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

　　安 黎 男，1962生，出生于陕西耀州，现定居于西安。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丑陋的牙齒》《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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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州城的迁移与构筑，和一个名叫魏必兴的人有着很深的渊源。

　　魏必兴何许人也？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战友兼老乡，曾为朱家江山的确立，叱咤于火海，肉搏于刀丛，可谓劳苦而功高。朱元璋坐稳江山后，论功封赏，魏必兴本可以在皇宫辅佐皇帝，但却执意挑选了远离京城的耀州，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地。对此，很多人感到奇怪，甚至觉得魏必兴很是愚笨——何不挑选靠近京畿的锦绣之地，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施展雄才大略呢？那样的话，稍有成绩，皇帝都能耳闻目睹，升官晋爵不是更容易吗？

　　但相信读懂中国历史的人，绝对不会有此困惑。一部《资治通鉴》，形若镜子，既照射出了中国古代权力游戏的险恶，也反衬出魏必兴的选择是何等的明智。争夺权力时，武夫是掌上明珠；但权力到手后，武夫就成了重点防范的对象。在皇帝惶惶不可终日的臆想中，武夫仿佛座椅下面埋设的地雷，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一经爆炸，后果可想而知。打江山时，莽夫之勇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一旦江山坐牢，莽夫之莽，就令君主们头疼，也令他们惧怕——疑心重重的皇帝，总担心武夫挥舞的利刃，某一天会戳向自己的喉咙，使自己好不容易猎取的江山土崩瓦解。于是，一幕又一幕“清君侧”的剧情，反反复复地上演。相比于汉高祖刘邦对武将的斩草除根，宋太祖赵匡胤对石守信采取的“杯酒释兵权”，那是相当客气了。在远离京都家乡拥有一大片田畴，重操农具从事稼穑，朝观朝霞满天，晚瞻星光闪烁，在稻谷飘香与儿孙绕膝中安享晚年，对于那些劳苦功高的武夫而言，算得上是天大的幸运。识相的武夫，见有梯子递来，就赶紧下楼；不识相的武夫，如果拥兵自重，或居功自傲，赖在楼上不但不下来，而且还跺脚吼叫，其结局最终会怎样，不言而喻。这等事例，不用点名道姓一一列举，翻开史书，满目皆是。

　　早在春秋之时，越国的大夫范蠡就读懂了这一权力棋盘暗藏的玄机。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当了俘虏，范蠡劝其忍辱投降，伺机报仇雪恨。勾践听从他的话，最终东山再起，打败了吴国。旗开得胜的勾践，认为范蠡有功，决意对范蠡重赏分封，却遭到范蠡的婉拒。范蠡辞官不做，归田隐居，过起了不问朝政的逍遥生活。范蠡在离去前，给另一位大臣文种留下了一封信，其中的话语，几乎成了历史无法逃脱的魔咒：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的本意，在于劝告文种，别太留恋权力了，赶快收拾行囊，加紧离开为上策。飞鸟射尽了，弓箭就会藏起来，失去了用途；兔子打死了，猎狗也会被主人杀掉，并熬煮于锅中，化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然而，糊涂的文种，自视自己对勾践出了大力，执拗地拒听范蠡的忠告，其下场果然被范蠡一语中的——被勾践当作权力的祭品而杀掉。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多么血淋淋的事实啊！

　　魏必兴一定是在诸多有功之臣的血光里，窥探到了自己的宿命，因此，才会主动请缨，选择相对较为偏远的耀州赴任，并以职级相对较低的知州面目，出现在耀州的官衙。京都在金陵，而地处渭北的耀州，距金陵有千里之远。埋首于不显山不露水的耀州，像乌龟匍匐于石缝之中，不会轻易成为权力角斗场追逐的猎物。权斗是欲望膨胀后的相互碰撞，相互羁绊，相互撕咬，魏必兴欲望很小，胃口不大，这等愚笨掩映下的聪明，让自己得以保全。

　　魏必兴出身于武夫，但武中有文，莽中藏智。他来耀州时，耀州城还置身于南塬上。一条土街，几家店面，建筑低矮而零散，商业冷清而凋敝，全然不像个州城的样子。魏必兴看到的几乎是一张白纸，但白纸对于一位卓越的画家来说，恰是构思新图谋划新篇的理想之境。魏必兴穿着布鞋，在一番风吹日晒地游走与勘察之后，决计要使耀州城重新归位，使它返回它原来所处的位置。

　　在魏必兴的主张和主持下，在石川河和漆河之间，一座崭新的耀州城开始挖坑奠基。从各地召集来的工匠，与本地的工匠，以及数千名劳工，忍受着蚊虫叮咬，吃住于工棚，在工长的呵斥声中，一砖一石地开始了浩大而繁重的筑城工程。一场疟疾袭来，无数具尸体就横躺河岸。工匠们的脸庞被狂风吹皱，劳工们的肩膀被巨石压肿，烧砖师傅的衣服被火焰烤焦，那道环绕城市的城墙才一寸一寸地缓慢升高。

　　新造一座耀州城，需要多少个冬夏？依我的估计，恐怕不会少于十数年。西安府城墙的修筑，耗时十三四年，动用了近十万劳工。耀州城墙的工程量，虽然不能与西安府相提并论，但就其财力物力，比之西安府，也要短缺许多。魏必兴名义上是朱元璋的心腹，但他毕竟属于外姓之人，宛若被猫饶恕的鼠类，哪敢在猫的面前乱说乱动？与他的战战兢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镇西安府，促成并负责西安府城墙修建的人，不是外戚，不是外姓，而是朱元璋的血脉次子朱樉。儿子是父亲肚子里的蛔虫，即使再桀骜不驯，父亲都能对其予以宽谅，并疼爱有加。朱元璋的儿子尽管有二十六人之多，但除却病怏怏的长子朱标，排位第二的朱樉，无疑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朱樉一遇到困难，在父亲面前叹息几声，或在母亲面前抹一把眼泪，国库里那白花花的银子，便如江河之水，滔滔而来。

