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纳博科夫在中国读者那里有很好的人缘。他的小说善于制造迷宫，精神在多维的空间里盘旋，每每有惊异之思飘来。我读其作品，惊讶之余，曾对其身世发生过兴趣，但资料的来源很有限，终不得其解。看他的书，感叹于思想的幽深和形式的别致，笔触里有我们灵魂里没有的所在，作为生活的叛徒，他触及了上帝的神经。

　　近日读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以下简称《字母》），写纳博科夫笔下的文字游戏，颇多感慨。不仅仅牵连出“二战”前后的知识分子左转的历史，也对右翼文人的话语空间进行了一次探秘。许多陌生的词语，在重新注解着远去的历史。关于纳博科夫的精神，终于有了另一种描述。

　　六年前，我去纽约参加鲁迅的研讨会，与刘禾教授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喜欢鲁迅，我们的差异明显。那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及左翼思潮的判断的出发点有别。读到她《字母》，才知道远在纽约的刘禾何以对西方左派文化敏感。这是另一种语境里的沉思，有中国大陆没有的经验。这本书看似对纳博科夫文本之谜的读解，但却是回答二十世纪西方读书人向左转的许多疑问。

　　这本书围绕纳博科夫，写了许多远离祖国的知识分子的选择。逃离革命、赞美革命以及隔膜于故土和西方的知识人演奏了一曲合唱。我们从林林总总的文人那里，读出精神之痛。当俄国革命成功之后，纳博科夫选择了逃离，而他的远走高飞，带来的是文化断裂的疼痛。刘禾以北岛的经历印证了那疼痛的相近性。西方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纳博科夫与北岛都遇到了一个旧语境所无法解析的存在。从纳博科夫的经历里，我们读出西方文化里的悖论。寻找自由的出走者，面对着新的困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的剑桥大学拥有如此之多的左派的原因。而反对激进的文人，不得不以另一种批判的眼光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剑桥大学在徐志摩的笔下仿佛世外桃源，他的诗句的背后却是隔膜者的幻觉，剑桥的思想交锋被遗漏了。这里有两件事情让我惊讶。一是许多科学家是左派人士，他们支持新俄的选择，热情超出我们的想象；二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奥威尔，原来在激烈交锋的文坛出卖过许多朋友。《字母》介绍了其中的细节，阅读它，给了我许多的惊异，那惊异之后，困惑也接踵而来。

　　刘禾的作品所关心的人与事是被许多词语所遮蔽的。右派如何变为左派，左派又如何右转，都是一个个传奇般的存在。《字母》不仅仅有欧美知识分子的行踪，也牵连了许多中国读书人。我注意到她对萧乾与奥威尔的描写，其实也有自我的拷问。战争期间，英国对媒体的管制是隐形的，印度独立前的英国传媒，对自己的殖民地的态度在媒体里有特别的表现，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帝国的自私一看即明。而像一些右派的著作，后来是经由谍报部门的插手，才得以销量增加的。在我们看似寻常的文学读本，刘禾都揪住了背后的绳索，告诉我们不知道的存在。西方知识界的复杂性，在这里得以诡秘方式呈现。而中国读书人并非人人看清此事。那时候去欧洲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叙述是颇为不同的，徐志摩的诗意的表达好像是乌托邦之语，萧乾则写出一个血腥的存在。刘禾意味深长地问道：“为什么萧乾的眼睛看得那么多？徐志摩眼睛看到的那么少？”

　　这个追问，其实触及左右形成的原因之一。我们由此对中国的知识群落的分化可以有大致的了解。就学院派的文人而言，有书斋气的，他们并不了解政治，而是以学理为之；有的则在政治的漩涡，依傍在某种势力的周围，思想就有功利世界里的东西。而左翼作家也颇为复杂，鲁迅的左转和周扬不同，郁达夫加入左联，动机就别于茅盾等人。这是事物的复杂性。我们谈论左翼与右翼，亦不可以简单话语为之。

　　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渐渐形成对立的两种类型。但细细察看，却左右交织，灰白难辨。多年前，我在梳理京派文人传统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自由主义色调浓厚的作家，后来竟然左转。这并非外力的强制，而是内心的自愿。比如萧乾，他由沈从文的小兄弟，变为鲁迅的推崇者，生命的经历里有复杂的体验。但要说清深层的问题，不能不涉及那一代人面临的诸多困境。而在突围这些困境的时候，立场的问题自然发生了。

