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光

　　年初七那天下午，我和几个诗人朋友去到赣州城外的浮桥上玩。从建春门钻出来，就看见浮桥像一根皮带束紧了河的腰身。浮桥名义上是一千年前一个叫洪迈的人修的，但桥身上的铁皮船、木板和缆绳却不知道更新换代了几次。2014年春天的风，裹着很重的鱼腥味打在每个人脸上，这股丝丝缕缕的味道刺激着我们的鼻子，其他人只是若无其事，耳根清净地走着，弄得船木嘎吱作响，摇摇晃晃，而这股低吟浅唱的风，却感染了我那个新认识的诗人朋友，使他突然转过身来，手臂摊开，唇角嗫嚅，有点要作诗的意思。因为诗人敏感的天性，他骨子里的神经也要显得比常人粗上一枝半截，他说这让他联想到某种乳白色的液体，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句什么蓬勃的生命力之类的话，然后嘴角一卷，发出一声怪怪的笑。其实这种味道对于在河流沿岸生活的人来说早就令他们的鼻子麻木不仁了，就像脚底下被鞋子磨得光溜溜的木板，已经很难推测它十多年前究竟属于哪一类植物。而我们这些人，一年到头要么呆在写字楼里谋求营生，要么就在哗哗作响的街道上每日风尘仆仆，对于一些原始的事物早就丧失了辨识力。

　　那天中午我嬷嬷手握锄头在后院的菜园里掘土，准备种下一棵柚子树，恰好我就在一旁观看。她手里握着一株幼苗，在田畦间来来去去的，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栽下举棋不定。嬷嬷的这个行为让我联想到十年前这个后院的样子，那时候并不像现在，庭院里一片荒芜，落魄，拉拉杂杂的砖块碎石，黄澄澄的泥土，光可鉴人，草木稀疏，房子是最高的统治者。十年前的庭院，植物之间的密度要比现在高得多，杉树、甜柚、橘子树、桃树、棕树……这些植被在我们努力延伸的视线里，开出巨大的绿色的冠，撒下一丛丛的凉意。只是，这些冠冕，在此后十数年间的岁月里，被各种各样的风潮给一层层剥掉了，过去遮蔽我们的那些枝枝条条叶蔓藤絮一下子就没了踪影，天空向孩子们的眼睛毫无避讳地敞开了。

　　也许正是这种彻彻底底的敞开令我的嬷嬷感到一种为难。她觉得后院里除了这些矮小的油菜呀萝卜呀鸭棚呀什么的，还应该有些异质的高大的绿油油的元素加入进来，否则就太空洞太贫乏了，一打开后院的门，风就呼呼地拍在脸上，没有一点余地。于是她想到应该种上几棵柚子树，而这些所谓的异质元素，其实正是十多年的常在，原有的，郁郁森森的，只是因为建造新房子的缘故给连根拔掉了。我曾经通过卫星图观察我家的屋顶及庭院，发现了一件挺玄妙的事情。原因是卫星呈现的我家房子的轮廓图，最早是一个狭长的不合缝的口字型。而在几年之后，这个“口”字出现了局部溃烂，从右侧断裂了，左边那一竖条却向下延伸了一小段距离，于是这个“口”遂变成了F的形状。我觉得这种变异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一种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视线从我家屋顶移开，向村庄其他部位扩大搜素范围，可以发现许多深蓝色的块斑，稀稀拉拉点缀其间。那是村子里近年来风风火火建造起来的家具厂顶棚，原来这个行当只是在县城边郊一带驻扎，到现在，似乎有些以点带面的意思了，整个家具行业的旗子甚至在全省竖了起来。

　　费孝通先生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到我们这个小县城考察。他在嘤呜作响的村寨里一边走，一边抚须晃脑，最后归纳出“无中生有”四个字。他觉得这片小地方既无林木资源，基础资本也不佳，能在经济指数上表现得硕果朵朵，感到很意外。现在这种组装木头的生计跟风者尤多，就连我家隔壁那个漂亮雅致的早年间花枣飘香的院子也在去年被挪平了，架起了高高的蓝棚子，在地上投下漆黑黑的暗影，也使我那间卧室兼书斋的房间即便在白天也不见天日。看起来像是一种冷酷的讽刺。当然这番感受只产生于我这类以务虚为业的人心里。自从几年前一条阔绰的马路修建起来，整个村子被拦腰斩断，我对于故乡的审美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起来，我知道十多公里以外赣州城里的那些庞大的挖掘机迟早是要列队开进村子里的，把这里鼓捣成一片废墟。而这样一番场景，经过那天中午我的添油加醋，也传进了正在准备种柚子树的嬷嬷的耳朵里，她感到～丝犹疑，觉得如此一来，就没有种树的必要了吧？因为当十年二十年后，柚子树吃饱吸足了养分，正要枝繁叶茂了，却要面临被连根拔掉的下场。考虑了一番后，她最终还是决定趁着那日天气晴好赶紧栽下，如果说十年后的场景是一场必须到来的革命风暴，至少，它丝毫影响不到当下她为一棵树浇水施粪。