　　耀州城修建的费用，估计也不会太少。这笔巨资的解决，不外乎两种办法：一是向上伸手，一是向下伸手。向上伸手，总是带着乞求的意味。上面高兴了，就拨付一些；不高兴，就白跪一回。是否高兴，全然取决于跪求者的跪姿，以及是否很有眼色，是否口齿抹蜜。朱元璋以杀贪官之狠之猛而著称于世，他对贪腐者采取的手段，令人毛骨悚然：挖其眼，挑其筋，断其足，剁其手，甚至于剥其皮，煮其肉。总之，凡是能挖空心思想到的酷刑，他皆悉数使用。在朱元璋的潜意识里，天下就是他朱家的，天下的一切财富也归朱家所有。那些贪腐行为，无异于是将手伸向他家的钱柜行窃。

　　朱元璋在反腐方面不留情面，不留余地，但其效果如何，朱元璋或许浑然不知，但后世凡读史者，皆心知肚明。

　　明眼人不难看出，朱元璋反腐，采用的是割韭菜战术。一茬韭菜长旺了，挥动利刃，将其硬生生地割掉；另一茬韭菜冒了出来，又将其割掉……如此反反复复，韭菜不断生长，利刃不断晃动，但埋在地下的韭菜根，却毫发未损。不想让韭菜再生，却只割韭菜不挖根，显然是白费气力，这一点，连每一个菜农皆心知肚明。

　　朱元璋的反腐，给我们透露出了这一个信息：在明代，贪腐问题那是相当严重的。遍地的贪腐像蛀虫一样糊满了帝国大厦的每一個部位，剥蚀着帝国的立柱，蛀空着帝国的根基，这才引来朱元璋的震怒。

　　然而，贪从何来？以我之推测，自然与明代的大兴土木不无关系，而修筑城墙，是土木工程中最能捞金刮银的幽深矿藏。各地的官员都热衷于修筑城墙，除了遵从于天子之命，除了彰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政绩，还有一个潜伏于内心的隐秘，那就是为谋取个人私利创造条件和机会。

　　工程回扣之类，肯定不是当代人的发明。明代的克扣工程款、吃回扣之类，已猖獗至肆无忌惮的程度。海瑞被千古传诵，那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异类，始终不肯同流合污。在众人眼里，他是古怪的，不合群的，犹似鸽子飘飞于蝙蝠群中。修筑海防的钱款，他分文不取，这怎能不让文武百官在大跌眼镜之余大惊失色呢？那么大的工程，那么大的资金量，又隐匿于那么偏远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管得住自己的双手？退一步讲，纵然手被束缚，但那一颗伴随欲望蹦跳不休的心，又如何能被扼压得住？

　　欲壑难平。欲望一旦生成，就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沟壑，不论装进去多少东西，都难以将其填满。相应的，欲望也是一座微笑的墓穴，装饰得宛若天堂的宫门，唯有步入其中，才会恍然醒悟竟是黑暗的地狱。

　　吃回扣，就是通过我的手指，拨付给你十个馒头，你很有眼色地又将其中的三个馒头，悄悄塞入我的口袋——这样的游戏，逐渐固化，俨然演变成了千古恒久的潜规则。

　　腐败是始终尾随于权力的影子，随权力的滋生而滋生，随权力的扩张而扩张，随权力的蔓延而蔓延。有权力，才有腐败。诸多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讨于社会的进化，究其实质，无非是在摸索着权力的结构模式。权力是一只老虎，将其置于何处，公众才能放心——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躲于公众视线之外的老虎，无人看管，无缰绳拴套，它必然会引起公众的猜疑与恐慌。哪怕它今天很乖顺，但谁能保证它明天就不兽性大发呢？

　　于是让权力隐身于幕布之后，还是将其摆放于公众能够清晰目睹到的位置，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明代的思想界黄宗羲就卓有远见。黄宗羲生活在一座铁屋子里，但目光却能抵达穹窿，瞭望到异域的风景。黄宗羲的民权思想，与孟子的民本思想，看似相近，却大为不同，两者是行驶于不同轨道的列车。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乍一看，好像是在替布衣百姓发声。其实不然，他是站在统治者长治久安的立场，为统治阶层着想，为统治阶层忧患。他劝告君主不要漠视草芥们的存在，要仁善地对待他们，不要重演官逼民反的旧戏。凡此种种，不过是在阐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黄宗羲则站立于另外的山巅，他的学说能和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相呼应。黄宗羲颠覆了中国固有的君臣观念，他倡导的，正是我们今天所高唱的：民为主，君为仆。

　　把权力用绳索拴起来，并将其放置在透明的玻璃笼罩中，从而使权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民众的耳目，如此，社会才能清正，官场才能清廉。割韭菜虽能解决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剜掉韭菜的根须。

　　修筑城墙，除了向上伸手，还要向下伸手。向下伸手，就意味着横征暴敛。皇粮国税，犹如一枚巨大的铁钉，牢牢地镶嵌于每一位百姓的心头。百姓们可以忘掉自己孩子的生辰，忘掉自己父母的寿辰，却决然不敢疏忽和怠慢缴纳皇粮国税。原因在于，他们皆知忘却的后果是什么。皇粮国税，最初也许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但渐渐地，就化为了一种主动的自觉，以至缴纳它，根本用不着过度地催促。

　　老百姓不惧皇粮国税，但惧怕苛捐杂税。苛捐杂税，那是在蚊子的腿上搜刮精肉，在干瘪的牙膏皮里硬挤牙膏，带有很强的压榨性和逼迫性，大多数人都面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道尽了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的酸楚。“捐”的字面意思，是自愿自觉地献出自己的财物，但这个字一从纸面跌落到地面，就变了味，走了形，俨然变成了勒在百姓脖颈上的一条钢索。

　　明末之时，天下大乱，莽夫李自成自封“闯王”，立志于坐拥天下。李自成率兵攻进北京城时，城里的老百姓站立大街两旁，鼓掌欢迎，并齐声高唱称颂李闯王的歌曲：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不纳粮，就是老百姓“盼”与“迎”的理由。由此可见，不纳粮，在草根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但闯王来了真的就不纳粮吗？不纳粮，闯王团队吃什么喝什么？不纳粮，闯王拿什么来养活那么庞大的军队？不纳粮，闯王又拿什么荒淫无度，醉生梦死？不纳粮，那是宣传，不是事实。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也不肯开动脑筋想一想，这样的庸众，轮番地被蒙蔽，被欺骗，在所难免。然而，欢迎闯王的歌曲，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明代的捐与税，那是相当繁重的；不然，就不会出现老百姓因“不纳粮”的神话，而对崇祯悬梁于后海无动于衷，却要打开城门鼓掌欢迎闯王进城这等景象。

