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韵在《人民文学》《文艺报》《光明日报》《莽原》等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中国随笔精选》等十余种年度选本。有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出版散文集《尘埃里的花》《低飞的诗意》。

　　市委、市政府同楼办公，两块牌子，一红一黑，像一本书名。

　　其生活区在西郊，就叫西郊小区。小区四面被高高围墙包围，只有一个大门进出。从大门进去，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通向正前方，到了围墙脚下折断了。马路东是东区，西是西区。

　　东区住副县级以上干部，西区是科级以下人员。东区住着一些叫领导的人，实实虚虚的职务像定语修饰和限制着他们，各种精神和物质待遇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每月领着不同数额的工资，眼下住着不同面积的房子。他们能上不能下，许升不许降，内心膨胀如氢气球，时刻渴望着向上飞腾。西区住着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欲望与想象暂时被腰斩了，科级——是一柄挥起自己的利刃，是一根悬在头顶的横杆，搭在为数众多的他们面前，却是他们目前甚至永远无法轻松逾越的高度，他们被唤作人民群众，与东区的领导干部并肩工作与生活。

　　东区年长者多，西区年轻人多。这是因为，一潭死水的规则微澜不起，人们活在按部就班的框架中，像被十字釘牢的耶稣。时光挥挥手，眨眨眼，就让他们在与自己的交锋与和解中，有些像双臂搂紧火箭直线上升，有些凭借一张旧船票搭上了末班船，有些被激浪从谷底扬起抛上了峰顶，直到被划向了东区。

　　东区丧事多，西区喜事多。到了这时，满眼的白与满目的红像人生的两张面孔，在此消彼长、此衰彼盛中演绎悲喜剧。往往是东区一连走了几人，同时西区一连几对新人喜结良缘，隔着一条马路，悲剧与喜剧同台上演，悲伤与欢乐冷眼相对，哀怨与喜庆之声互闻，谁也不觉得尴尬与别扭，就像在红与黑的牌子下，东区领导西区一样。

　　东区轿车多，西区电动车多，进出皆如过江之鲫。四只车轮如四个轿夫，抬起追赶速度与体面的公仆，卷起一阵风与尘土，一溜烟地出出进进，喇叭清脆像惊堂木，目光雪亮刺得你无处藏身：两个轮子被一挂链条传动，高低起伏勇往直前，追撵惯性牵引的日子，喇叭声响着却无人搭理。

　　轿车身上都安装了防盗器，它们藏匿在车子体内，像一个器官，谁走上前碰一下，或听到了啥无法忍受的动静，譬如有人在附近点燃了一颗鞭炮，鞭炮有了快感就从内心喊出了声，这些都会让它们敏感地呼喊，仿佛被挠中了胳肢窝，自顾自地叫个不停。在这上面，车子有着含羞草的习性，像靠肢体表达爱情一样依赖声音大声抗议。它们喊出各种声音，像形形色色的胎记，有的凄厉像在呼救，仿佛溺水者探手去抓一根虚幻的救命稻草：有的急促像在抢路，仿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闪开，我得赶去灭火呢：有的威严像在警告，仿佛手里端着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对方：别动，动就打死你；有的暧昧像在拒绝，仿佛半真半假、半推半就中嗲声嗲气地说：讨厌，别理我，烦着呢……

　　春节和中秋那几天，东区最热闹，也最繁华，像一条流着声光影色的秦淮河。门口的保安知趣地打盹了，即使醒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默目送流水似的轿车目不斜视，一路开向正前方，到头向东拐弯，卸下车屁股后的礼品，捏捏硬邦邦的红包，轻车熟路地进了某扇门，迎接他们的是阳光灿烂的笑脸。到了晚上，黑夜提供了精致的伪装，人和车像空前活跃的细菌更加忙碌了。他们中有的从西区的家门悄悄地走出，借着夜色的掩护，迈过那条马路，敲开东区的某扇门，迎接他们的同样是阳光灿烂的笑脸。

　　常委楼在东区最里头，一律是三层，上下住了三家，前后各有一个院子，不知是属于一层的人家，还是公共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必须自一层进去，上去一级一级的台阶，像踩着钢琴的琴键，才能上到二层和三层。从外头望去，装饰的幕墙在阳光下明晃晃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刺瞎你的眼睛，像极了某些正在使用和过期作废的权力。

　　谁坐在轮椅上，被一个中年人推着过去了，他的嘴角流着口水，表情呆板，仿佛凝固的石膏，泛着惨白的微光。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割断，剩下的只有活着，卑微而无奈地活着。而曾经，他是这个城市的主宰，他有力的手势像今天野蛮的推土机横冲直撞，吞噬着一切阻力与障碍。

　　经常地，常委楼前停放的车子不早不晚地叫了，恰巧是警报声，示威似的响亮，像从检察院驶出的声音，仿佛坚持不懈地在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必被捉。叫得某些人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似乎末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一个神秘黑影就像午夜的一件黑斗篷，慢慢地摸到车前，狠狠地踹上车胎几脚，车子按捺不住愤怒，心想我又没招你惹你，你无缘无故地踢我干吗？扯开了嗓子，惊心动魄地吼叫了。黑影迅速隐匿了，躲进了黑暗的内心，像果实穿上了坚硬的铠甲。

