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小

　　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大众传媒更是以其令人惊讶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如今，作为文化生产最为强大有效的机制，同时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我们的社会关系是密切而复杂的。对此，学界有两种批判的声音——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不同论调，他们之间既有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又有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起点，值得我们仔细玩味和反思，以保持一种独立而又清醒的个体批判意识。

　　自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开始，我们对传媒的反思就没有停止过。而这当中有两种欧洲背景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殊为夺目，尽管他们的思想成果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渊源，常常被笼统地划到“批判理论”一脉，而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出发点和旨趣都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导致了后者的研究路径实现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转变，即由审美趣味领域走向寻求审美主体政治权利合法性的路径。本文试图呈现这一转变过程。

一、传媒文化批评的两个欧洲背景：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在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就立足于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上，提出了一种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评和跨学科方法，包括媒介的政治经济学批评、文本分析、大众接受研究等方面。其中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赫尔卓格对广播肥皂剧的探讨，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

　　此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英国的文化研究开始发端，最早出现在伯明翰大学，因而又被称为伯明翰学派。此学派在“后福特主义”过渡期，渐渐声名鹊起。其学术研究，既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和质疑的精神，却又呈现出别样的风景。研究者们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正确评价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并把他们视作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并将此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实质

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灵魂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名词“文化工业”，以此来和“大众文化”相区别，以避免引发理解上的误会。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此“文化”，非彼“文化”。那些由大机器复制、传播的千篇一律的东西，至多算是商品，丧失了艺术品的本真——超越和自由。自此，这种悲观的情绪弥漫到了整个文化批评领域，认为文学甚或文化都已渐行渐远，走向消亡。

　　而对这些大众传媒制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也持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随着文化的工业化，“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抗拒的产品所带来的各种定式的态度和习惯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某些反应，这种反应使消费者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与生产者紧密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与整个娱乐和信息工业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产品向消费者灌输某些思想，并操纵他们的行为……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单面思想和行为模式。”这些接受者和消费者，也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高雅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来抵御这些文化商品的侵袭，只得乖乖就范。

　　字里行间，法兰克福学派似乎在否定文化工业流水线生产的文化商品的同时，将消费者也一并否定。或者至少，他们在冷眼旁观之际，并没有想到伸出援手，对“日渐消亡”的文化进行救赎。因而，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指责和质疑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主要也就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流露出的精英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如霍克海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大多出身福裕的犹太人家庭，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对古典艺术有近乎偏执的爱好，因而在欣赏旨趣上是很排斥“下里巴人”的文化商品。然而这种雅与俗的界限划分，本身具有冒犯性，而且这一界限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位移和重新界定中。

　　第二，批判理论缺乏实践指向。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长于思辨，然后也止步于此。有学者形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仿佛一只苍白的手，在空中划了优美的弧线，却颓然无力地垂下。确实，在无视现实语境，脱离“实然”，追寻“应然”的研究套路，同样是难以拯救这个水深火热的现实。

　　第三，用审美批判遮蔽对审美主体合法权利的认定。法兰克福学派似是在探讨文化欣赏的旨趣问题，但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成功阻碍了政治想像力的产生，将本该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却同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维护者，“历史也‘误入歧途’”了。工人阶级也是俯首帖耳地欣赏起了这些“滑稽可笑”的假艺术。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俯首帖耳，怡然自得地欣赏文化商品的工人阶级态度同样也是很严厉的。而这种怒其不争的态度背后，却也没有实质性的建议或举措来终结这一切，因而这一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审美政治化——文化研究学派批判理论的转向

大众传播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是奇幻而多彩的。对此，美国人欢欣鼓舞，带着洋洋自得的技术乐观态度，其主流的传播学派固守着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路径，在20世纪的40年代大放光芒。而法兰克福学派以其思辨性和形而上学的独特魅力，在批判理论领域独树一帜。

　　而英国文化学派自成一派的学术气质，以及在怀疑现实的同时，不失现实关怀的态度，走出了传播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在审视大众文化时，他们意识到，假设不先预设审美主体的合法性，文化批评的讨论将无法有效地开展下去。要为大众文化争得合法地位，必须先要消除“小众”和“mass”的分界线。威廉斯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是群众的那种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以前文化批评的症结所在。在精英主义者的词典里，大众并非是平等的大众，而是“他者”。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无疑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争得了合法地位，此后，文化研究学派挣脱了法兰克福学派遗留下的理论包袱，在媒介文化的批判和救赎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很显然，争得了合法地位的工人阶级就是大众社会中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当今的文化已不再是传统审美所认同的那种文化，却是最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最有效表达公众日常情感的文化样式。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口号：“艺术已经死亡，让我们创造日常生活吧”。艺术其实并没有死亡，大众传播与其说是将信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它将终结陈旧的精神式传播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真正大众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

　　[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欧阳谦.大众文化与政治实践——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比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

　　[3]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伦敦：圣贤出版社，2000.

　　[4]杨击.传播·文化·社会[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