　　耀州城修建时是怎么募捐的，因没有文字记载，实际状况不大明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肯定经过了募捐。刚组建起来的官府，仓廪并不饱满殷实，显然是无法拿出那么多粮款的。我估计，修城之时，全州的百姓都受到了鼓动，他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无钱无粮的就出力。一涉及公共事务，大户们常常就成了被困于笼中，不得不忍受拔毛之痛的公鸡。这件事，拔他们三两根毛；那件事，又拔他们三两根毛。他们龇牙咧嘴，身上有点儿疼，心中有点儿怨，但牙齿一咬，咽口唾沫，嘀咕一句“消财免灾”，也就过去了。因为他们知道，官府是石狮子，他们不过是泥狮子，两者磕碰，自己注定会落花流水。在官府面前，商人永远像蛋卷一样脆弱，不堪一击，哪怕他们家财万贯，哪怕他们叱咤于商贾，傍依于豪门。毕竟，他们还要经营，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还要在这块地盘上永久地存活下去。

　　当时的耀州，管辖三个县，人口算不上很多。要在这不多的人口中，募集到这么多的粮款，征集到这么多的劳动力，免不了要发生冲突，甚至会发生流血事件。官府要抵达自己的目标，民众要捍卫自己的私产，双方的水火不容不难想象。好在修建城墙，官意和民意基本上能趋于一致，民众的抗拒，还不至于激烈到破釜沉舟的地步。官府与民众，有时候利益趋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利益相左。民求生，官府求面子。耀州城墙的高耸，既是众生生存与经营之期盼，也是官府形象与政绩之需要。民众希望用城墙抵御野兽和劫匪，置自己于安全的境地；而官府要通过它彰显大明王朝的繁盛，显摆地方官衙的威仪。当二者的需求趋向一致时，修建工程就会呈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城墙，是砖块垒砌的，但诸多的砖石层叠在一起时，它便形若一部厚厚的线装古书，蕴含着丰沛而隐秘的内容，非一言一语能够穷尽。要解析它，阅读它，需要炯炯之目，需要睿智之心。

　　6

　　城墙是一座城池的封面。

　　耀州城的城墙，就是耀州城的封面。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耀州大地的脸面。耀州的雄阔，耀州的博大，耀州的志向，全都渗透于城墙的砖缝中，镂刻于城楼飞翘的屋檐上。

　　时间的血口，生吞活剥掉昔日的一切，仅留下一些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残羹，供我们观瞻。耀州城墙，是耀州境内所有的残羹中，最为刺目的一根遗骨。

　　耀州城墙屹立了六七百年，及至于我在耀州城教书时，它依然以残垣断壁的姿态，存留于世，从而使我有机会打量它，抚摸它，甚至翻越它。那时的它，在年轻幼稚的我看来远非文物，而是障碍。

　　城墙的依稀尚存，显示的不是岁月的仁慈，而是岁月的无奈。岁月纵然再钢牙铁齿，也难以将城墙这样的庞然大物一口吞咽。但岁月并没有对城墙熟视无睹，它以它特有的贪婪，窥视着城墙，并伸出坚硬的牙齿，一点一滴地啃咬着城墙，从而使这座被耀州人津津乐道的建筑奇葩，渐渐褪去了光华，失却了威猛，像一头不可救治的病危老虎，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修建城墙时，据说，为了使它更结实更牢固，工头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其中之一是，当午饭或下工时，工头要往每一个被石臼砸出的土窝里倒上水，等复工后，他一个土窝一个土窝地俯身察看。一经发现某个土窝里的水有所渗透，有所减少，证明这个土窝砸得不够瓷实，于是就要追究砸者的责任，并将其工钱予以扣除——这样的情节，来源于道听途说，不一定合乎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工程的管理者，免不了要制定出极其严苛的施工规范，以此来绝对保证建筑的质量。

　　耀州城就像一幅画作，在构思这幅画的画面布局时，优先考虑的还不是城墙，而是衙门。衙门是州城的中枢，也是州城的果核。果核摆放好了，搁置安稳了，才能围绕着果核织造果皮。城墙再雄伟，也不过是一张果皮而已。

　　衙门是城中之城。耀州衙门历经岁月的沧桑而岿然不动，既说明其位置之优越，又说明其风水之和畅。古人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唯心的，坚信地脉天象的神力远远超乎于人的能力之上。他们每动一锨土，都要诚惶诚恐地找来风水师，进行一番目测和掐算，以避免自己的鐵铲稀里糊涂地铲下去，撞伤土地爷的神经，从而引来祸端。

　　耀州衙门驻扎于何地，甚至耀州城的布局谋篇，一半来自于知州的主意，一半来自于风水师的建议。在那个年代，看风水是一门职业，风水师的一句话，能把已经吹响出征号角的千军万马，阻止于营帐之内。

　　耀州衙门踞于城阙中央，坐北面南，遵循着“天下衙门朝南开”的规训。耀州城身下的土地，并不特别平整，而是呈现着隐隐的斜坡状，北高南低。在一个坎棱之上，耀州衙门像一尊威风八面的瘟神雕像，并膝而坐，目视远方。它的后方，是耀州城巍峨的北城门，以及锦阳川和夹击着锦阳川的东西土塬；它的前方，地势越发地下陷低洼，两条河交汇，宝鉴山错位而耸；它的左侧，是蓬蓬扎扎的民居；它的右侧，是灯火阑珊的店铺。

　　衙门宛若一座袖珍城池，围绕其四周的，是一道高耸的城墙。城墙方方正正，面目铁青，一眼望去，仿佛一个铁盒子，给人以密不透风的感觉。城墙遮掩着衙门的秘密，渲染着衙门的威仪，但同时也把衙门像监牢一样地囚禁于内。

　　衙门是一个舞台，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剧目。与大庭广众之下的舞台不同，衙门里的演出，没有观众，也没有掌声，一切都源于自编自导自演。一般的民众，即使与衙门院墙贴着院墙，相互为邻一辈子，其双脚未必就能轻易跨进衙门铁铸的大门。民众畏惧着衙门，躲避着衙门，因为衙门在他们的臆想中凶神恶煞，形若烫红的烙铁，靠得过于近，容易被烤焦。一旦有衙役找上门来，十之八九都不是什么好事——不是偷逃了税款面临刑责，就是遭人告发要去厅堂受审。

