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宏

　　2000年“五一”前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龙泉的电话，说他住院了。电话里声音沙哑，情绪低落；以往的龙泉即使是生病住院，也难改他那诙谐幽默嘻嘻哈哈的乐天性格。这变化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放下电话，直奔医院。

　　病房是带卫生间的干部病房，宽敞明亮。龙泉的爱人柴德岸和儿子龚辉也在。一家四口除了女儿磊磊在北京读书，全在病房里，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与担忧。

　　龙泉见我进来，有点吃惊，可能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忙从半躺着的病床起身，与我并肩坐在沙发上。如果不是他的左肩吊着绷带挂在脖子上，很难发现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

　　龙泉说，前几天突然感到不舒服，以为应酬太多，酒喝多了，没太在意。刚好中学同学聚会，有位同学在这所医院当医疗办主任，劝他住院检查，并告诉他，50岁以后，特别是男人，就进入了多事之秋，对自己的健康要格外关注。本打算先办好住院手续，等过完“五一”长假再认真检查，不承想洗脸拧毛巾用力太猛，左肩的锁骨拧断了……

　　像在电话中一样，言语间不仅情绪低落，而且可以明显感到他的焦虑不安。

　　为了安慰龙泉，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别愁眉苦脸，还未到世界末日。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无病无灾？平日劝你少喝酒少吸烟，多吃水果蔬菜，你就是不听，改不了你的坏习惯，现在尝到苦头了吧？人到中年，钙大量流失，又得不到补充，能不出事吗？”我根据生活常识临时编排的幾句说词，加上柴德岸与龚辉的不断敲边鼓，效果居然出奇的好，直说得龙泉连连点头称是，并表示从现在起戒烟戒酒。

　　我见龙泉心情好了起来，脸上有了笑，于是进一步说：“这个医院的S教授是全国著名的骨科专家，也是我的朋友，我去找找他，请他重点过问你的病情，如需手术，请他主刀。”

　　我与S教授的关系，龙泉及柴老师都是知道的。此时此刻，我的话无疑为龙泉他们全家带来了希望、鼓舞与信心，病房里有了欢乐的气氛，言谈间有了笑声……

　　然而，我用良好的愿望营造的美好愿景，在我来到S教授的办公室时，被他一瓢冷水给浇灭了。

　　S说：“我知道你和龙泉是大学同学，关系很好，但我还得实话实说：他已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他的锁骨为什么会断？说明骨头已受到了癌细胞的侵蚀，变得腐朽……”

　　我有思想准备，我自认为神经也并不脆弱，可是当S的话以最坏的结果印证了我朦胧的预感时，还是犹如晴天霹雳，令我猝不及防。顿时，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始而哽咽，继而抽泣，最后竟至号啕……

　　S一边不断地将抽纸递给我，一边安慰我说：“你、我、龚龙泉，都应算作成功者，作家、主编、教授、专家、博导，有许多头衔，而且往往还要加上‘著名二字。可是我们比谁都清楚，我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普通人。拿我们医生来说吧，‘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我们不变的宗旨，可我们不是神，我们治得了病，但救不了命。你老陈相信不相信命运？反正我相信。”

　　我说，你不了解龙泉。我相信命运，可是命运对龙泉也太不公道了……

　　泪，在默默地默默地流着，我的思绪也在默默地默默地流着，龙泉那不幸的童年，动荡不安的青年，忘我奋斗的中年……像电影的慢镜头，一幕幕出现在我朦胧的泪眼前……

　　龙泉原籍河南灵宝，自幼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龙泉及两个哥哥成人。龚妈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也要供三个儿子念书。正是在这个坚定信念的支撑下，龙泉的一个哥哥中师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另一个哥哥高中毕业，在基层供销社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修建三门峡水电站，灵宝属于库区，需要搬迁，龚妈妈留下已经工作的大儿子，带上另外两个儿子，作为共和国最早的移民，千里迢迢来到河西走廊的敦煌。

　　昔日的敦煌，贫穷落后，干旱少雨，自然环境恶劣，夏天酷热，冬天奇寒，狂风怒号，沙尘肆虐……这些困难，龚妈妈都能忍受，可教育的落后（没有像样的学校、合格的教师）影响龙泉的学业，这是龚妈妈无法忍受的。龚妈妈安排好二儿子的工作及住处，转身带上龙泉回了兰州，投奔了在省委工作的龙泉的表姐，帮她带孩子，操持家务，暂时有了安身之处。后来这位表姐工作变动，调往外地，龚妈妈就租了房子单住，自力更生供龙泉上学。

