”，1940年秋天由于组织被敌寇破坏而被捕入狱。他身体本就很单薄，再加上日本宪兵队的酷刑，特别是灌辣椒水，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肺叶开始大咯血，又得不到医治和疗养，入狱的时候己经很衰弱。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强忍着愤怒，毫不示弱地站出队外，响亮地反驳：“报告，我没唱”。

　　看守自然不肯服输，他听不得半点的违抗。“你他妈的还嘴硬，你就是唱了！”一边骂着，一边逼近过来，蛮横地一个巴掌扇了过去。584咬着牙支撑，但仍然摔倒在地，他拼上全身的气力立即站起来，倔强地说：“我没唱！”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队伍中传了过来。

　　“报告，是我唱的！”

　　随着这豪迈的声音，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从行列里站了出来。难友们传说他是冀鲁边区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连长，在狱中最爱打抱不平。

　　584的伙伴们当然更是当仁不让，一个个挺身而出：“我唱的！”“我唱的！”。就像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一样，从队伍的四面八方纷纷站出来一片人。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原来站在院子周围监视放风的警卫立即端起了大枪围了过来，另一个带队的看守一看势头不对，立即喝令：“都回队！停止放风！”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结束了这紧张而又尴尬的场面。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这首歌曲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公开的“囚歌”。

　　二

　　“接见”，对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来说既高兴又痛苦。与世隔绝当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希望家里有人来探监，起码可以知道一些家里和外面的情况，但是谁又不清楚自己家里的真实景况呢？不要说自己己经给家里人带来的灾难，就是那本应该由自己所担负的一家老小，眼下都不得不撒手了，所以每逢“接见”日，每个监号都沉浸在沉重的气氛当中。

　　接见室就在离监狱号有十几米远的一个小屋里，也就是五、六平米大小，中间还要隔上铁丝网，把屋子分成两半。等家属和被接见的人都分别到齐，看守员才把铁丝网上的窗口打开。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上演着多少催人肺腑的人间悲剧！

　　584在经历了那次“放风”的事故之后，身体是越发虚弱了，从监房走到接见室并没有多远，却己经是气嘘喘喘了。特别是看到老妈妈瞪着痛惜的泪眼注视着自己的时候，几乎不能自持。妈妈看到儿子仅仅一个月竟然瘦弱到这种地步，心疼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孩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上次送的药吃了怎么一点不见效？咳嗽好些了吗？你可得好好的调养啊！妈妈不在身边……”老人己是泣不成声。

　　“妈妈！我咳嗽好多了，上次我不是请您老人家不要再来了吗？”584强忍着割心的悲痛，拼命装得精神些，挺直了腰杆，又接着说：“我听您的话，我会保养自己的，这里面也有医生给我看，我求求您，别再来了！妈妈！您多保重！有事我会写信的！”

　　“儿啊！不要挂念担心我！你病成这个样子，我不来看看你，我能安心吗！”说到这里老人家己是泪眼婆娑。

　　584故做轻松：“这里的难友都很爱护我，照顾我，您就放心吧！”接着又很郑重地说，“无论如何您可别再来啦！我这里跪着求您哪！”说着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老人家像是受了一击，想去扶儿子又有铁网隔着，不知所措，大概是看守不忍心再让这悲惨的一幕继续演下去，窗口上的门“叭”地一声关上了。

　　接着另一个“接见”的是600号，据他自己讲，他曾在东北讲试武堂待过，也曾在军队里干过。趁着那个年月的军阀混战，捞了不少外财，于是就歇手还乡，回到冀东老家过起地主老财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他由于“通州事變”的牵连而被捕。平日养尊处优惯了，再加上有吸大烟的嗜好，哪里经受得起这种监狱的折磨，身子骨已被拖垮，体型犹在，精气神却荡然无存，面黄肌瘦，一脸烟气。他每次接见很简单，没有闲言碎语，只是要吃的东西，小窗一打开就先冲着老伴发一通牢骚：“上回送的点心太少！你也不想想，这里面的饮食我吃的下吗？这不，又闹了半个月的肚子，再照这样下去我可真受不了了。”还没等老伴答话就接着嚷起来：“你不用跟我唠叨、哭穷，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东南洼那片地全卖出去，给钱就卖！”突然又口气一转：“还得和你商量个事，这里有个难友叫纪树仁，现在病得很厉害，家里景况又不太好，人家才是真正抗日的，你记住今后凡是给我送什么吃的，也照样给他送一份，记住，号码是584，名字是纪树仁，这件事无论如何要办到！”

　　几个提送犯人接见的看守员都觉得很纳闷，今天很多接见的主题都和584有关，586让家里人给584送钱，585告诉哥哥给584送药；就连农村来的老乡456也谆谆嘱咐家属把治咳血的偏方抓药给584送来。

　　584连着两天没有出来“放风”，立即引起了全体难友的关切。他的病显然日渐沉重，而那个万人恨的看守员竟把那次“放风”栽了跟头的仇全部记在了 584的身上，处处找茬刁难。

　　可不能低估这种狱吏的狠毒和阴损，历史上不就记载有汉朝大将周勃在经历过一场牢狱之后的概叹：“方知狱吏之贵！”就是眼下这位看守也曾不止一次地对着犯人撇着阴阳腔：“听着！蹲了大狱，都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不然，咱就给你点厉害看！别看我这看守员的官位不大，可在这儿，小命就攥在我的手心里，谁敢炸翅儿，我要不把他折腾出‘后门我就不姓吴！不信就试试看，我也用不着什么高招，光把你调到紧挨着马桶的地方睡觉，谁全身生满了虱子，我就让他紧挨着你，越到吃饭的时候就越给你添‘痾杂，我一个班上叫醒你三四回，甭想睡个囫囵觉，不用长，一个月下来，你不现了原形才算怪哪！”

　　面对这样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天真无邪的584是难于对付的，全体难友的救援行动也在暗中展开。584的同案那些小哥们，差不多把家里送来的营养品都转送了过来，同监号的难友尽量不起夜大小便，都集中到早晨放风之前，就连刷马桶的杂役也特别的留意把这个监号的马桶刷得干干净净，放风归来，难友纷纷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一小包白糖、两三块点心，或是一个白面馒头，偷偷投到584的号房里。但是这么多的鼓励和安慰终究也没能挽回584的病情。最后终于被抬到了人人望而生畏、有去无回的病号室。

　　581柳林依仗着他刑期长年龄小的条件，又赶上一位比较好说话的看守当班，经过苦苦哀求，答应他到病号房去探望584。

　　一推开病号室的门，恶臭扑鼻，一个长条形的房间，两面是地铺，实际上就是破败不堪的草席，上面的病人在那里苟延残喘，全然看不到一点点生息，有的实际上己处于半昏迷状态，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任凭浓痰涎水糊在嘴边，很多人大小便失禁，又没有人护理，弄得席子上污秽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腿上仍然拖着对他们来说不堪负担的铁镣，这哪里是病人病房，这是地狱中的地狱！此情此景使得581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赶忙在一个角落里找到584，面对这几近枯干的小脸，正在痛楚地咳嗽，心就像刀绞那样在抽搐，强忍着眼泪，跪了下来，紧紧握住那皮包骨的小手，嘴凑到耳边轻轻地说：“小纪，我来看你来了！”

　　584像是从梦中醒来，微微睁大了眼睛，“柳哥！你们都好吗？可我是不行了！”话说得很费力的样子，轻飘飘的。

　　听到这句话，581忙堵住他的嘴：“快别这样说，我是特地来告诉你的，我们己传出去信了，让外面无论如何也要请最好的医生进监来给你看病。我们还向典狱长请求给你改善病号饭。小纪！只要你放宽心，打起精神来，病是绝对会治好的！小纪！我们都盼着你好起来……”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来什么事似的，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些东西摆在小纪的枕边，又诉说起来：“小孟让我带给你他精心雕刻的十字架，说求求上帝保佑你，给你增添战胜疾病的力量；这是老李带给你的一包肉松；你看多有意思，小马非让给你带上这个“心里美”萝卜，说是可以压咳嗽。”看到584小脸上绽露出一系微笑，不容他张嘴，又故做神秘地凑到他的耳边，悄悄说下去：“外面传来确实的消息，我们在苏北战场又一次大捷，国际战场上盟军己发起了反攻。日本鬼子彻底完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我们不久就会迎接那最后胜利的一天！想想看！小纪！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天！小纪一定要坚持啊！我们求求你了……”说到这里己经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最后就把嘴唇轻轻地吻在小纪的额头上。

　　听着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584受到很大的感动。然而他确实己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力气做出反应了。泪珠在眼眶里盘旋，紧紧回握着581的手：“我是多么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啊……可是……”一句话没说完又是一阵咳嗽。581不知所措，只是轻轻地摸着他的胸口。

　　“柳哥！最后，不，不，咱们再唱一次歌吧！”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我们天天被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这低弱的歌声像似一把利刃宰割着自己的心，又像有一团烈火在胸中燃烧。

　　584死亡的消息在“放风”的圈子里传播开来，难友们都为这个年青人过早的离开人世而难过；尤其是他的同案伙伴们尤为悲痛，小纪那纯真、活泼的身影不时在他们的眼前闪现：他们曾一起偷偷地散发传单；也曾在行人绝迹的马路上黏贴标语。这些都恍如昨日，如今却己成为永别。590把用白纸扎成的小小花朵佩戴在自己的号牌上寄托哀思；587揉着擦不干的眼泪，嘴里喃喃着“树仁！”这亲切的名字……更多的人是把脚镣蹚得更交响、更脆；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哼声宛如哀婉的悼歌，更加悲壮地回响在天空……面对这监狱的大墙；面对着那林立的岗哨，他们又能怎样表达他们的悲愤和抗议呢？！

