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

　　高邮小城依运河与高邮湖而生。纵贯南北的河湖又将小城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河之东为广袤的里下河平原引首地区，是城市的主体部分，常称为“运东”。河之西，滨湖的乡土之地，常称为“湖西”地区。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提及湖西，充满对此处乡土之地的神往：

　　我们有时到西堤去玩。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湖西是还有一些村镇的。我知道一个地名，菱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菱塘桥这个地名，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菱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队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听说是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茭草，牛吃了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碧绿茭草。

　　湖西有山，名神居山，当地人又多称为天山，为“淮南众山之母”。天山名气虽大，其实高不过数十米，实是因神而名的“山不在高”。汪曾祺在《我的小学》中提及“神山”：

　　“神山爽气”是秦邮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邮湖西，我没有去过，“爽气”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气。

　　神山之神到底为何神众说纷纭。有说尧帝生于此，有说东晋宰相谢安和南齐亘公先后在神居山上修炼丹药，有说穆桂英曾率兵在此驻扎。这些都不是神仙，是些神奇的人间传说。此山虽不高但名满天下，充满神韵，曾有释道潜、胡俨、秦观、郑板桥等名家兴会咏作诗词百首之多。宋代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排牙石，在高邮之神居山，石齿如排牙，人数之，自始至终，其数必增，自终而始，其增愈甚，竟无能知其数之确者。” 排牙石的传说，更给神居山增加了几分“神”采。

　　从地理空间和文化心理上講，湖西与运东地区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异质”。这既是“十里不同风”的现实情形，也缘起于湖西这个区域自身具有的神奇、神秘以及神韵。在高邮城的版图上，湖西地区像是一枚引首的神奇闲章。这处乡土之地像某种源流，连接着扬州与下河的深厚渊源。

一

　　汪曾祺生活的东大街，当时也是商旅云集之地。城市与乡土、本地与他乡、今时与旧日，错综复杂地交融在混杂的乡音之中。就方言而言，东北乡与兴化等下河地区相像，西南湖西与扬州音近，高邮城内又犹如方言孤岛，自成一派。虽然交流并无障碍，但语调和音色的细节依然像是相互区别的密码，有显而易见的差异。湖西地区的村镇中，最为特别的是菱塘乡。这个如今江苏独有的民族乡是由来已久的回民聚居地。在汪曾祺生活于高邮的岁月里，他已在人的长相、不同的风俗上对老家的风土有了自己的一些认知。在《鸡鸭名家》中，菱塘人是这样出场的：

　　鸭掌、鸭翅是刚从鸡鸭店里买来的。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鸡鸭店都是回回开的。这地方一定有很多回回。我们家乡回回很少。鸡鸭店全城似乎只有一家。小小一间铺面，干净而寂寞。门口挂着收拾好的白白净净的鸡鸭，很少有人买。我每回走过时总觉得有一种使人难忘的印象袭来。这家铺子有一种什么东西和别家不一样。好像这是一个古代的店铺。铺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个深巷高坡，上大街，拐角第一家便是。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大的鼻子，鼻子上有很多小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糟鼻子。我从那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就知道：“酒糟鼻子！”我在外十年，时常会想起那个鼻子。刚才在鸡鸭店又想起了那个鼻子。现在那个鼻子的主人，那条斜阳古柳的巷子不知怎么样了……

　　汪曾祺记忆里开鸡鸭店的人，便是当地的回民，他们聚居在菱塘。回民因为独特的饮食习惯，鸡鸭以及牛羊是他们的肉食来源，因此打理和制作鸡鸭牛羊是回民的拿手本领。汪曾祺是美食家，走遍各地，尝尽风味，自然还是舌尖上的家乡味道最为深情，那是童年就留下的味道秘境，尽管“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曾祺做菜和写文章一样也出了些名气，家乡的吃食自然也跟着“出镜”，更有人们有心制出“汪氏家宴”。 淮扬名厨陈万庆，除是铁杆“汪迷”外，也是汪曾祺先生的高邮同乡。陈万庆还原部分汪曾祺书中描述过的家乡小菜，题名《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汪曾祺家宴》，中有凉菜八味：煮蚕豆、咸菜小鱼、南乳虾、界首茶干、小萝卜、咸风鹅、蓑衣黄瓜和卤味拼盘，其中咸风鹅以及卤味拼盘老鹅杂件都有鹅的影子。