　　龚妈妈那间位于中山路166号的住房，读书时及工作后，我都去过。那是怎样的房子啊！说是一间，可只有半间的面积，一座土炕占了房子的多半，炕的里头有一个旧得发了黑的木箱，炕前有一张又窄又小的写字台，炕与写字台之间无法放下一张凳子，看书、写字、做作业，只能坐在炕沿上。房内如果有三个人，必须有一人脱鞋上炕，另两个人才可以侧身坐在炕沿上……去的次数多了，才弄明白，原来这不是正规住房，而是两进院通往后院的过道，把后门堵了，成现在的样子，怪道连半扇窗户都没有。生活主要靠龚妈妈帮比较富裕孩子又多的人家拆洗衣服被褥、干干家务，拿今天的话说就是钟点工。龚妈妈手巧，还制作一些竹门帘、竹窗帘，卖了赚一些手工费补贴家用，加上龙泉学习优异，自上初中起一直享受优等助学金，大学读的又是不收学费吃住全免的师范，生活虽说清苦，但还算有滋有味。

　　龚妈妈上过小学，在她那一代老年妇女中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经常见她戴着老花镜读书看报。龚妈妈的写字台上摆有看旧了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三大古典文学名著，说起书中的故事、人物、情节，她如数家珍。问她为什么独缺《西游记》，龚妈妈指着龙泉笑着说：“上初一的时候，这个小猴头看《西游记》看疯了，不做作业，上课也看，被老师抓住了。我气得要命，当着他及老师的面把《西游记》一页一页地撕了……”大爱无疆，母爱无边。古有孟母三迁，今有龚妈妈撕书，不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吗？人啊，人类的文明啊，不都是靠这样一代一代的建树、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累积而成的吗？

　　龚妈妈为人热情善良，幽默开朗，说起话来快人快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对我们这些龙泉的同学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有说有笑。我们读书的西北师范大学在黄河北岸的十里店，算是郊区了。星期天、节假日，同学们进城逛逛书店，游游公园，逛了半天，游了半天，连三分钱一根的冰棍都不舍得吃，不是小气，而是因为穷啊！于是龚妈妈那在市中心的半间房便成为大家歇脚喝水的好去处。赶上饭点，龚妈妈就留大家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也许是一个大饼一盘酿皮子，外加一碟泡菜，也许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由萝卜丁、洋芋丁、豆腐丁为臊子的手工面。这对来自农村的穷学生而言，不啻是吃饭，简直是享受，甚至可以说是奢侈了。

　　我坚信，热情、友善、好客、诙谐、幽默是可以遗传的，龙泉继承了龚妈妈的所有这些优点。粉碎“四人帮”后被称作新时期的十年里，龙泉的工作迅速地发生着变化——由普通的中学教员，到市教育局的秘书，再到兰州市委宣传部的干事、中国青年报记者、 《新一代》主编。身份在变，地位在变，唯有对同学、对朋友的感情没变。我们大学中文系并行的甲乙两个班100多名同学，留在兰州市的只有十多个人，其余分布在全省各地。但凡有同学进城，不管是甲班的还是乙班的，龙泉都要做东请大家聚一聚。一盘猪头肉、一盘花生米、一盘拌三丝、一盘酿皮子，四个小菜，喝几杯小酒，吃一碗拉条子，简简单单，但余味悠长。老同学见面不在意吃什么、喝什么，而在于叙叙旧、拉拉家常。这已经很不简单啦，要知道大学毕业时每月工资只有54元零八分，转正后也只有63元，上有老下有小，容易吗？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龙泉招待同学的规格也在变化，由家庭走进了饭馆、餐馆、宾馆……

　　龙泉因工作关系，先是当记者，后是当主编，自由度比较大，自主性比较强，加上有车，跑遍了甘肃全省的地、州、市。每到一地或者将老同学约到宾馆见见面、吃顿饭，或者登门拜访，总之尽可能地见见老同学。尽管如此，每次外出归来见面，总是掰着指头数啊数，还有谁谁谁、谁谁谁大学毕业20多年，至今未见过，言谈之间，颇感遗憾。

　　1998年七八月间，奉我们大学的老师、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季成家教授之命，我同龙泉这两位“学生”副会长，先后两次赴平凉，先是筹备、后是组织参加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这期间我们与平凉的四五位同学数次会面，相聚甚欢。其中张赪言同学家庭连遭不幸，又遇不公对待，53岁被迫退休，心酸坎坷，感同身受。

　　龙泉对我说，你是省政协委员，应该通过政协的渠道反映赪言的问题，也许对改变他的处境有帮助。我有些顾虑，怕别人说我为老同学办事，有假公济私之嫌，信心不足。龙泉说：“怕什么！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是你政协委员的职责。古人尚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何况今天！”

　　龙泉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会议结束的当晚，我就起草了一篇《高级教师张赪言流离失所生活堪忧》的短文。文章在简明地叙述了赪言的基本情况后，有如下一段议论：