　　夜色里十点多钟，囚犯们都早己睡下，正是那个看守员当班，实然号筒尽头的号房里传出愤怒的歌声：“大刀向着鬼头的头上砍去……”因为夜深人静所以这歌声显得特别嘹亮。一向趾高气扬的看守员还从没有经历过这一手，居然敢指各道姓的辱骂，立即火冒三丈：“谁他妈唱的，找死啊！”话音未落，号筒头上的房间里也冒出了同样的歌声：“大刀向鬼头的头上砍去……”他更加气急败坏，还没等他折返回来，中间的号房也响起了“大刀……”的歌声；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明明是对着他来的，还想发作，可一看时间，快到看守长查岗的时候，又唯恐事情闹大，临近号筒的其他同事们听到，自己会更加尴尬。他也晓得是自己已犯了众怒，是绝对找不出肇事者的，不得不压着怒火，降低了调门说：“好了！都好好睡觉，何必跟我过不去！我也是为了混碗饭吃，赶上这年月，没法子啊……”

　　自此以后，这个看守再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打骂犯人。他终于明白，这里关押的不是普通的“犯人”。

　　三

　　进入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的犯人，不论刑期的长短，第一道程序就是砸铁镣。

　　坐在地上，把脚伸到铁砧子上，听着那一声声铁锤敲击的声音就像是一下下击落在自己的神经上，尽管谁都心里明白，全民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无可怀疑的，可是人们心里也都有数，这个胜利也不会是很快就能到来。当他们弯着腰，手提着镣环穿过号筒的时候，两边的人微笑点头表示欢迎。一进到所被指定的监号，同号的难友们立即过来问长问短，送过来“镣绳”把铁镣吊在裤腰带上，行走方便一些。众多难友如此亲切的迎接招待，不厌其详地把这里的情况都做了介绍。就算是砸镣这一难关，但凡是从东院的日本刑务所转判到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的人们还都大大喘出了一口气。首先这边都是中国人管理——尽管汉奸也是让人难以容忍的，却总比那些日本鬼子让人心安一些。

　　关押在刑务所的日子让人不寒而栗，一天到晚都要面对着墙壁盘腿坐在地上，日本看守穿着拖鞋在甬道巡逻，不时地号房里窥探，只要看到谁坐的不正就立即把这个人叫到铁门处，用长刀鞘披头盖脸抽打一顿。偶尔难得给一点改善也带有恶意的侮辱，每一两个月洗一次澡，先让大家在监号脱光了衣服，不管寒冬腊月都光着腚排好队，就像撵鸭子一样跑到浴室，立即跳入日本鬼子洗过后的水池子里，还不许动手搓，只能泡一两分钟又赶出来，还没擦干就跑回监狱号，这样忽冷忽热，每洗一次总要不舒服好几天。等判决到收容所来当然就会感到轻松，虽然加了一付铁镣。

　　炮局监狱也有规定，犯人是要劳动的，但是这里的劳动却不是任人挑选，而且还分成三六九等，刷洗便桶、积肥、种菜之类的活需要体格健壮的劳力，多少带有强迫性，挑上谁就是谁；在伙房炊场里劳动，多少都会沾点便宜，这就需要和某些看守拉点关系才能被挑选得上。最让人羡慕的是洗濯和缝纫这两个劳动场所，这两处的劳动强度都不大，而且环境也比较清洁和宽松。因为有些看守把他们家属的衣服拿到这里来洗，自然对在这里劳动的人要高看一眼。让人羡慕的是，这两个地方为了熨烫衣服都需常设煤球火炉，顺便捎带着热个饭、燒个茶水还是可以办到的。可是要想到这里来干活，除了要有特殊的技能，那就得有“通天”的本事，很多都是由家属在外面托人才能获得的。

　　监狱当局是希望用宗教来转变这些人的性情的，每一两个星期都有佛门僧侣或是天主教神父前来这里讲经布道，发一些念珠、《圣经》来劝说人们回头向善、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来世或是上帝。大多数人对此却漠然置之，但却是一个可以偷偷交流信息的机会；往往是在口里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暗地里却在传递小纸条；把教会发给的《圣经》当做成挟带信件的工具。更为感兴趣的则是每适旧历年、中秋节，佛教居士们都要前来施舍，每人一个白面馒头、一小包熟肉，这也是监狱里唯一改善伙食的举措，当然受到大家的欢迎。

　　总的来说，大家都会对自己今后在监狱的生活做出安排，大多数人是安下心来多读点书充实自己，特别是像581这样的，原来还在学校读书的年青人更是希望不中断自己的学习，所以外寄人犯收容所与其他监狱不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读书的气氛很浓。“放风”归来，除了几位农村老人，其他的人差不多都是拿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阅读。狱方所允许送进来的书只限于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古籍，或是宗教以及医书，不过一些有办法的还是从小道弄进来一些其他的书，像“抗团”那些小哥们就把学校的英文书都弄了进来，而狱中的共产党核心在暗中买通了看守还弄进来一些特殊读物，封面上明明印着是《中国妇女问题》，内含却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表皮是一本《论语集注》的线装书，里面所包含的却是毛泽东著的《矛盾论》、《实践论》，连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有，这一类的书，除了他们自己的人传读以外，也借给其他人看。

　　鞋底工厂是在大厅里，人比较集中，在角落的厕所里，常常是挤满了人，很多就是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来交接，解答某本书的问题，看得出来，大家为了最后的胜利在做准备，这也是坚持活下来的精神支柱！

　　俗话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安心读书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却被伙食给搅乱了。

　　其实人们心里明白，从监狱犯人的伙食就不难看出日寇侵略者的前景不容乐观，也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最初，囚粮还是纯玉米面的窝头，而且不限量，菜汤还多少有些油腥；到1939年发生了变化，先是棒子面和高梁面两掺，没过多久又改成杂和面；到1940年就更加多样化了，但却没有了真正的粮食，麸子、豆饼、豆饼面都有。1942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就在敌伪大肆宣扬偷袭珍珠港胜利的那天，大家以为会改善伙食，却不成想窝头竟然变成全麸子面的了，菜汤也真成了清汤，半点油都不见。就连逢年过节，佛教居士林所赠的白面馒头和熟肉也消失了。转过年来没有多久，窝头又发生了变化，吃在嘴里不但有霉腐的味道还辣嗓子，听伙房的人说这是不能入口的仓底面。果不其然，改成这种窝头以后没出一个星期，很多人先胃疼、腹胀，随之而来就是拉肚子，有的还出现了呕吐、发烧和眩晕；监号的两个便桶己不够使用。也就是几天的功夫，病号室己是人满为患，大家不由得慌起来！

　　第一个出面向监狱当局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那位游击队连长385，当监狱长巡查号房的时候，他不顾看守员的禁令在窗口拦住了收容所的头号人物，向他面陈所发生的一切，请求改善犯人的伙食。接着又有几个人做了同样的申斥，不料，请求不但没有受理，反而以破坏监规、擅自冲撞首长、带头闹事为理由，竟把385处以砸双镣、带背铐、关独居的惩罚。

　　看到纳鞋底工厂大厅里一个个空着的马札，出来“放风”的人也日渐稀少，事态的严重己经逼得大家无路可走。

　　终于有一天，当那一屉屉灰绿色的窝头又停放在号筒里，招呼人们出来打饭时，监号里却一反常态，一点动静都没有。起初看守还骂骂咧咧地催促取饭，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出来，他反而不知所措，最后自我解嘲似的喊叫：“不来拿就抬走啦，看谁饿得慌。”

　　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第三天，看守长来到每个监号劝导，无效；接着就凶相毕露，吓唬说要让日本人来过问这件事，仍然没有反应，监狱长终于露面，一改以往冷冰冰的面孔，哼哼哈哈地答应一定尽快想办法向上面请示，但条件是必须先吃饭，一看仍然没有人理会这个茬，最后恶狠狠地说：“从监狱当局来讲，绝对不能接受这种绝食的威胁。”

　　经过两天多的不吃不喝，人们的精力已然是消耗迨尽，有的人把家里送来所剩余的食物都留给了病弱的难友，自己则忍受饥渴的折磨，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每个监号里都是静悄悄的。

　　夜已经深了，大家还是强忍着饥渴睡着了。

　　突然，先是从一个监号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一声长期被压抑，最后终于迸发出的，已然变了调的呼号，紧跟着就像是火山的喷发，洪水的决口，势如排山倒海，震荡山河的怒吼响彻了每个号筒，覆盖了整个监狱，这不像是人的声音，这声音既有龙吟虎啸般的惨然；又充满忍无可忍的愤怒！爆裂这整个地狱，炸翻全世界，不论是吼喊，还是呼啸，这绝不是单纯来自痛苦，更不是由于绝望，这是身上绑着炸药包，已经拉开了导火索，威风凛然，毅然决然扑向不共戴天的敌人，一去不返的最后呐喊！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声音持续了一两分钟，余音还没落静，号筒外面己经被警卫包围得严严实实，全收容所的警卫都不断向天上鸣枪镇压这个声音，就连隔壁东院日本刑务所的日本鬼子也全部武装出动，机关枪对着每一个号筒。

　　据说这就是所谓的“炸狱”，按照一些老年人的说法，军营中的“炸营”，监狱里的“炸狱”都是预示当权者要垮台的不祥预兆，所以连北京汪伪政府都来过问这件事。监狱当局更是受到很大的震动，当然也受到了上面的责难。但是他们更多的却是从迷信的角度来诋毁这件事。请来一些和尚在病号室连着做了三天的法事以超渡冤魂，驱赶邪气。随之犯人的伙食也变了样，窝头换成高梁面掺豆饼面的了。

　　四

　　挑起那次“炸狱”呐喊的是582李汉城。毫无疑问，他并不是故意要制造事端。實际上在进监狱那一刻，他突发精神分裂。狱方在他犯病的时候就把他捆绑在木板床上，那天他不过是受了刺激又犯了病，不料想却引起全监狱犯人的连锁反应，给监狱当局一个严肃的警告。