　　由此我也蓦地醒悟到，村子经过风的一通胡乱篡改后，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摇摇欲坠的农耕时代。虽然自幼开始我便骨架懒散，没有在插秧割稻的事情上流过什么血汗，没资格像摩罗先生那样拍着胸脯自诩为农民的儿子，但至少可以说，我对土地对故乡抱有热忱，尤其在很多年的诗词熏陶下，这股热忱慢慢地，化为了一种虚无主义者的审美与哀伤。如果说时间是一把筛子，村庄内部许多在过去习以为常的家什零件，毫无疑问是从这些格子网间一点点漏掉了。水车、稻谷机、风车、箩筐、锄头、瓦片、泥墙、土灶、马灯、蓑衣……至少它们已经从我家的四壁之间里消失了，从村庄的修辞格里撤出了。我从90年代开始储蓄起来的营养元素也被彻彻底底地过滤了一遍，焕然一新。当然，村庄也在这些旧元素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之后重生了。就拿村口的标志来说，以前是一块椭形的大石头，凿了“村头村”几个字，浇上红漆，自从一条名曰赣南大道的马路修了进来，石头就被路牌替换掉了。从潭口镇到我家的路线图，十多年里，一再被篡改，像一根绳子，在有限的版图上折来盘去。枝蔓发达，错落，无序。路也随之开辟出新的经验，以至于年前我和妻儿大半夜从赣州火车站打车回家，夜雾将一些可供识别的屋舍、树林、稻田、学校等标识一股脑儿地圈进了虚无中，于是我们只有拎着脑袋，眯着眼，通过半空中吊着的那一块块被车灯照亮的路牌来辨识村子的入口。

　　通过路牌的启示，我想起了一位虚构的戴墨镜的老先生。据说有一天他拄着拐杖，在路上走着，逢人便打听村头村在哪？人家见他裤筒沾满了泥屑，脸上汗涔涔的，又被太阳晒得红一块紫一块，就打趣说，你既然要去村头，必先找到村尾。于是手指头一勾，随意给他指了条道。后来老先生就真的顺着别人提供的方向走去，结果日落昏黑，歧路复歧路，至死也没有找到村头村的入口。这是十年前从乡人口中听来的一个笑话。不过我总觉得老先生和路牌之间存在着某种私下的联系。它使我意识到，当前语境下的村头已经不再偏于一隅，边缘化，藏于深闺人未识，独立于世界而存在，而是打开了自己的胸腔，豁豁地，变成了一个为人共享的空间。赣南大道如同一根硕大的神经，把外界的消息带进来，也将村庄里的人事输出去。在如此反复拉扯、互动之下，村子开始练习从表皮到脏腑逐步修缮与抬升自己，将一些关节骨架拆的拆，换的换，涂脂抹粉，脱胎换骨，焕发青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有的经验和生存概念也就慢慢瓦解掉了。农具退伍，庄稼萎缩，荒芜，乡亲们不再打着赤脚与泥土肌肤相亲。而务工，办厂，开商铺，与机器共舞，几乎成了大部分人的选择。

　　我家后面有一条河，叫章水，是赣江的源头之一。也是水路通往岭南的必经之道。九百年前苏轼被贬到蛮荒之地的儋州，想必这条水就浮载过他的木舟。原先这儿是有过一个渡口的，我和家人每年去赤湖的大姑妈家里做客，就得从这里过河，然后翻过对面的小山岭。一只弧长形的木船，每天扑楞楞的，像猫一样，伏在岸边打肫。可以说，这条河承载着许多我对童年和渡船文化的记忆。但记忆，总归是要被颠覆的。几年之后，因为马路发达了，我们胯下的座驾也有了动力，能像马似地哒哒飞奔了，加上别处修了桥，这个渡口便被废弃了，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土码头，和几块深陷的压痕，作为供人凭吊的遗址。再后来，连遗址也没了。一个挖沙场在上面轰隆隆建了起来，不到半年，那里便成了沙子的王国。越垒越高。一头母狼，每天吃着河里的肉。河由浅蓝而深，由浑而黑，过去撑船的竹篙压根就扎不到河底，这水仿佛成了一束谜，连自小在附近凫水长大的人也说不清，如今它究竟是有几米深了。河岸四周原来是片庄稼地，后来也就顺势被挤兑了出去。现在这个平原上的村子突然耸起了一座沙做的山，可以凭眺方圆几里内的边边角角，屋舍怡然，猫狗撒欢，但正是这样一个人为的制高点，把村庄的安宁给甩了个稀烂。

