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鹏钊

皇粮国税

　　1985年到1996年，中央先后下发九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这些文件的背景就是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全国已经开始显现，甚至减负与反弹交替出现，就好像红岩河涨水一样。从2000年开始，国家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的农村税费改革就已启动，到了2003年，在全国已全面铺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始于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那年，父亲五岁，已是家里半大的小伙子。母亲四岁，已经学会了给外婆上炕，端便盆。直到2006年，五十三岁的父亲，已经是做了外公的人，他在黄土地上夜以继日地刨食，这也成了他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因为他肩上的负担轻了，不再为了每年的“皇粮国税”而奔波。

　　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也一直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大义务。因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思想意识始终扎根在每个农民心中。我问父亲，那时候家里的农业税是多少钱？在我的记忆中，每年夏收还没有归仓，村莊的干部就拿着公购粮缴纳通知书，挨门上户地动员大家，引起村民的一阵谩骂。父亲说，那时候够多的，是按照人口数量算的，咱们六口人，在夏季给镇上的粮站交小麦就是五百多斤，农业税是一百七十多元。父亲说到这里，一直冥思苦想地挠头，他已经记不清准确的数字。他说，咱们村是按照人口和种地的亩数，还有村里的摊销算下来。那时候，咱们村里的粮食税就比较重，因为我出生那年，查地定产时，给村里河滩里的地，定的等级就比较高。他说，例如园子的窄溜溜地，叫“水地”，那时候不平整，是后来农业社修水利时，才把地里的土堆推平了。就这地，和县城北门外泾河滩里的地，是一个等级。你看看，咱们那地和人家泾河滩的地，就差远了。《彬县志》载：1953年1月24日，全县查田定产工作结束。分宣传政策、清丈土地、划片分等、填写清册、颁发土地证等阶段进行，经清查，全县五十五个乡共有土地86.59万亩，分为十三等。

　　那时候，咱们家这人口数，两户人加在一起，就是赵家沟口全队人加起来的总量。你想想，咱们的重不重。赵家沟口的人全队人缴的公粮，就是过去人用的白线口袋，满满一袋子粮食，大概就是一百二三十斤重。父亲说，好娃哩，你想想这差距多大。我问父亲，这是哪几年的事情。父亲说，从解放初到国家取消农业税，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父亲正说时，母亲插了话，说过去在交夏粮时，她见赵家沟口的人，一户人家用裤管儿挽着一些粮食，就交给村里了。母亲说，我们家，就要拉一架子车晒干的净粮食哩。这时父亲又接过了话，说那五百多斤呢，从咱们坡里拉上去，挂粮食车子的牛，身上都滚水豆豆呢。那时，粮食还没晒干，镇政府的干部都要催农民“上皇粮”（就是把自家的粮食晾晒好，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粮管所缴纳粮食），可能是脱胎于古代，所以农民管这叫上皇粮。那时候，对于皇粮，农民是要认认真真晾晒，不然是验收不过，有些人为缴皇粮，就在粮站的院子里晒粮，得等上两三天时间。

　　赵家沟口是个村名，与史家河隔河而望，如今属于小章镇最偏远的地方。村子里人不多，都在半山腰挖窑洞而居。因为在半山上，得经常性地驮水、挂车子，养驴的人特别多。种的地都是三尺宽的山地，靠天吃饭，生活贫困。

　　说到收农业税的问题，父亲一再感叹，说那时候确实不好从群众手里要到钱。他们挨家挨户地收，有些人就把门锁了，躲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年还风调雨顺，每年缴公粮还能保证，但是缴农业税就成了老大难问题。有时候他们转遍了整个村子，连三五十块也收不下。现在想来，还是摊派数额太大了，群众负担太重。粮食是自己家里种的，也就交了。但是税收，人一年就辛辛苦苦种点粮，哪里来钱呢？粮食又不值钱。去镇上的粮站缴粮，咱们村的麦子质量比人家塬上，仅仅能算上三等小麦，我记得那时粮站里，三等小麦每斤才两毛二分钱左右，你想想村里各类开支都得从这里面折合出来，大家卖五百斤粮食也不够。还有，不缴农业税的问题，主要是村里欠群众的修水利款、管饭款，都没有兑现过。每次去人家，人家都说你把这兑现了，可是村里兑现不了，这些就成了扯皮的事情。