　　按说李汉城并不是一位精神脆弱的人。七七事变那年，他是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本来是那种不闻天下事，只知闷着头读书的青年。一声炮响，日寇侵略者粉碎了他宁静的生活，不久就经同学的介绍参加了地下组织“抗日杀歼团”，他很快就成为了组织里的骨干力量。

　　位于天津六里台海光寺的中日中学早在抗战前即为日本人开办的一所中学，顾名思义是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办的；骨子里是为日本人的需要而服务的，所以日本人对这个学校很放心，也就没有什么防备，他们就计划从这个学校搞一次爆破行动以唤起国人抗日的情绪，既要给日本鬼子一点颜色看，又要给某些希冀从这个学校谋出路，甘心给日本鬼子当奴才的学生们一点警告，李汉城和他的小组就这个计划的策划者和执行人。

　　“抗团”是在1937年年底成立的，当时这些年轻人既缺乏经验，又没有经济基础，就连爆破的炸药都是大家在学校实验课上偷出来的；更不用说制造和使用炸药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可以想象得到，其效果是不会理想，他们把自制的土炸弹安放在图书馆的预定地点，令人失望的是因为炸药的杀伤力不大，并没有造成他们预想的大火，只烧了一些书籍就被扑灭了，为了接受这次失败的教训，李汉城在自家后院一个盛杂物的小屋子偷偷地进行试验，一次突发的爆炸，不仅严重烧伤了手，还险些闹成大灾。再加上日本宪兵在学校大搜捕，他不得不逃离天津，转学进了北京祖家街北京大学工学院。

　　汉城是位内向的人，表面上文文静静，风度翩翩，一个标准的文弱的书生，内心却像一团火，那时“抗团”的成员全部是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女同学是单另分组，按纪律各个小组的人员只能是纵向联系，不能有横向接触，也就是说自己仅能和自己的组长单向联络，和其他人不得交往。但是，学生终究是学生，而且每逢星期天还要组织各个小组到民园体育场或英国球场（现在的新华路体育场）去锻炼，这样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又是避免不了的，特别是有些行动又必须男女同学的配合。就像是在制裁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的行动之前，就需要侦察王逆的日常行踪，李汉城和辉华中学的汪苓就经常装成一对谈恋爱的情侣来承担“盯梢”的任务，不时地徘徊于王逆住宅的那条街上，记录下王逆每天出门和归来的时间以及经常在其住宅门口汽车的牌号。随后在狙击伪联合准备银行行长程锡庚的行动中，这一双“情侣”又出现在大光明影院。这样天长日久，往往是在任务完成之后，两人仍然没有脱离角色，继续相依相偎漫步在伦敦路（现在的成都道）的林荫大道，无形中两人的情感已是超越了一般同学关系，所以当李汉城转学北京，那种感情的失落着实折磨着他久久不能平息，他这才意识到汪苓在他内心深处的分量，可是那时节，“以身许国”是“抗团”人员最起码的准则，个人的事，天大的痛苦也只能埋藏在心底，所幸的是后来汪苓也转学来到北京贝满女中，这短暂的离别，两个人心中爱恋的火苗更加助长，越发地炽烈起来。

　　日寇的嚣张气焰到1940年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祖国的半壁河山都已经沦陷在铁蹄之下；而那些民族败类，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们更是为虎作伥，得意忘形；老百姓却只能是忍辱吞声，无可奈何地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北京“抗团”计划要采取行动，给敌人以打击，让同胞们看到希望。

　　杀死一个人，而且要亲自动手，对于这些手无缚鸡之力，还没有迈出校门的年轻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历次行动中，特别是像对待当时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这样的人物，大家都有过讨论，甚至还出现过激烈的争议，但眼下是一场战争，这是捍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全民抗战，尤其是亲眼目睹日寇强盗烧杀淫掠，狂轰乱炸的暴行，成上千万的无辜同胞横尸遍野，辩论还有什么意义吗？这些汉奸走狗的生命丝毫也抵偿不了所欠下的血债，更不要说那些双手血腥的日本强盗。

　　早在1940年的三月份就開始了制裁伪北京市公用局局长舒壮怀的行动计划。李汉城是行动小组的负责人而且是主射击手；柳林，蒙石做他的副手，负责掩护。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利用下课后“盯梢”了舒逆的日常活动情况，上、下班的汽车路线，跟随他左右的“保镖”分布规律。以及他比较亲近的亲友和一般社会上的应酬活动。从这些具体实际的行动当中不难看出李汉城在处理事物上的沉着稳重。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汉奸的一举一动都摸清、摸透；为了解该逆是否吸烟，吸什么牌号的烟，就曾多次装扮成捡破烂的在公用局门口的垃圾箱处，专门等局长办公室向外倾倒垃圾，汉城具有那种“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凌厉作风，曾不下十次把行动计划的全部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认真研究，并一再嘱咐担当付手的柳林、蒙石牢记清楚，临行动的头天晚上把每个人的自行车做了最彻底地检修。

　　1940年5月25日上午十一时半，三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刚好把自行车停在前门附近劈柴胡同一处宅院的附近。

　　当这位汉奸局长刚从停下来的汽车中出来的一刹那，李汉城就已经敏捷地跟了过来，同时柳林、蒙石也急速分布到两侧以便策应。枪亮了出来，又稳，又准地扣动了扳机。随着清脆的枪声就听到一声鬼哭狼嚎似的喊叫，舒逆满脸开花倒在了汽车旁。而他的保镖和司机却都立即缩回到汽车里面，就连原来听到汽车喇叭声而赶来开门的服役听到枪声也连忙退回去又重新关上了大门。这一瞬间就是电影里的“定格”镜头，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李汉城沉着地收起了枪，向柳、蒙二人示意撤退，表面上看起来很镇静，实际上内心里却是相当激动的，柳林和蒙石的两辆自行车左转弯的时候一下子就撞到了一起，汉城善意地笑了一下，随后三个人按照原来的计划，分成三路，分道扬镳而去，此时此地就仿佛是这三个人的世界。

　　北京“抗团”遭日寇破坏的时候正是学校放暑假，汉城刚好回到天津的家中，因此是在天津被捕而被押解到到北京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这次破坏究竟有多么严重，只是在日本军法令议集体宣判的时候，他才看到有那么多的伙伴被捕，女同学也不少，而且汪苓也在其中。这个他不能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就如同五雷轰顶一样打垮了他的精神；做为领头人却没能保护好这些兄弟姐妹们，他毫不在乎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却承受不了这么多伙伴受难的现实，终于在入狱砸镣的锤声中精神崩溃了，被自己执着的爱心摧毁了，在他歇斯底里的呼唤中，汪苓的名字不时的涌现。

　　五

　　炮局监狱的大铁门和高墙并没有关押的人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开来。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有些胆大心细的家属把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抗战消息用蝇头小楷写在棉纸上，缝在衣服的贴边，利用接见的机会送进来。586的二姐，家里环境比较好，有收音机，可以收到短波，并且善于应付那些看守，所以她传递进来的讯息又保险又可靠。

　　共同的遭难使这些家属们也团结起来，互相安慰、互相照顾，对那些远道而来的，不管是接见还是送物都让人家能优先办理，他们在等候办理各种手续的空挡互相探听，传递一些各自所得的讯息再巧妙地告诉狱里的人。

　　另外的一条渠道，靠一些还没有完全黑透了心的看守，和他们套近乎，从他们的话里揣测出一些情况，比如物价飞涨，市民买不到粮食，每天起大早排队争购杂和面，在这方面581柳林就比较活跃，因为他年岁小、刑期长，多少就能获得对方的同情和担待，不久他就结识了一位比较年轻的看守，并且逐渐混得熟悉起来，这样不断地交往，终于两人约好，每两三个星期，柳林从纳鞋底的难友们那里收集起大家偷到的麻绳，趁夜间那位看守当班的时候来换取两三张报纸，大家就根据敌人的报导，从字里行间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猜测真实情况的点点滴滴。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竟被另一个看守所告发，这可是犯了监狱的最大忌讳，581柳林立即受到最厉害的惩处，砸双镣，带背铐，蹲独居。

　　双镣还好忍受一些，顶多也就是重了一些，走起路来不方便；可那背铐却不是那么容易受得了的，双手弯到后背铐在一起，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时间稍稍一长，血脉不通畅，两条膀子和双手都肿胀了起来，那种既麻木又胀痛的滋味实在不是文字可以形容出来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下更不行，难受的让头往墙上撞，再加上独居这仅仅可以容身的小屋，除了木板铺和便桶别无他物，只靠门上的小窗口透进来一点点光亮，屋子里越发显得阴森昏暗，如同在棺材里一样，孤独与绝望的感觉逼得人发疯、发狂，柳林极力克制着自己，昏昏沉沉地靠在墙上。

　　六

　　狂风挟着暴雨，闪电绊着霹雷，这场暴风雨己然延续了个把钟头，可是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瓢泼的雨点被狂风卷起，互相撞击，形成一片水雾，把所有街道都笼罩起来。一道道闪电划过天空，随后就是一声震耳的巨雷，整个大地都在动摇，怒吼的风声再加上连成一片哗哗的雨响，犹如万马奔腾，更似成千上万架轰炸机在天空轰鸣。

　　时钟敲过了十二下，街上早就没了行人，一般人家早已熄灯安歇了，就连彻夜刑讯的日本宪兵队也因为这场暴风雨而提前结束了刑讯。

　　在一间刑讯室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被吊在房梁上，下面是熊熊的火苗，双脚已经是被烤焦、烤糊。胳膊和前胸都被烧烙得黑糊糊的一片，这和前几天的水刑恰恰相对，那是把人倒捆在板凳上，先向鼻孔灌凉水，然后再改换辣椒水，最后干脆把人整个人没顶地倒侵泡在水缸里，直到呛得口鼻出血，浑身扭曲。这“水火相济”的高招绝不是清水曹长的发明，却是沙滩宪兵惯用的刑罚。