　　当我看着那斑斑点点的蓝棚子和白沙堆，像几块膏药似地黏在村子的皮肤上，有一种恨不得将它们撕扯下来的冲动。但有时冷静下来，又想，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最初不过就是一层空空的皮，疏朗，无物，干巴巴光溜溜的，所谓的文明，其实都建立在后来人类，红一画黑一笔对这张皮的涂鸦上。就像画一幅人物油画，先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才是各个局部的描色，斟酌，细微精神的开发，眼睛，鼻子，嘴唇，下巴，再慢慢建立起骨骼脉络。而画师呢，也许正小心翼翼地攥着画笔，立在画框前，什么部位，上什么色，粗细浓淡如何，线条走势如何，都讲究着，考量着，一点儿也不敢怠慢。所以话又说回来，城市与乡村的建设过程，毕竟不是绘画，顶着一块艺术审美上的秤砣。姑且将它当作是一次画布上的创作，也因为是众人参与，精神结构参差不齐，加上不时的你推我搡，就难免出现败笔。不可否认地说，不管是败笔还是妙笔，它们都是组建一个存在体系所不能或缺的要素。

　　以育养我长大的村头村为例。它的第一笔是由明朝成化年间一个叫谢兴发的人描下的。我是在几日前的下午，闲着无事，翻阅族谱时发现的。估计那时候的村头村还是个茹毛饮血之地。某日，谢兴发带着家眷，逃离了正是流贼疯窜的南京城，乘着马车呼呼南下，漫漫而游，就在赣州城下的这片荒村野地里扎下了根。斫榛莽，焚茅茂。在河边辟了半亩良地，用竹篾圈了一围篱笆，盖起木屋，养了鸡鸭牛羊，花草竹菊，以致后来章水河畔发展成一个不小的群落，有了巷子、农耕、学校、庙宇……逐渐人声鼎沸起来，子嗣成群。算下来，他应该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总之，可以明确地说，我身上还咕咕地淌着他的血，舌头一卷一舒，冒出来的也是他曾经说过的土话，至于这条黑黝黝的型号明确的血脉，由明朝至今，中间究竟在几个人的血管里辗转过度，又是在如何恰到好处的婚姻匹配的条件下，避开战火、瘟疫，以及种种不测，才得以因袭而下，到达我体内安家，就弄不清楚了。原因是这本载录谢氏人脉名单的册子足足达六百零三页之多，就算我不吃不喝，花上一个礼拜时间来划线，归类，专研，也很难顺着树的粗干条分缕析地找到那末端最不起眼的一根小枝丫。不过，族谱使我确证了一点，一个人的存在并不是潦潦草草的一件事，要知道，这中间是有着多么庞大的游离的支系旁脉在操纵着，架构着，而当日子滚滚向前时，又有着多少意外可以来掐断这根线，使其无法安然延续……也许存在这种事是压根儿无法往前假设的，它只是一个偶然奔赴另一个偶然的结果，正如一幅肖像画，是一笔奔向另一笔才最终有棱有形的。同样，对于村庄而言，正是有了五百多年前谢兴发的第一笔，以及我的其他前辈的第二第三第N笔，才一摞摞地描出了村头村当下的轮廓，以及由这个轮廓所圈营出的烟火、文化、道德、风气、脾性、精气神、话语场……也才有了我如今坐享其成的寄食空间。

　　拿我家与三姑姑家的生活模式来说，我家从几年前就不种稻谷了，与庄稼的关系若即若离：一来我爸在邻乡小学教书，我妈在村子里的纤维厂务工，没工夫侍弄那些苗苗秧秧；再者，我家的耕地大部分都被人租去了，没留下几亩，我妈便只偶尔种些蔬菜花生什么的做菜盘子上的调剂，粮食一般是拿银两去镇里的集市兑购，即所谓的商品粮。而我三姑姑家呢，却照旧沿袭着农耕时代的自给自足，当着正儿八经的农民——养了几十只鸡，种着几亩地，篱笆一圈，就是个菜园。柴火呢，就到村子的树林里或山上拾捡回来，在门前的场地上一溜儿堆着，足及腰身。事实上也不是因为她家的地理位置偏离街市和交通线，才“自甘落后”，与灰暗的，破旧的，慢条斯理的，晨兴理荒秽的，带月荷锄归的，以及其他的被诗文颂扬为时代口舌贬低的种种元素为伍。而是那种方式原本就是常在的，根本的，尧舜的，历朝历代农民的最基本的生活流水线。她只是履行与重复此前千千万万农民所保持的那一个弓腰插秧、退步为向前的固定姿势。

　　当然，我的三姑姑因为旧时代的条件限制，没上过几年学，也不识几个字，不可能说她是受了什么理论的影响，为了标举某某旗帜，才执意要与这个时代分道扬镳，做一个捍卫农耕文明的实验者，居隐荒村，抚侍农田，每日与一畦萝卜青菜为伍。事实上，如果上帝能给她一个选择的话，她恨不得马上逃离村子，住进花园豪宅，尝海味山珍，睡大觉，做清梦，与泥巴彻彻底底撇开关系。说到底，还是现实的皮带束住了她，只有老实就范的份。否则，又何必住在简破的瓦房里？莫非她能在锄草割稻时体味到文人笔下的那股酸溜溜的诗意？尤其是，这二十多年来，她已经将自己促练成了一个生育机器，不断地怀孕，希望又不断地抛空，一个春天来了，又一个冬天又过去了，门前的李子树，循旧在每个春天的滋润下从枝头爆出花粒来。她呢，脸色一天天下沉，皮肤也一日日松弛，发皱，究竟没能怀上一个能帮助她打破现状影响命运走向的男孩。