　　衙门的门洞，像隧道一样幽深。门洞顶端，修筑着阁楼。阁楼气势夺人，里面的卫兵，荷戟肃立，警惕地睁大双眼在瞭望。衙门的两旁，各蹲一座巨型石狮。石狮昂头散发，怒目圆睁。石狮之旁，还笔直地站立着把门的衙役。每一个进出衙门的人，都要受到衙役的苛刻盘查。

　　“天下衙门朝南开”，只是一个完整意思表达的上半句，下半句才是真正的要害，那就是“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熟语，诠释着民众对衙门的看法：衙门是认钱的，不是认理的。衙门之门，唯有金钱才能将其叩开。百姓对衙门的一知半解，导致对衙门认知的偏颇，情有可原。但“有理没钱莫进来”之说，却也并非空穴来风。

　　撇开那些正襟危坐的官吏，即使一个把持门槛的，就已把“有钱”和“没钱”的不同待遇，演绎得淋漓尽致。古人的袖筒很长，能将人的手完全掩藏。拖拖拉拉的袖筒，人不论干起活来，还是写起字来，估计都不会那么方便。然而，古人何以要自寻烦恼，把袖筒缝制得如此烦琐呢？古人的衣饰层层叠叠，长长短短，不删繁就简，而是去简就繁，依我的理解，恐怕与古人对自己的捍卫有关，也与平日里生活的需要有关。古人的隐私观念，远远强于今人。他们在大自然面前，在权力面前，都处于弱势地位。弱势者保全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蜷缩起来，不对别人构成威胁，从而降低或解除他人因误会而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把皮肤藏起来，把隐私裹起来，就连手脚，都要放进密不透风的袖筒里和袜子里。这种着衣习惯，其实是精神蜷曲的外化表征。但长袖筒自有长袖筒的用途，比如要进衙门的大门，袖筒便成了遮人耳目的秘籍所在。

　　不要说相对较为古远的明清，即使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百姓想跨进衙门的大门，还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村里不止一位老人——包括我父亲——都给我讲过如下的情节：谁若想去衙门办事，必先在袖筒里藏匿一些小玩意，或三两个“袁大头”，或三两包纸烟，最差，也要携带一小袋小米、红豆、柿饼之类的土特产。见到那些把门的，手不出袖筒，给这个的袖筒里暗暗地塞一枚钱币，给那个的袖筒里悄悄地塞一包纸烟。把门的收到贿赂，眼珠子一转，嘴角一抽，贿赂者心领神会，明白自己可以迈开步子放心大胆地进入了。把门的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但旁观者皆知他们都是些“吃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背靠衙门的大门，就吃定了大门。

　　一个态度蛮横的店小二，可以让一座酒肆倒闭。同样的，一个索取贿赂的守卫，足以让衙门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公众不一定能接触到知州，但轻易就能接触到守卫。他们正是通过对守卫这扇窗口，来推测衙门之中官吏的样态的。

　　实事求是地讲，古代的官员，整体道德水准还是比较高的。政权建立之初，出于犒赏有功之臣，出于平叛之需，朝廷会委派一些刚刚从马背上跃身下来的人奔赴各地为官。这些人多为莽夫，英勇善战，但不一定就有治理之才。但伴随政权的逐步稳定，科举制度的恢复，朝廷选拔人才，再也不是看谁能射杀骑马了，而是看谁读的书多，谁的文采更略胜一筹。被命名为州官的，很多都是进士，最少也是省考过关的举人。这些被科举的筛子一遍遍筛选出来满腹经纶的精英，当然也不乏南郭先生混迹其中，但他们的基本面貌和素养，却要比常人高出许多。

　　科举考试说透了，就是作文比赛。面对一张作文试卷，沿袭一定的写作套路，在文中塞满诸子百家的经典名言，只要有些许的真知灼见，且文采斐然，就能中榜中第。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选拔人才机制，其路径，无疑显得过于单一，屡遭诟病，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退一步讲，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科举也不失为一种选拔人才相对合理的机制。科举制度从隋朝确立，绵延至清末慈禧太后将其废除，时间跨度长达千年，说明它并非一无是处。

　　科举制度，让众多饱读经书之人，从寒门陋室，像搭载火箭一般脱颖而出，一夜间就跻身于上流阶层，并享有万众可望而不可及的荣华富贵。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官员，个个都学富五车，人人皆出口成章。重要的是，他们由于在儒学的经典里浸泡许久，耳濡目染，早已在自己的心中，竖立起了纵横交错的栏杆。这些栏杆，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地存在着。栏杆，就是我们常说的清规戒律。在诸多的栏杆中，最为醒目的那一根，刻有“道德”二字。

　　栏杆是用于约束自己言行的。一般而言，读书与道德是互成正比的。读书越多，道德水准越高，相应的，心里的禁忌就越多。“礼义仁智信”这几个字，仿佛铁铸那般，镂刻于读书人思维的模板中，牵引着他的一举一动，捆绑着他的一言一行。我相信大多数读书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名节，都很在乎自己的脸面，他们为官一任，至少有着造福一方的原始初衷与浓郁情怀。

　　受明朝的《明会典·官员礼》——相當于现在的规定与准则之类——规定，新官上任之日，要被引导着，在衙门的仪门前下马。于是耀州的官衙里，也建起了相应的仪门。凡前来耀州任职的官员，必须下马脱帽，从仪门姗姗入内。跨过门槛，前行数步，就与一座木制的牌坊迎面相遇。牌坊叫圣谕门，其意在于提醒官员，作为臣子，永远不要忘记圣君的谆谆教诲与忠告。圣谕门下，放置一块大石碑，名曰戒石亭。戒石亭上，刻着朝廷颁布的戒律，以此警告官员要严于律己，切莫犯上怒，也切莫犯众怒。戒石亭上的话，言辞铿锵，有振聋发聩之效：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有心中的道德紧束，有圣谕萦绕于耳旁，有刀刃般的戒律悬于头顶，我相信大多数官员，在就职的初始阶段，均能够做到自我检视和自我克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有垂名于千史、荣耀于万世的心理需求，不甘于碌碌无为，不甘于离任后让人手戳脊梁骨。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在短暂而匆忙的人生旅程中，不能留身于百岁，却能留名于百世，也不枉来人世游走了一遭。否则，焰熄灯灭，活着时的风光无限，终会化为远去的灰尘。