　　清水曹长显然是累了，再加上这个鬼天气也确实让人心烦，更令人恼火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年轻娃子居然能经受得起这样的严刑拷打，实在使他这个中国通有所不解。据他的经验，支那民族确实很难摸透。说他们容易降服吧，也容易，两三枝大枪就能镇压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俯首帖耳当顺民，可是有时候，就像眼下这个案子，竟然敢在“皇军”的眼皮底下狙击日本军官；枪击汉奸；爆炸“皇军”的仓库、影院、商社，而且做案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更令人头疼的是，就是这样的严刑拷问，竟挖不出他们的后台。清水曹长真有些给弄迷糊了，也确实累了，连话都懒得说，示意用刑的宪兵，把这个犯人送回牢房。这时外面的暴风雨还没有停歇。

　　北京大学的红柚楼自从被日本强盗霸占以后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把最高学府变成了臭名昭著的特務机关——宪兵队。就在它的地窖里关押着那些不肯向他们屈服的中国人，在老百姓眼里这个红帽衙门是最最令人深恶痛觉的魔窟。

　　日本宪兵把这个遍体鳞伤的“犯人”拖去地窖第五号牢笼，笼子角落里盘腿而坐的另一个年轻人立即爬了过来。看到眼前这样的惨状，颤抖着双手不知怎样下手才能把这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的人拖回原来的位置。

　　“小柳！醒一醒，先喝点水吧！”轻轻地呼唤着把人扶起来，把一小碗水喂进嘴里，这时另一个角落里的人搭了话：“小苏！还要等一等，先让他缓缓气，刚受完这么重的刑，一肚子火，骤然喝进凉水，那是要炸肺的！”

　　“好吧！这次的刑也太残酷拉！”顺手把自已的衣服拿过来垫在地上把人放倒。这时就听到小柳发出微弱的呻吟：“我热呀，我热……”

　　夜深了，小苏眼巴巴地守护在柳林的身旁。

　　“时候不早了！你也睡去把，你俩那样守在一起，查夜的鬼子看到又是麻烦，有什么事明天早晨再说。”又是那位上了岁数的人在提醒。

　　“无论怎么着也得等着他清醒过来呀，一整天他什么也没吃。”小苏一面说，一面把小柳的上半身扶起来，把那一小碗水一点一点地送进口里。柳林这时才稍稍睁开了眼，小苏鼓励道：“坚强些，挺过这一堂就算是闯过去了，鬼子再凶狂，也不会再有什么高招。你真是好样的，我佩服你，就得这样顶住，不少人上过这样的当，要是他一打你就说，好啦，你说一点，他要你十点，不说就揍得更凶，如果一开头，不管怎样的严刑拷打，就是什么也不吐口，他也就没辙了。”看到柳林有了一点精神，又轻快地说：“你饿了吧！你的口粮我给留在这里。不想吃也要勉强吃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拿出两个黑黑的大窝头，掰成很小的块送进柳林的嘴里，然后又用衬衣撕成的布条擦那些依然淌着血的伤口。

　　肚子里有了点食物，柳林就觉得多了一点精神，想坐起来，可全身像散了架似的一点点力气都没有，而那些被烫烙过的地方仍然是火烧火燎钻心的疼痛；不过看到小苏是那样那样体贴来处理自已的伤口，很自然地就想起和小苏的初识。

　　刚进宪兵队就是一次“热堂”，早已昏晕了过去，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拖进了牢笼，稍稍恢复了知觉就感觉自已是被人拢在怀里。一位比自已大不了几岁的青年人全程关注着自已。一句话没说，两个人就很自然的相识了。闲谈中才得知他叫苏民，原籍沧州，中学刚毕业就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在一次对日本的反扫荡战斗中和队伍失散而被捕，后转押到北京。由于没有同案，并且在刚被捕时就巧妙地销毁了一切证据，虽然经过不少次热堂也没有招供，到现在已拘押有半年多了，可以算得上是这里的老住户。

　　说这里是牢房，实际上只能算做是一个木牢笼。地窖本来就低矮，却还用木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木阁子，门又特别矮小，不足半人高，出入都得弯下腰。处在这样的境地，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是在死亡线上面对面地和敌人周旋。随时随地都会临头的毒刑拷打，甚或是拉出去处死，精神上总是处在朝不保夕、忐忑不安的状态。而这低矮的牢笼更充塞着满满的惶恐、耻辱、绝望的气氛，逼迫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里些微的关怀、鼓励和安慰都会助长活下去的力量。因为这些，使得这两个青年人无形中亲近起来。有一次日本鬼子检查牢房，其实牢房里就那么几件明摆着的物件，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检查的，可是鬼子每次仍然是煞有介事般地东翻翻，西搜搜，说穿了就是要给关押在里面的人一些精神折磨，而这次竟在木板缝里搜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苏民给柳林涂药时从伤口处所揭下来的瘢痂，说是做个纪念就保存了下来，哪料想引起了祸端，鬼子一搜到这个就立即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追问是谁弄的，是何居心。没等柳林答话，苏民很干脆挺身而出上前承认，几个鬼子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小苏团团围住，长刀鞘像雨点似的披头盖脸抽打起来，直打到小苏昏晕倒地爬不起来，鬼子还不解气，又一把拎起躺在地上的小苏像摔跤背口袋那样把人越过头顶摔了下来，使得小苏半天人事不省，缓不过气来。柳林呆在一边无能为力地看着别人为了自已挨打真是心如刀绞，几次阻拦，承认是自已干的都被打了回来。等鬼子们走了以后就一下子扑了过去，抱着昏迷不醒的苏民放声痛哭起来……

　　再有一次，狠毒的清水曹长为了逼供，竟然把柳林的爸爸、妈妈也拘捕到宪兵队，在过堂的时候就让两位老人跪在那里亲眼看着自已的儿子在棍棒、皮鞭，烧的火红的烙铁、铁筷下面嘶嚎、翻滚。本来早就被惊吓得如同痴呆一样的妈妈见到这个光景就全然不顾一切，疯狂地向已经昏厥的孩子扑去，希望用自已的身躯来遮盖，保护自已的亲骨肉。可是还没等挪到地方就被鬼子一脚踹倒，任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鬼子们狞笑着把一根皮鞭塞到已经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爸爸手中，指着蜷伏在地的儿子，大声地吼叫着：“你的，狠狠地打，让他招了的有！”老人颤抖着举起这似有千万斤重的鞭子，仅停在半空中就再也撂不下来。鬼子们的棍棒立即打向老人，爸爸随之无声无响地瘫倒在地上。看到这些，妈妈费力地挪动着身子，抹掉满脸的泪水，毫无顾忌地发出嘶哑绝望的呼喊：“孩子，让咱们死在一起吧！”

　　此时此刻，面对这样的惨状，柳林早已忘却了自已的疼痛，满腔怒火，挺起被烙铁烧烫得血肉翻飞的身躯，又想去拥抱妈妈，又想去护卫爸爸，但身子已不听使唤，挪动不了半步。痛惜、愤怒、着急……使他已不顾一切，发狂搬地向鬼子们吼道：“住手！不要折磨老人！我顶着，放了他们我就说！你这没有人性的恶魔……”话没有说完，已昏了过去。

　　柳林被拖回到牢笼的时候已经是神志不清，嘴里发着谵语，说着胡话，不停地喊着爸爸、妈妈。苏民守候在旁边也只是干着急，束手无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不断地轻轻抚摸，用浸透凉水的毛巾敷在小柳滚烫的额头上。持续高烧竟然连续一个星期丝毫不退，苏民就如同一位老练护士那样不分昼夜地照料在小柳的身旁。为了维持小柳的最低营养，多次向值班看守的苦苦哀求，才算得到每天早晨的一碗稀粥，终于把柳林从濒于死亡的边缘挽救了回来。

　　一个晴朗的早晨，一线带有生机的阳光从铁栏杆的筒子缝里吝啬地照射进来。更加灰白清瘦的苏民双眼布满了红紫，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当他把刚刚洗好的毛巾、布条挪到那少得可怜的阳光下面去晾晒时，就在这扭回头的一刹那，突然看到柳林好似刚刚从梦中醒过来那样，双眼睛忽闪眨动，由于高烧而裂开小口子的嘴唇也在嗫嚅着，似要说些什么，苏民一下子看呆了，这可真正算得上是惊喜交加，多少日夜的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不由得回转身来，搂抱起柳林已软弱、发虚的身子，欢快地叫起来：“天哪，我的伙计，你可醒过来了！”

　　外面的风雨已经逐渐减弱，夜更深了，屋顶上铁罩子里灯罩射出暗淡的的光，两个年轻人默默无言，互相偎傍着，任凭外面风的呼啸，雨的轰鸣冲击着他们的心灵……

　　七

　　1937年的暑假，柳林刚刚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就赶上了开赴前线抗战的廿九军，之后，因为他的家就住在南开中学的附近，曾亲眼目睹敌军的飞机盘旋在学校的上空投下一颗颗的炸弹，报仇雪恨的念头已经在他单纯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那时天津有钱的人家大都是逃往了英、法租界，但是对未来谁心里都没有底。柳林全家经过几番的商量，决定大部分先留下来，看看以后的发展，单派柳林随着亲戚撤往老家大城县乡下，看一下那里是否安得了家。

　　火车是早已不通，唯一的退路是坐船。大红桥就是当时通往内地的水上码头。放眼望去，那一群群衣衫褴褛的难民潮，伴随着孩子们的哭闹声拥向一条条停泊在码头的木船。柳林的心在发紧，那种无缘无故被赶出家園的耻辱感萦绕在脑际，驱之不散，是可忍孰不可忍！

