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经验要切身的痛与痒、欢与悲

　　读汪曾祺年轻时的作品，感觉文字一蹦一跳，情绪一惊一乍，抓不住，很纯正的现代派、意识流。

　　他也承认，当年自己“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读大学时，有两个同学在前边走，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答：就是那个写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那个人。

　　1987年出访美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系统地谈及了这个问题：

　　有些作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青年作家，声言他们是不考虑社会效果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我年轻时也走过这样的路。后来岁数渐大，经历了较多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在汪曾祺，“表现自己”的一个标志，就是大量使用欧化句子，艰涩，乏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转向的？有人确定，“自1945年之后，汪曾祺毅然和欧化的白话文分了手，再没有回头”。也有人考证这个分手的时间来得要晚一些，是1947年。相差两年。且不去管他，汪曾祺的风格拐了个弯是事实。

　　为何要转向？历史原因，“现代派”好长时间都没有拿到登台亮相的“通行证”。还有汪曾祺个人的原因，玩腻了，就收手，重新回到梦里“老家”：土地、传统、民间。

　　喝过可乐的人，或许更能懂得茶之滋味。

　　想起常沙娜。“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在工艺美术设计上大有建树。

　　在讲台上，她要求学生在传统色彩的临摹和运用上下苦功夫。有人不同意，说时代一日千里，把精力放在临摹上是没有必要的。常沙娜循循善诱：还是要回到原点，临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通过自己的脑、眼、手的实践，加深对临摹对象的认识，理解其精髓，再输入自己的脑中，加以储存，供日后随时调遣。这个过程，也锻炼了眼、手、心的协调能力。

　　她对写生也有严苛的要求。学生觉得这是旧路子。她苦口婆心：写生是向大自然学習的一条路径，撷取自然美的造型、构成和色彩，怎么可能过时呢？只是不同的时代，赋予自然美的形式和意念不同罢了。

　　有人说她是“保守派”。那就不客气了：“我从里到外都‘洋过，我知道选择什么。当我面对‘洋的东西时，我非常冷静。艺术不必今天染一撮黄毛、明天染一撮红毛，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

　　她说这话是底气的，也是服人了。看看她的履历：生于法国里昂，学在美国波士顿，祖籍杭州，又自称“敦煌人”。

　　汪曾祺也是“洋”过的人，浪荡一番，还是回来了。

　　话又要说回来，这番“浪荡”，是不是就了无价值？

　　不是的。得明白，经验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如影，不随形。有时经验真真只是别人经历的总结、提炼，跟他人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切身的痛与痒、欢与悲，经验是很干巴的，没有体温，没有色泽，没有呼吸，只能“高高挂起”。

　　事不亲为长不大，事不经历不知难。

　　——22岁时，汪曾祺写过一篇《结婚》。办事的当日，新娘子宁宁迷迷瞪瞪，“一切都平淡无奇，想不到结婚便是这个样子”。结尾处说，“她成熟了，因为她已生了个孩子”。

“如论无何”·“偷工减”·“唔唔唔”

　　“写景、状物，都应该抓住特点。写人尤当如此。”汪曾祺的《小说陈言》，第一条就是“抓住特点”。

　　他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有“异秉”，都有自己的戳印，还是个性化定制，混淆不了的。

　　就拿口头语来说吧。

　　《寂寞和温暖》，说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个胡支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把“无论如何”说成“如论无何”，而且还好上了这一句，挂在嘴边。

　　《桥边小说三篇·茶干》，连老大的口头语是“的时候”，运用广泛，全面开花，“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处处都有足迹，也不管是否合乎规范。

　　《安乐居》里边写了个瘸子，爱喝酒，还爱唠叨，说的内容是老一套，说的形式也成问题，前言不搭后语，当中夹杂着一串的“唔唔唔”。比如说，“……宝三，宝善廷，唔唔唔，知道吗？宝三摔跤，唔唔唔。宝三的跤场在哪儿？知道吗？唔唔唔。大金牙、小金牙，唔唔唔。侯宝林。侯宝林是云里飞的徒弟，唔唔唔……”

　　这么一个人，爱管闲事。有一回，市容检查员逮着一个卖花盆的，要罚款。让“唔唔唔”碰见了，站了出来，替人帮腔，爷们派头，“很奇怪，他跟人辩理的时候话说得很明快，也没有那么多‘唔唔唔”。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三列马》，写梨园世家出身的耿四喜，说话有个特点，爱用成语。还不老实，习惯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都“歇”了。举例：“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练功要硬砍实，万万不可偷工减。现在要是少壮不，将来可就老大徒了！”要说，这才是典型的“偷工减”。