　　有人说是西区的人，还有人猜是东区的人，但那警报却像一条橡皮筋，抻长了那些平淡的夜晚，在人们的想象与回味中彻夜轰鸣。

　　仿佛飞机的引擎在不知疲倦地搅动流言似的空气。

　　在东区，有些事情像你我的内衣，不是谁想看就看得到的。

　　在东区，靠近门前的地方，有两个门球场，一大一小。

　　大家俗称两个铁笼子。

　　当初建它们，是为了方便那些下了台、像浮尘一样漂在江湖的老干部，有个娱乐的去处。

　　选址也煞费了一番苦心。放在政府附近，不太安心，似乎总给外界一种留恋权力的错觉；安到体育场内，又不太甘心，似乎进了那儿就像进了大澡堂，被彻底混淆和湮没了。最后建在了这儿。

　　大场靠里，离人大一墙之隔，从心理上距权力近点，专供县处级以上干部；小场向外，与马路隔一条人行小道，供科级以下干部。

　　门球场四周圈以水泥砌台，上插胳臂粗的铁管，间以食指细的钢筋。场内覆以金黄的细沙，为此载重卡车一趟趟地往返于东区和大沙河之间，从河边运来沙子倾倒于此。一角卧着个铁磙子，如果沙地露出破绽，就可以推着它骨碌碌地碾压平整。旁边立着一块记分牌，可以根据比赛情况，像算盘珠拨上拨下，决定胜负。四个对角处，各有一个球门，是足球门的微缩，将“u”形钢筋倒置楔入地下。

　　如果不下雨，门球场内此时早已有人了。

　　他们睡罢午觉，头戴太阳帽，脚踩运动鞋，扛着门球杆，不约而同地来了。到了这儿，会有人发给他们一人一块布，上面印着不同的数字，代表着他们在场内的顺序。他们身子微微倾斜，眯起眼睛，瞄准了球，小心地以杆击出。球像一条响尾蛇，熟练地摩擦过沙地，滑向漏风的门，有时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穿过，有时眼看着就要破门而入了，却被一只邪门的手拽向了一边，引得他们不是兴奋地鼓掌，就是懊恼地跺脚。有一次，我站在场外，看到甲长和乙副长在吵架，为了一个球。他俩我都认识，原来在同一部门，甲管着乙，都够资格在大场打球。

　　此刻，甲非说球进了，是乙看花了眼；乙坚持球没进，是甲故意耍赖。俩人提着球杆，也不打球了，相对站在场中争吵，越吵越厉害，甲一激动，扬起了球杆，愤愤地骂道：“老子揍你！”也许是过去吃够了甲的气，这回乙不愿意了，涨红了脸，梗着脖子往前拱，口中不住地喊：“你打啊打啊打啊！”甲铁青着脸，又抬了抬球杆，离乙光秃秃的脑袋只有两柞远了。我开始担心起来，球杆有着相当的重量，万一砸到乙的头顶，也许就喋血开瓢了。甲的球杆，还有乙的脑袋，都僵持在了空中。蓦然，甲撂了球杆，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最后紧要关头，也许是眼前的铁笼子，脚下的沙地，差不多的穿着，背后印着数字的布，及时地提醒了甲，他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坐在老板椅上，听取乙站着汇报的他了，那时他可以随意地训斥乙，甚至可以拍着乙的秃脑袋，跟他开着荤玩笑，乙仍得面露微笑地跟他周旋。

　　门球场跟东区的通道里，停着一辆黑色的旧奥迪，面南背北。六米寬的通道，一个黑乎乎的家伙趴在那里，纹丝不动，惹得路过的人不由得打量一眼。

　　车的款式看样子是90年代初生产的，那时的车大多有棱有角，这种流线型的造型并不多见。轮毂的护板也是古板的圆形，不像现在的五花八门，花里胡哨，彰显着鲜明的个性和多元化价值取向。最引人瞩目的是它的牌号，引人浮想联翩。这辆车当时的价值30万左右，那时国家的GDP总量还很低，私家车更是凤毛麟角。当官坐轿，在中国人的封建意识里已是根深蒂固。可见当时这辆车的主人定然身份尊贵，出行宝马香车，前呼后拥，可谓风光无限。通体的黑色，透出威严和冷峻，像一匹黑色的骏马，咆哮在街头巷尾、驰骋在城市乡村。然时过境迁，20多年过去了，中间有几许变故？期间有多少轶事？不得而知，能够确定的只是它和它最初的主人都已步入老年，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真实的黯淡失色，那腐朽的样子，让人联想到一把陈旧的太师椅，亦或是晚清剧里落魄的格格、贝勒们故作矜持的滑稽。人老珠黄，车亦如此，世界上除了古董和佳酿能够历久弥香，让人珍惜，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得起时间的消磨。一件旧物的价值有几许？它的位置，如今在主人的心中已微不足道，只能沦落街头，风餐露宿，一身荣光任凭雨打风吹去。车身上覆了一层灰尘，有的地方已然掉漆，露出白色的基面，像得了白癜风：前大灯因年久而变得晦涩无光，像一位世纪老人瞪着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看着这个世界：四只轮子磨得已失去胎花，因长期闲置失气而变得干瘪，颇像一只癞蛤蟆被一块黑石头压在脊背上。