　　船缓慢地前进着，刚一出天津卫，就看到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所炸毁的大堤，像一张张血盆大口，喷涌出波涛汹涌的激流。极目远望，一片汪洋，看不到边际。按时令，已是秋收季节，可遍地的庄稼都淹没在洪水里，来年的生计又向哪里去找？赶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每一个乘客都是优思重重，对渺茫的未来一筹莫展，时近黄昏，前面有了情况，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果不其然，几个蒙面的歹徒，手里举着土造的手枪，从他们的小船赶上船来，他们不要东西，把每个人带着的现金搜刮一空。惊魂未定，刚刚拂晓，又有一队敌机飞临上空，这群强盗明明知道下面只不过是逃难的平民百姓，却肆无忌惮地投掷炸弹，炸弹激起冲向的水柱使所有船支都处在巨浪滔天的险境，一眨眼就有四五条船被掀翻。一位妇女死死抱着被机关枪射杀得血肉模糊的孩子嚎啕痛哭，跟着一头扎进水里。幸存者们全都明白，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只能是把生死置于度外，听天由命。劫后余生，唯一剩下的两条船破烂不堪，勉强停靠到王口镇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柳林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一下子就感受到伟大祖国是多么可爱，要不惜一切保卫她。

　　经过千辛万苦，柳林终于踏上了完全陌生的故乡。实际上就在途中，他已然明白这里也绝不会是乐土。且不说水灾过后，家家缺吃少穿，各处都是哀鸿遍野，即使从水中打捞上来的些微粮食都带有酸腐的霉味，吃不下去。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动荡不安的局面，东藏西躲，了无宁日。而继续南撤，洪水当头，已无路可走，在这般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柳林又折返回到了天津，随后就转学到由罗光道校长主持的广东中学（现在的滨江道中学）。不久，经过同学的介绍参加了学校中的地下组织“抗日杀奸团”。他并没有问过这个组织的背景，因为“抗日”就说明了一切，这就足够了。

　　柳林永远不会忘记，并且异常清楚地记得参加“抗团”后宣誓的那一天。一间阴暗的小屋，四个新参加的人面对悬挂在墙壁上的一面旗帜——雄伟的狮子举起一只瓜抚摸着地球，跟着监誓人朗读：“抗日杀奸、报仇雪耻、同心同德、克敌致果。”然后是单独宣读：“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受最严厉的惩处。”随后用一枚小针刺破自已的左中指，将一滴血滴到一个小酒盅里面，再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尽。这种多少带有神秘色彩的场面，却给每一个宣誓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当举起酒杯的那一刹那，就觉得自已已经是以身许国，并且是说话算数的男子汉了。

　　最初柳林和其他新参加的成员一样，主要的任务是传递和向外分发“抗团”内部编印的油印小报“小公报”，这是根据偷听内地及国外电台的抗战前线实况和一些抗日的宣传。每天放学以后，从小组领到小报后就走街串巷，一份份地塞到各个住户的信箱或门缝里，每逢“九·一八”“一二·九”“五·四”“五·卅”等纪念日，就在一些显眼的电线杆子上黏贴抗日传单。

　　自1937年底“抗团”成立，到1938年不到一年的功夫，就犹如星星之火在天津的各个学校迅速扩展起来，像耀华、工商附中、志达、新学、圣功、汇文、法汉、省一中、完真等学校，都有成员在活动，而且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已经不局限在散小报、传单之类，1938年到1939年期间，先后击毙了汉奸伪商会会长王竹林，狙击了伪教育局局长何庆元，制裁了伪联合银行行长程锡庚，惩戒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烧毁了日寇设在大王庄的棉花仓库，爆炸了大光明影院、中原公司。这些行动都曾给当时的日寇侵略者造成了非常强烈的震撼，也给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鼓舞。

　　1939年下半年天津洪水泛滥，大部分地区街道都被淹，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水深可以没人，再加上日本鬼子封锁了英法租界，使得“抗团”向外传递信息增加了困难。一次柳林被分配和赵仁划着小船去闯封锁线向租界外送信，尽管选择了最偏僻的地方，仍然碰上了日寇宪兵队的巡逻汽艇。鬼子端着枪要所有被劫住的偷渡船靠拢，并命令船上的人都举起手来接受检查。就在這紧要关头，柳林机警地故意把船踩翻，人一泡在水里就趁机将文件吞噬了下去，全身水淋淋落汤鸡似的。看到那滑稽的样子鬼子兵哈哈大笑，但仍不放渡，每个偷渡者都挨了军棍被赶了回去。柳林他们忍着疼划着船左绕右绕，天黑下来才闯了出去，终于把信息传送了过去。

　　1939年9月29日恰逢农历的中秋节“，抗团”的二号负责人李如鹏在他家里，英租界四十七号路城士里2号召集几个负责人开会。柳林那时已经是“抗团”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简称“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因为当初参加“抗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学校里高中的同学，到1939年就有不少人毕了业，进入了大学，而且大部分是去了北京。为了在各个中学保存后备力量，就需要在低年级寻找吸收对象。但又怕组织过于庞大容易出问题，更为了避免一出事将会牵涉一片，除了每个成员只准直线联系、不准横向接触的纪律，就把这个在低年级同学中组织起来的“学联”划分出来作为外围组织，时在1939年初，总的负责人就是李如鹏。

　　“抗团”一般成员的小组会议大都是利用公共场所，像民国体育场、英国体育场或是民国大楼、利华大楼、顺和里等等一些高层的楼顶，而且会议很短，往往是拿着一个足球聚在一起，长话短说，说完了就散，很少集聚在某个人的家里，更不要说秘密办公地点了。由此也不难看出李家开会的重要性，中心内容是人事的安排，特别提出近期敌特的活动既诡秘又频繁，必须提高警觉。

　　会议结束的并不算晚，因为是过节，有的还特意带来月饼和水果，所以会后就有几个人留下来凑凑热闹，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已是很晚，包括柳林在内的四个人由于家住得比较远，就凑合着睡在楼上一间空屋的地板上。

　　凌晨四点多钟，楼下忽然有些响动。李如鹏立即警觉起来，唤醒了空屋的四个人，还没等穿好衣服，一群日寇宪兵特务已经包围了李家，上得楼来，不由分说先把所有在这一家的人都先铐了起来。鬼子也没料到有这么多人，铐子不够用就一副铐子铐两个人，柳林和华文铐在一起，另一对是陈肇基和张树林，把这一伙人赶到楼下以后，特务们开始在楼上搜查，这是显而易见的，很容易就查到了不少在敌人看来算做违禁品的抗日文学材料和罪证，为了核实就把住在楼上的主人夫妇叫了上去，这时楼下仅剩下一个宪兵登记在李家过夜的人。那时节天津的洪水刚刚退下不久，楼下被水泡得破破烂烂，凌乱不堪，窗子都已经被损坏得散了架，趁着李家大姐在向鬼子解释的光景，两队被铐着的人不约而同地破窗跑了出去，柳林和华文以百米冲刺的劲头冲出后门，更加拼命地狂奔，钻胡同、绕小道，最后气虚喘喘地躲进一个僻静的小胡同。恰好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家门口点燃煤球炉子，两个人就走了过去，假装心平气和地向老人家解释，因为一点误会，互相斗殴被巡捕铐了起来，借一把斧头先砸开手铐，并一再保证决不会受到牵连。可老人一看到那副铐子就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不断颤抖着双手拜佛似的向这两个年轻人哀告：“我这可是一大家子人啊！千万别给我惹事，赶快离开这里吧！”看到这种情况还能再说什么呢，只得悄然离去。幸好华文在地上捡到一根较粗的铁丝，三捅两捅竟把手上的铐子给捅开了，可是柳林手上的任怎么捅也拔不开。时间紧迫，再也不能耽搁时间，先让华文赶快离开，通知其他的人不要再到城市里那个联系地点去，柳林也冷静下来，剩下一个人就好办得多，把那双铐子缠到腕子上，然后把上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从外表上就显露不出痕迹，随后就转入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不成想和那位老太太一样，这位同学一看到露出来的手铐，同样被吓得脸色灰白，嗫嚅着：“啊！我爸妈可是最胆小的！”柳林没等他说完，二话没说就离开了。

　　事后才知道，是天津的另一个地下组织出了叛徒，连累到“抗团”，而且使“抗团”损失惨重，不但两位领导人曾彻、李如鹏和河北区组长丁毓芹都被日寇宪兵队逮捕，没有多久就在海光寺宪兵队英勇就义；并且迫使一些骨干人员逃离天津。

　　据后来从宪兵队生还的李如鹏夫人童瑛提起，她是因为身孕而被释放的，那天当柳林他们四个人逃脱以后，日本鬼子以为是去找援兵去了，都吓得匍匐在地准备迎战，爬了好半天一看没有动静这才起来，反而向李如鹏拳打脚踢来撒火。李大姐不无讽刺地向他们提出抗议说：“你们自已没有看管严，跑了人赖别人干什么？”

　　城市里2号被查封了，有些人的生活用品就都被封存在里面，给大家的经济和生活都带来困难；事发之后的一个星期，柳林、华文，陈肇基几个人趁那里蹲坑的人换班，在夜里偷偷翻墙入内，把一些衣物运了出来。

　　坐落在英租界四十七号路（现在的和平区岳阳道）的尽头有一所私立的树德小学，在学校的名牌还挂着另一个牌匾“正则日语补习学校”，所以每天小学生放学以后仍可以听到朗读日文的声音。这里就是“抗团”，也是“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所办的培训班和化学实验室的所在地。

　　为了告诫敌人，他们计划爆掉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国泰电影院和日租界中原公司（现在的和平路百货大楼）四楼电影院。这次行动由柳林负责的“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七挺进会”来完成。