　　这几个人，活得不乏戏剧性，但颇具辨识度，一个一个是立着的，都有“拿手好戏”，而且耍得灵巧、欢畅。

　　记得有次坐高铁，从沈阳回到北京。车厢的列车员是个小伙子，每次中途到站，上来新的乘客，他都要喊上几嗓子：“动车组列车，严jǐn吸烟！”难道这意思是说，吸烟是可行的，只不过表情、行为要严谨一点？

　　我就想，如果我来写小说，也要给某个人物安置一门“绝活”，即声调错乱，不在谱上。比如，“tiāo战要比机遇多”“抓住qiè机”“世所hān见”“我们一háng参观了故宫……”

　　当然，这是把好些人的口头习惯搁一块堆儿，“抟巴抟巴，捏出来的”，让一个人扛，眼看着他“跳”出来。

　　写人就怕面目模棱不清，同一个胚子出来的，满街的“多胞胎”，将活生生的每一个人淹没了。

　　《礼俗大全》，说祭文是有模块的，许多词句可通用，“可以用之于晴雯，也可以用之于西门庆”。为文，这是大忌。

　　伺候文字，“如论无何”，都要讲究点个性，“不落窠”，是吧，“唔唔唔”。

　　《旅途杂记》，汪曾祺说一路上看到一些纪念的现代塑像，李冰父子、屈原、杜甫、苏东坡、杨升庵等人，“好像都差不多”。

　　——这些塑像，没有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

高峰体验

　　《做饭》，汪曾祺说，自己下厨，最大的乐趣是看家人或客人吃得开心，盘盘见底，“我的菜端上来之后，只是每样尝两筷，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喝酒”。

　　由忙乎转入歇息，静观人家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是随意而又庄严的仪式。

　　这算是走心的高峰体验吧。

　　即便是高峰体验，汪曾祺还是标志性的温和、平缓。西北汉子路遥则耍上了脾气。

　　《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说自己为《平凡的世界》全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瞬间，“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去你的，文学！

　　同是陕西乡党，陈忠实则有点彪悍了，甚至可以说富有破坏性。

　　《〈白鹿原〉创作散谈》，他说写毕《白鹿原》是在下午，先是在沙发上呆坐了半天，抽着烟，“自己都不敢确信真的写完了，有一种晕眩的感觉”。然后到河滩上散步，坐在河堤的堤头抽烟，“突然产生了一个荒唐的举动，用火柴把河堤内侧的干草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侧的干草哗啦啦烧过去，在这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释放”。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是运动健将战胜对手的一次长跪不起，是卸下负累酣畅淋漓的一次纵情飞扬，是长途跋涉最终登顶的一声仰天嘶叫。

　　此等感觉，超越了简易的、世俗的成功的喜悦，美妙而又高贵，令人迷醉。这是“厚积厚发”，水位已经远超警戒线了，不开闸放水就要形成水患。于是，哗哒哗哒、哐当哐当，一泻千里。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从芽儿到花儿的过程，太苦了，太难了，现在终于修成正果，就让他撒野，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把吧。

　　只是有人偏偏把这个漫长而苦涩的过程暂时搁置了，或者干脆省了、忘了，或者径直地绕开了，提前预支高峰体验。作品还没有开始写，或者只写了一小截，就提前欢庆，叫嚣“大作”“巨著”呼之欲出，各式稀奇古怪的言行都用上了，狂躁、猴急，恨不得让自己一脸的“艺术家”。——汪曾祺写有《绿猫》，说偶然翻一本杂志，第一页是高尔基的像，斜斜地坐在那兒，“一脸的‘高尔基”。

　　2016年里约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选手谌龙，半决赛对阵丹麦选手阿萨尔森获胜，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匆匆回答了两个问题，就跑了，撇下记者一脸的茫然无措。这引发了争议，说是关乎风度问题。

　　后来他一举战胜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拿下冠军。再度接受采访时谌龙回应道，关注越大压力越大，当时一心想着要专注比赛，“我不想接受采访，我知道可能你会不开心，有很多话想问，但我只想说最简单的东西，把精力投入比赛”。现在决赛结束了，成绩相当不错，是横着聊还是竖着聊，你看着办。

　　这就对了。长舒一口气，是站在山顶上的人的权利。还在攀爬的，就像汪曾祺在《云致秋行状》中提及戏班流传着的一句处世格言，“不多说，不少道”，步步用心，把心气儿提着，高高地、稳稳地，别匆匆地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