　　母亲说，那个年代，村子里不缴农业税的人太多了。镇上来人在村里坐镇，村委会也没办法，所以就上硬手了。采用的手段和计划生育一样，强行拉走家里的粮食，拉走家里能变现的东西。拉走了，镇上也不敢自行处理，就都在镇政府的大院里堆着，你想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得拿着缴了税的发票，才能把东西从镇政府领出来。

　　母亲也笑，说自从你父亲从村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下来，咱家有好几年也没缴过农业税，只缴公购粮。原因是那时候镇上干部吃饭的钱，还有当时用咱自己的钱垫资，为村里办事的，虽然有白条子，但是兑现不了。每次村上的干部来收农业税，我也不跑，我就说你把村里欠我的还给我，我就缴税，缴税也是我们的义务么。村干部气得脸拉得多长，也没办法，就走了。有一年，你父亲出去打工了，村上的干部来收农业税，那年风头也紧得很，村里有几户人家的粮食都被强行拉走了。村上的干部给我说，咱们家的问题要解决，我就给缴了一百元的农业税。可是问题到今天，村上的干部都换了多少茬了，也就完了。那些年，母亲每次见了干部有些理直气壮，她坚持的口号是：缴了皇粮不怕官。

　　2004年，陕西省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省农业税税率普遍下调一个百分点。统计显示，200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一千八百六十七元，净增一百九十二元，增长11.46%，是近十年来的最高增速。全省农民人均负担则由2004年的109元下降到40元。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皇粮国税”，被彻底取消，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家里欠村上的，还有村上欠农民的，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农业税开始于何时？我查阅的有关资料显示，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秋七月，初税亩。”这成为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到了汉初时已经形成了基本制度。

离 ?乡

　　2006年，父亲加入打工大军中，来到西安务工至今。他在一家物业公司，从起初的保安干起，兢兢业业，直到后来给管理层当助手。母亲现在常常和父亲开玩笑，说不是我那时候把你逼出来打工，你现在还有受不完的罪呢。母亲说的受不完的罪，就是种庄稼。我小时候学写毛笔字，有一句话印象很深：“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学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其意义再也浅显不过，每个人在社会上分工不同，干什么就要像什么，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安身立足。工人做工，八小时制或者黑白班倒，每月能按时拿到一份属于自己劳动换来的工资;农民呢？只能靠种地，早上顶着星星出去，夜晚背着月亮回来，靠着手中的锄头镰刀，常年在地里刨食吃，仅仅能够维持生计。父亲这些年来城里打工，比在村庄里种地，人显得精神了不少。母亲之所以说父亲觉悟了，是因为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撵着父亲外出务工，他都没有离开过家里。父亲没有多大的理想，不追求多么宏大和起伏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能也就是他最大的满足。

