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紫薇

　　中午和母亲打电话，没说几句就被喧闹的鞭炮声淹没。我这才知道她是在婚礼现场。是父亲同事的儿子结婚，我拼命回忆，仍旧完不成他从幼时春节领我上街拿摔炮吓我的邻家胖哥哥，到西装革履仪表堂堂的新郎官的转变。只好没话找话般问起婚礼为何是今天，母亲说：“今天腊月初八，又和公历碰头。要过年了自然要讨彩头。”

　　我听着那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一时恍然。

　　转眼又到年关。

　　年幼的时候，似乎还很盼望春节。

　　那时候的过年，意味着一年中最悠长时光的到来。喝掉腊月初八的那碗粥，我就正式开始了过年倒计时——虽然我每次都兴致勃勃地要努力找出粥里八种食物，却永远以失败告终。欢天喜地永远是过年的唯一主题。窗花是红色的，灯笼要扎成红彤彤的，连棉袄都要做成最俗气的大红对襟。这样的红红火火感染了每个人，沉浸在年关高涨甚至过度的好心情里，然后情绪饱满地投入到吓人的购物狂潮中去。去超市采购年货，大鱼大肉是必不可少的，水果瓜子糕点也一样不落，还没添购什么就满满当当装了一车，我却还是要塞上甜腻腻的徐福记糖果或者是旺仔大礼包才罢休，而不必忍受平日里母亲对饮食均衡的唠叨；大街上忽然冒出来了那么多人，小商贩们自发地聚在一起，专门向带孩子的兜售吆喝。我嘴里还噙着甜津津软乎乎的棉花糖，另一只手就要去抓那刚出炉还嗞嗞作响的金黄色栗子，然后心满意足地奔向下一个摊位，留母亲在身后去应付算账付钱的琐事。可惜走出去没多远，就会被突兀的爆炸声吓一个激灵。鞭炮是进入腊月就不曾停了的，和喧闹的“恭喜你发财”“财神到”之类的俗艳歌曲，一并当仁不让地构成过年主旋律。连新人都要来凑过年的热闹，腊月里的酒店预定早都爆满。偌大的充气门楹上挂着xx和xx百年好合的字样，新人穿着单薄并肩站在门口对长辈们微笑，新娘子还要塞一把喜糖在跟着的小朋友手里，眉眼间流露的甜蜜，简直要溢出水儿来。终于到了中午十二点，火红而热烈的鞭炮噼里啪啦绽放的刹那，大抵是最甜蜜的时刻。

　　腊月时多半还在上学，我人还在学校，心早已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捱过一日又一日，终于等到了放假，盼来了年三十。我们家是小户人家，亲戚间不常走动，到了春节才有机会实现一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团聚。除夕一大早我就要被父母唤醒，睡眼惺忪地走两条街去挤早班公交车，等到终于清醒的时候，汽车已经颠簸到了祖父所在的县城。走过几条尘土飞扬的马路，拐进几个羊肠胡同，穿过沤着菜叶子和稀泥的小径，才到达祖父的居所。那时祖父还住在条式楼，几幢破旧的青色建筑孤零零落在一个院子里，和屋后待开发的工地只隔了薄薄一堵砖头垒的围墙。屋里不大，分隔出几间有限的房间，厨房斑驳的墙皮上永远是泛黄的油渍，卧室的木头衣柜散发着年代久远的陈腐味道，客厅常年背阴只好开灯，却仍是晦暗。

　　除夕的忙碌只属于大人。厨房用来准备年夜饭，饺子是一定要吃的。一个人揉面团，切成长条揪成剂子擀成面皮，摊成巴掌大的圆在手心；另一个人在旁边，拿碧绿碧绿的韭菜拌上剁得粉碎的肉馅，轻轻一搅就渗出油来；集市买的猪肉，清晨抓的鲤鱼，不管什么都要先淋一遍油再说；客厅放一口锅煮贴春联的浆糊，远远望去全是白乎乎的黏稠，和着袅袅的一团蒸气；祖父讪讪地走来走去，却始终不能帮上忙，索性坐在摇椅上，戴上老花镜气定神闲地看报纸，偶尔瞥到哪里没有准备周全，就张嘴招呼一声，然后接着眯起眼睛研究时事。在这样忙碌的时刻，小孩子永远是担心添乱而被轰走的对象。母亲塞过来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就打发我们走，我只好漫无目的地跟着堂哥去外面转悠。扫荡一圈小卖部，我买零食他买炮，然后一路小跑着回来。我把薯片嚼得嘎嘣嘎嘣响，回到院里看到一楼拴着的土黄色大狗讨好般地冲我摇尾巴，总不忘丢几瓣给它，然后一本正经地和它说着话；表哥对我这般行为很是不屑，只顾着和年龄相仿的一帮男生围在一起拍画片，互相追逐着比赛扔摔炮。偶尔不小心触碰了谁家摩托车的警报开关，于是整个楼道都呜哇呜哇响个不停。

　　后来终于等到晚上的年夜饭。一家人围坐一起，几只碟子盛月牙形饺子，刚出锅还冒着热气；一只搪瓷碗里搁炸丸子，藕夹胡萝卜香菜一应俱全；一大条鲤鱼红烧了放在盘子里。动筷子之前说点什么是惯例，于是不沾酒精的祖父总要抿一点点酒，道几句祝福的话；然后大人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忙着回顾过去总结当下展望未来。东家长西家短。几杯下肚却逐渐转向怀旧，于是集体坐上时光隧道，回到十年前甚至更久，聊起家乡往事，兄弟姊妹间的当年情谊和年少时的青葱岁月，免不了感叹青春不再，陷入短暂的沉默中。时光荏苒，深情的往事与深情的话，心里都是冷冽明白的，只是不说出口。却在这样一个团聚的夜晚，轻而易举地调动平日里不便过问的情愫，才惊觉时光的迅疾，不动声色地就推搡着人往前走。

