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飞机在洛杉矶上空盘旋。透过窗子俯瞰下面的群山，道路清晰可见。它们伸展、交叉、分延，消失于目力所不及的远处。其踪迹之曲折，恰似我此刻的思绪。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机场的我已经有些恍惚，像深海鱼类般潜游于陌生的国度。在似乎高及天穹的大厅里，我随熙熙攘攘的人流前行，犹如进入了不同肤色、语言、服饰组成的万花筒。入境处，长长的队列排成了弓字形。一个华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向我挥手致意：“中国人？”“是。你呢？”他没有说话，但向我展示了绿色的台湾护照。到了关口，负责检查的白人男性官员例行公事地询问：“你到美国做什么？”“发表有关生态主义的演讲！”看到他疑惑不解的样子，我换了个说法：“跟大学生谈环境保护。”他笑了：“欢迎！”对于这种反应，我早已习惯了：在广州美国大使馆和中转的台湾中正机场，同样的答案犹如通行证，使我得以顺利通过“9·11”后最为严苛的申报和审查。
那是2002年4月初。当时，生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陌生的词汇，但我此行的目的确实与它有关。自1992年开始，佛教、原始瑜伽、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相互交织，汇聚为一种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思潮：人不能无限制地盘剥万物，他/她应该成为地球村的守护者。我将它命名为生态主义。在寻找精神资源的过程中，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与倡导碎片化的衮衮诸公不同，它的倡导者真诚地追问：“如果我们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应如何做？”在《后现代科学》等书中，他们给出了诗意的答案：“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这些表述富有生态主义意味，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一种力量牵引着我。我迅速完成了书评《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此文被《南方周末》推出后，又被《世纪中国》及众多网站转载。不久，我接到了封神秘的来信：
尊敬的《世纪中国》编辑部，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很喜欢读贵刊。今有一事相烦：我有事想找贵刊的作者深圳的王晓华先生，请告知我王先生的通信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
多谢。
读者 王治河
这封信来自于王治河先生。他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来移居美国，供职于克莱蒙特大学的过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辅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看到我的文章后，他有意邀请我去访学，但又不知道我的电子邮件，便向《世纪中国》网站的编辑求助。于是，便有了此后的神交。经过数年的准备，我最终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班机。
下午2点，机场的出口处，一个亚裔青年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快步走过去，大声打招呼。他叫雅亚，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专程来接我。中等身材，棒球帽，黝黑的面孔，说话时经常开朗地大笑：雅亚的形象朴素、亲切、平和，让刚踏上美国土地的我毫无拘束之感。短暂的寒暄过后，这位新朋友领我走向停车场，发动了他那辆老掉牙的捷达：“引擎还是不错的！”此言不虚：宽阔的加州公路上，银灰色的轿车在西部歌曲的节奏中奔驰，大有“春风得意车轮疾”的意思。后来，我知道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会买二手车，被尽可能地用到老旧，直至耗尽最后的生命力。在我抵达洛杉矶的那天，王治河的老爷车恰好健康状况不佳，无力到高速公路上再展雄姿，这辆年纪略轻的捷达才派上了用场。对于倡导生态主义的我来说，他们的选择令人敬佩。
