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茜

　　听说，爷爷奶奶在邮电街安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集贸市场买回几个大坛子。第二件大事，就是紧锣密鼓地酿黄酒。

　　那是1976年的深秋。

　　十堰市外贸局家属院的二楼，夜色昏暗，铁皮炉子里的火还没有通红。爷爷奶奶就忙着在大桶里铺满糯米。甘美啊、芬芳啊，他们快乐得差点要唱起歌来。

　　郧县人家家都会酿酒。早年住在城关镇的时候，爷爷奶奶拿木桶酿酒，存放得越久，香味越醇正。记忆里，那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了。大人们从来都无畏辛苦，弯着腰在大木桶前忙来忙去。把糯米蒸熟，有时还可以撒一些糯粟米、玉米进去。一件历时半个月的工程，值得老百姓四季都浸渍在热情的忙碌中。

　　夏天晾冷拌曲，冬天趁热拌曲，总之曲块是关键。可这难不倒家庭妇女，制作黄酒曲的主要原料是全麦面，或者麸皮及花色草。道理都懂，可酒曲的制作过程偏偏难倒了奶奶。我爸从来没有见过奶奶做酒曲子，大概是因为懒吧，她直接从刘洞老家抓一些酒曲带回来，对外宣称这是一套祖辈相传的独特技艺。

　　奶奶个头小，性格乐观豁达。每当爷爷在前面咋咋呼呼的时候，奶奶就跳起来，迅速站队。两人集中了烈性和醇厚的成分，一高一矮，无论如何都要双剑合璧。

　　懒归懒，总算是参与了劳动的。

　　要做好郧县黄酒，倒是相当讲究的，连爷爷这个粗枝大叶的人都要耐下性子做。酒曲子的量刚刚好，糯米的比例刚刚好。得精工细作，将砖曲砸碎，放入净水中浸泡数小时，过滤后用曲水拌料，这时再倒入木桶里，封口。半月后打开，酒香四溢。

　　大概是因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所以这一桶桶黄酒，是没有儿子们的份儿的。当然，酣饮固然畅快，但是后劲毕竟大。他们都未成年，耍起酒疯来可得了啊。儿子们是他们的假想敌。

　　有时候酒曲子暂时没有，中间就有那么一段短短的空档期。等酒喝的日子不那么好熬，前面一段都是黑暗，嚼什么都没有气力，好像断了源头。

　　没有办法顺流而下，因为酿酒的整个过程需要十几天的时间，他们心甘情愿地一桶接一桶地酿，没完没了的遡流。黯然的糯米，一旦和酒曲反应，就熠熠生辉。楼道里总弥漫着黄酒的浓郁醇烈;整个屋子更像酒鬼的家，木桶以绝对性数量取胜……生活真是又辛苦又有力量，在等待的半个月里，他们时不时弯着腰，撅着屁股跑到木桶前嗅一嗅，百体通泰，恨不得跳进去痛饮。这寻常往复的动作，在我爸眼里成了特写。他总在嘲笑他们一副酒鬼模样。

　　那是缓慢的日子……

　　好在多年后，爷爷奶奶如愿以偿，闻着黄酒味长大的儿子们，一个爱喝啤酒，一个爱喝白酒。总之，没有人太惦记黄酒。

　　可是又过了很多年，我爸和我小叔又破戒喝起了黄酒。郧县黄酒、房县黄酒，提起哪壶喝哪壶。倒不是因为黄酒变了口味，而是奶奶再也找不到对饮对酌的人了。家庭聚会上那一大碗一大碗黄酒，觥筹交错。也许酒曲子失去了某种神秘的世袭后，口感早已丧失了醇正。但却给予了这个大家庭绵绵的力量，陪奶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干枯的季节。

　　日子平常了。

　　1979年的夏天，我爸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女朋友要到家里拜访。那是从大武汉来的姑娘，第一次登门见未来的公婆。爷爷奶奶眼里全是星辰，又焦灼不安，连夜开始准备起来。

　　准备什么呢？除了几盘奢侈的肉，当然还有郧县黄酒。能够用自酿的黄酒招待客人的，是酝酿了顶级的欢喜。它们比星空还要璀璨绚丽啊。满屋子的酒坛，数量超过了家具，这就是确凿的证据。热情引导着他们，让他们一时间想不到，武汉姑娘是喝米酒长大的，瘦弱得令人担心，哪里经受得住黄酒的甘烈和劲道。