　　很多官员节衣缩食，致力于架桥修路，开办学堂，修整寺院，甚至将自己的功绩，刻于石碑，目的都在于使自己雁过留名，水过留痕。

　　比起官员的谦和与内敛，吏却要骄奢与蛮横得多。官吏二字，经常捆绑在一起被使用，但实际上，官是官，吏是吏。官来自于朝廷的委派，吏来自于地方的招募。官是读书之人，吏就不一定了。吏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素质参差不齐，胃口大小不一。很多吏，字不识一斗，理不明一寸，却招摇于集市，横行于田陌。吏大多属于食禄者，他们知道自己即使再努力，也进不了史册典籍，于是就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心态，能捞则捞，能夺则夺。

　　衙门脸上的黑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吏涂抹上去的。老百姓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吏，在他们看来，他们皆出入于一个门洞，同为一丘之貉。

　　7

　　耀州城街道的形状，本应像一个十字架，但因为衙门而使其中的北街，不但位置朝东偏移了50米，而且有了错位。四条大街，除了北街的北段，都像四根射线，从东西南北的城门起始，笔直地向正前方射去，在衙门之前交叉，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纳粹图标的路口。这个有点歪扭的十字路口，为整个城区的心肺。十字路口以北，是北街；十字路口以南，是南街；十字路口以东，是东街；十字路口以西，是西街。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构成了城区的主要骨架。在骨架之外，还有四条大巷子，其状颇像镜框的框边，相互连接与串通着，镶嵌于城市的腹部。每一条大巷子里，又有无数条窄窄的小巷子，像枝蔓一样缠绕着大巷子。每一条小巷子，甚至每一个门厅内，都拥挤着若干户人家。这家的屋檐与那家的屋檐像牛角一样地相抵，那家的杂物羁绊着这家人的出入，那家的鸡卧进了这家的鸡窝里孵蛋，这家搭晾的女式内裤羞红那家小伙子的脸庞……人们就那样耳鬓厮磨在一起，吃喝玩乐在一起，杂乱而又秩序井然，貌似亲热却又矛盾丛生。

　　相较于平民居住区的简陋与低矮，衙门与城墙的建筑，就显得无比的恢宏高大。每个城门之上，都耸着城楼，并伴有箭楼。城楼是镇城之楼，箭楼是守城之楼。城楼是象征之物，其主要用意，在于昭示一座城市的鼎盛，因此，城楼上雕梁画栋，屋檐飞翘，极尽可能地让其流荡文化的色彩。箭楼是实用性的，属于军事设施，主要用来驻军。在城垛上站岗放哨的士兵，换岗之后，就回到箭楼休息。箭楼里，弓箭挂满梁，马刀并排竖，弥漫着一股杀气腾腾的气息。城墙的外侧，是一圈壕沟。这些壕沟，是修建城墙时就近取土留下的。如果有水注入其中，便形成环绕城墙的一条水域，人们称其为护城河。城墙是一道屏障，护城河又是一道屏障。当外敌攻来时，抽掉护城河悬桥上的木板，辅之以城墙上的万箭齐发，攻军想要攻入城内，就难上加难了。

　　但耀州的城壕一直未能变成护城河，这倒不是因为耀州缺水，而是与耀州在华夏版图上的战略轻重有关。耀州毕竟不是大都会，只是区域里的一个小城镇。它或许能受到一小股土匪的青睐与侵扰，但大股的部队，全然不会为夺取它而打得血流成河。耀州的寂寞，恰是耀州的幸运。这等情况，犹似其貌不扬的女子，尽管鲜有人问津，却也无是无非。当美女不堪骚扰之时，丑女却能安然无恙。耀州没有成为虎狼眼里的肥肉，这使它避免了很多场腥风血雨的侵袭。基于此，耀州就没有必要给城壕里注水，有城墙这么一道屏障，已经足够。

　　城壕龟缩于城墙之下，裸露着自己开膛的肚皮。阳光照射下来，城壕赤条条地晾晒于太阳之下。日久天长，城壕的功能被偷梁换柱，转化成了城市的垃圾场。有人将破衣烂袜扔进去，有人将菜叶剩饭倒进去，有人往里扔死猪，有人往里抛死鸡，还有死了孩子的人家，给孩子裹张席子，趁着夜色，将其偷放了进去——那个年月，孩子的死亡率相当高。一场流行性肺炎，或一场流行性感冒，都像收割机轰隆而过一样，将一茬茬的孩子，像收割麦穗那样硬生生地收走。十个孩子中，能有五六个活下来，就算相当不错了。因此，每个活着的人，都堪比幸免于难的漏网之鱼。由于死亡率高，耀州境内专门有抛弃死婴的场所。沿着锦阳川北行，直抵川道的尽头，有一个名叫苏家店的村子，就是过去抛扔死婴的地方。苏家店的原名叫“死娃底”，据说，锦阳川以及东西两塬，谁家有婴儿死了，都扔向那里。“死娃底”位于我的家乡麻子村东坡之下的背阴处，村民们一讲起“死娃底”，就满脸惊骇，说那个地方是个死娃坑，鬼气很重，一到夜里，就有若隐若现的啼哭声响成一片。老鸦像乌云一样，成群结队地围绕着“死娃底”翻飞盘旋，黑压压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哀鸣……依我的猜想，“死娃底”的形成，很有可能来自于官府的划定。死娃太多，没有得到有效埋葬，于是弃扔得到处皆是。尸体腐烂后，不但散发出致人窒息的气味，而且还极易引起传染病的蔓延，于是官府就以布告的形式，责令民众将自家的死婴，扔向一个较为固定的场所。“死娃底”地处锦阳川最北端的夹缝中，四周土塬层叠，人烟稀少，恰好可以用来接纳死婴。在“死娃底”，死婴即使腐臭，也不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往城壕里偷扔死娃，显然是不守规矩的表现。那些死娃，连同死猪死鸡，一到酷夏，滋生出无数的蛆虫，繁殖出无数的蚊蝇，并招惹得老鸦垂涎，孤狼出没。城壕散发的臭味，弥漫了整个州城，让一个本该清雅的水岸小城，变得污秽不堪。紧挨城壕居住的居民，不得已，就联名上书官府，请求整治。官府张贴告示，并派出了一队衙役，手提棍棒，日夜巡视，才使乱抛乱扔的势头，得到些许的遏制。据说，衙役捉住某个犯规者，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先是一顿暴打，接着，把犯规者捆绑至衙门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鞭笞——新加坡的刑罚鞭笞，大概是受之于中国古代刑罚的启发。中国古代的刑罚，极其非人道，皆以摧残犯人的肉体为主要内容，剁足，剁手，摘眼珠，割舌头，烙铁烫肤，夹板夹头，剖腹取胆，乃至于胯下阉割。相较而言，鞭笞是刑责里最轻微的一种。百般地折磨人的肉身，其用意，在于使人在疼痛难忍之时，意志得以消解，精神得以垮塌。