　　出了东区，走上不远，便是一所小学，小学还开着幼儿园。这距离不远不近，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让他们不用走太远就能接送各自的“小太阳”“小月亮”，又叫他们可以在感到累之前活动一下腿脚和筋骨。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后，他们一窝蜂地早早守在学校附近，边胡乱拉呱边等着孩子。人行道上热闹起来了，卖长沙臭豆腐的、天津大麻花的、兰州雪花饼的、北京冰糖葫芦的、马车冰堡的等等，一律是喇叭替主人喊出了口，它们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喊着，就那么几个字，或半句话，南腔北调的叫卖声互相纠缠到一起，场面越来越混乱和嘈杂了。这些眼睛盯着孩子，手却悄悄地伸向家长钱包的人，有的无业，有的是下岗工人，每天雷打不动地守望着自己的麦田，盼望着孩子们像一只只贪嘴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临。

　　店主现做现卖，放学下班的时候，周围总是密匝匝围满了观看制作工艺和排队等着买的孩子和家长。店主准备好泥鳅和豆腐，首先要将泥鳅悉数倒进清水里，叫它们吐净肠胃中的脏东西，这样一遍遍地换水，水越来越清，泥鳅越来越干净，就像一张白纸。然后，将原本清清白白的豆腐冲洗一遍，与泥鳅一起放入添好水的砂锅中。天蓝色的火苗像一圈海水，纷纷探出舌头舔着锅底，个别淘气的跑了出来，爬上了锅身。水冰冷，豆腐冰冷，泥鳅也冰冷。开始，泥鳅在浅浅的水中，绕着豆腐游来游去，它们是将这一整块又白又嫩的豆腐当成了石头或其他。水慢慢地温了，冒起若有若无的热气，泥鳅们敏感地觉察到了，它们没觉得危险正在悄悄地靠近，也没意识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相反，它们觉得很受用，好像洗着桑拿浴一样，它们彻底放松了警惕，撤掉了一直扎紧的防线，甘愿躺在这个温柔乡里。渐渐地，水温升高了，热气越来越稠，它们有点儿害怕，也有点儿担心，但它们留恋这个温柔乡，觉得这种感觉很美妙，很刺激，想离开又舍不得，拔不动腿，只好继续待下去。水温从皮肉热到了骨头，热气又稠又密，像一张网笼罩着水面，有的不甘寂寞地到处寻找着缝隙，争先恐后地飘了出来。它们被温柔麻醉的神经重新激活了，惊慌地窜来窜去，像被掐掉触须的蚂蚁。它们心惊肉跳，慌不择路，摆动尾巴，上下打挺，左右挣扎，莽撞中一头扎入了豆腐中。水被煮沸了，相互碰出咕嘟咕嘟声，吐着铜钱大小的泡泡，热气顶得锅盖忽起忽落。豆腐不再是清凉地，也不再是避难所，它们受不了了，一头钻了出来，重新游入水中，滚热的水烫得它们吱吱乱叫，慌忙掉头回到豆腐中。如此反反复复，它们中有的头扎进豆腐中，尾巴露在外头：有的身体埋在豆腐间，头伸进了水中，看上去形态狼藉，下场可悲，落得一锅热气腾腾的泥鳅豆腐汤，兀自咕嘟咕嘟地顶开气泡，仿佛永远沸腾着……

　　人们只是单纯地喜欢着这道菜的口感，又有谁去细细品味其中的味道呢？从冷水开始，再到温水，直到沸水，一条泥鳅就这样渐渐地被水煮成汤，欲罢不能，再也无法自拔。

　　有一天，人行道上的大大小小的摊位一夜之间像蒸发了一样，两个铁笼子也像篱笆一般，被连根拔起了。载重卡车从山后拉来了一车又一车黄土，垫在了沙地上面，平地隆起了一座小山，中间有一条水泥小路曲折如蛇，静静穿过，路上嵌满了鹅卵石，点缀以假山，还有各种花草树木。

　　东区门前的那一溜儿围墙也被轰然推倒了，绿色一刹那像蜂群一样扑到了大家眼前，据说这叫拆墙透绿。

　　站在人行道上看东区，视野也马上透亮了，心情一下子痛快了。

　　大家脱了鞋，穿着袜子走在嵌满鹅卵石的小路上，一趟一趟地硌着脚。

　　他们有时眼睁睁地看到输液器扎入树的身体，一端连着一袋营养液。见惯了给人挂吊瓶，现在看到给树打针让他们感觉很新奇，健康与茁壮的祈愿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点一滴地进入树的体内。

　　他们无意弄明白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这些正是他们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