半个小时后，到了地处洛杉矶市区以东48公里的克莱蒙特（Claremont）。在大学城的宿舍里，见到王治河夫妇。王治河个子不高，面容瘦削，谈吐儒雅，但举手投足中都透露出一种执着劲。他的妻子樊美筠形象温婉，姿态典雅，仿佛刚从唐诗宋词中走出来。她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教授，却于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随丈夫来到美国，加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家族。与我相聚后，夫妇俩开始尽情地言说汉语。傍晚，我们边吃意大利面条边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后，他们开着白色的老爷车送我到房东莎丽家。莎丽是个60多岁的家庭主妇，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精力旺盛，住在一个绿树掩映的套房里。5室3厅的大宅位于公园旁，周围是中产阶级聚集的街区。年逾70的丈夫已经偏瘫，她全权负责家庭事务。在签订租约时，老人家轻声细语地给我上了堂环保课：“看看这三只颜色不同的桶，分别放有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此刻，角色似乎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翻转：宣传生态主义的学者变成了学生，家庭主妇当起了老师，这让我体会到了真实的“文化时差”。后来，我知道莎丽的生态意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反映了一种绵延已久的城市精神：克莱蒙特位于圣·盖博山脉脚下，100多年前还是寸草难生的荒漠；人们引水灌溉，种植花草，培育树木，最终建造出一个生态城；2007年，它在“全美最佳居住地”评选中脱颖而出，排名第五；在这个总共只有3.7万人口的小镇中，保护绿色是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譬如，政府规定每家盖房时必须拿出总预算的10%用于房前屋后的绿化。再如，为了获得树木的荫护，人们很少盖两层以上的建筑，大多数房子都掩映于绿色之中。我居住的希尔代尔（Hilldale），路旁种着法国梧桐、柳树、松树、枇杷树、橄榄树、杏树、灌木，千姿百态的植物展示着差异之美。我去时正是4月，小城里四处盛开的鲜花传达着热烈的生之愉悦。
除了树之外，克莱蒙特还盛产博士。城市虽小，却聚集着七个高等学府，人均学历高居全美榜首。一代名伶梅兰芳就曾在此获得名誉博士学位。根据事先的安排，我美国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访各路高人。为了便于行动，王治河给我配备了绿色的交通工具——一辆自行车。入住莎丽家的第二天，我就骑着它直奔过程研究中心而去。中心位于克莱蒙特大学一座白色小楼的底层，旁边就是停车场。它如此谦卑，只占据了裙楼的角落。若不是门上挂着“过程研究中心”的牌子，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心聚集着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斯普瑞特奈克等大师级人物，堪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神经中枢。当天我要见的约翰·奎因也是位奇人：精通哲学，兼任洛杉矶绿党领袖，却又甘愿做中心的普通职员。他是中心的项目部主任，专门负责访问学者的日程安排。此次拜访本是例行公事，但我们却谈得非常投机。55岁的他面容谦卑，言语却异常犀利：“梭罗说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用的盘子减为五个，我认为我可以减到一个。”这类表述寓意深长，使我产生了探索此君内心的强烈冲动。此后的日子里，他成為我交往最多的美国学者。随着了解的深入，一个生态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卷轴画徐徐展开：总是穿着褐色的西服，开两门的微型车，住60平方米的小房子，看13英寸的电视，衬衣穿到实在太破才扔。即使在克莱蒙特，这也显得有些古怪，以至于55岁的他还是个单身汉。不过，相处久了，你会对他心存敬意：当别人试图尽可能快地耗尽物的使用价值时，一个生态苦行僧却选择了珍爱和守护，这不正折射出圣人才有的精神品质吗？
认识了奎因之后，日程表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拜会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正在休假的格里芬住在几十里外的圣·芭芭拉。我决定首先见柯布教授。那时，他已经卖掉了原有的豪宅，捐出大部分存款，和太太简爱入住当地的老年社区。在那个绿树成荫的栖居地，他们拥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当我于上午10点走进略显逼仄的客厅时，映入眼帘的木柜、沙发、茶几都积淀着岁月的痕迹。76岁的柯布面目清癯、身材瘦削、彬彬有礼，坐在他长期陪伴的事物中间。这是人和物的共同体。它发出无声的宣言：在开始对话之前，一个世界已经向我透露它的秘密。接下来的访谈水到渠成。我首先询问生态主义一词的英文译法，他耐心地解释：“这种思潮历史短暂，可能没有特别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每个译法都可能引起误解。”这种说法等于承认了我的先锋性。深受鼓励的我开始谈论后期海德格尔，还透露出由衷的崇拜之情。闻听此言，他笑着说：“海德格尔虽然是旷世大哲，但并没有穷尽一切问题，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此言不虚：自1969年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生态转向”后，他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创立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都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思之国度。在这个过程中，遥远的东方寄托着他无限的期待：