　　餐桌边的言谈里，武汉姑娘听不懂郧县话，连猜带蒙，在一浪赛过一浪的声响里，扎扎实实地喝下了一碗满斟的黄酒。她为此也付出了代价，整整晕眩了好几天。

　　奶奶才不承认：“嘿！米酒有个啥子喝头，这可比房县黄酒好喝，劲足！”

　　劝酒成了奶奶的执念。她毫无隔阂，坚持不懈地改造我妈：“我们郧县人就是喝黄酒长大的，一顿不喝就心慌。”改造令她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鄂西北小城，高耸的山群，汽车制造厂的城市。大山里的火车站台，光芒交织;拥塞的进山道路上，总有一批批外地人奔走和留下。而喝米酒卻是武汉姑娘思念家乡的安慰，她无法克服。她被十堰各地的方言包围着，穿过层层面孔和嘴巴，每天都生活在缥缈的失落和迷茫中。

　　十堰人钟情黄酒，郧县、房县出产的都爱。黄酒香气甘醇梅酸，混杂在饮酒人的未来里，望梅止渴一样。爷爷奶奶的人生里，掺杂了太多难以消化的无助，如果能一解百忧，就甘愿上瘾。这是琼浆美酒啊，日子在酒香里徐徐绽放，像点亮一盏通透的琉璃灯，从黎明驶向白昼。

　　就这样，在汉江的上游逆流而上，一碗碗黄酒举起和放下，几十年的温情脉脉。武汉姑娘就是我妈，我妈终于习惯了黄酒，她被大山的遒劲和韧性融化了。

　　绵绵不绝的酒香，从郧县县城涌进了邮电街。人们热爱稳定的生活，不会厌倦。入居便有舒适的酒香，家的意味更加浓重。

　　外贸局家属楼的邻居们，也不是个个都矜持的。刚搬过去没多久，就有邻居兴冲冲地敲门拜访。“嘿，这酒咋这么香咧？我上楼都闻到了。”

　　爷爷忙把儿子们赶回屋子，又从厨房拿出大碗，嘴里高兴地嚷嚷：“来、来！喝点，喝点。”

　　能不高兴吗？爷爷家的黄酒总是很新鲜纯烈，以酒会邻居，朴实无华，把感情藏进酒里。已经来了好几拨邻居了，新家的大酒坛子高贵锃亮，酒香外溢，装满了一肚子新生活的希望。最重要的是，老王家的酒最好喝，这事估计早就传开了。这是极其有价值的，想想就让人感慨。

　　好吧，溢散的酒香压不住，总不能天天关着窗户严防死守吧。不知不觉间，总有邻居来喝酒。外面明明买得到的酒，偏偏要来蹭酒喝。“不知不觉”这四个字，是后来才惊觉的，家里米饭消耗巨大。大家喝着喝着就坐了下来，自然而然地拿起了筷子。简陋点没关系，夹点花生米、夹点酸菜，再来一碗白米饭，一顿饭就解决了。无穷的热情，一点都不萧条，这才是新生活。

　　九十年代，爷爷把家又搬到了老虎沟。我最初的记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长长的一条路，上学和放学，我被爷爷牵着手走。我从来没有记住那条路积云般的云层，也从来没有记住秋日天际金橙色的夕阳，却记住了外贸局有个坏人叫某某某。——瞧，连我都记住了。这个读音模糊的名字总跳跃在与酒有关的话题里，像小學生作文里描述的坏人一样，某某某不是什么好人。讲坏话，瞎捣乱，搞破坏。他是个小官，紧绷着脸，不善言笑，背地里布局阴谋诡计。

　　有时爷爷奶奶正在家嘀咕这个人，他就恰好来串门，不为别的，就是寻觅那口酒。

　　进门是自来熟的老同事模样，找点话题，片言只语间就踱着方步到了酒坛子边上。他一瞧，黄酒在坛子里不慌不忙地酝酿着，就满脸笑容。四平八稳地走到餐桌边，拉把椅子坐下，大碗端起，生活充满了该吟唱的颂歌。该大笑的时候一起大笑，该叹气的时候一起叹气;一唱一和之间，一碗酒就充实地下肚了。当然，一定是要再讨一双筷子夹花生米的。一颗一颗油亮的香炸花生米，赶着脆点吃最好，咯嘣咯嘣嚼着，加上一口一口的白米饭，旧仇旧恨就那么囫囵下肚了。

