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会馆的槐树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到北平，入住宣武门外山会邑馆（绍兴会馆）藤花馆。
资料载，绍兴会馆旧址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始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其规模在北京现存的会馆中属于中等。鼎盛时期，会馆内有“仰级堂”“涣文萃福之轩”“藤花别馆”“绿竹舫”“嘉阴堂”“补树书屋”“贤阁”“怀旭斋”等建筑。
鲁迅最初居住在“藤花别馆”，5月6日“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据鲁迅日记）。
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介绍，补树书屋在绍兴会馆南部第二进院落的西头，有槐树藤荫之美，更为独立幽静。书屋旧式装潢，窗户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鲁迅选择四间西房中靠南的一间为卧室。由于地方偏僻，一些内急的客人甚至误以为无人而前来“方便”，鲁迅呵斥无效，便自制小弓箭驱赶不速之客。
补树书屋是一个偏僻幽静的独院，传说院内最初长着一株大楝（liàn）树，因被狂风刮倒，又补种了槐树，故名“补树书屋”。
最早把这棵槐树写到文学作品里的，是刘半农。
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登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人的同题白话诗歌《除夕》，刘半农写的是1918年除夕之夜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聊天的情形。这首诗流传甚广，因为刘半农写出了“此时谁最闲适？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这样著名的诗句。但一般读者并没有注意到诗歌第一节对环境的交待：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刘半农的感官非常灵敏，他在除夕之夜听见了院子里风来树动而发出的大海波涛一般的呼啸声，更加衬托出绍兴会馆幽静、闲适的气氛。钱振文先生在《绍兴会馆里的树》一文中对此评论道：“这是一个人心满意足的时刻，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和温馨的时刻。显然，1918年寒冬里的那个除夕夜，刘半农在绍兴会馆里获得了这种心灵的安宁和温馨。”“事过境迁之后，真正让他记住的是那天晚上身处其中的外部环境——会馆里的‘大树和会馆外的‘寒星”。此论甚当，笔者深以为然。
鲁迅的补树书屋酝酿着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这棵槐树见证了笔名“鲁迅”的诞生，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籍，构成了《狂人日记》诞生的地理或生态背景。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生动描写了会馆院子中的环境、与槐树有关的传说，以及金心异（钱玄同）为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一次次来绍兴会馆催促鲁迅写稿的情形：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很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是我唯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鲁迅的记忆中，绍兴会馆这个特殊的空间，是由一棵槐树来定位的，这棵槐树也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正如钱振文先生所言：“绍兴会馆里的那棵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帮助构成了一个鲁迅一生感悟良多的空间形式——暗夜空间。绍兴会馆里老槐树细密的枝叶构成了一种笼罩和压抑的效果，‘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人是孤独的、落寞的，蚊虫的骚扰和槐蚕的惊吓只是加剧了这种寂静和落寞。这时候，金心异的出现才带有真正的动感和温暖。”
据周作人回忆，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钱玄同隔三岔五来找鲁迅聊天的时候正是盛夏8月，他们关于“铁屋子”的对话正是在槐树下进行的。
鲁迅这样描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从此，这棵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在常人看来不太吉利的槐树便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被读者牢牢记住了。