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人口比北大西洋国家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以其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许多其他东亚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但中国人民更突出。从很多方面看，西方正在走下坡路。在18到19世纪东亚确实处于衰落中，然而它现在正在迅速复兴。当然，西方的实体思维至少在表层上影响着中国人，因为它支撑着中国人目前正在极力追求的现代性，但我坚信中国人的深层知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最终将再次证明自己。
这番肺腑之言将对话引向新的维度，我们开始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生命的意义、上帝、灵与肉。记得，还着重讨论了身体问题：
“也许我就是这个身体。”我说。
“那么，你如何理解人的超越性呢？”他问。
“此在的身体本身就是超越性的存在。”我说出了一个尼采式的语句。
“那么，身体消亡之后，我就完全不存在了吗？”年逾七旬的他似乎有些焦灼。
“也许不是（Perhaps not）。”这个回答显然具有安慰意味。
当然，这不意味着立场的退步：在我看来，如果人不是身体性存在，保护环境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灵魂随时可以远走高飞。不过，西方人的宗教背景又使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命题。于是，讨论涉及了更多的问题。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有些意犹未尽。谈话结束后，他邀请我参加老年社区的免费午宴。穿过绿树守护的小径，走向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食堂。远远望去，见到许多银发老人或站或走。在大厅门口，科布从花名册上找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带着我走向自己的座位。坐定之后，我们与同桌的老人聊天。柯布说自己在中国比在美国还有名，然后自信地笑了起来。吃的食物很简单：冰水、咖啡、色拉、意大利粉。饭毕，他又率先走上讲台，向几百个精力旺盛的老人介绍我：“这位是来自中国深圳的王晓华教授。他是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我站起来挥手致意，大家则热烈鼓掌。“领军人物”固然属于溢美之词，但激起了老人们的浓厚兴趣。不少人围过来，好奇地提出各种问题，俨然把我当成了中国的象征。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缘由；这个养老社区叫“朝圣地”，以采用自治模式著称；它拥有160多个社团，其中的“有机农业小组”更是声名远播。听说中国的生态主义者前来做客，老人们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每当想起这个细节，一句格言就会回旋于耳边：“道相同，何远之有？”
二
一只手从门板里伸出来，随时在欢迎到访者。这不是惊悚电影中的画面，而是真实的生活场景：镶嵌于木头中的工艺品产生了逼真的效果，象征着生态主义者的开放情怀。
看到上面的景象时，我和王治河已经驱车上百公里，抵达海滨小城圣·芭芭拉，站在大卫·格里芬教授的“生态屋”前。白色的小楼面朝大海，周围是绵延的沙滩、远接云天的碧水、绿树，不大的院子里摆放着几只来自沙滩的贝壳。正是春暖花开的4月，这里犹如仙境。据王治河介绍，这正是格里芬所追求的生活：作为柯布的弟子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第二代传人，他喜欢田园诗般的生活；1991年，他和妻子来到人烟稀少的圣·芭芭拉，买下了这块地，亲自设计了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为了与背景和谐，更为了体现生态主义理念，建筑中的一切都尽可能保留事物的本色：墙只刷了白漆，家具、门窗、阳台、墙上的装饰、屋顶的横梁都使用原木，金属的垃圾桶从不与塑料袋联姻；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在介绍自己的设计美学时，格里芬教授有些犹豫地说道：“这体现了我所说的生态意识。”我注意到了“我所說”这几个字的修辞学功能：既亮出自己的立场，又时刻准备征询他人的意见。后来，我发现：反复使用这种修辞方式，是典型的格里芬式言说风格。