　　放下大碗，一顿饭差不多解决了一半。他站起身，一抹嘴，头也不回就告辞了。门关上没一会，就传来他吹出的小曲儿，欢快跳跃的，看来心情是极好的。也许一碗馋人的黄酒让他无法招架得了，暂时放弃了自尊，又变成了有志之人。

　　爷爷不做声，继续嚼着花生米。奶奶去厨房端出菜来，清炒大白菜、萝卜片炒五花肉和酸菜炒粉条。我们三人吃着吃着，奶奶忍不住了：“嘿！乖乖的，这家伙回去还是会说我们的坏话。”爷爷听了闷闷不乐。

　　两人沉默一会，又嘿嘿对笑起来。我不解，他们竟然满脸释放出红润的光芒。值得啊值得啊！这一坛坛的黄酒，教会他们热情奔放，让没有味道的人生大放异彩。

　　爷爷奶奶一年四季都喝黄酒，这种生活充实丰满，可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酒鬼。无论是明亮的中午，还是薄暮的时分，两人都会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坛子边，弯着腰打酒。一人一大碗，郑重地端到餐桌上，像盛饭一样自然不过。不是咕噜咕噜一口气下肚的，一定得佐伴着花生米才感觉是喝酒的样子。酒香爱抚着，两人静静地围在一起，大碗里的黄酒色泽明亮，闻起来醇香可口。我馋得很，跑到酒坛子边去闻。奶奶想拉过我，爷爷拿筷子蘸了一点黄酒，让我嘬一嘬。我张开嘴，啊！又酸又苦，我五官都要扭曲了，眼泪挤了出来。爷爷借着酒劲兴高采烈。

　　边看电视边喝酒，酒快要喝完了，更要小口小口地嘬。爷爷夹花生米时，忽然手一抖，掉了一颗。他赶紧起身，好像奔跑在麦地里，追着在地上滚动的花生米。捡起来吹了吹，又丢进嘴里，嘟囔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爷爷奶奶也不是永远锦瑟和弦的，他们偶尔也吵架，不知谁惹谁心烦了。爷爷垮着脸，眼袋外鼓着，声嘶力竭地暴怒。奶奶腰板子一挺，装腔作势地迎战。

　　吵架后，就是无声无息的冷战。我和奶奶说话，她就坐在床边上抹眼泪。爷爷埋着头扫地、拖地、做饭，就是不搭腔。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冷战还在坚持。奶奶看没有人理她，擦干眼泪，径直到酒坛子边，舀了一碗酒，端到桌子上，摆在自己跟前，假装看不见爷爷已经伸出来要接碗的手。

　　爷爷怒了：“嘿，饭都端跟前了，你给我拿碗酒咋啦？”

　　奶奶顿时红光满面，嘻嘻笑起来，高兴得又是拍手又是拍腿——这老头子果然中计了。她站起身，给爷爷打了一碗酒。我们仨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一碗酒让冷战喊停。

　　爷爷畅饮了黄酒后，周身就此通透。一改平日的苍老暗淡，流露出活泼的一面。他把刚出生的小堂弟抱在怀里，摇啊摇，捧着他的小胖脸亲个不停，一口一个宝孙子啊、儿娃子的叫。亲了脸蛋，又要亲肚子。看到小堂弟咯咯咯地笑，他又捏着他的胳膊拽着他的腿做起了广播操，一二一、一二一，舒展舒展，运动运动。

　　从刘洞来的神秘酒曲子，充满了怜悯之心，治愈了爷爷的一生。

　　爷爷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行政连降三级，从县委机关下放到了农村。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平反回到市里上班。这期间，日子泥沙俱下，影响了我爸的前途，爷爷内忧外患地抑郁了好多年，怕是黄酒才让他暮年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吧。这是我成年后才模模糊糊拼凑出的真相。那些一醉方休的云烟缥缈，都是情有可原啊。