　　父亲最后下定决心，来到城里，就是这么多年吃了種庄稼的亏。种地的效益比较低，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却落不到几个零花钱，所以土地撂荒的就多了起来。父亲算过一笔账，以种小麦为例，基本按照市场价来粗略计算，一亩地得需要播种四十斤，按每斤五元计算，需要二百元;播种费每亩地需付三十元;每季需浇水两次，每次三十元（含柴油费），两次就需要六十元;每亩地得需要施肥一百斤，也就是一袋，需要一百二十元，这还不是最好的肥料;打灭草剂两次，需要两瓶农药，每瓶十元左右，共计二十元;杀虫农药两瓶，也得要二十元左右;成熟收割，每亩地需要六十元;晒完拉回家，需要三十元（柴油费）;人工费除去不算。现在小麦市场价每斤1.03元，收成按每亩一千斤计算，一年的收入才一千一百元左右。在外打工，以父亲为例，每月上班二十六天，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免费提供住宿，每日两餐。对于父亲来说，花费最大的就是抽烟，他烟瘾大，每天得多半盒，加之再给和自己在一起干活的工友们散发，每天最多一盒。他节俭，舍不得抽好烟，我给他买的好烟，他都整整齐齐地装起来，放好，自己却每天只买一盒五元的红旗渠。所以，他每月能净落工资一千元，每年就是一万多。种地时，他和母亲两个人有干不完的活，出不完的力，受不完的苦，两年喂一头牛，卖上三四千块，所有地里的粮食，留够口粮后才能卖上几百块钱。就这样，还得给收粮的人点头哈腰说好话。有时候，当初夏的麦子收割完毕时，还可以在麦茬地里种上黄豆、玉米等农副作物，但这就得靠天吃饭。遇上雨水丰沛的季节，作物们会长势旺盛、颗粒饱满，人虽累些，可总是能换来几百块钱。可是，常常是夏旱三伏，滴雨不下，庄稼地里的黄豆扯不了蔓，开不了花，玉米苗儿拔不了节，出不了缨，旱死在田地里。季节不等人，为了处暑前后把有限的麦地腾出来，父母就只好把地里的黄豆玉米忍痛割掉，这些在地里长了好几个月的秋粮，却夭折在了旱田里，从苗儿睁开懵懂的双眼到开始长个儿，它们没有见过一丝雨露，却成了牲口们午后反刍的食粮。

　　像父亲这般年纪的农民工，就是憧憬着“挣票子、养儿子、抱孙子”的梦想，就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工钱之低廉、工作之繁重、衣食之艰苦，这些都不是事，关键就是在回家过年的时候能足额领到工钱，这种兴奋不亚于自己的老婆当年生下了大胖儿子，不亚于自己的儿女都考上了大学，和他过不一样的生活。

村庄婚事

　　这些年，村庄的人加入席卷全国的人口流动大潮当中，通过高考，出去了一批年轻人;另一种是外出打工。这些人都有劳动能力。而留在村里的人又是谁呢？一是年迈的老人，他们随着日出日落，通过自己的双手，每天解决着自己的温饱;二是部分留守儿童，他们年龄还小，还到不了上学的年龄，如果打工的人带走，就必须有一个人每天照管着，照管的人就不能上班，家里就成了一个人打工养活全家的“一头沉”，所以打工的人，往往在孩子还没到入学年龄时，就把他们寄养在父母或者岳父母身边，孩子成了常年见不上自己父母，享受不到父母关爱的“孤儿”。

　　2015年12月14日，微博上有位名叫“半杯水”的蓝田小伙说，最近和女友分手了，我刚买了房，没钱再给她家九万元的彩礼钱，因为彩礼钱而说不到一起的婚姻是不是很可笑？女孩潇洒地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难过悲伤，又不好意思给身边的朋友说。

　　同日，微博上有位名叫“一切都好”的渭南女孩说，跟我男朋友谈了一年多了，我们感情很好，最近打算订婚了，可是发现男朋友家这边压根不提彩礼的事，光让我们两个去买首饰，我觉得应该把什么都说好再去买，他家那边彩礼都是八万到十五万，我亲戚十几年前结婚彩礼都是一万五呢。况且这真的不是钱的问题，但是男朋友家总是不停地强调他家没钱了，实际情况他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差。我是独生子女，我家里给我也买好了房子，因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吵了好几次架了。他还给我说，他对我们家心寒了，他同学订婚，女方没要彩礼还给了十万元呢。我家给我买了三套房了，第三套房贷还没还完呢。况且他家给的彩礼钱，我家也不会留下啊。原打算给他家新房买所有电器，所以就算他给我们家六万元，我们家也就全部买成东西拿到他们家去了啊，我该怎么办啊？他老是说我不体谅他，不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说他现在怀疑我俩连订婚的事都说不到一块去，将来一起过日子的话估计也就没法过了，说让他想想。我说我家不要彩礼也可以，结婚也不是为了那几万块钱跟你结婚的，但是他说不是钱的问题，他怀疑我俩结婚以后没法沟通，没法过……