在二楼的客厅里，我和格里芬相邻而坐。当时的他已经63岁，但依旧活力四射。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谦逊的笑容难掩锐利的思想锋芒。与内敛的科布相比，格里芬更喜欢直抒胸臆。当我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时，他几乎一字一句地强调：“如果中国重复美国道路，那么，你们或许永远赶不上美国，因为后者早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现代化了。你说呢？”这些英语单词像子弹般击中了我，使我体验到了真切的痛感。在本能的民族主义者情绪支配下，我试图证明“追上”的可能性，但他脸上的笑容显现了内在的执着。事实上，如此说话展示了一种言说策略：他似乎“唤醒”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在此后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这种立场获得了清晰的表述：
除了美国之外，当今世界能对人类命运产生最重要影响者，恐怕非中国莫属了。最坏意义上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统治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美国几乎没有希望真正开始建设性的后现代转折。尽管中国近些年来同样怀有追求现代化（当然也是在这个词最坏的意义上）的强烈意志，但她仍有机会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并且决定开始后现代转折。如果中国这样做，那么，那些意识到美国并没有提供可行模式的国家就会受到激励，世界范围的后现代转折就不再是单纯的设想。
此时，我才明白格里芬教授深沉的期待：不愿目睹中国重蹈西方的覆辙，希望她直接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不过，在那次短暂的访谈中，他并未敞开他全部的胸臆，片段式的表述激发了我的辩论欲。为了舒缓正在显现的话语张力，他请我们共进午餐。拿出意粉与奶酪的混合物、冰水、蔬菜色拉、面饼后，格里芬式的语句再次传入众人的耳中：“这是我眼里的生态食物。”这次，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依赖这些细小的创新，已经成为素食主义者的他依旧精力旺盛。对于怀疑者来说，他神采奕奕的形象就是无声的宣言书：无须伤害动物，我们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从圣·芭芭拉回来以后，我完成了此行的前期使命：倾听。下面，更大的挑战等待着我：完成有关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英文演讲。它是过程研究中心的独特安排，体现了生态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对话意识：中西方学人进行角色互换，原来的倾听者获得了主动言说的机会。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可以越过语言的藩篱，直接向西方听众发声。为了不辱使命，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居所门前的克莱蒙特公园行人稀少，成为锻炼演讲技艺的训练场。通常，听众只有一只尾巴漫长的松鼠和几个心不在焉的乌鸦。回到莎丽的家，她就升格为口语教师。每当她处于阅读和劳作的间隙，我都会趁机讨教发音上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十几天很快过去了。在再次拜访柯布时，一个问题脱口而出：“你觉得我的英语怎样？”“相当不错。”他鼓励道。见我脸上露出怀疑之情，他加了一句：
“至少你的英语比我的汉语好。
“你会讲汉语吗？”我追问。
“现在还不会。”他实话实说。
这番对话幽默感十足，但没有任何讽刺意味：急于鼓励我的老教授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仅此而已。不过，此番交流也给我提了个醒：从倾听到言说的角色转换意味着挑战，不能过于自信。为了获得踏实的感觉，我随即请王治河校正了演讲稿。他在纸上圈圈点点，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踪迹。回头来看，那是个人友谊和民族情怀的双重见证。不过，尽管获得了如此强大的精神援助，临近演讲的我还是感到忐忑，心境也变得复杂起来：既希望更多的西方学者听到自己的声音，又害怕现场来太多大腕。海报贴出后，听说若干企业家、记者、律师要来听讲，顿觉压力山大。在5月6日写下的日记中，我记载了当时的紧张情绪：
明天就要用英语演讲了。这是命运，不可抗拒，只能面对。合乎生命逻辑的事可能不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有重大意义。事件是整体构成的机缘，机缘的实现取决于“决定”的合力。
这段文字略显玄奥。它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背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祖师爷是哲学家怀特海，其代表作《过程与实在》对我影响巨大；“事件”“机缘”“决定”“合力”是他常用的范畴；在第二天的演讲中，我要向怀特海表达一个中国生态主义者的敬意。