　　俗话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亲手炸掉敌人的据点，就是柳林的第一次，既感到激动、兴奋，这远不是那第一次投递小报，张贴传单所能比拟的，又觉得责任重大。连日来对这两个目标进行了细致、缜密的调查研究，因为国泰电影院，是日本宪兵队在英、法租界的特务联络点，地处劝业场附近，比较热闹繁华，出了事容易混在人群中脱身，比较起来困难就少些，这项任务就交由王栋、杨予等几位耀华、广东、志达中学的成员来执行，而中原公司四楼影院是在日租界紧挨着日本宪兵队的红帽衙门，再加上由英法租界出来到日租界还必须通过日本鬼子所设的封锁线检查口，难度就大一些，柳林就决定由自已带领圣功女中的吴顺和广东女中的祝梵、志达中学的李淦，一组四个人来完成。

　　挨个排队在人们的生活中早已习惯了，唯独排队通过检查口接受检查使人更加感受到做亡国奴的悲哀和耻辱。法、日租界在梨棧的检查口是最主要的通道，却因为排队的人多而一次又只能通过一个，往往要排上一天一夜才能轮到，手里拿着“良民证”，先得向站岗的日本鬼子鞠躬，再听凭那些汉奸巡捕胡乱摸索，心里是怎样一种滋味！特别是对年轻妇女，一些混账巡捕狗仗人势，嬉皮笑脸，有意地在人家胸前摸索。还设立了一条绳子，让从上面跨过去，然后还要几次地蹲下起立，说是怕下部夹带通禁品，就这样折腾，看着人家面红耳赤含着泪水，他们反而放声大笑，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过这道鬼门关的。

　　那时日租界的电影院与别处不同，是不分场次的，开演以后就连轴转，随时都可以买票进场，而且在里面呆多久都可以。柳林穿着一身日本式的学生装进了影院，随着两位女同学手挽手，其中一人还带着一包苹果也进了场，后面李淦也跟着进入，他是坐在后排等待观察爆炸效果的。剧院里的观众并不多，片子是喜剧，场内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柳林坐定以后，示意给吴顺、祝梵选择靠太平门近的座位。柳林拿出一个苹果啃了两口，把埋在苹果下面的炸弹显露出来，这是一个铁罐，盖子上面有一块老火车头牌的手表。一看到这个，柳林就感到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冲动催着他赶快动作起来，但他还是尽量克制着，首先是集中自已的一切精力和思绪，除掉所有的杂念，把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心尽量压下去，然后镇静地把手表上的分针拔到差三分钟到十二点的地位，最后再去接分在两头的电线。按理应该在三分钟后，等人已撤离场外时再爆炸。不幸的是，没有等三分钟，而是两个线头一接，立即轰然一声，喷发出一团火焰，当即照亮了整个影院。观众里不知谁喊了一声“着火啦”，剧场就像炸了营一样乱成一团，孩子哭、大人叫，再加上那种歇斯底里呼嚎更助长了紧张慌乱的气氛。人们不顾一切地拼命拥往太平门，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人流冲向出口。这倒帮助了柳林他们几个没费什么劲就随着这个洪流挤出了大门。这时警笛声、报警铃四起，整个中原公司都乱了套，日本巡捕随即封锁了中原公司的前后左右。

　　刚才因为过于紧张还没觉得什么，等到跑出来走在街上经风一吹，三个人都感到脸和手疼痛难忍，脸上、手上都起了水泡，他们三步并作两步穿过南市匆匆来到南门外大街的水阁医院。祝梵家里和医院的丁懋英院长熟识，于是找到院长谎说是在学校化验室做试验时不小心被烧伤的，丁院长半信半疑也就先让两位女同学住院治疗，柳林放心不下国泰电影院那一组，说什么也不愿住院，只得匆忙把手包扎了一下又立即返回了法租界。幸亏他归来了，等待着他的是更加糟糕的消息。中原公司影院观察效果的李淦回来汇报说，炸弹的威力不大，火没有烧起来就被扑灭了，柳林心里说，亏着威力不大，不然三个人的性命也就留在那里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爆炸国泰电影院的这一组，剧王栋讲，他们是把炸弹放置在放映银幕的下面，这本是事先计划好的，因为上一次烧大光明影院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由于银幕的材料易燃，而且不易扑灭，所以那次烧得很彻底，效果极佳。可他们这次却出了差错，在预定的时间炸弹根本没有爆炸，究竟是炸弹的质量有问题；还是行动人员处置得不当，技术有纰漏？这一直是无法做出判断的无头案，因为炸弹被敌人取走了。柳林一听到这样的情况，根本顾不上去追究谁的责任，马上通知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立即隐蔽起来，并把树德小学列为危险区，停止在那里的一切活动，迅速撤出。就在当日又传来行动中最年少的同赵达被捕的消息。为什么是他第一个被捕？据说放炸弹的书包是他的，一定是留下了什么痕迹。可以想见，事态的危急已迫在眉睫，已不容许任何迟延，果不出所料，赵达被捕的当天晚上，敌人就直扑树德小学，“抗团”的陈肇基、夏乃麟、丁益寿、王春泉等几个人正冒着风险抢运放在化验室的药品和器材，结果都遭到逮捕。转天一大清早，日本宪兵队一批特务就到广东中学来捉拿柳林。幸亏心里有所准备，一看到那帮穿戴异常的家伙们奔向校长办公室，柳林就急忙溜到学校后面的操场，他本想效法那年“抗团”的沈栋关押在英工部局的时候，靠着围墙边的双杠，一个鹞子翻身竟飞跃出围墙，一时在“抗团”中传为美谈，沈栋从而得了“杠子”的绰号。柳林也试了试，但看到高高的院墙，估量自已既没有那个功夫也没有把握，只好放弃，最后孤注一掷，在角落的厕所扒窗户跳了出来。特务们自然不甘心扑空，派出特务在柳林家里“蹲坑”。逼得他无处藏身，不得不在旧历年的大年初一离开天津，逃往北京。

　　大年初一清早的车厢里乘客稀少，柳林蜷缩在座位上，思绪万千，他在思量自已离开后所留下的烂摊子，不管怎么说，这是大家一道组建起来的，眼下被迫离去，即不甘心，又割舍不下，一种内疚自责的痛楚油然而生。五哥李如鹏生前就曾不断地嘱咐大家，在敌人眼皮底下战斗容不得半点马虎，精神只集中在炸弹上是不够的，包装的容器同样也应该考虑到。这次的漏洞正好是出在这里，虽然自已不在这个小组，但作为负责人，事先应该多提醒几句，现在一切都晚了……

　　火车在隆隆地前进，从靠铁道临近的村镇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炸声，柳林不由得一“激灵”，顿时想起家里不定被那些特务们折腾成什么样子，眼前仿佛看到妈妈那惊恐不安的模样。两个多小时的旅途，柳林再一次彻悟到，自已的命运已然是，也只能和祖国的抗战紧紧联系在一起，唯有和敌人血战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

　　柳林到北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思自已，应该承认：自已并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所以能这样不惧怕任何危险去参加搏斗，那完全是一种理念—一一切为了祖国这一理念所支撑，

　　如果说当柳林第一次拿起手枪掩护李汉城狙击汉奸舒壮怀的时候还有些胆战心惊的话，这一次他作为主攻第一射手来制裁伪建设总署总务处长俞大纯的行动时，已经在心理上与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对这一类的冒险虽然还没有达到习以为常的地步，但已经可以控制紧张的状态。

　　这一次的行动与上几次略有不同，上两次的行动目标都是静止的，例如伪公用局长舒壮怀是从汽车里下来那一刹那，在狙击伪教育总署方宗鳌那次也是当方逆的汽车暂停在过大车的铁道口的那一瞬间。而这一次却需要与目标的人力车同时前进，在行进的过程中来下手。这就需要更加迅速，射击更加准确，而且暴露的面广泛得多，时间也要拉长，当然就增加了危险性。

　　北京西城丰盛胡同比较宽阔，穿过一条街。柳林不到七点就从祖家街北大工学院学生宿舍出发，先到什八半截胡同和担当掩护他的聂凉会合，然后两个人又到西城受壁胡同冯运修家里去取武器，他们又骑车钻进了小胡同，七绕八绕赶到本盛胡同已是八点过了，还没等喘口气，汉奸俞大纯所乘坐的包月车已经穿进胡同口，柳林、聂良立即跟随了过来，柳林已经完全进入角色，精神高度集中，对四周的一切已完全置于度外，心所想的，只是前面这个目标，等快到了可以转弯的那个岔口，他努力克制自已过于急促的呼吸，利索地抽出了手枪，一手扶在仍在快速前进的自行车把上，一面计算着和包月车的距离，三十米，二十米……就在距目标不到十五米的样子，瞄准开枪，随着聂良也赶了过来补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目标又击中了车夫，连人带车都瘫倒在马路上，过往行人一片哗然，都惊慌失措，像躲瘟疫似的纷纷四散逃避。柳林、聂良岔进小胡同，没走多远就传过来呼啸的警笛声。

　　第二天，柳林照旧仍到南长街华北中学去上课。课间休息在院子里听到乔老师正在和校长大声议论：“够他们当官的们喝一壶！”

　　周作人遇刺没有多久，前几天公用局长也挨了枪子，昨天建设总署的俞处长连车夫一块都被打死了。坐汽车的跑不掉，坐月包车的更是难逃，这些官老爷们都吓坏了，听说教育局长已经吩咐他的保镖们，今后出门，车的前后左右不准有闲人跟随，谁跟着，就拿棍子抽他们……

　　北京的地面紧多了，连续出了这些事，不光是百姓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就是那些汉奸头头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又是给汽车加防弹玻璃，又是加添了保卫人员。走在马路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碰上突击检查，查户口更是家常便饭，三天两头挨门挨户折腾得鸡犬不宁，日寇驻屯军更是异常恼火，痛斥那帮伪警宪特的无能，并已指令伪警察局限期破案。