　　萧乾早年受益于京派文学的熏陶，后来到欧洲战场采访，经历了血与火，对人生自然有特别的体验。刘禾注意到他的行为，从国际语境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倒是让我们打开了窗户，瞭望到以往未曾体察的生活。他在剑桥大学的空间里所发现的人与事，都是在单一语境里所不可解的存在。较之于徐志摩对剑桥文化的感受，萧乾更有彻骨的体味。他视野里的欧洲，内在的矛盾驱走了田园里的静谧之气。徐志摩式的优雅被悲怆之音代替了。

　　纳博科夫就是这样陷于理不清的、混杂的时空里。东西方读书人也卷入思想的风暴中。刘禾眼里的纳博科夫，有另类的困顿，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悠然自得。他外逃到西方，却不喜欢西方。比如对巴黎的描述，按照刘禾的解释，是消极的，没有亮色。有趣的是他在法国用英文写作，并不认同于那个世界的表达。刘禾将此描述为“再次与自己周围的语言拉开距离”。纳博科夫厌倦法国巴黎，一定有难言之隐。那是只有经历了苦楚的人才有的感受。刘禾的叙述里不乏自我剖析，她说：“纳博科夫的巴黎总是灰色的，这和我自己的印象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我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眼睛里看到的更多是文学和书本里的巴黎幻想。”这段表达可以延伸出另一种意味，反躬自问，我们对欧美文人的著作的想象，是否也带着文本里的幻想？而《字母》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幻想的一种颠覆。

　　一般人的理解，纳博科夫无疑是一个右倾的文人。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已经说明了这一切。但他的对话里，有时不能消失的是那些左倾的知识分子。刘禾有意把左翼的艺术家与纳博科夫的关系作为一种对比，以对话、纠缠的方式为之，扩大了思考的空间。纳博科夫笔下神秘的人物奈斯毕特，是小说家虚拟的对话者。但这背后却有一个人物原型。刘禾追踪着这神奇的人物，像一个侦探，从表层进入隐秘之所，其间牵连的故事，恰恰是历史的另一种敞开方式。

　　我们知道，刘禾是研究比较文学的教授，其著作对历史有强烈的观念性的表述。但这一本书里，小说的意味浓厚，体验淹没了概念，现场的还原使我们以往相信概念的人现出尴尬。作者打捞出许多人物的场景和细节，我们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便不再以简单的眼光视之。在“二战”前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牵连政治的，因为思想的表达只有穿越意识形态的障碍，才能够抵达彼岸。纳博科夫厌恶新俄，可是西方的左派却告诉他新俄的价值之一是对世界矛盾的舒缓。那个与他不断争论的奈斯毕特，多少影响了其写作的走向。其小说的丰富性与自己的遭遇不无关系。

　　把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放置在陌生的、左右翼均在的话语场里加以审视，所得的结论超出我们的意料。刘禾表面在勾勒纳博科夫文本里的细节，其实是对一个时代隐秘的寻觅。而那个隐秘恰是，左翼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纳博科夫能够离开政治么？而政治注定是一部分精神丧失的对抗。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悲剧？新俄的存在为什么受到大批科学家与学者的欢迎？纳博科夫的经验是个人化的还是有代表性的？就思想的意义而言，这些讨论我们还做得不够。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选择，只有结论而没有精神体验的还原，大约会不得要领。

　　对于纳博科夫，人们的看法不一，刘禾的写作不得不面对这些。作者讨论流亡者的立场时，看到了一种常人无法解析的错位，这恰是引人思考的所在。作者写道：

　　纳博科夫当一个“异类”，这是他的宿命。……宁可孤芳自赏，也绝不依附权势，这是纳博科夫的姿态，也是他坚持了一生的异类姿态。他这样做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结果所有的权势都不买他的账。这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凡是有权有势的文学机构，都拒绝给他发奖，尽管纳博科夫的读者和粉丝可能比谁都多，遍及全世界。

　　这是真正的“在而不属于”。当纳博科夫在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贵族”来为其定义。但到了英国、法国、美国，似乎就复杂了。他对于存在的非正义性的理解比谁都敏感。以他的眼光，西方的所谓知识分子，也有不堪一击的脆弱。但他们的智慧也刺激了自己，他在书中与左派人士奈斯毕特的争吵，都有回应里的自问和疑惑中的寻觅，或者说，是在新的不自由里寻找自由。

