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君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00070)

　　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蜕变
——林道静与王琦瑶之比较

　　杨晓君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00070)

　　林道静和王琦瑶属于不同时代下的文学产物，但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比较点。从时代与主体的关系看，林道静的成长体现了女性在革命文化语境下从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这一成长过程体现了她在意识形态下的“蝶化”过程；王琦瑶则体现了上海都市消费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体的悲剧性生成，她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失意的“宠儿”。从符号学角度看，林道静和王琦瑶仅仅是时代文化下空洞的能指符号，她们的女性人生取向的成形以及显在或潜在的女性命运都体现了女性对时代的归属性。从林道静到王琦瑶的形象历程，对于认识女性和时代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林道静；王琦瑶；时代文化；女性

　　《青春之歌》和《长恨歌》分别是十七年文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的代表性作品。《青春之歌》呈现了林道静在革命文化语境下作为小资产阶级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在上海都市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无法摆脱被男性消费的悲剧性命运。从林道静和王琦瑶来看，女性的生命个体形式是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林道静和王琦瑶分别是革命文化语境和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时代文化产物。她们作为文学形象揭示了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即时代文化语境与女性生命个体成长的关系。女性，与其说是生理性别意义的，不如说是社会意义的。林道静和王琦瑶两个文学形象，携带着诸多历史文化的意义符码，揭示着主体文化的生成性。将小说文本中的主人公与整个时代文化语境相结合，才能准确理解文本所传达出的文化内涵，才能深刻剖析和理解主人公的行为选择。

1 林道静：意识形态色彩下的“蝶化”

林道静是革命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产物。她的政治实用主义文化选择下的爱情追求和外在形象的蜕变体现了她在意识形态下的“蝶化”过程。

　　在政治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林道静先后经历了不同的爱情选择。首先是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浪漫的五四式的爱情。其次是林道静和卢嘉川之间浪漫的革命式的爱情。最后是林道静和江华之间实在的同志之爱。江华是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英雄，既有很高的革命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最终林道静接纳了他。可以说，林道静的爱情基本上是在政治实用主义层面上展开的。追求爱情的过程即意味着追随革命的过程。林道静的爱情与革命是亦步亦趋的。爱情被工具化，它作为能指符号，早已脱离通常意义上的所指内涵。可见，爱情上的成功即意味着追随革命的成功。林道静最终实现了个人爱情的政治实用主义的蜕变。

　　而林道静的成长是一个女性外在形象的蜕变过程。林道静在《青春之歌》中首次出场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可见，她是个美丽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但是作者绝不会让林道静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这一形象上。通过接受党的教育，经受各种艰苦的磨练，“林道静已经大变了——虽然依旧闪耀着青春的光彩，但她那坚定的步子，低沉的声音，带着坚毅的眼神。”这是一个激情的、革命的林道静。可见，社会潜在的文化权力与资本改变了女性身体的自主性。革命的政治文化语境对女性自身的外在形象构成了无形的“虐杀”。林道静这一女性形象也趋于标签化和提纯化。

　　总之，林道静的蜕变揭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在革命文化语境中不断牺牲自我，对国家意识形态屈服的悲剧性命运。在小说中，中国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的艰苦历史，逐渐实现了革命的胜利；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个体生命的林道静接受时代潮流的召唤，经历了由小资产阶级女性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林道静顺应了革命文化语境发展的历史洪流，实现了意识形态色彩下的“蝶化”。

2 王琦瑶：消费时代失意的“宠儿”

王琦瑶是都市消费文化语境作用下的产物。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洋场实用主义文化下的爱情选择和精致的日常生活的刻意追求等使她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失意的“宠儿”。