　　从1993年开始，儿子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渐渐离家，老虎沟的老房子空了下来。爷爷奶奶把积攒下来的酒坛子都摞上了阳台，舍不得丢弃。人生只有短短几十个春秋，追忆从前那些快乐，总会让人心里慰藉的。老两口算是半隐半暗地退出了江湖。

　　爷爷更加沉默，他拢着袖子，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天空碧蓝，有白色的云朵逍遥自在。万里晴空和他无关，他只是看着沉默的酒坛子，眼神被中药的气味一点一点地模糊。“把酒坛子摔了算了。”我爸劝说。“嘿，你敢！”爷爷忽然来劲，甚至跳起来。丢掉酒坛子，不等于丢掉“癌症晚期”四个字，那是掐断了他此后的希望啊。

　　厨房里堆满了中药罐子，即使是最保守的治疗方法，也无法把攀附上身的癌症拖走。爷爷他和外公成了肩并肩的病友，两个六十岁出头的老人，阴差阳错就住进了人民医院同一间病房。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一切都不会复苏了。

　　1994年的清明，外公陡然逝去。

　　爷爷决定住回家中，在那里等待姗姗而来的命运……我也被送回到爷爷身边暂住。我问：“爷爷，我爸爸妈妈都去干什么了？”爷爷看着我，慢慢溢出两行眼泪，眼神里的光芒一点一点熄灭了。我第一次看见爷爷落泪，也跟着一起哭了起来。爷爷安慰我：“你外公不在了，他们去收拾屋子。爷爷还在，不怕。”

　　又喝了一个夏天的中药，爷爷把中药罐子全都扔了出去。爷爷可能快走了，他露出了苦涩的笑容。那个秋天特别美，一点点金色都会熠熠生辉。爷爷去阳台搬回了酒坛子，九月份是酿酒最好的日子。爷爷和奶奶面对面围坐着，像好多年前那样，对饮对酌、聊天、吵架、发脾气、冷战、再喝酒。生活回归到酒鬼状态。1994年的初冬，爷爷没有战胜癌症。

　　爷爷走了后，奶奶做黄酒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粗枝大叶，酒品大不如以前。骄傲的酒坛子每况愈下，一个叠着一个，摞在墙角边，越堆越多，爬满了灰尘。

　　有那么一阵子，刘洞乡下的村里人到市区来采购，还是带了些酒曲子过来。奶奶眼睛一亮，又重新搬回了酒壇子，重新张罗起来。

　　天气温和，春天来补偿一切，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酒坛子擦得锃亮，被我围着反复摩挲。我拿了一张纸，写上“老胡同志的酒坛一号！1996年5月。”贴在坛子上，再用透明胶一层一层覆盖上去，严严实实的。酒坛二号、酒坛三号、酒坛四号，一个个登台亮相，反正也是无聊。

　　二十多年后，我在阳台上又看到了那些浩荡的酒坛子，圆珠笔字迹，被灰尘模模糊糊地覆盖。那个曾经贴纸条的小女孩长大了，她离开老虎沟的家很久很久了，甚至没有耐心再爬上楼到处看一看。那些慢慢拖出来的成长痕迹，总是依稀可见。那些字一颗一颗的，稚嫩而又饱满，在黄色纸条上，等着再去翻开水色天光的童年。

　　奶奶很少给我打电话，但凡打电话，总逢一些在她看来是大事的日子，比如谁的生日、气温骤降、开学、放假……奶奶心胸博大，总在幸福地自嘲：“我老太婆好得很，吃了睡，睡了吃。每个月还有几千块钱拿，国家对我们好得很。”——没有酒喝的日子，她更显得和蔼可亲，用平静抵抗寂寞。每一个早晨，她都会勾着腰慢慢走到阳台边上，站在阳光能晒到的方块里，看着老虎沟公路上二中学生们的明朗背影，久久不愿进屋。是的，听着青春而激情的喧哗，生活并没有凋敝下去。

　　回武汉后，我总会惦记奶奶此时在干什么。是不是站在阳台，和酒坛子一起凝视远方看得见的山影，然后陷入长时间的回忆。或者端着一杯苦茶水，慢吞吞地坐在床上看电视。

　　我在电话里问奶奶。奶奶开心地说：“我在看电视新闻——”