　　菱塘人在本地善制鹅，传统久矣。唐人姚合在《扬州春词》中描述扬州是“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扬州老鹅在外的名气与在里巷餐桌的普及可谓壮观。此“老鹅”专指盐水鹅，黄珏、菱塘等乡的味水尤为出名。盐水鹅是汪曾祺所言的“熏烧摊”上的大菜之一。据说本乡原是制作盐水鸭的——鸭也是本地出名的“羽翅”族类。但鸭乃杂食，需吃粮食，后便选只食草的鹅盐水制之。所谓“熏烧”乃下河周边县市中的一种特色叫法，其实并非熏或者烧，实是卤煮（又或本是熏制后经改良，也无从考）。《异秉》中的王二就是做熏烧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而那时“熏烧”的主要食料是：“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 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

　　善做牛羊肉也是菱塘乡民的特色，此乡专有“清真宴”，盐水鹅也是一道重要的味水。菱塘并非全无猪肉入席，这处回汉聚居的湖边乡土之地，“熏烧摊”上的猪头肉也极好吃。与运东地区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猪头是红汤老卤所卤制，色味较下河更浓郁。同是卤味，盐水鹅有一套单独的瓢盆碗盏，以遵回民习俗。作为地处苏中唯一的回民乡，这里依旧保持着长期以来独有的民族习惯——所谓风味独特，始于风俗，味不同矣。

　　《高邮州志》历代版图中，自明代就有旧称菱塘桥，但其历史应肇始于唐。学人刘水研究，公元605年，隋炀帝在邗沟的基础上开挖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位于南北交通枢纽上的扬州一跃成为东方繁荣之地。阿拉伯、波斯商人由海上丝绸之路到广州、泉州、扬州经商，伊斯兰教随之传入扬州。旧有“一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之说。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往来、居住于扬州，从事海上贸易，经营珠宝、香料等。到中唐时期，已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统称“胡商”。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唐朝大将田神功大掠居民财产，杀波斯胡商数千人之多。危难之际，扬州城里部分胡商选择来到三面环湖、位置偏僻、乱军不至的高邮菱塘避祸定居，过上渔牧耕织的乡土生活。宋代菱塘人烟渐稠，回汉文化交相浸染。南宋咸淳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教先贤普哈丁来扬州传教，创建仙鹤寺，把天方福音广播運河沿线包括高邮、菱塘在内的周边城乡，归信者日益增多，当时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教，据传彼时菱塘已有三百多大食教民定居。

　　元代菱塘回民定居一带又名“回回湾”。宋元战争时期，元朝军队中有一支叫做“探马赤军”的精锐部队，在野战和攻打城堡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即屯戍被征服地区，所谓“上马为军，下马为垦”，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探马赤军中加入了一支原中亚穆斯林组成的“西域亲军”，随军驻防各地。其中有的就屯驻在扬州、高邮沿湖一带地沃滩阔处。元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探马赤军与民同编”，散布于各地的回军屯区也就变成了回民聚居村落，由此留下回回营、屯、寨、凹、村等众多地名。

　　及明清至今，菱塘设为民族乡，成为神居山下一处风情独特的湖边乡村。尽管风俗有异，但湖西与运东，回民与汉族，今日与旧时，民众因生产生活的现实所需，从来没有隔膜与区别——地理、风俗、乡音是抵制不了生活本身之温暖的。在乡土世界有一种很现实的规则，一切要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即便是族群之间有不同观念，也会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退让和融合。不同风土之间的影响，取决于自身的强大以及生活对人们的要求。取舍趋向于“致用”，这也是一种非常朴素实用的观念。汪曾祺小说《礼俗大全》中的“李成模”便是菱塘人：

　　吕家人口简单。吕虎臣中年丧妻，没有再娶。没有儿子，只有个女儿。女儿叫吕蕤，小时候放鞭炮，崩瞎了一只左眼。因此整天戴了深蓝色的卵形眼镜。有个女婿叫李成模，菱塘桥人。女婿不是招赘的，而是从小和吕蕤订了婚，为了考大学，复习功课住到丈人家来的。小两口很亲热。吕蕤很好看，缺了一只眼睛还是很好看。他们每天都在门前闲眺，看人打鱼，日子过得很舒心自在。有一次互相打闹，吕蕤在李成模屁股上踢了一脚。正好吕虎臣从外面回来，装得很生气：“玩归玩，闹归闹，哪儿有这样闹法的！叫过路人看见了笑话！”吕蕤和李成模一伸舌头。