　　王琦瑶的爱情选择受到洋场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她企图利用自己的美貌在爱情面前获得生活的实惠，却被男性当做消费品，成为别人生活的“边角料”。王琦瑶和李主任之间的“爱情”是女性情色与男性权力的交易。由于李主任的罹难，王琦瑶从过去抢手的“沪上淑媛”沦落为在弄堂生活的“年轻的寡妇”。按照世俗的观点，她贬值了。王琦瑶又结识了上一代的遗民康明逊。但对康明逊来说，“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终究是个泡影。”康明逊想要的不过是尽在眼前的快乐而已。王琦瑶最终并未如愿地成为康家的一份子。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怀旧热潮成就了王琦瑶和老克腊“老妇少夫”式的爱情。但王琦瑶只不过是老克腊怀旧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王琦瑶的爱情历程基本上是在洋场实用主义文化层面展开的。追求爱情即意味着追求生活的实惠。但王琦瑶在追求生活实惠的过程中，却被男性当做了可供消费的物。在洋场实用主义文化的作用下，王琦瑶最终沦为爱情面前失意的“宠儿”。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王琦瑶精致的日常生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上海的虚荣和浮华。首先表现在王琦瑶日常生活使用的器具上。这些器具是精致的，象征着王琦瑶过去的风光。其次是组织小沙龙。在平安里生活的王琦瑶和她的朋友们用心地打麻将、喝下午茶。再次还表现在她吃的精致和花样翻新上。最后体现在王琦瑶的服饰上。她要求缝制衣服“一个针脚不许错”。事实上，“上海马路上的虚荣和浮华”，在王琦瑶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家。“王琦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可见，王琦瑶精致的日常生活就是上海消费生活的缩影。男人被这缩影所吸引。在这缩影里，他们想象着一个被称作“沪上淑媛”的女人以及过去上海的奢华和喧嚣。

　　总之，王琦瑶的命运揭示了一个女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不断陨落的悲剧性命运。在小说中，上海经历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历史，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上海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跨入消费文化时代；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个体生命的王琦瑶却经历了由年轻美丽到年老色衰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她逐渐丧失了作为消费品的价值性。于是，在王琦瑶的生命和都市消费文化语境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而且两者之间日久弥深。

3 女性：时代文化下空洞的能指符号

从林道静和王琦瑶可以看出，女性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女性实体，她们是时代文化下空洞的能指符号。

　　作为不同时代的女性，林道静和王琦瑶的成长历程都包含着她们对命运选择的被动性，折射出时代文化对女性主体性的塑形。革命文化语境造就了介入主流的革命之路的林道静。巴拉达特在《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中指出政治现代系统具有鼓动性，“它们都热衷于令其国民共同实现国家的目标而努力”[2]。可以说，在政治鼓动下，林道静的成长历程就是新型的“历史主体”被建构的过程。经过爱情、形象上的一系列蜕变，林道静的女性主体意识被“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完全取代。面对只打算包养她的李主任和贫寒却真心爱她的程先生，王琦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李主任。在之后的人生中，无论是与康明逊不明不白的恋爱还是与老克腊不无荒唐的恋爱，亦或是她精致的日常生活，王琦瑶身上都被打上了一层虚荣和浮华的色彩。这层虚荣和浮华正是消费文化对王琦瑶成长深入骨髓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两个女性形象，在几乎是共同的人生起点上，选择了完全对立的成长模式。可见，女性的成长历程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实被组织、被标明、被体验的方式。

　　无论林道静还是王琦瑶，其结局都是时代文化规训的结果。在革命文化语境中，林道静紧跟党和革命的历史步伐，成为政治时代的“属民-主体”。在革命后期，林道静接受党的教育，经受各种痛苦的考验，最终成为一名政治上日益成熟、稳重、坚强的革命战士。可以说，林道静呈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党和国家的象征物。与革命“成就”了林道静相比，在消费社会，年老色衰的王琦瑶已经跟不上消费时代的历史步伐，成为消费时代的废弃物。齐格蒙特·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中提出“人类废品”的概念，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很多人群被排斥在社会发展之外而被沦为“废弃物”，如难民、没有消费能力的公民等。同样，对业已迟暮的王琦瑶来说，她就是当代上海消费文化中的废弃物。她不再有光滑美丽的面孔和曼妙婀娜的身材，因而无法激发男性的消费欲望。尽管她依然讲究美丽和生活的细致，但她永远无法挽回业已沦落的命运。因而，消费文化对王琦瑶的作用是拒绝，而不是接纳。这使她无法融入消费文化的逻辑之中。如果说革命文化语境对林道静的塑形是吸引与拉近的话，那么消费文化对王琦瑶的塑形就是排斥与推远。这种消费文化的拒绝与王琦瑶消费资本的缺失必然使王琦瑶缺乏社会合理性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并使其作为上海怀旧文化的象征物一步步被“消费”了。

　　总之，就时代文化与女性个体的关系看，林道静和王琦瑶呈现出完全对立的关系。但实质上，她们在时代中生成，又都失落于时代。林道静和王琦瑶，一个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物，一个成了上海怀旧文化的象征物。女性成了时代文化下一种特殊的生命符号。女性的主体性仍旧不可企及。

　　[1] [美]利昂·P·巴拉达特著.张慧芝,张露璐译.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3.

　　杨晓君(1989—)，女，汉族，山东德州人，西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方向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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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5832(2016)02-0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