公元1917年鲁迅和钱玄同在槐树下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使人想起了公元208年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笔者将鲁迅和钱玄同的对话称作“槐树对”，其结果便是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在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新青年》月刊上的《狂人日记》。该文章后收入《呐喊》，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友人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创作《狂人日记》的因由：“……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矣。”《狂人日记》是鲁迅长久沉默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交织着愤怒不满和希望祈求，被学界公认为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1917年4月，周作人自家乡北上京城谋职，也住进了补树书屋，鲁迅将南面那间房让给了二弟，自己搬到北头一间住。关于这棵槐树和补树书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描述甚详：
“这补树书屋便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靠近圆洞门的东头有一株大槐树，这树极是平常，但是说来很有因缘，据说在多少年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这里吊死了，可能就是这棵槐树上，在那时树已高大，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但在几十年以前或者正是刚好吧。因此之故，会馆便特别有这一条规定，凡住户不得带家眷，这使得会馆里比较整齐清净，而对于鲁迅亦不无好处，因为保留下补树书屋，容得他搬去避喧，要不然怕是早已有人抢先住了去了。”（《知堂回想录·绍兴县馆（二）》）。周作人还这样描述：“补树书屋是一个独院，左右全没有邻居……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的槐树虫，满地乱爬，有点讨厌。”“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知堂回想录·补树书屋的生活》）。
无独有偶，也是在1919年，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购置了一处宅院，院中也有一棵大槐树，绿荫满院，俞平伯的书房因此就叫“古槐书屋”。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给黄裳的信中释名：“昔有诗句‘凉月姗姗弄古槐，先友朱公以为趁韵，后遂有古槐书屋之名，且以之名吾诗词，今不可复正矣。”朱公即朱自清，他是“古槐书屋”的命名者。俞平伯创作了“三槐”：《古槐梦遇》《古槐书屋词》《槐屋梦寻》（已佚）。周作人为《古槐梦遇》作了序，文中说：“有一天，我走去看他，坐南窗下而甚阴凉，窗外有一棵大树，其大几可蔽牛，其古准此，及我走出院子里一看，则似是大榆树也。”周作人学识渊博，“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对这棵树的判断应该不会错。当然周作人也并没有拘泥于“强分槐柳”，他在《〈古槐梦遇〉序》里写道：“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尚何求哉，而我于此欲强分别槐柳，其不免为痴人乎。”追求审美情趣时，将错就错可矣。“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据此也可以类推周作人对补树书屋的态度。
绍兴会馆中的槐树，在画家孙福熙的笔下也出现过，时间是1925年8月。其时，孙福熙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他写了一篇散文《北京乎》，其中写到了绍兴县馆和县馆里的槐树：
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孙福熙是鲁迅的老朋友孙伏园之弟，鲁迅曾约请他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和译文集《小约翰》画过封面。作为画家，孙福熙非常留意日光穿过槐树枝叶时形成的光影效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鲁迅“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具体化。
绍兴会馆院中的大槐树见证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在“五四”前夜的诞生，而鲁迅与钱玄同在这棵槐树下著名的“槐树对”，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英雄出世的传奇色彩。
不过，这棵著名的槐树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不见了。当年，鲁迅博物馆的干部邀周作人去看补树书屋的现状，“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八道湾的大叶杨
鲁迅在北京拥有自己的住宅，为他亲手栽种各种花木创造了条件。
1919年8月19日，鲁迅买下八道湾罗姓屋，“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及家属移入八道湾宅。