　　我想我家与三姑姑家的境况，也许正好是当下村庄在生计模式上断裂的一个对照范本。虽然我家相较于那些因办厂发迹的土豪户，压根算不上殷实。新盖的红房子，楼上也是左一个窟窿右一个窟窿，得拿一沓沓钱往里塞，补住洞口，才能挡住呼啸南下的寒风。（我指的是窗子。我爸每天就指望我去外面赚一大笔钱回来，好把房子上上下下装修一番，围个院墙，添点现代化的家电。可现在，我竟然像根木头似的，杵在屋子里写作。）如今的村子，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不再隶属于村庄旧有的概念范畴，像蛇在树下褪了好几层皮，然后偷偷溜掉了。旧的概念是什么？一千六百多年前，在九江县种田的陶渊明先生给出了一个最佳模本：“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作为一个在文本上使用率极高的名词，它的语词背后的构图与价值体系，似乎并未随着时代与语境的更迭，得到有效而对应的拓展，且尤为可笑的是，在大批文人的修辞系统里，能提炼出的依旧是陶渊明那几十个字里的意思。不知道是视力问题，还是一种落笔的积习。我觉得现在的村庄有点像一幅原本规整的桥牌，被完全打乱了，散开了，并且，各张牌也从自身的部位断裂了。也正是这种断裂，丰富了一座现代村庄的层次感。使之变得多元，歧义，抽象而博广，不再是囫囵吞枣就地取材那般简单了。

　　首先是方言。

　　方言是沾在唇齿上的乡土味。如今，这乡土味，也被掺进了不少杂质，不纯正了。这种现象要“归罪于”我以及和我一样在外地读过大学或打拼了些年的青年人身上，因为这口语的乡土味正是从我们舌头上一点点漏掉的，或者说，被异乡的腔调篡改了，扶正了，普通——话掉了。标准的之乎者也，嚼字咬文，能翘舌了，后鼻音也添上了。退一步说，即便我们的嘴巴和舌头起初很有道德形式感的，极力抵制异乡风气的入侵，也没法像唐朝的贺知章那样忠贞不渝一清二白地坚持到底。话说贺先生在西安城里做官五十年，耳濡西北腔，目染黄沙扬，回到浙江萧山的江南老家时依然能“乡音无改”，只是“鬓毛衰”。于我来说，这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何况我才离家几年。当我过年卷包回到村头村，重新操起方言，才发现，许多语词的土话发音，早就不知道甩到离后脑勺几丈远的地方去了。一天下午，我带着几个堂弟到屋场后面的池塘里玩，见水藻间游荡着一批黑黑的小斑点，凑近去看，哦，蝌蚪。当时，我嘴里冒出的就是“蝌蚪”两个字，字正腔圆，没有半点犹豫。随之，我的堂弟们闻声跑了过来，俯下身子，搅动蝌蚪们身上的水。此时他们嘴里吐出的是与我截然不同的几个字——“哈啪捻子”。我站在池塘边楞了好几分钟。晃过神来时，意识到了什么。自己似乎已不再属于这座村庄。我们相互抛弃了。一个只会用标准的北方发音念出“蝌蚪”的人，拿什么来证明你曾经在这个村子生活过？那感觉，就仿佛我是一个潜伏在村庄打探消息的特务。事实上，这一点在很多年前，我便有所觉察了。那时我奶奶还在世，大姑小姑们都很孝顺，隔断时间就来看望奶奶，帮忙干点活，陪说说话。她们时常是将门半掩着，床沿儿坐着一溜几人，遇到谈论儿媳妇是非的话题时，就压低了声线，怕隔墙有耳似的，窃窃私语着。我后来发现了一点，不管她们说话的分贝调到多大，我凑得有多近，耳朵有多尽职，她们的话，我最多只能听懂七成，另外三成意思不知道是被我耳朵无意漏掉了，还是因为被多年域外语言浇灌的我无法深入触及她们的话语系统。也许从那时起，我便注定要与村庄渐行渐远了。