　　然而，衙役数量毕竟有限，也没长千里眼，于是禁令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一到晨曦尚未泛白的早晨，从各个小巷里猫腰而出的人，依旧在往城壕里抛扔杂物废品。尤其是很多素质更为低下的人，将城壕简直当成了公共厕所，不但拎着尿盆往里泼尿，而且自己解开裤带，就势蹲了下去，在此便溺。那个年月，没有公共厕所，于是一切公共场合都能转化为公共厕所。小地方如此，大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从西方传道士拍摄的老北京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故宫墙壁的外侧，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每天早晨，都有数不清的京城男女，裸露着白晃晃的下半身，蹲在墙下舒缓内急。

　　中国人历来把吃穿看得很重，乃至于民间口口相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但却瞻前不顾后，对后续之事，漠然置之，与西方人恰好形成了对比。西方人对卫生间的在乎与在意，超过了厨房。吃可以简单，穿可以随便，但卫生间内的环境，却绝对不可以马虎。中国人疏忽于卫生间，不等于没有自己的解决途径。解决问题所依赖的，则是夜晚放到炕沿下，白天塞入柜子下的尿盆。尿盆在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几乎家家皆备，人人皆用。

　　往城壕里扔东西，很容易伤及无辜。一个铁勺头扔出去，有可能砸得某个人额头开裂，鲜血淋漓；一盆尿泼出去，很有可能浇湿某个人的头发和衣领，引来一阵日娘带老子的叫骂。城壕并非空空荡荡的无人区，有时候，它简直就是一座隐形舞台，各色人等潜伏其中。除了那些把城壕当厕所的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人，依偎于城壕，栖身于城壕。有人扔废品，就有人捡废品。衣着褴褛的拾荒者，像蝗虫一样，在城壕里游荡刨挖，见到啥捡啥，连发丝都不放过。因为，在耀州城里，就开有专门收购头发的商铺。还有那些逃荒者，他们从百里或千里之外，携家带口，一路乞讨而来，早已脚肿腿困，疲乏不堪，自然就把城壕当成临时的避难所。有的逃荒者，只是把城壕当成驿站，歇两天，又继续上路北行；但有的逃荒者，看到锦阳川一派繁盛富庶之象，干脆就驻扎了下来。他们在城壕里挖窑钻洞，铺床架锅，把城壕当成了自家的庭院。清朝末年，耀州城发生过洪灾，致数千人丧命。对于此事，史书鲜有提及，但民间却有着口舌之传。传说中，城壕被洪水淹没，汹涌的洪水将城壕里的隐藏之物全部托举而出，致使水面上漂满了各种物件：扫帚、布片、木瓢、马勺、风箱、门板、破木条、破被褥、破窗棂等。其中，最多的还是尸体。那些老老少少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浮游著，竟至于堵塞了河流的出口，使河流回旋倒流。

　　在诸多的尸体中，人们最为惋惜的，是从中发现了小白花。小白花身上的衣服，被洪水剥掉，裸露着白惨惨的躯体。众人发现，她尽管在水中已经浸泡了一天一夜，但涂抹于嘴唇的口红，却不减其色。那抹口红，像一弯彩虹，俨然固化为她的身份标识。

　　小白花原名为甚，众人皆不大明了。但提起小白花，耀州城里几乎无人不知。小白花是泾阳人，自小家贫，却爱唱戏，并跟随乡村的戏班子，走南闯北地进行演出。曾几何时，老佛爷慈禧被迫西逃，在西安的北院门苟且安身，凤凰落于鸡架。慈禧寂寞难耐时，总爱去剧场看戏。但自小耳孔里灌满了京腔京韵的慈禧，并不钟情秦腔，只是把观赏秦腔戏，当作遗忘内心苦痛的消遣。有一回，慈禧去泾阳探望新认的干女儿安吴寡妇——在朝廷面临各种危机之时，声名鹊起的成功商人安吴寡妇，向朝廷捐献了大把大把的银子，讨得慈禧的满心欢悦，慈禧因此而对安吴夫人嘉奖封侯，并认安吴寡妇做了自己的干女儿。攀附权力，永远是商人的一门必修课。秦商和晋商，单就其当时的经营规模和商业成就而言，难分伯仲。但晋商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远大于秦商，原因在于晋商更擅长于走“上层路线”，而憨厚的秦商却不谙此道，亦不屑此道。慈禧用于镇压义和团的银两，大多来源于晋商的慷慨解囊，晋商当然也从皇家的大手笔采购中，捞得锅满瓢溢。当晋商们纷纷赶着载满货物的马车往京都的方向疾驰，并跨进宫门，与宫中的重臣眉来眼去之时，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秦商，却将赚得的银两，用布囊包裹并驮回家里，将其装满一个一个的瓷罐，然后埋入自家的后院，过起了“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悠然生活。秦商与官府的疏离，使自己在历史的典册中暗淡无光，几近消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商大放异彩，红得发紫。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商由于与宫廷靠得太近，过于如胶似漆，难免要卷入权斗的旋涡。利益与风险同床共枕，荣华富贵与一败涂地仅有一厘米的距离。