　　对于没有去过的湖西，特别是菱塘这个地方，汪曾祺充满着自己的关注和兴致。他所写的这些地名和人物是小说家的借用，也是对现实里某一地域的独特青睐。

二

　　汪曾祺的人生旅途中，昆明是一个重要节点。远在西南边陲之地，这里也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高邮朋友圈”。在散文《自报家门》的自述中，汪曾祺几乎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情节开始了他的昆明之旅：

　　一九三九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他到昆明，是同乡人的帮助让他如愿以偿。在山高水远的昆明，汪曾祺同样幸运地得到乡人的帮助。学人陆建华在《汪曾祺的回乡之路》中记道：“当年从高邮去昆明的路很不好走。因为战争，汪曾祺必须先到上海，与当年一道在江阴县高中读书、如今又都有意报考西南联大的同学聚合，然后由上海经香港，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昆明。进出越南得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这不是件容易事。由于汪曾祺从高邮出发时已经迟了几天，到上海仅他一人还没有签证，差点走不成。后来幸亏一位姓朱的同学帮忙，他的爸爸是医生，给黄金荣看过病，硬是通过这层关系，凭黄金荣的一张名片到法国驻沪领事馆突击办好了签证。”

　　这位“姓朱的同学”便是高邮同乡朱奎元，一位菱塘人。他与朱奎元的同学关系实是小学校友。朱奎元高汪曾祺两个年级，初中毕业后从商。在昆明最初的日子里，汪曾祺还能与家里联系，家里寄来的钱和信，维持着东大街对他物质和精神上的补给。但随着时局的紧张，他与家中的联系变得困难。正如俚语所言：“一段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位起初并不十分熟悉的同乡的帮助。据学人徐强在《汪曾祺年谱》中所述，汪曾祺很有可能是与朱奎元同一艘船去的昆明。因汪曾祺在1944年5月22日致朱奎元信中曾说：“昆明又是雨季了。据说昆明每隔五年，发水一次，今年正是雨多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来昆明那年，翠湖变得又深又阔，青莲街成了一道涧沟，那些情形不？今年又得像那个样子了。”

　　此中所讲“我们来昆明那年”，是不是指他们同船抵达难以考证，不过他们此时亲密的关系已经相当清楚了。汪曾祺囊中羞涩的时候便与朱奎元暂借，所欠钱款又由在高邮的父亲汪菊生如数还给当时在菱塘的朱奎元母亲朱大老太。朱奎元长汪曾祺五岁，本也住高邮城内，后因药店的营生举家迁到菱塘。朱奎元是高邮中学一九三二届校友，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曾在昆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实习工厂负责。正是此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不时帮助朱奎元处理文务，朱奎元也想学写文章，所以他们便有了更多的交往。后来，朱奎元到云南桐梓学习炼钢，他们之间又有许多信件来往，《汪曾祺全集》中收录有十数封。

　　朱奎元去桐梓是为谋生，也因心里“不自在”，所谓“炼钢”只是借口。实情是因为一个叫陈淑英的女子。汪曾祺信中几次提到此人。陈是新加坡人，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是朱奎元、任振邦同追的对象。陈淑英周旋于二人之间，令朱奎元十分苦恼，汪曾祺劝他“得作痴人，斯能免俗”。 任振邦是高邮临泽人， 1933年高邮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教会学校，学习英语会计，毕业后入上海信托银行工作，后到信托局昆明分局。任振邦与汪曾祺也有较多来往，曾经请汪曾祺教他学写诗词，汪曾祺身无分文的时候也会向任振邦暂借。

　　汪曾祺的昆明“高邮朋友圈”中，多是江湖救急的好朋友。朱奎元因为心中“不自在”而去桐梓，也是去寻一位高邮同乡师长，那是他与汪曾祺共同的老师顾锡镛。顾锡镛（1907 -1976），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是汪曾祺、朱奎元的数学老师，数学教得很好。顾先生曾经同汪曾祺开玩笑，说其做的几何题是“桐城派几何”。顾锡镛建国后以号“调笙”行世，故人称“顾调笙”。 顾锡镛有位女学生名李湘，小他9岁，与汪曾祺、朱奎元是初中同学。她便是汪曾祺与朱奎元信中所称的“李小姐”。李湘初中毕业后入江苏省护士学校，毕业后积极进步，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并入党。顾锡镛深深爱着她，李湘回到国统区后与其成婚。1944年，顾锡镛、李湘夫妇到了贵州桐梓，顾先生任桐梓一中校长。朱奎元觉得在昆明“不自在”，于是就对汪曾祺说到桐梓学习炼钢，实际是投奔老师以躲避人生。汪曾祺知道顾锡镛已有两个孩子，其时日子也不宽裕自在，所以在1944年4月18日去信劝朱奎元：