　　另一种断裂感体现在建筑形态上。这回，我还真扮演起了特务，最近一个月，我和妻子两人，多次在村子四处溜达，草览风物，佯装散步秀恩爱，其实我是装着明确目标的，那就是考察时间在村庄身上作案后留下的现场物证，收集一点命不久矣的线索。原本我是在夜里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时，突发奇想，暗自在心里拟定了一项计划——拎个卡片相机，溜到村子真正的腹部去，逐家逐院地对那些带飞檐和天井的老式客家建筑进行拍照、计数，考证房子的建造年代，然后做个统计与备注，研究乡村建筑蜕变的脉络。不过这项对于个人审美癖好而言，既有嚼头也富于实验意味的计划，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流产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我只是一个临时特务——我只是由于接近年关时把一份不算太差劲的编辑工作丢掉了，才落得个把月的闲情，回到了家，放下包袱，每天除了泡在纸堆里，就是与烟草、美食、美丽的妻子和调皮的儿子相伴。人一闲下来，就难免有些虚虚胖胖的想法。比如胯着我爸那辆瘦马摩托去云游一下赣南十八县啦，遍访好友啦，作作诗啦……后来年过去了，元宵过去了，三八妇女节也过去了，眼看清明也不远了，而这些小径分叉的想法，基本上被平庸不堪的日子碾成了炮灰。就连我一向自得其乐的特务角色，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偶尔扮演一下。或许是在外面待了多年的缘故，故乡一词已经从含糊的概念蜕变为一些具体的点：村头邹宅、金塘申屋、潭口圩、三江、苏步街、南康中学……如果缺了其中任意一点没走上一趟，便觉得不算真正回到了故乡。同时我自己呢，因为爱写点东西，常常表现得神乎其神的，意识迷离，时间颠倒，像是被谁用刀子给大卸了八块，觉得有多重身份在我身体内部叠加、作乱。这时，故乡便成了局外的现场，我呢，就是在这现场勘察的身份可疑的特务分子。

　　尤其当我自认为方向感极强，村头又是自小长大生活过的地方，一砖一瓦都仿佛以前挨个处过的情人，吸附过我的体温。却没料想，那日下午，当我牵着妻子的手，从一条小径进入驳杂的屋群，顿时如泥牛入海，两袖鼓风，完全丧失了方向。小径随之分叉成诸多更小的一脉，我和妻子成了两颗质地坚涩的壳，被房子和灌木构成的胃紧紧裹腹着，随后在一个疏朗的口子，给用力吐了出来。这个小细节使我突然觉得，现在我和村庄的关系，是真正疏远了。但有时换个方向想，若不是这番疏远，我也不可能站到别的角度，去审视村庄肌体内那一系列的变异与断裂。如果这些年，我寸步不离，厮守与斯，也就不会有当下打了鸡血神经抽风似地喟叹了。比如说最近十年间，房子的结构与组成部件就被彻彻底底撤换了一通。序幕是从2002年那场洪水开始的。翻滚的涛浪从河岸不断溢出，吃掉了整个村庄，所有的草木一概浸泡在泥水里。就算我捂住耳朵，也能感觉到房梁在洪水反复耍泼拉扯下，气得瘫痪跪倒的巨大轰鸣声。洪水肢解了大量泥巴房子，把村庄搞成了一副蓬头散发的狼狈相。也就是那时开始，村子决定用钢筋水泥等材料夯实自己的防御线，来了个轰轰烈烈片瓦不留的重建。至于另一番原因，无非是自我嫌弃的结果。这与整个时代的风气别无二致。13岁以前，我基本是在瓦片下度过，在木头制成的窗棂下，延伸眼睛里那两束薄薄的视线。每当雾雨天，便是一场天然的钢琴演奏会，雨粒如千万只灵巧的手，把瓦片当做一瓣瓣琴键来捶打，飞马脱缰，欢快淋漓，给我们空白的夜晚带来无限安慰。

　　村庄就是从这个层面最先断裂开的。以往在瓦片下听雨的美妙经验都被时间当作垃圾回收了。抬起头，看见的不是黑黢黢的檩条、梁木、燕子窝，而是清一色的天花板，白糊糊的一张纸，没有物可以参照自己究竟在哪，如果脑袋保持这个姿势，想象这支笔可以随意挥持。你会觉得，这天花板下的人既可以在南昌，北京，漠河，也可以在布鲁克林巴黎或者越南什么地方。因为没有标准可言了。所有生活的背景项目一律参照公共的现代化版本来建设。穿蓑衣戴草帽的和西装笔挺的，都有可能出现在这样一块油漆浇筑的白布下。去年我曾在浙江一个叫安吉的县城出差，一个月内连续走了近二十个村落，发现那里的人所居住的大部分都是西洋化的建筑，漆亮漆亮，大腹便便，令人恍惚不已。现代化的指令风也似的剃掉了那些毛糙的落后的成分，亮亮堂堂，没有一丝多余的有碍观瞻的东西。而我的工作，竟然是替他们到村子各个角落打捞历史文化遗产，整合，打包，分类，最后设计盖一栋微型博物馆，把那些四处搜刮来的支离碎片像祖宗牌位似的供在里面。如此舍本逐末的伎俩已经发展到冠冕堂皇的地步了。对照看来，我所生活的村子脾性就显得内敛多了，至少，它还故意让一些残墙断垣成了漏网之鱼。我和妻子在一个叫大树下的自然村发现了一段隐蔽地很好的废墟。拨开杂草探身进去，只见四处是碎瓦砾，土墙，石凳，陶罐，蕨草，掉漆的门，裂成两瓣的豆腐磨盘，以及一些红的蓝的黑的塑料壳衣物铁片什么的，加上高一棵低一株的槐树杉树油菜……诸如此类，如同一些胡乱涂上去的标点，让废墟的语意显得混乱至极。而那些皮肤溃烂的檩条和拱梁，斜斜地搭在墙上，用硬撅撅的姿势捍卫着老屋最后的尊严，让人感觉它们是时间断掉的几根肋骨。从现场的迹象来看，这些房子，自坍圮至今，应该有不少年头了。因为位置偏僻，靠近河边，恰好又如一个破口袋藏匿在一片红砖房后面，才避免了被一笔抹掉的下场。