　　1940年8月23日，当柳林去往地安门一处秘密与外地传递信件的联络地点，这里是李淦所住的哥哥家，他的这位兄长是当时的伪河北省一个道尹，像这一类似汉奸做掩护的处所一向是万无一失的，敌人可能是在检查信件中发现了线索，也可能是由别处破获而得悉了这个地方，反正李淦已经被捕，尽管柳林是遵循着早先约定好的暗号去联系的，还是被“蹲坑”在那里的特务抓获，没能逃脱灾难。

　　八

　　天刚破晓，关押在沙滩日本宪兵队地下牢笼的“囚徒”们已经起来了。最早的讯号是那哗啦的铁链子的声音，这是值班的宪兵给倒便桶的“犯人”们准备的，每天清早，每个牢笼都要出两个人先把便桶抬出来，然后就用这条铁链一头栓一个栓牢自已，听到口令再共同抬起便桶到厕所，倒完了再到水管子下面去冲洗，可以想见，两个人栓在一条铁链，行动就必须绝对一致，稍不留心就要摔倒，而且一倒就是一对，要是赶上一个混账的宪兵，不但一个劲的紧催，稍微动作慢一点，棍棒就劈头盖脸打下来。可大家还是乐于抢着去干，就是为了出去能换上几口清新自由的空气。

　　倒完了便桶，这才是一天牢狱生活的开始，每个人都面对墙壁盘腿坐在那里，这样的日子可真是难熬，再加上时时袭来的饥饿和口渴都折磨得人心神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偶尔听到铁栏杆外面几只麻雀的啁啾，叽叽喳喳，是那样的逍遥自在；窗台上几棵小草，满披着阳光在微风中摆动，又是那样的生意盎然，这都是一墙之隔，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遥远。对面牢笼里关押的北京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先生发出一声声嘶哑的声音，据说这位老先生在课堂上公开发表抗日言论已是“三进宫”了。他故意假装疯魔和日本宪兵大声喧哗，说一些似真似假的疯话：“蒋介石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打了胜仗……我的课还没有讲完呢，学生都在等着。快送我上课去……我饿了，给我再拿两个窝头来……”日本宪兵是把他当做神经病人看待的，并不十分计较他的话，有时还故意引逗他来取笑，究竟是谁要笑谁，只有蓝先生知道，在押的人们对蓝先生还是很敬重的。

　　這天的早晨显然和往常是不一样，不但比平常叫起得早，而且一反常态，不让先去倒便桶，却先查点人数，听号筒里的动静也不像往日只有几个看守在值班，只听到众多的大枪洋刀撞出声响，给人带来一种不祥的征兆。牢笼里面的人们马上警觉起来。柳林联想到前几天过堂接近结案的情景，不由得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苏民也由于这个突然的变化而脸色苍白，显然他是在担心小柳的命运，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觉得任何语言已是软弱无力，只是凑过来紧握着小柳的手。柳林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命案在身，杀死了汉奸，炸毁了电影院，敌人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想到这些，心里反倒释然了好多，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到苏民的身上，平静地说：“小苏，万一要是那样的话，就拜托你给我的家里捎个信吧！”

　　从听到牢笼外面的日本宪兵呼唤，“柳林，你的出来。”柳林觉得自己整个的魂魄已随着这一声呼唤脱离了躯壳；心也像是被摘掉一样，空落落地失去了任何感受。眼前一片茫茫然，心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一个重重的句号稳稳当当地凝结在那里，这个世界已然是与自己毫不相干。

　　刚刚钻出牢笼的小门，立即被几个日本宪兵团团围住，用绳索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柳林向旁边望了望。只见李汉城，聶良也正在被捆绑，还没有来得及站稳就被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兵簇拥着去了号筒，鬼子们就像扔皮球那样把这三个人抛上了早已待发的卡车，而且立即向西直门的方向开去，很明显这是开赴刑场。

　　人到了最后的绝境，已经意识到距离死神是那么近在眼前，并且是迫在眉睫，全然无路可走，那么也就丧失了反抗的打算，这就像一条拉得过头的弹簧，超出了负荷的极限，一下子就松垮下来，到了这时候，反倒会坦然了。

　　卡车并没有开出西直门去往刑场，这完全是日本鬼子玩的一场恶作剧，使用那种类似所谓“陪绑”的花招来给这三个青年一次精神镇压。其真正的意图是要在各个做案地点照相，现场印证一下每一人各自的罪状。

　　第一站是西城受壁胡同冯运修的家，就是在这里“抗团”冯运修和日伪北京市警察局特高科科长袁规所率领的特务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终因寡不敌众，在枪伤特务头子袁规之后也被枪弹击中而壮烈牺牲，那时他仅仅只有十九岁。

　　冯运修是大汉奸伪华北军政督办齐燮元的外甥；正是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他家里就成为北京“抗团”的一些重要文件资料和枪支的储存地点，并且正在筹划暗杀齐逆。运修虽然出生成长在一个比较宽裕的家庭，但却丝毫没有沾染上那种纨绔子弟的恶习，对日寇的侵略有着特殊的憎恶和仇恨。所以在参加“抗团”以后，这种名族意识，保卫祖国的理念更激励着他无所畏惧的投身于这伟大的行列。

　　1940年7月7日，本是七·七事变抗战纪念日，而日伪当局为了蛊惑人心却要搞什么“庆祝‘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并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会。“抗团”针锋相对，全体人员出动，在庆祝会场见人就偷偷塞给一张抗日传单；冯运修来制裁主持这个庆祝会的伪新民报的社长吴菊痴。当这个刀笔汉奸坐包月来前往饭店参加宴会的途中，正赶上有一家送殡的行列，街上非常杂乱，冯运修立即趁着这个当口赶了上来，迅速而又利索地抽出了手枪，瞄准英逆的头部连发两枪。以血的事实粉碎了敌人的“庆祝”，也大大鼓舞了沦陷在日寇铁蹄下老百姓期盼祖国胜利的信心。

　　事隔一个多月，这天夜里，已经入睡的冯运修突然被房顶上的响动惊醒，他预感到有了情况，立即翻身下床，顺手把藏在被子下面的勃郎宁手枪取出来掖在腰间。外面砸门的响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震耳，他一闪出卧室就钻进院子角落的厕所。门被砸开了，一拥而进的特务人人手里举着枪，一边高声喊叫着：“查户口”，运修原打算趁这帮坏蛋闯入内宅的时机，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冲出大门，先躲过一阵再说；但是他想到卧室里隐藏的文件和枪支，绝不能撇下这些组织上的委托而逃跑，转而下定决心准备一拼，各个屋子灯都亮了，院子里的灯也亮起来，冯运修从门缝里看到那为首的高个子，心里猜测准是特务头子，就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向那个领头的人瞄准开枪，只听到了“哎呦！”一声，显然是击中了一个，但也暴露了自己，房上的匪徒上下一阵射击，冯运修倒在了血泊之中。

　　柳林他们三个被一群鬼子推搡着进了冯家的院子，冯运修的父亲也是不久前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归来，正等在院子里，惊魂未定而神情悲痛的向宪兵曹长指点着那天冯运修躲在厕所的地点。冯伯母也带着孩子们出来了，惊恐又怜惜地看着眼前这三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青年人，很自然就要联想起自己的运修。泪珠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嘴扭曲着不知说什么是好，最后很体贴的吩咐孩子们拿些饼干来给他们吃。

　　刚刚从生和死的门槛上回来，柳林一点也没有那种庆幸生还的感觉。先不要说像冯运修这些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们，只就眼前，冯家老伯、伯母以及小弟、小妹们在失掉亲人之后该怎么办？

　　在那次类似“陪绑”过后没有两天，北京“抗团”这一案就从沙滩日本宪兵队转移到东直门的日本刑务所。又过了两个多月进行了宣判，地点是东城铁狮子胡同日本军法会议。一间很宽敞的大厅，几扇落地玻璃窗挂着深紫红色的法兰绒窗帘显得庄严肃穆。三位审判法官站在铺有黑色绒布的审讯台后面，中间那位身着大佐军衔的军装，想来就是这次宣判的主审法官，台前靠左还单设了一席，是一位上了岁数的朝鲜人担任翻译。这种排场无形中就给受审者一种“阶下囚”的压抑感。柳林他们几个被带到被告席，分成三排站在那里。隔离了这么多日子，忽然又聚拢在一起，不管情况怎么样，反正眼下都觉得很新鲜，很亲近，倒把那种紧张不安的情绪淡化了许多。

　　没有像往常那样先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也没有宣读被告的罪行，主审官却向大家做了一个像似开场白那样的演讲，一开头还对这帮受审者说了几句夸奖的话：“诸位的年龄都不算大，但却都有爱国的热忱，这是值得令人钦佩的。”接着话头一转：“正是因为你们年纪轻就容易受欺骗，你们是受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宣传的迷惑，翻开你们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自从鸦片战争近百年来，一直是欧美列强在侵凌贵国的领土，掠夺你们的财富。最近报纸上公布的白银案不正好说明英美帝国强盗正在侵吞夺取中国大量白银的事实吗？而我们日本才是贵国的真正盟友，这一点汪精卫先生是非常了解的，汪先生和我们一向合作得很好，他知道我们两国是友好邻邦，只有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才能抗衡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看到下面的听众对这些话并不感兴趣，于是不得不草草收场：“你们还都年轻，只要好好思过悔改，还是有前途的。”说实在的，这一套话在柳林他们听来并不陌生，因为在沦陷后的各个学校里，不论是那些所谓的“顾问”先生，督导员，还是伪政府的官员以及“新民会”的头头们张口闭口，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就是这一类什么“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鬼话，不过在这样的场合，面对的又是这样的“叛逆者”，出自于这样级别的官员，这似乎是过低地估计了他的对手，也说明他的无知。听者也只能是嗤之以鼻，不屑理睬。接下来的宣判也很富有戏剧性，当读到判处李汉城、柳林、聂良等三人死刑的時候，下面的人为之一惊，屋子里的空气也随之马上凝重起来。这位法官却故意卖弄玄虚，稍稍停顿后，又换了一副腔调：“为庆贺大日本皇军驻华北总司令官的荣升特减刑一等，改判他们无期徒刑”。在场的人这才跟着松了一口气，心里不由地咒骂：“这个狗娘养的真会开玩笑。”行列有了骚动，排列的队伍已保持不了整齐，暗中你碰我、我撞你来表示庆祝，因为人们心里都明白牢底是绝不会坐穿的。这是和祖国全民抗战的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九