这是周氏兄弟在北京的第一处房产，安居乐业之所。八道灣11号是个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院子空地很大，树木繁多。根据周丰二作于1987年的一幅八道湾11号示意图，1920年代的八道湾11号院子里共有大小树木48棵。这些树木有的是原来就有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鲁迅种植的。1920年4月16日，鲁迅“晚庭前植丁香二株”，在这处房产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除这桩丁香外，鲁迅还在八道湾宅种了一棵白杨。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常惠回忆当年拜访鲁迅的经过时，对此有一段描述：“他把我们让进屏门外南屋，这是先生的书房，又坐下来谈话。过了一会儿，就听院子里响起哗啦啦的声音，我们赶紧站起来告辞说：‘坐的时间久了，把雨都等来了。先生笑了起来，说：‘这哪儿是雨呀！你们没有见屏门外那棵树吗？是树上叶子响。那是棵大叶杨，叶子大，刮小风就响，风大了响声更大，像下雨一样。这棵树是我栽的，大叶杨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我喜欢这树。”（常惠 《回忆鲁迅先生》）
对这棵“有风就响”“响起来好听”的白杨树，章廷谦也曾说过：“以前在八道湾住宅的室前，有一棵青杨，笔挺的耸立在院中，俯瞰众芳，萧萧常响的，就是他所栽种也是他所心爱的。”（川岛《鲁迅先生生活琐记》）
八道湾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宅院，这棵白杨树不仅鲁迅喜欢，周作人也喜欢。1930年12月25日，周作人在“北平煆药庐”即自己的书斋写过一篇《两株树》，其中也写到常惠和章廷谦记忆中的那株白杨树：
树木里边我所喜欢的第一种是白杨。小时候读古诗十九首。读过“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之句，但在南方终未见过白杨，后来在北京才初次看见。谢在杭著《五杂俎》中云：
“古人墓树多植梧楸，南人多种松柏，北人多种白杨。白杨即青杨也，其树皮白如梧桐，叶似冬青，微风击之辄淅沥有声，故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予一日宿邹县驿馆中，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侍儿曰，雨矣。予讶之曰，岂有竟夜雨而无檐溜者？质明视之，乃青杨也。南方绝无此树。”
周作人的小品文写得极其漂亮，全文引经据典，花了许多考据的功夫，读来引人入胜。不过，在《两株树》中，周作人却说八道湾的这白杨树是他种的：“我承认白杨种在墟墓间的确很好看，然而种在斋前又何尝不好，它那瑟瑟的响声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来斋夜话的时候，忽闻淅沥声，多疑是雨下，推户出视，这是别种树所没有的佳处。”（周作人《周作人小品恬适人生》）
八道湾11号的白杨究竟是鲁迅种的还是周作人种的，或者竟是周氏兄弟一起种的，都无关紧要了。这棵树见证了周氏兄弟的合与离，“甫就枕即闻雨声，竟夕不绝”的动人，他们兄弟共同体味过了。对鲁迅而言，八道湾11号是兄弟决裂的伤心之所;对周作人而言，更多的是他的文学地理坐标，这里是周作人的“苦雨斋”，匾额由北大同事沈尹默书写。
关于“苦雨斋”以及八道湾的大白杨，康嗣群发表于《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一期中的《周作人先生》中也有描写：“苦雨斋在故都的西北，是一个低洼所在，一进门便下台阶，其低洼已可想见，对着大门便是一棵很大的白杨，随时都哗哗的在响，好象在调剂这古城的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在被称作侧屋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煆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院子里遍种各样的树木，便是仅留着的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录自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上海书店1987年重印）
周作人的生活看似质朴，其实是很讲究的一种心态：“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因此，八道湾11号更多地被周作人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到了25年后的1945年，周作人在《风的话》中写到了那棵白杨树：“古诗有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这萧萧的声音我却是欢喜，在北京所听的风声中要算是最好的。在前院的绿门外边，西边种了一棵柏树，东边种了一棵白杨，或者严格的说是青杨，如今十足过了廿五个年头，柏树才只拱把，白杨却已长得合抱了。前者是长青树，冬天看了也好看，后者每年落叶，到得春季长出成千万的碧绿大叶，整天的在摇动着，书本上说它无风自摇，其实也有微风，不过别的树叶子尚未吹动，白杨叶柄特别细，所以就颤动起来了。戊寅以前老友饼斋常来寒斋夜谈，听见墙外瑟瑟之声，辄惊问曰，下雨了吧，但不等回答，立即省悟，又为白杨所骗了。”（周作人《风的话》，见《知堂乙酋文编》）
文中所言“饼斋”即钱玄同，他是周氏兄弟共同的朋友，后来与周作人走得更近。
又过了四年，到了1949年，周作人在身陷囹圄、历经劫难之后，重新回到八道湾寓所，在一次送别来访的客人时，他指着院子里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这已经是鲁迅种下丁香30年之后的事了，周作人用了“家兄”一词，闻之使人潸然泪下。
而今在八道湾11号，丁香空结雨中愁，青杨年年苍翠，物是人非，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责任编辑 赵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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