　　慈禧在酒足饭饱之际，财大气粗的干女儿请来池阳戏班，为慈禧助兴。小白花尽管才年方十五，却已是池阳戏班的台柱子。她一扭身，一甩袖，一眨眼，一颦眉，皆有板有眼，仿佛蝴蝶恋花，蝌蚪戏水，给人以无限的美意。慈禧看得嘴角含笑，眉毛斜翘，不断地用手指掐拧干女儿的胳膊。演出结束，慈禧走上前去与演员攀谈。演员们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向她行跪拜之礼，并高呼谢主隆恩。礼毕，慈禧特意拉住小白花的嫩手，问她可否愿意进京入宫。出乎在场者的意料，小白花竟然摇头说不。问其故，小白花说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她要赚钱养活父母。慈禧笑了笑，拍拍她，夸她不但戏唱得好，还是个孝子。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白花三岁就与人订婚，为父母换来三石六斗粮食。十六岁那年，她正式成婚，与一个自己怎么也喜欢不上的男子结为百年好合。在新婚之夜，小白花谎称去门外上茅厕，却拉开门闩，在狂犬汪汪的吠叫声中，迈动两只土豆般的小脚，踉踉跄跄地逃离了村庄，自此，对于她那苦命的夫婿来说，她宛若黄鹤一去不复返，泥牛入海无消息。她一路乞讨，一路疾行，在一个耀州脚夫的引领和协助下，来到耀州，并在城壕暂且栖身。时间一晃，六年便过去了，直至她被洪水吞噬为止。

　　小白花的主要生计，来源于唱戏。她天生长了一副好嗓子，其唱腔婉转抑扬，宛若百灵鸣颤。小白花的演出，有着相对固定的地点，那就是衙门前的那片空地。衙门前原有一个铁匠铺，店主是个戏迷，是他最初发现了小白花，并把小白花吆喝而来的。一到下午四五点钟，铁匠铺就关门打烊，把门前的场地预留出来，等待着小白花前来唱戏。唱着唱着，由于观者云集，场地窄小，店主干脆拆除了铁匠铺，当起了坐地贩子。小白花扭摆唱戏间，店主捧个瓷碗，绕场一周又一周，不断地躬身作揖，以此来向看官索钱，一枚两枚不嫌多，一文两文不嫌少。等戏唱完了，瓷碗里所收的钱，店主与小白花平分。

　　夜幕降临，州城里漆黑一片，唯有大户人家门楼上高悬的汽灯，还透射出丝丝缕缕的亮光。小白花站在黑乎乎的夜里，扯长嗓音，如泣如诉地唱着《周仁回府》与《三娘教子》之类的片段。人们看不清她的模样，但却陶醉在她的唱腔里，脊背发凉，骨头酥软，似乎要被她那甜美的嗓音融化。一些观众想看清小白花的脸庞和动作，就端来自家的菜油灯，高高地擎起。灯焰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忽明忽暗，但这些油灯，总算能给悲凉的曲牌增加一丁点儿的亮色。当然，遇到月亮高悬，情景就会大有不同。小白花轻轻盈盈地扭转飘拂，都能看得真真切切。

　　有时候，众人聚集在衙门前，翘首以待，却总也不见小白花露面。有人跺脚之余，跑到城壕去叫，却吃了闭门羹。只见那孔插着几根枯花和艾蒿的小窑洞，屋门垂吊着一个大铁锁。来人砸门吼叫，窑内却无人应答。转身跑回来寻找铁匠，铁匠也不见了人影，不知所踪。人们喊喊叫叫，骂骂咧咧，仿佛不看小白花的演出，犹如瘾君子不抽一口白粉，决然难以入眠似的。就在人们喧嚷之时，有知道内情的人站了出来，挥扬着手，叫大家回去，回去钻热被窝去！小白花肯定来不了，就别等了，别等了，熬到天亮也是白搭！小白花被东街的胡老三请去了。胡老三今天给孙子过满月，要唱一天一夜的戏。胡老三是东街的有钱人，一甩手，就赐给小白花两锭银子，外加一件绸缎袄。

　　事实上，小白花的大部分收入，仰仗于为富人卖唱。给大众演出，那叫扎点；给富贵人家演出，那叫赶场。在衙门前摸黑演出，即使挣断喉咙，也讨不了几个零钱；但去富裕人家，情景就大为不同。富裕人家都有着显摆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实现，除了身体披金戴银，房舍屋檐高翘，还要在为逝者送葬、为子孙成婚、为年迈者祝寿、为年幼者过满月等一系列过事中有所体现。甚至，盖房封顶，搬家庆典，以及儿孙中榜，等等，都要大肆张扬，搞得路人皆知。凡遇事，他们都会邀请艺人来烘托场面，奏乐的奏乐，唱戏的唱戏，杂耍的杂耍，一番热热闹闹，一场欢欢喜喜。富人当然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慷慨的，也有吝啬的；有摔钱如摔瓦片的，也有掏钱如刀剜肉的。遇到大方者，小白花高兴；遇到小气者，小白花也不生气。小白花清醒地知道，自从迈着一双三寸金莲，逃离泾河岸边的那个村子起，夫婿一定在发疯地找她——婚姻是一桩隐形的买卖，夫婿家无疑赔大了，他们如何能就此罢休？况且，按当时的观念，她活着是夫婿的人，死了是夫婿的鬼，弃家逃婚，那是严重的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已斩断后路的小白花，面对一切，皆忍声吞气，不敢有任何的争究。钱多钱少，对于不打算续后的她，已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想安穩，未必就能真的安稳。小白花唱戏声名大震后，耀州城里的街痞混子岂能对她熟视无睹？他们裸着上身，吹着口哨，一拨一拨地前来滋事，这个在她的乳房抓一把，那个在她的臀部踢一脚，还有更猖狂的，竟肆无忌惮地用剪刀剪断她的裤带，抹下她的内裤。凡此种种，常常搅扰得她不得不中断唱戏，捂住脸蹴在树下呜呜呜地悲哭。街痞中的大哥，绰号王八九，言外之意是，他是八两秤，脑子缺斤少两，异于常人。王八九长得蛮头蛮脑，一老翁高，两老翁粗，力大无比，因在街头肉搏中，将横行于耀州的黑道头子许大锤的脖子扭断，而成就了自己在耀州街头的霸主地位。王八九早就放出话来，说小白花归他私有，任何人都不得染指。终于有一天，王八九带来一帮人，并牵来一匹黑白相间的高头大马，执意要把小白花掳走。