　　“有人来看你不？”

　　“嘿！大家都忙得很，看我做啥子？”

　　放下电话，我意识到自己又蠢又笨！奶奶的腰已经快弯成一张弓了，还能干什么。

　　奶奶是明智的。看新闻，好像置身于整个世界中，体验着搏动的生命，从不曾走散过，寂寞过。

　　再想想，我是不是有点敏感了。奶奶生活里的平静，远远比我想象的更平和、更乐观。

　　有一天，我走出大山，想去看看更远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平原地区新鲜的面孔和口音。我总以为我分辨清了家乡的一切，我骄傲地说，我们老家的黄酒很好喝。有时，我会网购一大壶黄酒送给外地的朋友。网页里写得很清楚：小曲黄酒是房县黄酒，入口清甜，口感细腻;大曲黄酒是郧县黄酒，略显苦涩，口劲更大。

　　都怪我没有再认真一点，事实上，我从来都忘记问，奶奶到底喝的是什么酒。回十堰的日子，我频频提着黄酒去看望奶奶，她总高兴得眯眼笑，神清气爽，尽管那是随机买的黄酒。奶奶说：“我孙娃子给我的，我都喜欢。”她给过我无数的机会，而我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只喝郧县黄酒，而感情慢慢开始倾斜，到底是为什么，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如今，似乎也没有哪一种酒能让她再痴迷。

　　大山在慢慢被掏空，里面深藏的珍宝，层峦的阴翳，落进城市的怀抱里。尽管它们轮廓依旧，甚至比从前更显绿油油的生机，但却是毋庸置疑的单调。一部分人埋进了大山，不再是大山的主人;一部分人留守在城市，平静地衰老下去。那据说是祖传秘方的黄酒大曲，被慢慢遗忘了。

　　2014年后，奶奶不再喝黄酒了。对的，黄酒从没有丧失它的醇厚苦涩，只是，她的舌头渐渐衰老了。疾病也应时而至。她的世界越来越小，她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多。床头柜边摆了一排小药罐，它们装着一肚子的药丸，像一颗又一颗珍珠，修复着奶奶苍老蜷缩的身体。

　　奶奶在一场大病里苏醒，也存活了下来。她倒不曾悒悒，依旧乐观祥和。医生说，只要坚持吃药，就是平安的。

　　我又一次回十堰去看望她，那是她戒酒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买了一壶真正的郧县黄酒，带给了她，演技拙劣地想弥补从前的失误。

　　那次见面，关于生病和康复的话，我们说得轻描淡写，几句就一带而过。我钻进到处是霉斑的厨房，找来两个碗，把酒斟进碗里，混沌在下沉，醇厚和甘冽的气味冒上来。要是甜一点就好了。我端起碗的那一刻，再也忍不住，悄悄地哭了，一滴一滴的眼泪掉进了碗里。我在心里大喊着，奶奶，一定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从前一起喝黄酒的人，一个一个都走散了。一直走到了生命的边缘，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我忽然想，奶奶也许真的不爱黄酒了。这一路，她把行李越丢越轻，无比安宁，甘愿没有惦念地继续走啊走。

　　举起大碗，摇晃着金色的汁液。“来，干杯！”我们假装在喝。其实只是闻了一闻。我们聊一阵天，我就说一声：“干杯。”装酒的大碗碰撞，浇灌了一年一年的香樟树。那是家乡的树，它们长在心里，长在十堰的记忆里。它们郁郁葱葱，结满了甜蜜的果实。糯米散发出的清苦气味，又在房间里弥漫，久久的。老人眼神水亮，皮肤泛着清醒的光泽。黄酒汁水有了自己的呼吸，呼唤着老人的名字，它们把记忆激活了。老郧县黄酒就是奶奶的记忆，她的目光在酒水的深处明亮着。黄酒把奶奶捎带回了二十多年前，甚至更远，像讲述一个长长故事。这些年，奶奶独自一人，颤颤巍巍地走着，内心却又苍翠如青松，攀爬上了整座山脉的记忆。

　　我沉默着伸出手，用指尖触摸她枯糙的手背。和她的双手重叠，好像这段记忆也属于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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