　　到了那边怎么样呢？顾先生自然欢迎你，不然你没有理由到那里去。自然也不欢迎你，他信上说得明白恳切。你必不免麻烦到他，这种出于意料的事，照例令人快乐，也招人烦恼。我不知道你所遭到的是什么。如果他的招待里有人为成分，希望你不必因此不高兴。如果他明白他的麻烦的代价是非常值得的，以那种小的麻烦换得十分友谊，减少一点寂寞，他会高兴的。

　　汪曾祺的劝说是符合世情的，他甚至从另外一个很有意味的角度劝说朱奎元离开桐梓。在同年7月29日的信中，他写道：

　　我十分肯定的跟你说，你必须离开，离开桐梓，离开那边一切。

　　我觉得那是个文化低落的地方，因为一个中人意的女人都没有。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文化是从女人身上可以看出来的。虽然女人不是文化的核心，核心是男人。这很简单，你走到一个城里，只要听一听那个城里的女人说些什么话，用什么样的眼色看人，你就可以断定这座城里有没有图书馆，有没有沙龙。你记得有一次来信说你也陪了许多女人出去玩过么？你只要回想一下那次经验！

　　那么一个地方，除了打算永久住下去，你不能有一刻不打算走。我不知道你的书念得怎么样了，即使念得很好，你也得离开。如果念得真好，你更该离开。因为你根本不是个念书的人。你之不能念书，正如我之作不了事情。我也还有点好动，正如你也还有时喜欢一个人静处（像你在紫藤没有开花的时候），但是我的动和你的可不同。你的静是动的间歇，我的静则是动的总和。你必须出来，出来作点事。

　　汪曾祺的这个劝说非常有意思，说一个地方文化的落后，竟然是因為一个中人意的女人都没有。后来朱奎元离开桐梓到重庆、蚌埠的兵工厂工作，二人就没有再通信了。1949年朱奎元到了台湾开厂经商，直到1988年两岸通航才回到家乡菱塘。其母朱大老太已经去世，朱奎元以母亲的名义在家乡学校设立了图书馆，后又以顾锡镛的名义在与汪曾祺共同的母校设立奖学金，并捐助建设“神山数位图书馆”——这位神居山下菱塘桥走出去的游子，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这一点与汪曾祺的游子情是一样的，或者说，天下哪有不想家的孩子呢？

　　朱奎元远走他乡，但是在昆明时与汪曾祺的信件一直带在身边收藏。这是他们友谊的见证，字字句句亲切真挚。1986年10月4日至15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访问，朱奎元在台湾得知了这一消息，专程从台北到香港与汪曾祺一晤叙旧。1991年10月，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回高邮，与朱奎元在高邮得以再聚首，但据说此次晤见他们并未多言。1993年朱奎元去北京又见过汪曾祺一面，据说此时两人言语更少，甚至有传汪曾祺对其“不是特别友好”。后来学人徐强先生向汪曾祺长子汪朗求证此事，实为讹传。

　　人老了，很多话就不必再说了。更何况他们年轻时说过那么多话，彼此还有什么不懂呢？以后几十年不相见，未必就行同陌路，而没有交集的世界再说什么又能怎样呢——该说的话已经说了。以汪曾祺淡泊自守的脾性，他也不会“不是特别友好”。朱奎元与汪曾祺香港的那次见面，朱奎元要送汪曾祺“三大件”的票据，可以在北京提货，汪曾祺婉谢了。那时，内地的电器“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还要凭票供应，而汪曾祺也确实需要这些家电。他在1987年8月31日致信施松卿时曾提到：

　　……《大公报》稿费不高，七篇才给了360元，彩电和录像机一套大概需要港元5000左右，可以在国内提货。等我回国经港时再买吧。不过古华说国内无磁带，买录像机等于一个摆设。到美国后在信中再商议此事吧……

三

　　汪曾祺神往的神居山是福地。他没有去过的菱塘桥，那里走出的乡人却给困难时候的汪曾祺深情的恩惠。在《我的小学》中他回忆了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歌词：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神居山实在是一座神山，它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它曾将一个伟大朝代的细节埋藏于此。

　　1979年，神居山西汉墓葬被发掘。其墓葬面积比湖南马王堆汉墓大18倍，内有代表古代最高礼仪的葬礼“黄肠题凑”，并出土金缕玉衣残片。墓主人系西汉广陵王刘胥，是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墓。汉墓出土了玉器、铜器、漆器、陶器、木俑等大量器物。随葬品中的漆器、木雕制作异常精美，特别是漆塌、木履和成套的浴具为汉代考古少见。出土的四座西汉石坑木椁墓，黄肠题凑结构细密，俨如方城。