　　现在的农村，媒婆再次活跃起来，部分农村闲散人员明目张胆地以说媒为职业，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未婚男孩女孩的资源，尤其是女孩的资源。他们在男女双方之间穿针引线，传递话语，以此混吃混喝，还能获得丰厚的酬谢。为什么说媒的职业又再次兴起？原因就是留守在农村的憨厚老实、交往有限的农民需要他们。

　　只要给孩子能找下合适的对象，作为父母的农民，为了孩子的订婚、新房、娶媳妇，东挪西借，变卖家产，甚至还借上了高利贷，动辄花费掉十几万二十万给孩子娶到了媳妇，他们觉得花得再多都值得，他们不想让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长成了一朵只开而不结果的“谎花”。结婚后，两个年轻人和父母一样，要共同面对结婚花费带来的还账，只能双双外出打工。现在，恰恰相反，塬上人交通方便，生活富裕，给娃娶媳妇媒人都不咋跑，可是坡里，娶个媳妇就很难了。

　　你看看咱们村前几年，谁娶过媳妇，就更谈不上说生个孙子了。所以咱们村子的人就越来越少，少得到现在回去只能看到几个老年病人，哪里还有小孩子们跑来跑去啊。村子里的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谈了个对象，就是不敢把对象带回来，回来人家娃一看，肯定就黄了。

　　母亲在说起这些事时，我想起了2015年2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曾经播出过的《陇东婚事》。我把那个视频看了好几遍，看得我泪流满面。甘肃正宁县，和彬县北极镇、永乐镇地界相接，民风相通。

　　甘肃陇东一带，2010年时结婚的彩礼是十万多，到了2014年时，已经飞涨到了二十五万多，翻了一番多。即使一个家庭的父子两人都外出打工，除去个人和整个家庭的生活花销，才能落下多少钱呢？作为男方的父母，“愁”就一个字。彩礼中，包括女方父母的养育费、衣服费，女方的金银首饰费、婚姻登记费、照相费、进门费等等，多得简直就像旧时的苛捐杂税，且不说彩礼。在茫茫的人群中，说媒的市场，叫“人市”，就是媒人与找对象的人聚集的地方。儿子到了适婚的年龄，未能找上合适的对象，就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往往是夜不能寐，饭茶变得寡然无味。用当地媒人的话说，就是即使有钱也没有合适的女娃。有合适的人选就让人激动不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多年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出阁的女子比彩礼，不管长得美不美，八万以上再张嘴，好不容易养个女，一次就要卖个美，看过的小伙如流水，首先先把彩礼比，见面必上见面礼，少了人家哈（还）不理，小伙气得直拌嘴，头发撑硬都随你，谁让媳妇太难娶，不怨天，不怨地，只怨没有人民币。出阁的女子不一般，城里的价钱往上翻，山里直接不着边，谁家有钱谁家攀，没钱你就靠一边，除了彩礼还不算，人靠衣服马靠鞍，名牌衣服还得穿，钻石戒指金耳环，手镯加上金项链，婚礼还得酒店办，前前后后几十万。东拼西凑婚结完，娶个媳妇帮着还，两口子日子过得真难言……”