　　“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并没有立即传到监狱，不过，大家从一些蛛丝马迹也已觉察出一些异常。最明显的是每天必然要巡视监筒、监号的监狱长，看守长几天来都没有露面，那些平日趾高气昂，爱“咋呼”的看守似乎有所收敛，耷拉下了脑袋，而和大家关系不错的看守却又故意躲着。这样过了四五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家住外地的难友收到送进来的东西，在一个口袋的贴边拆出一个小字条，赫然写着：“日本已投降”这么五个小字。像重磅炸弹爆炸一样，消息马上传遍整个监狱。狂欢已不能用来形容人们当时的心情，多少年来、日日夜夜压抑在人们心底的愤懑、忧虑一下子喷发出来，“抗战胜利了！”“我们自由了！”喊声此起彼伏，翻山倒海似地响彻整个监狱，更多的人是互相拥抱着，又哭又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此同时，大家对监狱当局居然把这么重大的消息扣压、不及时通报更是怒不可遏，逼使他们出来对话说个清楚。肥胖的监狱长知道事情再也掩盖不住，就不得不一改过去骄狂的神态，满脸赔笑地向大家解释：

　　“不错，日本是投降了，但是还没有放下武器！”说到这里，故意把“武器”两个字加重，并有意地停顿了一下，同时显露一丝诡异的冷笑，这才接着说：“就在那一天东院的日本人还向我们下达了严加监管的指令。”跟着转换了另一种口气讨好地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所以没有把消息向诸位公开。希望大家安静等待，不要让他们狗急了跳墙闹出事来，大家好不容易盼来这一天，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性急而坏了大事。”

　　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威胁的味道，但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大家经过商量决定向狱方提出三点要求：

　　一、同意暂不出狱，但必须立即下镣。

　　二、我们自治，自已管理自已，看守人员一律退出号筒以外。

　　三、改善伙食，把窝头换成纯玉米面的。

　　经过监狱当局的研究，答复是所提要求可以接受，只是开镣还需要和日方商量，希望暂缓。此时此刻大家已不再有那么多的耐心，日本人已没有资格，无需商量，管他同意不同意，自已动手，没有榔头就拿砖头，没有多大功夫，人们都已经把这曾象征着侮辱，束缚、累赘自已多年的链条脱了下来。铁镣虽让人嫌恶，但谁也没有轻易抛弃，而是珍惜地收藏进自已的行囊里面，这是铁证，又是纪念，它记录下了这场伟大的全民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啊！脚上没有了铁镣，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尽管放心地向前奔跑，再没有什么东西羁绊着你。门上没有了锁，屋子里的气氛就显然不同，毫无顾忌地说笑，再也不用担心横加的斥责，伙食上变了样，窝头黄得令人流口水，胃口自然大开，一顿五六个都不在话下。所有这一切都烘托出那苦尽甘来，终于夺得最终胜利的欢欣。这欢欣又如同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一浪高于一浪。

　　就在这欢腾的时刻又透露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迹象。那时的北京尚处在微妙的阶段，治安还由敌伪军宪临时维持，监狱现在则是分出了阵营，恰在这个时候，早先出狱而留在北京的难友也组织起来成立了“难友会”，他们也在想方设法来救援那些尚没有出狱的人。他们利用各种渠道传递信息，但是由于每次来的人身份的不同，进狱来所接触的仅局限于某一部分人，这就使得原来是坚如磐石、完整如一的整体明显出现了裂纹，特别是再加上一些流言蜚语“先只放共产党方面的，别人先不放。”一会又传来“只放国民党方面的，别的人先不放。”这就更助长了那裂痕的扩大。过去共患难时期所凝聚起来的宝贵团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无形中也就把欢庆胜利的气氛冲淡了许多，581柳林他们这些“抗团”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八年抗战，特别是这五年的铁窗生涯之后都逐渐成长起来，但终究在思想上还是有些单纯、幼稚，不了解外面的整个形势，只是一味地琢磨这一致对外的团结怎么就会在最终夺取胜利的关头被削弱、被分裂了呢？难道真如俗话所说的“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吗？他们既感到茫然，又觉得遗憾、惋惜，仍然不死心地以中间派的立场，找到那些关键人物进行调解。无论如何他们仍然要保持同一个声音：“要放就都放，不然谁也不走。”但是这就如同摔碎了的瓷器一样，任再怎么粘补、修饰，已不可能是原模原样了。

　　在号筒里581柳林刚好碰到了385那位老王，很自然的就做了话别。

　　“小柳，就要分手了，你出狱后有什么打算吗？”老王很亲切地握着柳林的手，还是那样豪爽，那样直来直去。

　　“我想如果可能，还是先复学再说。”

　　“好！我不反对你的选择，但是我想提醒你，这场战争不但考验了我们整个中华名族，也历练了每一个人。不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一个方面；要想使我们全民族、全体人民得到彻底翻身、解放还要有很多事情要做，每个人还要面临更多的考验；”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我个人的意见，学习不一定非要在学校，在实践当中，在战斗里同样也可以学习，而且是更好地学习。这在我们的小册子里你已经理解到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到张家口去，那里也有我们的学校，你可以在那里得到更好的锻炼。”

　　“谢谢您，王老师！我一向是很尊敬您的，我一定把您的话牢记在心，不过，我先想回家看一看，这几年我给家的连累太多了，我不忍心让我爸妈空等一场。以后会有机会的，我很愿意得到您的教诲。”

　　就在那次谈话的转天，58号，就是国民党北宁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委员郭先生，也特别传话找到柳林来话别。郭先生很有点学者的派头，话开头先是很客气，赞扬了“抗团”这些年轻人的忠于祖国，献身祖国的情结，在抗击日寇的全民抗战的大业中作出了熠熠闪光的业绩，接着口吻就变得严肃起来：“要知道，抗戰虽然是胜利了，但当前的局势还是很严峻的！你们已经用你们勇敢的行动为自己打下了今后立业的基础，这是很不容易的，循此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千万不可只听信一些动听的口号的鼓惑，误入歧途，那会把自己以生命换取来的成就毁于一旦；千万慎重从事，好自为之；”接着又很关切地说：“听说你打算复学，这个主意不错，据我所知，后方西南联大已经派来陈雪屏主任前来接手北京大学，我可以介绍你去报考。”

　　听了这些话，柳林连连点头称谢。但他同时也多少明白了，这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局面还是相当复杂的。

　　就在这个当口，582李汉城的旧病又复发了，歇斯底里呼喊，又是撞门又是扒窗户，好似这里的空間太小容不下他。当然这次没有人再敢捆绑他，而是由“抗团”的几个人轮班看着。女监那面的几位“抗团”难友闻讯也赶过来探望，汪苓一看到汉城这种情况几乎要晕倒，她强忍着眼泪，伸出手，喃喃地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李汉城紧紧盯着眼前的来客，似曾相识，皱着眉头，又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突然一把抓住汪苓的手，有如得到了宝物，死死地握住不放。任大家怎么劝说就是不撒开，他就这样痴情地望着汪苓足足有三分钟，过后颓然地叹了一口气就回身躺下，再也没有话语，汪苓也毫无顾忌地失声痛哭跑出了房间。

　　目睹过这么一幕悲剧，柳林好像是突然清醒了，自己从刚入狱的十八岁算起，现在是廿三岁了，以后的路依然是艰难和曲折的， “生活像一条泥河一样流……”想来生活是不再会像泥河一样流，不像泥河，那又会像什么一样呢？

　　“究竟放人不放人，”一直僵持到9月3日这一天才算是有了分晓。临末了，已然穷途末路的日本鬼子还要耍耍心眼，唯恐这些人集合起来进行报复，于是采取了化整为零的伎俩：凡是家住在北京的就由家属来人接回，而家住在外地的却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在深更半夜里把这些人通通运往火车站送上火车，各奔家乡。

　　可以想见，此刻，有多少个家庭在为这企盼已久的团聚而欢乐唏嘘，互相倾诉着苦难和辛酸。

　　李大妈一大清早就等在外寄人犯收容所的门口，尽管人们百般劝告不用她老人家亲自来接，但是思念儿子都快要发疯了的老奶奶是任何人也劝阻不了的。“难友会”只好多派出几个人来照料，守护在一旁。当一看到人们抬着李汉城出了大门，李大妈就不顾一切扑了过去，抱着儿子痛哭失声，跟着晕厥了。大家手忙脚乱，先把老奶奶送往医院，再把李汉城送往精神病院。

　　夕阳西下，监狱外面的热闹景象早已沉寂下去，该走的都已然走光。那阴森森的监狱大门又严实地关上，只是门口上那“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的木牌依然还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就在它的旁边，刚刚出狱的纪凤彩扶着老娘痴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还在等待什么，这才几年的工夫，纪妈妈头发已经全白了，衰弱的身躯悚悚颤抖，盯住那早已关闭的狱门，嘴里还不断地喃喃着：

　　“树仁！树仁！妈来接你来了！”

　　“儿啊！跟妈回家吧！”

　　凤彩强忍着泪水，抱着妈妈哄劝着：“妈妈！门已经关上了，咱们回去吧！”

　　远处，广场那边传来欢庆抗战胜利的锣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