　　公元前194年，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封侄儿刘濞为吴王，建都广陵城。汉武帝时，以广陵郡部分地置广陵国，“分沛、东阳置临淮郡”。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其子刘胥为广陵王，都广陵。广陵王是古代王爵，历朝封广陵王者17人。刘胥在位64年，宣帝五凤四年，因“巫祝祖上”案发被究，绶带自缢，广陵国除，改为广陵郡。高邮湖西菱塘、天山一带即在当时的广陵国属地内。菱塘一带不仅是邮驿要冲的边壤，广陵王国的乡邑，紧邻神居山，还以“无美不收”“诸吉咸备”而被择为刘胥陵墓之地。

　　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对于“儒”而言，汪曾祺的内心是认同甚至推崇的，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里写道：

　　中国人必定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而在《自报家门》中，他说得更清楚：

　　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

　　……须知世上苦人多。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一切其来有自，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而言，地方文化一定是重要的精神准备，尤其是在生命和精神成长的早期，这种影响会更加深刻。最早的精神喂养最为直接，很少会受到主观世界的任何自主性选择。对于高邮小城而言，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文明之前，这处被称为“江淮文明之光”的处女地还没有文字，汉代以降，政权逐步入主这块土地，神居山下才有了真正的文化积淀，可以说神居山旧地是这片土地的精神源头。

　　这片土地的繁荣之始，当归功于吴王刘濞。此地与当时的东越等蛮国接壤，民风剽悍，勇而好战。《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说是先秦时期广陵的民风和北地彪悍的徐州类似。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亲率大军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任命年仅19岁的刘濞为骑将随同作战。刘濞不负厚望，身先士卒，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叛乱平定的第二年，刘邦改当年刘贾所封的荆国为吴国，封刘濞为吴王，統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开此地繁华之始。

　　刘濞是猛而有谋且有为。据乡人沙永祥研究，此时的吴国地区农业落后但资源丰富，刘濞一反 “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制定了以“工业”挂帅，推动商业发展，再反哺基础设施和农业建设的总体方略，使吴国从各诸侯国中迅速脱颖而出。刘濞关注的冶矿业、盐业、造船业三大支柱产业，正如今天的“实业兴国”。与此同时，刘濞在古邗城遗址上大兴土木，建设广陵城。《汉书·地理志》云：“广陵为吴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就是广陵城的四周周长有14.5里 （秦汉时期一里约451.8米）。城墙很高，上糊着红泥，既牢固又美丽，四面还建备有烽火望楼。城内建筑物颇多，最重要的是章台宫，又有显阳殿、宫园等。按照南北朝文人鲍照“车挂轊，人驾肩”的描述，此时的扬州已经从乡土之地成长为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东南都会。刘濞在水上交通建设方面也让吴国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疏通并截弯取直邗沟，专门用来运盐，严禁居民日常通行;在宝应以北修建一条既可以运盐又可以灌溉的黄金水道;开挖运盐河，即今通扬运河。这些举措对今天的扬州城依旧影响深远。

　　刘濞治下的广陵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刘濞在广陵大规模建设“歌堂舞阁之基”。鲍照在《芜城赋》里歌颂刘濞统治下的广陵：“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广陵城内，吴、蔡、齐、秦各地的音乐汇集，歌唱吹奏之声喧腾沸天，先秦时期，贵族士人才能享用的音乐走进了扬州寻常百姓家。从司马迁所说的“其俗类徐”，到“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新唐书·李袭誉传》），再到“扬州土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轻扬，善商贾，鄽里饶富，多高赀之家”（《宋史·地理志》），一切都在水一样的文化浸润下生长着。

　　此时的吴国人，已经不再是勇猛好斗的莽夫，而是变得风流婉约。儒雅之气在乡土原野上茂密地生长起来。司马迁说：“吴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刘濞在吴国免除农民赋税，实行官府买役制度，关注穷苦百姓乃是其仁心德政的体现。后世房彦谦评价吴王刘濞：“濞集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主之位。”作为一位善于治国且又多有仁术的王，刘濞治下的吴国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影响着后人的心性和观念。

　　这处远在大湖之西的神奇土地，这些从乡土生长出来的精神原料，虽然“在乡”却并不“土气”，相反，它是那么深厚，那么高贵，那么迷人。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