　　我是经过打听才知道，在这片废墟上，曾经出过一个朝廷命官。就在十几米开外的萧氏祠堂，门额上还镌刻着“大夫第”这几个闪着权力光泽的字。村人称“百贡老爷”。至于朝代，职位，官至几品，问了好几个人，都是一幅摇头复晃脑的表情。回去问了我爸，他也说不清这“百贡”究竟为何物，猜测是科举时代“贡生”一类的名号。说大概就是一类虚的文职吧。对于这点，我疏于历史，也就懒得刨根究底地再去考证。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一片冷冷的被死于罹祸的废墟，曾经在某个历史段落风风光光地活过。那些朱红的门漆在剥落前，一定令不少只眼睛艳羡过。我妻子说：这里是有故事的。如今，这些故事，都被风剖解了，稀释了，沦落到墙罅，门角，荒草间，化为一种独特的气味潜入了废墟的内部。同时，它又在说话，当你的鞋子触及到这些瓦瓦砾砾，一串嘎吱嘎吱的声音顿时从脚根上攀扶了上来，这时，你会感觉到，自己臀下那两根瞿瘦的肉柱子，此时正酥酥麻麻的，骨胫通电，接通着过去与现在两个场境，将它们恰到好处地榫接在同一个频道上，交换着彼此的信息。煎熬了几千年的疾患终于候来了一位春天般的医生，而他所开出的方子又是如此地切中要害，直抵脏腑等中心地带，剔除异物，尤其是那一连串名曰“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程”“美丽中国”等的药引子，更是让人久旱逢甘霖，好不畅快一于是一头饥肠辘辘的狮子开始不顾形象地在公共场所大快朵颐，鲤鱼们也纷纷跃入龙门。这一系列奇妙的连锁反应更是修正了大家过去的观念：原来我们一直将土误认为是除病破难攻克贫穷这块大毒瘤的唯一药方！于是赶忙抛之弃之，一切与土构成联系的东西，一摞网打包拆卸、变卖、焚毁、埋葬，发展到后来，连土斑斑灰糊糊的颜色也无法容忍了，来，上漆，镶瓷，去蔽，加亮，革新。嘿，伙计，拿设计图来，这儿，把池塘给填喽，盖厂房；喏，那儿，建一扇村民文化墙，请刘老先生来挥两滴墨；至于村东边的毛竹林嘛，抹了，当广场用，也可以招租，修庙，供菩萨财神爷，总之，怎么都行，反正不许是老样子

　　既然言至于此，我何不干脆放开手脚，丢掉-框架，循着时间的脉络进一步向前推理，把矛头瞄向86年前镇子里的一次武装暴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暴动”一词现在被修改为“起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器具——一把驳壳枪，四只步枪和狐狸炮、大刀、梭标、铁棍若干。1928年春天的某个深夜，这些脾性暴戾的工具，被几十个人，攥着，举着，挎着，托着，扛着，挥舞着，遵照一份秘密的计划部署，突然闯进当时国民党警察冬防巡逻队驻扎在赣州潭口墟上的真君庙里，与更多暴力阴冷的器具混成一片，刀戟拼接，火粒相向，四肢胶合，庙里面熟睡的警察们连制服也来不及穿上，便被火光卷入了滚烫的漩涡中。黑暗中，一百多只脑袋像棋子一般揉成一锅，在四壁之间，颠来倒去，连番瞎滚，随着桌子的摇晃，移位，上面的茶壶、杯子一个个趔蹶跌落下来，无数委屈的玻璃碎渣应声哀嚎，身首异处……至于后来，如你所知，白棋子赢了黑棋，遂在此地成立了“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正式将“革命”作为一块牌子和口号确立下来，让它在不断阴湿潮暗的空气里露脸，游动，钻入圩镇上那些看客的舌头上，蠕动，再蠕动，影响并反叛他们陈腐的味蕾。使他们的舌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中枢神经，冒出一个灵光一闪的念头——走，咱也扛把枪，革命去，创造一片民主的自由的属于广大人民的天地去！在浪潮一片的胜利欢呼声中，显然，他们忽略了十五公里外赣州城里的国民党的敏锐嗅觉以及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制动能力。很快，国民党从赣州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外加数百名警察的配合，呼呼奔袭而来，包围了潭口墟，“剿匪平叛”。而真君庙里的那些革委会成员，因武器残破，子弹贫乏，为存实力，唯有作鸟兽散，逃亡赣县、信丰、龙南、瑞金或吉安等县域深处的山区，安营扎寨，筹军积粮，以伺东山再起，横扫笼罩赣州城的鸦鸦雀雀……