5月7日下午4点10分，演讲正式开始。走进位于巴特勒楼的哈登会议室时，早有准备的我还是感到吃惊：观众席上坐着几十个老人，白发相连；恍惚间，似乎有云彩浮动；几个年轻人置身他们中间，显得格外醒目；科布教授选择了最靠前的位置，不时朝我投来信任的目光；王治河站着手持相机，边拍照边做鼓励状。主持人奎因说完简短的开场白以后，我开始了此生的首次英文演讲。这是个回归原始言说的过程：没有投影机和PPT，剩下的只有声音和动作。紧张在所难免，舌头和牙齿时常交战，西装掩饰了躯体的轻微战栗。随着话题的深入，听众被带入到西方的中国：环境压力，觉醒者的地平线，照进现实的生态主义理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的绿色共同体。此后，听众专注的姿态意味着无声的鼓励，兴奋代替了紧张，言说的激情主宰了我。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演讲进入对话环节。台下的听众们纷纷举手，各自表达心中的疑惑：
“中国的环境问题会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实行退田还林政策以后，剩余的农民去哪里？”
“年轻一代外出打工，他们的父母由谁来照顾？
说到外出打工的青年把钱寄给父母时，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孩子很少赡养父母，父母倒是要给孩子钱。”这种群体情绪延续下来，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它虽然使话题暂时偏离了生态主义，但却增加了对话的张力。规定的时间到了，我仍被提问者环绕着。一位白发女士还特意过来致谢：“你的微笑很迷人！”
演讲结束后，美国之行的主要使命宣告完成。此后的日子里，一个汉语学者开始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漫游，足迹延伸到西部沙漠、黄石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阅读的范围扩展到文学、法律、政治等诸多领域。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切身体会到了美国文化的多面性：它孕育了爱默生、梭罗、利奥波德、卡逊、柯布、格里芬等闻名全球的生态主义者，但也催生出了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文化；人口只占全世界的6%，却消耗了地球上36%的资源。这是个悖论。它意味着自我矛盾的形象。譬如，女房东勤奋地把垃圾分类，但却不习惯走路。一公里外的超市被她称为“很远的对方”。每次去购物，她都要郑重其事地发动家里年事已高的林肯车。后者狭长，扁平，沉重，马力强劲但油耗惊人。听见它低沉的马达声，我总会觉得海平面在升高。这不是幻觉，而是推论：有关的生态知识积聚在体内，逐渐形成了一个自治的王国，后者按照自己的程序运转，不时浮出意识的海面，推动我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
事实上，女房东不过是个缩影：这里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车，旋转的轮胎代替了他们的脚。如果说生活是马拉松，那么，双足不过是替补队员。它们只负责走过车无法穿过的缝隙。那往往是片小小的空白：从停车位到建筑的短径、几十平方米的庭院、客厅。在克莱蒙特的道路上，汽车川流不息，行人则如珍稀物种。走在路上，我常常感到分外孤独。对于车的依赖是个病灶：汽油無端地被消耗，身体却处于半闲置状态。被浪费的资源和积聚的卡路里结对攀升。于是，健康问题与生态危机如影随形。在我居住的中产阶级街区，肥胖困扰着无数居民，凸显了一种美国式的悖论。其实，只要恢复双脚的功能，只要重建身体与大地的原初联系，诸如此类的社会病就会不治而愈。然而，对于车和现代技术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积淀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一种新型的拜物教。即使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它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为了从悖论走出来，柯布20多年来没有买新衣服、格里芬钟情于电动车、奎因反复使用一个盘子、雅亚们走进旧货市场、克莱蒙特市民守护每棵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他们的身影无疑显得孤单。
美国悖论刺痛了生态主义者。柯布和格里芬都把目光投向东方，将她当作演绎人类未来的希望之乡。然而，东方同样经历着悖论式的过程。回国之后，我发现这个征兆早已扩散到故乡：以时尚、进步、现代化的名义，西方的覆辙被骄傲地重蹈。高楼大厦林立，汽车正在取代双脚，速度美学势不可挡，消费主义大获全胜。万事万物都降格为商品，被迅速消耗、抛弃、遗忘。在豪华街景的背景中，中国似乎变得比西方更现代了。在她的近邻，不甘落后的印度也加快追赶的脚步，孟买在复制曼哈顿的城市基因。这是柯布和格里芬寄予厚望的东方吗？难道生态主义者只能隔着大洋相互打量？如果说美国是个悖论，东方又何尝不是呢？除了把已经开始的转折进行到底，人类还有别的选择吗？
离开克莱蒙特的那天，5月已近尾声。路边的不少树木果实累累，但大多数人不会吃它们。根据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是留给鸟的食物。在告别的时刻走过如此丰盈的大地，目睹这样无私的赠予，我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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