　　但我当时并不明白那些暗涌的情感。彼时我关心的，是有没有吃到带硬币的饺子，能不能多喝一杯碳酸饮料；没吃几口就要奔去电视旁边，和表哥争抢最舒服的沙发座位，等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鹦鹉学舌地模仿着小品里的俏皮话，哈哈地互相笑起来。赵本山出场的时候早已是噪声的海洋，音量开到最大仍被淹没在窗外混乱的鞭炮声中。零点钟声响起的时候，我总是飞快奔去阳台，看父亲放一挂大红色鞭炮，在噼里啪啦声中肆无忌惮地尖叫，止不住的兴奋。红色碎屑落了一地，长辈们如释重负，贺过“新年快乐”之后就陆陆续续回房休息。我和堂哥却依旧精神抖擞，一定要等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唱完、演职员名单滚动结束，还要换个台看重播，在重复的笑料和稀疏的鞭炮声中慢慢睡去。

　　大年初一起了个大早，穿上簇新簇新的衣服去祖父的屋里拜年，毕恭毕敬道一句“爷爷新年快乐”，心里却惦念着压岁钱。初二是一定要回外祖父母家的，所以仍旧要早起去赶车。之后的几天，主题便是走亲访友，大人们忙着聊天喝酒，小孩子们忙着玩闹打架，穿插着不足的睡眠和油腻的饮食，走马观花一般，日子过的不同又相同。

　　过了初七，父母都恢复上班，我也终于想起那被抛到九霄云外的寒假作业。大概是为了调动兴趣，大32开本美名曰“寒假乐园”，我却疑心是自己道行太浅，以致体会不到乐园中的快乐，只有写不完的悲愤与哀愁。

　　等到看过在元宵夜的烟火和花灯，叫做春节的这场大戏，才终于拉上了帷幕。它走的未免急了些，结束的也太突兀，以至于我回想起来时，除了撕下的日历，再找不到任何存在过的证据，甚至让人怀疑是一场幻觉。

　　幻觉又何止于此。

　　十年间，我不断地出走，不断地远行，以故土为起点，一步步远走高飞，试图以这样决绝的方式来成长蜕变。长时间外地求学，我一直坚信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却发现这样一个包容的城市里寻不到一碗甜豆腐脑，炎炎夏日买不来一份最简单的绿豆凉粉。我皱着眉头喝下一杯豆汁，胃里翻江倒海之后，却是止不住的惶惑。来到帝都的第四个年头，我抱着飞蛾扑火的勇气以为融入了这里，不曾想一个人站在车水马龙的立交桥上时，轻而易举地暴露出我内心的脆弱。

　　我走了这么远，才终于想起回头寻找故土的庇佑，却向旧时光讨不到一丝温暖。我所在的小城早已高楼万座，从前常去的超市换了老板改了装潢，曾经的小街因为“有碍市容”而陷入长久的整顿中。祖父经历了一场大病又痊愈如初，其间又搬了家换了房子，从此再没回过旧住处，我只在报纸上读到它被房地产开发商购买重建的消息。除夕仍年年回去，往返的公交车却已停运，好在我们乘买车之便也不用再受早起赶公交之苦。年夜饭还是要做，但几年下来口味都变得清淡，过油的食材渐渐减少，却还是要剩下。我所有关于幼时过年的记忆就此切断，很难说是生活没有变好，或者青春真的不再。生活的变化未免太具体了，具体到我无处告别，也无从告别。

　　就连和我分享过年记忆的堂哥，也逐渐模糊成血缘关系的符号。他后来成绩并不好，念了极为普通的大专后就去工作。我沉浸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喜悦之时，他在为找一家实习单位四处奔波；我还在象牙塔为未完成的作业和复习不完的期末考试而头疼不已，他却因为工作的繁忙和路费的昂贵被迫接受异地过年；我在学校大手大脚花钱的时候，他已经在盘算着如何节衣缩食才能寄一笔钱回家。我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去年春节，我们寒暄招呼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只好尴尬地盯着电视机里的节目。他不过大我一岁，彼此却遥远得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我也不那么盼望着新年的到来，甚至都不再喜欢以时间为限，期许自己有怎样的变化。过年渐渐和一年中大部分的时光一样，成为雷同的日子重叠在一起的冗长片段。新年许下愿望时也不再热忱。大年三十的十一点五十九分的自己，和正月初一的零点零一分的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别。一年又一年，就那么仓促而过了。

　　我终于到了伤春悲秋的年纪，明白了多年前的除夕夜里短暂沉默后的暗涌。待我站在岁月的高处，重新凝视自己的背影时，才意识到，我已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流亡者。

　　而面对现实的残酷，我能做的居然也仅仅是怀念。

　　唯一记得的，是几年前。彼时正是落雪天，深夜里远处的田野上灯火几盏，在簌簌雪花里看不真切。只剩下汽车雾灯的憧憧光影，守着收音机里的沉沉暗夜。恍惚间，母亲唤我乳名。我在充满新年气氛的硫磺味中醒来，正迎上外面一朵巨大的烟花腾起又落下，伸出手想去捕捉那些斑斓的碎片，却只触碰到冰凉的窗沿。就在那么一瞬间，明白了“人生如寄”的含义。

　　既然时光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