　　86年啦——风一样扫过潭口这张明朝古镇的老脸。但风，呼啸呼啸的风，由时间深处刮来的风，并没有吹来那个时代的任何消息。而这一点，正是多年来令我极为费解的，要知道，我在潭口镇下属的村头村屋檐下生活了达24年之久，关于这件曾经在圩镇历史上响彻半边天的暴动事件，迄今为止，竟没有任何一个人向我提起过。仿佛那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虚构出来的，连一点谈资也不具备。而我，也只是由于偶然，在我高考之后的那年夏天，跨着我爸那辆老铁马——马力100的大洋摩托，无所事事地到乡村间四处漫游，接着就发现了一幢带天井和镂窗雕花的客家建筑，外边用一蔑蔑的竹片圈出了一个弧形的庭院，从瓦檐下凸出一环区域，草木葳蕤，李子树上结了不少青涩的果子，如此种种，仿佛是这栋房子里某种意志的延伸。而这股潜在的意志，也在无形中将我拽入，拉开门环，随着两瓣木门板的咿呀开启，一个历史的幽秘的场也徐徐地向我的神经器官摊开着——环堵望去，素白的墙上挂满了一幅幅相框，而这些涂满文字与冷兵器的相框则像一个时光隧道的入口，直接把我拽入到了1928春天的那个深夜。心跳加速，血液上涌，好像自己正在亲历整个暴动过程。但是，几分钟后，相框还是把我交换给了2007年的现场，那年我只有17岁，唇角上溜了一撮青涩的须，我的思想与精神生态也与此相差无几，拼命地搜肠刮肚，眼珠乱转，始终也找不到一条解读它的方式。于是那日环顾左右一圈之后，便踩动摩托车嘟嘟嘟嘟地，没一点意义似地离开了。

　　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栋房子和1928年的春夜事件确实合谋在我心里掏了一个洞，钻了进去。我再一次来到这栋民居，已是七年后的春天了。并且，来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另外三人分别是我的妻子、儿子和朋友z。虽然也是因为路途中突然变更线路，由乡村的水泥路偶然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但在我意识里，我愿意将其描述为一次必然。首先我觉得，最直白的一点是，这栋房子是和我的青春发生过关系的。我无法无视它的存在。其次，我觉得这么一栋曾经见证过武装暴动事件，并或多或少影响到中国革命进程（史书上称“赣南武装暴动第一枪”）且也间接引导了如今村庄现代化的房子，在我耳目可及的范围内，竟然没有一个人谈论它，哪怕是在喝茶闲聊的当儿也没有。关于那次流血事件，人们更是闻所未闻，像风一样散掉了，没了，压根就没发生过。尤其是，这儿还曾经是中共在南康县的临时县委所在地。七十九年一晃，我偶然发现了它，并记住了它。再七年一晃，我带着妻儿也顺便瞻仰了一下它的身姿以及飞檐脉络上的精神品格，我们看到的是，篱笆和院墙因为修路和某种不知道碍着了谁的原因给推倒了，而那颗李子树呢，也刚好在最近几日被人连根伐尽。屋子里的陈设也凌乱得很，枯树枝柴火破自行车圆桌版土推车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群鸟骑马似地扎在厅堂里。墙上是一幅幅小孩子的涂鸦作品。另外西厢原本用作农耕博物馆的那个房间已大门紧锁，门环锈蚀，似乎好久没人进入了。农耕博物馆，且是建在农村正中央的用以陈设各类农具的博物馆，它的存在与此后的突然不存在都像是一件极吊诡的事，让我纳闷的很。

　　有两个小细节或许颇值得一提。其一，这座流淌着革命基因的房子，西侧正骄傲地矗立着一栋肥墩墩的别墅；其二，该遗址，距我家的村子及居民的日常话语圈——仅仅5华里。

　　我现在时常感到一些个别事件在锻造个人精神史上的作用。它往往表现得像一束和煦低调的风，不声不响拂过耳际，掀起几根头发，就消失了，在当时看来，毫无意义可言。而正是这股毫无意义的风，在事后，突然就拥有了解剖刀的魔力，在我们那循规蹈矩的神经链条上划上那么几下，便把多年学堂课本教育对我们的心灵构造给篡改掉了。有时，它甚至能强大到覆盖掉许多大事件对我们个体的辐射和影响。尤其是，它偏爱扮演一位不速之客，在我们百无聊赖，愁对苍穹的时候，偶尔窜出来一下，带着飒飒风情，抚摸着我们那一颗颗被现实生活榆木掉的脑袋。比如现在，就有一枚风在我的耳畔磨着牙，提示我回忆起几瓣已经逝去的时间片段。

　　属于我的2014年的春天就是这样，实实在在被一次雨天入偏村访友的经历给感染了，并无形中为我拟定了新的语境与认知角度，我的以上对村庄种种是非揣度的原始推动力便是来源于此事件。原本那日天空飘着鹅毛雨，天气状况不太明朗，我是没法成行的，果真如此的诘，我肯定只能遗憾地与当下怡然的心境擦肩而过，并毫无悔意，循着旧路，继续生活下去。可是那天我脑袋里却突然冒出一个越轨的冲动——不管今天下午是暴雨亦或是冰雹，就算是冰封路堵，我都必须成行。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直直地点头，附和我的冲动。而就在整理好装束，准备跨出家门的前一刻，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干六百多年前那个在大雪夜极不安分乘小舟去几百公里外一个叫剡县的地方访友的王子猷。尤其是那句赫赫有名的“乘兴而行”就如同古代军队里的战鼓一样感染了我们。虽然我们未必会“造门不前而返”，且我早已短信联系好了家住文峰上垅村的诗人朋友L，更不能只图自个“兴尽”。

