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短篇小说《月牙儿》中的主人公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珂赛特具有相同的家庭出身。她们的母亲都因迫于生活的重压而选择成为妓女，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性格差异下月牙儿同珂赛特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着这种差异之下所透出了不仅仅是文化差异的背景，同时还有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不同思考。
《月牙儿》中的女儿‘我从一个青春、纯洁、勤劳、朴实的女孩堕落成为了一个衰老、麻木、轻浮的妓女，命运的黑影永远笼罩在了她的头顶。而珂赛特虽然在幼年受了很多的苦，但是那种苦比起‘我精神上受的苦要少很多。‘我自从知道了母亲从事的是这受人鄙夷的职业便产生了矛盾的想法。一方面惧怕命运的黑影扑向自己，另一方面憎恨母亲，但在这其中又夹杂了对母亲的怜惜和理解。“当我睡不着的时节，我很冷静地思索，妈妈是可原谅的。她得顾我们俩的嘴。可是這个又使我要拒绝再吃她给我的饭菜。我的心就这么忽冷忽热，像冬天的风，休息一会儿，刮得更要猛烈；我静候着我的怒气冲来，没法儿止住。”①她的内心是如此的焦灼而又矛盾。而珂赛特全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她有冉阿让这样一位拯救她于水深火热的人，更加有一位真心爱恋她的青年。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她都有人可以依靠，而‘我呢？不但要面对现实矛盾的生活，还在感情上彻底的失败了，她不怀念那个所谓爱人，所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将怎样过活。爱情在她的世界好像从没有来过。因为在温饱的面前，爱情就是一件奢侈品。没有真挚无暇的爱，有的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交换关系。所以底层的妇女在现实生活面前是没有爱情权利的。她不再指望某个人可以养活她，她认清了只有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此时的她开始理解母亲，开始理解一个无助的女人在这个社会的压迫下是怎样的走向那条世袭的路。相较于珂赛特而言，“我”承受着更加沉重的精神负担，对于社会现实的洞见也更为深刻。珂赛特如同木偶一般习惯了被支配被安排，很难从珂赛特性格中看到自主和独立。她就像一只乖巧的百灵鸟。因为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被赋予了太多男权价值观。她没有太出众的智慧，可是她很善良；她美貌但是不轻浮浪荡，如圣洁的贞女一样高贵；她对于自己未来没有过多的思考，但是很信任自己的丈夫。以现代女性的视角来看，她完全是一只被驯服的金丝雀。对现实生活的苦难她并不了解，唯一的苦难就是童年时被德纳第夫妇虐待的经历。而对于真正的生活中的苦难她是无知的。她完全被塑造成为资产阶级所理想的“家庭天使”。
将这两个形象置于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视域下思考，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当时特殊的时代即：半封建半殖民的时代。“老舍把城市下层妓女作为叙述中心, 含泪描述了善良、自尊、倔强, 鄙视商业化两性关系的城市少女如何被迫走上母亲已走过的卖身之路, 写出年轻美丽的生命的挣扎、抵抗、梦想及最终被黑暗所吞噬的悲剧, 对黑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和揭露。”②老舍从中国的主流文化出发对《月牙儿》主人公的悲剧做出了解释，并明确指出是社会这个大监狱造成了众多贫苦女性的悲剧命运。其中所体现出的是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方式：认为娼妓是这个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他对妓女们抱有中国文人所惯有的同情。‘我虽然沦为娼妓却还在心里还装着良心，使她可以清醒的看到社会的现实。但是老舍缺乏的一种拯救精神，更多的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旁观而生发出的对女性这种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变革的呼吁。而珂赛特的幸福出路迎合了当时法国主流文化意识。十九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的地位并不高，她们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她们都会接受由教会创办的寄宿学校教育。“女孩子被培养成一种天真无邪、对外部世界懵懂无知、熟悉家政艺术、渴望结婚的淑女。”③珂赛特最后的幸福生活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理想女性的合理结局。另外为何珂赛特会有冉阿让的救助而《月牙儿》中的‘我没有呢？这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对珂赛特的拯救体现出了深植于雨果思想中的宗教文化传统，其中基督教所宣扬的仁爱、博爱精神以及救赎主题同人道主义相契合，成为作家思想中宗教与理想的一种有机结合。冉阿让是一个勤劳、仁爱的资本家，他虔诚得信奉基督。在米里哀神父崇高品德的感召下成为一个为赎罪而拯救帮助他人的圣徒。所以对珂赛特的拯救也是理想的人道主义的体现。综上所述，珂赛特最终有了幸福的归宿是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十九世纪资本阶级对于女性的要求使然，他们需要的是温柔、能干的主妇；其二，源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而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并不存在基督教的这种救赎感，文人的思想中所根植的仍是传统所遗留的文人士大夫情怀。在老舍的身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热情，但是有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一份责任感。因此他毫不避讳地让《月牙儿》的主人公走上那条几百年来一直都在迫害女性侮辱女性的路，以此来呼唤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而雨果为珂赛特勾勒出的幸福出路也不是完美的，因为《玩偶之家》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貌似温情的出路，珂赛特的明天就是娜拉。
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他们对此问题的不同见解。在《月牙儿》里老舍用冷峻灰暗的笔调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底层妇女的生活，揭示了她们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使人读来满眼悲戚。如主人公‘我的自述一样，她总感觉到那片黑影在向她扑来，慢慢的吞没她在阴影里。她的母亲无可奈何沦为娼妓，为的是养活她们母女。而她也无可避免的走上了母亲的路，为了养活自己和母亲。对于这对母女的命运老舍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只是在结尾淡淡的写下：“抓了去，他们把我放在了感化院，有人教给我做工。洗、做、烹调、编织，我都会；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这苦事了。”④可见她们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社会根本没有她们的位置。她们的命运和出路被现实的社会封死了。而《悲惨世界》的珂赛特的幸福归宿就一定是完美的吗？在珂赛特身上分明看到了娜拉的影子。雨果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使得他无法预见珂赛特的命运悲剧。相较而言，《月牙儿》更是一出现实的悲剧，而《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赛特的命运则带有更多理想主义的成分，雨果安排了圣人一般的冉阿让拯救女性，而老舍则期望社会来拯救她们。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造成的。老舍比雨果更加深刻的看到了生活的苦难以及女性的悲剧。但是雨果却在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试图改变女性的悲剧命运，尽管他的尝试是失败的。
注释：
①老舍：《月牙儿》，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第117页。
②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1月第一期，第54页。
③宋延萍：《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妇女社会较色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33卷第2期，第66页。
④老舍：《月牙儿》，江苏文艺出版，2006年12月第一版，第119页。
参考文献：
[1]老舍.月牙儿[M].江苏文艺出版,2006.
[2]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宋延萍.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妇女社会较色的嬗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3）.
[4]刘传霞.论现代文学叙述中妓女形象谱系与话语模式[J].妇女研究论丛,2008（1）.
[5]李晓卫,杨马胜.欧美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谭梦聪（1987-），女，汉，甘肃兰州人，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