　　就在王八九与小白花纠缠之时，观众中冲出一个鲁智深一般的壮汉，手抡板斧，一斧头下去，王八九的头上就现出了一个血口子，汩汩地往外喷血。王八九栽倒在地，众兄弟们见状，慌忙抬起他，赶往春岚堂救治。攸关小白花命运的危机，因这一板斧，暂时得到了解除。

　　抡板斧的人，在耀州的地盘上，也算得上赫赫有名。他小名曹娃子，外号黑皮。黑皮实在是太黑了，皮肤宛若刷了一层黑漆那般。黑皮长得五大三粗，又跟随拳师安老虎练过几年拳脚，因此，也是一个谁也不敢惹的角色。重要的是，黑皮刚从京城回来，怀里还揣着一张盖有皇帝玉玺的嘉奖证。有这张证书撑腰，黑皮出入县衙，衙役根本不敢阻拦他。就连知州见了黑皮，也得和颜悦色，不然，黑皮一巴掌下去，就能将他桌子拍烂。

　　然而，黑皮其实是个逃兵，他遗鞋掉帽地逃回耀州，是因为领教了火药火枪的厉害。黑皮原只是一个倒腾狐皮熊皮的贩子——他的父亲，以及三个兄弟，钻进深山里打猎。狐狸和黑熊等被打死后，驮回城里，经剖腹、剥皮、清洗等工序，将晒干的皮囊扎成捆，让黑皮带着他去天津的港口一带贩卖。

　　黑皮虽然长得黑，但他绰号的来源，却与肤色无关，而是因为他在倒腾熊皮。熊皮呈黑色，和老鸦是一个颜色。

　　天津有人通过小船，将动物皮偷偷运往日本，因此，在天津的黑市上，动物皮不但出手快，而且价位奇高。黑皮在天津住旅馆，与一帮肩扛长矛的男人相遇。那些人来自于齐鲁半岛，宣称要去京城赶尽杀绝红毛子。黑皮意识到，自己遇到义和团了。义和团仅只听过，从未见过，传说中，他们神奇无比，全身的每一个器官，甚至每一个毛孔，都是杀人利器：隔千万山座，一个意念就能让对方瞬间毙命；隔无数条河，眼睛一眨，瞳孔喷出的射线，就能让对方倒地；隔一座城，往空中唾一口唾沫，舌尖的毒液便会飞向对方的脑门，致对方手脚抽搐，翻起白眼……很快，黑皮就和这些人混熟了，经不住他们的鼓动，他也掺和了进去。但半年后，黑皮却临阵脱逃，一溜烟儿地逃跑了。历经跋山涉水，狼狈不堪的黑皮，连滚带爬地爬进故乡耀州城的城门。返回耀州的黑皮，一点儿都没有凯旋的豪情，反倒是精神萎靡，茶饭不思。经家人再三打问，才知他在义和团时，常口服一种黑乎乎粉末状的药。这种药一喝，人就变得稀里糊涂，昏昏沉沉，呵欠连天，走起路来仿佛在打醉拳，对外界的反应异常麻木——即使刺刀刺向胸膛，也不知避让。

　　黑皮给人讲起义和团，满脸的不屑，说什么刀枪不入，什么意念杀人，什么舌喷毒液眼喷火，都是哄鬼哩！明明就是一帮二流子，有的练了几天拳，有的没练过，但个个都自我吹嘘，说什么刀枪不入，说什么铁打铁铸的。就能吹，就能装！装吧，猫装老虎蝇装蝶，装啥呀装的？

　　黑皮还说，他亲眼见到，洋人的一梭子弹飞来，撂倒了他左右的六七个团员。算他命大，子弹擦肩而过，仅因差之毫厘，他才躲过一劫。但正是这一梭子弹，吓得他魂飞魄散，促使他下定决心要离开那帮人。不离开，迟早都是一死，就看死在谁的手里了——不死在洋人手里，也要死在老佛爷的手里。

　　黑皮的话后来还真的得到了验证：老佛爷最初给义和团撑腰打气，包括给每一个团员颁发嘉奖证，希望假借义和团手中的马刀，彻底除却洋人之后患。但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非但没有赶走洋人，却惹恼并招引来了更多的洋人。眼看干不过洋人，宫廷免不了内部分裂，进行一番主战主和的较量。作为主战派的老佛爷，在屡屡碰壁且意识到不和则亡的现实后，只好转而媚笑着讨好洋人，交出义和团祭旗。义和团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死在洋人的枪炮中，而是死在老佛爷的屠刀下。可怜那帮吃了石头铁了心的苦命人，至死也许都未明白，依他们衣着之褴褛，根本无法充当老佛爷的掌上明珠，仅是她玩弄于掌的猴子而已。

　　有黑皮的暗中保护，小白花的日子相对好过了一些。坊间议论说，黑皮保护小白花，那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目的在于吃鸡。这样的话一经传入黑皮的耳孔，黑皮便指天发誓，说自己是个戏迷，只是希望天天有戏看，有戏听，别的啥也不圖。

　　耀州那时也有戏班子，名叫春阳戏社。但该戏社受之于某大户人家的供养，自然也就听命于这户人家的使唤。七八个人，三五个道具，仅限于在这户人家的私人戏台上演出。唯有接到知州的手谕，大户人家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才肯网开一面，让他们的大脚小脚，从高高的门槛里跨出。不过，他们走出一道高墙，转身又进了另一道高墙。高墙，将戏社重重围困，从而使这些演员的面目，犹如隐没在庐山的云雾里，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无法清晰地目睹。

　　一场洪水，残忍地将一朵娇艳的小白花连根铲除。有人在哭，也有人在笑。笑的理由是，经过洪水的冲刷，城壕宛若洗了一次澡，那些多年沉积的污垢，得到了彻底地清除。自此以后，再也无人敢在城壕里居住了。

　　小白花离去后的若干年里，耀州城里的戏迷们都回不过神来，心里空荡荡的，无法打发寂寞的长夜。暮色降临，州城一片黑灯瞎火，偶尔响起一声狼嚎，划破夜色的空旷。人人都缩在自家的屋檐下，不敢迈出家门半步。夜色里的街道，阴森森的，恍若阴曹地府，唯有一股股的旋风，像孤魂野鬼那般浮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