　　突突奔驰的摩托车在胯下被我和妻子想象成了一匹瘦马，尽可能地放大着我们从村头至上垅村这二十多里路程的细微感受。尤其是雾雨越发迷蒙，淅淅飒飒，将沿路的村庄、屋舍、田野和松树林尽数泡湿，无形的风把那些歪的扭的枝枝叶叶当作女人的头发盘束起来，白蒙蒙的雾气罩住了明亮的时代标记，混淆着时空概念。于是，我们便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东晋时期的王子猷，以车作船，把身体放逐在飘飘忽忽的情绪里。然而这原本一清二白的情绪自从摩托车从105国道转入支脉的乡道开始，就被一点点给漂黑了。首先是路。如同皲裂的皮肤。左一个坑右一个洞。把我们像啤酒一样从虚构的瓶子里晃了出来。嘴里的怨言也就咕咕冒泡。其次是许多家具工厂将厂房建在沿路的松树林间，如同一些狗皮膏药粘在大自然的皮肤上，让人恶心反胃。这条通往文峰的道我曾经在读高中的时候与几个朋友走过一次，那时候意气风发，策马天涯，路边的风景也被我们花花绿绿的情绪一路感染，能挤出鲜绿的汁液来。多少年一闪，再次复习原来的线路，却只见这些斑斑点点的滥竽在两侧夹道的山林里，好好的一幅油画，被摧残地体无完肤。好在随着路向大山腹部的不断推进，家具厂房也跟着相继撤离了视线。

　　曲径探索到松林最深处，便是诗人L家的红房子，“遥望山颓然如积灰，而烟云杳蔼，在有无之间”，占尽了大自然的便宜。龙湫潭、拱桥、松树林、古屋、桃花、溪涧、独秀峰（原名鸡笼山，东坡当年酒后微醺之下改了名）。有关东坡先生来上垅村三寻隐士田辟不遇的传说像一架波音飞机每天在村子的屋顶上飞来飞去。不过据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压根就没法写诗，原因是周围的一草一木都太过熟悉，没法激活他的想象。二十多年了，足够把他原初的兴奋感给榨干了。尤其是当我们煞有介事地像两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参观故宫博物院似地对他家老房子里的天井呀稻谷机呀老钟呀木质长梯呀等等旧事物指指点点时，他更是表现得不动声色，只是颧骨与嘴角之间的皮肤因为微笑的缘故有一些缩紧的迹象，似乎在怀疑我和妻子的修辞与喟叹里是否含有夸张的成分。我觉得他就像是一枚牢牢织在旧旗袍上的纽扣，从未跳出来欣赏过这件衣裳线条的美。不过他倒是对旗袍的褶皱补丁等种种与现实环境剐蹭出的瘢痕如数家珍。比如龙湫潭的那两块夫妻石啦。原本那块峭立在山谷间的石头到了夜间便柔情四射互相亲吻对方，可是有一次被一个梦游至此的鳏夫瞧见了，石头含羞而泣，从此再未有人看见它们逾矩尺一步。再如抗战时期，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个老人闻声逃进了山里，藏在一座坟墓里睡了三天三夜才出来

　　此时我们已从诗人的家里出来，三个人如同野鬼孤魂，在山中慢慢游荡。当这一系列传说从L嘴里像模像样嘚吧出来时，我也忍不住发动想象，对东坡先生与田辟的故事进行了一次临场改编——假设我是公元1095年某日在山中砍柴的樵夫，此时正负荆背薪从山上亦步亦趋走下来，见一生人策马仗剑立于石桥上，眼神瞟来瞟去，极不淡定。遂上前询问，得知是大名鼎鼎的东坡先生，马上毕恭毕敬向他行了个礼。又问远道而来，有何贵干。答曰寻田辟。于是卸下柴薪，领着东坡到了田辟住的茅庐，只有夫人闻声出来，双脚跨于门槛，一前一后，认出眼前这位立于马旁一身宽袍的人是东坡，便直截了当地说，田辟相公远游去了，归期不定，您且回吧。但夫人想起田辟常常在茶前饭后提到当年的同僚东坡先生极有才气，于是灵机一闪想考一考他的应变能力。说，东坡先生，您看，我这是进门呢还是出门？东坡也毫不谦让，将一只脚立在马鞍下的铁踏上，反问：夫人，您看，在下是上马还是下马？

　　述毕，三人哈哈大笑。跫音回袅。不过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如果要给虚构的场景增添真实感，则务必将我们眼前能瞧见的那些电线杆呀玻璃罐呀烟盒呀之类能标示当下的事物统统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