　　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女孩回男友江西老家农村过年后毅然分手的事情，一时间引起网友们的围观和热议，迅速发酵成为一个热点事件，国内众多权威媒体和自媒体也趁热打铁，迎风而上，让该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微信、微博等媒体传播扩散，众人意见不一，引爆成为猴年春节期间的一个话题性事件。且不去关注此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尽管大趋势上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在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在不断得到改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依然是客观存在。作为从偏僻的农村经过参加高考出来，通过自己努力上学工作买房，成家定居而成的“城市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还是居住在城市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上被人贴上了“农村凤凰男”“土老帽”等等标签，他们有身份撕裂的痛楚，因为他们心里的深处，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年老母亲生活的“回不去的故乡”，一个是自己双手打拼还“融不进去的城市”。像上海女孩一样的许多城市人，从小尽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像老家江西男友一样“身在城市的乡下人”，他们从小是与土坷垃、牛羊为伍，甚至在没有考上大学之前，不知道省城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坐在西餐厅里刀具都怎么使用，他们从小上的厕所都是与牲畜为邻的旱厕，常年洗澡需要到夏天的小河里去，甚至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一些观念依然还有乡村观点。这些都没有错，如果要逐渐改变，需要的是他们在城市深深地扎下根来，才能撼动他们从小在村庄耳濡目染的一些陈旧之习。

　　最让我刺眼的是，那张饭间拍摄的照片和那双筷子，其实饭菜颜色的搭配和口味，与钢化盆盛放等等，都不能掩盖男友一家人的淳朴和热情，那仅仅是一顿饭。但是地域的差异，城乡的差别，观念的不同，甚至是时代的错位，都会使严肃的爱情在瞬间土崩瓦解，支离破碎。

进 ?城

　　2009年，母亲终于很不情愿地进了城。因为她念念不忘自己那还生长在村庄的几十棵枣树，还没来得及割下来的梭草。每当下雨的时候，她就念叨起自己田地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是不是又疯长起来;或者自己从树林里拾回的干柴，是否已经放进了遮风挡雨的柴窑里。在城里的夜里，她始终认为自己生活在别处，似睡非睡，清醒不已。她不认为城里的家，是她新的生活的开始。她劳作了六十年，却始终离不开农具，在她的心里，农民只要和土地紧紧地偎依在一起，手里有自己生产和生活的农具，就足够了。

　　弟弟的孩子出生，母亲开始了做奶奶的生活。每天洗衣、做饭，带孩子，乐此不疲，围着自己的孙子团团转，总算是找到了自己来到城里的价值。她终于慢慢习惯了县城人的生活。她先是去楼下的菜市场抢先买些新鲜嫩绿的蔬菜，买些个大香甜的瓜果，熬制个稀饭，调制个可口的凉菜，放在餐桌上就等着儿子儿媳起床。这是她每天早上的全部生活。吃完了早饭，上班的人都匆匆忙忙地去上班，母亲就把大家要洗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用双手搓洗干净。她原来不会用洗衣机，她也不愿意把衣服混在一起，让洗衣机的滚筒慢慢地搅。她就相信自己的双手，一遍洗不净再透洗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母亲有自己独特的记路方式。在县城里，她知道的兴矿路、姜塬路、隘巷等等这些地方，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着记下来的。她能够清楚地记得哪条路上，有一栋很高的楼，哪条路上有一对憨态可掬的石狮子，她就靠着这些特殊的记忆，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行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弟弟的儿子进了幼儿园，用母亲的话说，她又失业了。当她无事可做时，整个人看上去就显得举手无措。2014年9月，没有上过学的母亲，来到西安这个从没有来过的城市里，在一所小學里做保洁工作，这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来说，是多大的心理挑战啊。母亲的工作是父亲联系的，在母亲来上班之前，那条通往那所小学的路，父亲已经掐着表走了好多遍。他要给母亲找到一条最好走的路，最容易识记的路，他担心自己的老伴儿一不小心走失了路。他们已经是花甲之年的人，每当父亲陪着母亲，走在上班的路上，都会给她说走路应注意的事项。例如，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一家商场，从那家商场的门口要记得左拐，每天上班后要在自己保洁小组的签到本上画“√”。每天晚上，他会给母亲的手机充上电，把自己的号码输进去，标号为“1”，每当母亲找不见他的时候，就拨打电话，他就会第一时间赶过去。送母亲上了一段时间班，父亲就让母亲一个人走，其实他在后面偷偷地跟着，看着自己的老伴儿走进了学校，去了她的作业区，他才一个人离开，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他才会放心让母亲一个人每天在上班下班的路上，顺利地穿梭着。