　　一个既成的认知模块在这里崩解了。不同的知识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理解。刘禾的角度则另有用意。她倒是从纳博科夫那里，反衬出左翼文学的力量。纳博科夫没变为西方的所谓右翼之徒，真的令人深思。他是一个流亡者，但不喜欢以简单的艺术图像解释政治，在他对奥威尔的比喻中，讥讽之意一看即明。这是审美的要求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使然，都值得探究。这里或许涉及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元素。流亡而无归属之苦，才催生了诸多骇世的文本。他的高远之气，岂是浅薄的左派和右派能够理解？

　　不过，不知为何，有一些片段没有进入《字母》的视野，也许作者有意省略了它们。纳博科夫在域外流亡的时候，对于故国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他在美国、法国的写作一直拒绝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传统靠拢，而是另起炉灶拓出自己的路径。《天赋》一书对于俄罗斯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回望，保持了一种批判姿态和距离感。他对普希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同的态度，看出其故国情怀的另类的立场。他的有价值的地方，是延伸在此领域里的。

　　历史常常掩藏在话语的云烟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飘忽不定的影子。就我自己而言，那影子给了我们什么，它为何给我们带来苦梦，这是一种疑问。而刘禾所思的，乃历史何以如此，形成的因由何在？比如对于左翼问题，我常常思考的是那传统变异后对人的伤害以及对一个时代的伤害。而刘禾作品则解释，知识分子的左转何以出现，为什么会是它而不是别的？这是两种不同思维。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现代文化时的不同看法，可能也缘于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在大陆封闭环境成长的我们，看不见欧美当年的思想风云激荡的历程，而长期在美国的刘禾，大约也难以置身于大陆失调的文化从而获得另类感受。我们都看到了自己体验到的东西，没有意识到未经历的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纳博科夫给后人提供了对话的空间。而要达成一致，恐怕也未必那么容易。

　　由纳博科夫引起的话题，不仅仅是“二战”前后知识人的生存问题，其审美的意识里超常规的诘问带来的诗意之美，也可以打量再三。纳博科夫的诗学意识里的清浊、明暗，是生活隐曲之迹的另类表达。我常常想，纳博科夫的作品，不以平常之笔为之，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身份的尴尬，就不能再以传统的逻辑面对存在，必须考虑词语不能覆盖的盲区。《洛丽塔》、《微弱的火》、《普宁》，都在真幻间游动、移步，仿佛一个魔术师的表演，而一切又那么真实。我觉得他的非凡之处不是回到自己的过去，而是在欧美的生活里开始新的起步，对一切奴役的、变态的生活的解释。那闪烁其词的、流动的精神之火，也照亮了他自己生命的暗区，自嘲和拷问，癫狂与宁静，都指示了存在的荒诞。

　　或许，审视流亡知识分子的价值，可能扯断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单一性的认知逻辑。纳博科夫的书写意味深长，从《洛丽塔》到《微弱的火》，他对西方知识阶层的讽刺，可能回应其逃离祖国的另一种原因。他在超越疆域的领域，写了存在的尴尬。例如《黑暗中的笑声》写德国人的生活，寻找幸福者，却进入悲剧之所。小说看似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却有着“道德的歧途”的谶语。人选择了什么，就可能成为选择的对象的奴隶。纳博科夫的域外体验，已经消解了早先的理念。这也恰是他在另一部作品里设置的论辩对手奈斯毕特的精神元素之一。只不过有着俄国革命记忆的纳博科夫，不愿意直说而已。

　　学者一旦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被学院派压抑的情思便汩汩流出。《字母》因为具有浓厚的小说元素，绽出了作者意想不到的新枝，无意中也消解了其某些立场。阅读纳博科夫那一代的历史，看他们撕裂自我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自己还有无穷的未知之所。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可能改写我们的认识。但那认识的建立，与生命的体验有关，未曾经验过的存在，没有温度。小说家以天才的、超常规的思维，颠覆了既成的概念，这恰是被后人不断阐释的原因。二十世纪离我们不远，但许多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自由主义留下了诸多现象之谜。破译它们，不仅仅是愿意与否的问题，也是诚意有无的问题。那些暗藏在词语背后的存在，可能会丰富我们以往的观念。回到历史的现场，重新对话，显得异常重要。在今天知识界争吵多于对话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遗漏了世间的另一面。

　　（《六个字母的解法》，刘禾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