　　有一天，母亲打工地方的小领导找不见母亲，就跑到父亲所在的物业公司里去找，頓时父亲慌神了。去上班的母亲没有在自己的作业区，也忘了拿自己那充不住电的山寨电话。父亲把那所学校教学楼一层层包括旮旯拐角都找了个遍，终于看见母亲在教学楼最高一层的角落里，用抹布一遍遍地擦拭着瓷砖墙，这才让父亲的心放了下来，才给了母亲打工的单位一个答复。母亲违反了学校保洁作业的规定，没有在自己的作业区干完活后去休息，却一把汗一把汗地把最高一层的墙砖擦得一尘不染，人能在白白的瓷砖上照出来自己的影子。母亲是个勤快人，她一辈子都闲不住，虽然自己只有一层楼的作业区，她也会不放过一丝灰尘地打扫完，她珍惜自己一月靠劳动挣下来的一千六百元，她不忍心在自己作业区以外的地方，也有泥污出现。目不识丁的她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当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她好像从那十几张的人民币里，找到了自己来到了这座城市里的价值。

　　在小学里做了一学期保洁工作，母亲辞职了。她听别人说在餐馆里做工，包吃包住，每月还二千二百元，这个数目，比她做保洁工作每月就多出了六百元。母亲说通了父亲，瞒着我们从大学路去了东仪路的一家中型餐馆里。餐馆的老板是父亲打工小区的业主，对母亲照顾有加，安排了择菜洗菜、收拾碗筷、打扫卫生等轻松一些的活儿。

　　2015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还未下班，电话响了起来。姐姐打电话说母亲晕倒了，让离得近的我快点过去。我赶到了母亲所在的餐馆，母亲正在椅子上坐着，还笑着说没事，她还能继续干。母亲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药中。但她总是认为长期服药花费大，所以背过我们，能不吃时就不吃，或者感觉严重时，才不得已地服上几粒。我带着母亲，去她的宿舍里收拾东西。宿舍在一个叫沙泘坨的城中村里，我们顺着巷子拐了几圈，终于到了那户五层楼的人家。我问母亲，她是怎么记住这段路的？她笑了笑，说自己先是跟着别人走，走时就留意着路上的参照物，尤其是巷道拐弯处容易记忆的物什。她说你看那个卖臭豆腐的，人家天天出摊早，收摊晚，那个女人胖胖的，我每次走到这里时，就知道要拐弯了。母亲一直在笑着说，她是为了让我知道，她在这里上班，自己一个人出行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我们担心。当我和她爬上她们位于四楼的集体宿舍，她很不好意思地说，这里脏，这院子里住的人太多，每天早上大家都上厕所，但是没人按时打扫，她经常回去还去打扫过多次。在母亲的宿舍，她收拾着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用品，舍不得离开，还说都不带了，去检查下，如果血压没有问题，还要继续回来打工。我一再劝说，她才恋恋不舍地收拾完，回去给餐馆的老板移交钥匙。我拉着她的手，在城中村的巷子里穿行着，这是她最后一次打工的结束。

　　后来，有次聊天，母亲才说，那次本来还是要继续打工的，只是血压太高了。她那天回去上楼时，眼前一阵发黑，倒在了狭窄的楼梯口，磕破了双腿的膝盖。楼下有一诊所，她去量血压，让医生开点药，年迈的老医生给她量完了血压，让她给我们打电话，把她带回去。医生说，我不能给你开药，你的血压这么高，万一出了啥意外，我无法给你的家人交代。老医生的话，让母亲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高血压病是多么的严重，也才死了要继续打工的心。就是那次，她才明白了用自己的身体健康换金钱的做法，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母亲现在想通了这个道理，想起自己打工的那一段特殊的记忆，总是笑笑说，这是在给儿女们添麻烦。大家在外都忙忙的，她要活好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