　　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智力是贫困地区最紧缺的资源。而在我省贫困县之一的静宁竟然（变相）迫使一位高级教师提前七年退休，不能不说是人才的极大浪费，不能不说是一件咄咄怪事！而退休后的张赪言，又被（变相）赶出公房，流离失所，连起码的人道都不讲，令斯文扫地，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变成了一句空话，实为全省乃至全国罕见。此种所作所为，显然是与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的。

　　作为反映情况的短文，该说的说了，该议论的也议论了，至此本该结束了，可又觉得应该再对领导提醒两句：

　　张赪言老师多半生心血催桃李，到头来落了个提前退休、流离失所、生活窘迫，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有关领导三思、三思、再三思吗？

　　龙泉看了，连连说好。别看龙泉平常嘻嘻哈哈挺随和，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些恃才自傲，对别人的文字极少赞扬，因此，对龙泉的称赞，我还是很高兴，颇有成就感。仔细一想又觉好笑，不到千字的说明文，外加两段小议论，有什么好赞扬的？实际上龙泉在为替老同学仗义执言、讨还公道的行为叫好。

　　这篇短文很快在《甘肃政协信息》发出。如此之快多少有点让我感到意外，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竟引起省上领导的高度重视，代省长宋照肃、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李重庵都作了批示，要求切实解决好张赪言的生活困难及住房问题。更令人欣慰的是，平凉行政公署也很重視，地、县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并责成静宁县政府组成调查组，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并帮助张赪言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

　　事后赪言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长信，欣喜之情、感谢之意溢于言表。读赪言的信，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是赪言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二是电脑时代，赪言老夫子还有用毛笔写信的雅兴，实属难得，令人羡慕。同时我还想告诉赪言，同学之间是毋须言谢的，要谢也该谢龙泉。咳，龙泉也不用谢。毋庸讳言，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官本位体制、功名利禄等，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我们的肌体与灵魂，但我仍然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老同学之间的情感还应该是未被污染的，还应该是纯真而诚挚的。

　　龙泉，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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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泪，默默地默默地流着，我的思绪也默默地默默地流着……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让人看。

　　那么人呢？有能力有水平有才华、睿智幽默、乐于助人、常常把欢乐带给同学亲友的人，突然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这不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吗？

　　平时我经常开玩笑说，龙泉是当主编的命，天生龙泉就是为了让他当主编。

　　1958年他在兰州八中读初二，他是整个初中部的墙报主编。八中在甘肃日报社隔壁，有一天晚饭后甘肃日报副刊部编辑到八中散步，从墙报上看到龙泉的诗，认为颇有新意也颇有诗意，抄回去发表了，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年他只有14岁。从此，他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少年诗人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1962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入学就担任了学生会的文学刊物《百花园》的主编。西北师范大学与北师大同根同源，是抗日时期北师大搬迁而来，不仅教授中名师荟萃，学生中也是人才济济——何来因在《诗刊》发表《烽火台抒情》而名声大噪，黄莺、吴辰旭等一批学兄学姐都常有诗文在省以上报刊发表……老实讲，在文风醇厚、高手云集的中文系，能够出任《百花园》主编，而且游刃有余，没有水平、没有组织协调能力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1966年开始的“文革”，把少不更事的学生推到前台，龙泉出任师大“革联”总部机关报《东方红战报》的主编，手下有四位颇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相助，被称作“四大记者”。学生领导老师，这“千年等一回”的稀罕事，也只有在“文革”这特殊的年代才会出现。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其影响不限于师大，也不限于兰州地区，而是遍及全省，甚至连中央的有关部门，也把它当作掌握甘肃“文革”动态的重要参考资料。

　　龙泉手下“四大记者”中的季成家、孙克恒二位先生，“文革”后延续了治学育人的道路，成就斐然，成为令人尊敬的名教授，龙泉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亦师亦友，相处融洽。另两位从政发迹攀升为高官，龙泉则敬而远之。龙泉为人有些清高，但还不至于清高到不与高官交往，究其原因，是看不起这二位“人一阔脸就变”的人品。有一次我同龙泉一起在兰州饭店参加一个会议，那位发迹的高官Y坐在主席台上，对坐在台下的龙泉及我视而不见。在公众场合见谁不见谁、打不打招呼，在官场似乎是颇为深奥的学问，这也罢了。可是会议中间休息，我与龙泉从洗手间出来，恰遇Y迎面走来，但却昂首阔步，目中无人，擦肩而过……龙泉勃然大怒，大声骂道：“他妈的，装什么大狗！当年老子比他阔多啦！”我则配合以仰天大笑，引来周围不明缘由的人侧目而视……

　　我相信这位高官听到了也看到了这一幕，事后多次托人带话给龙泉，希望见面修好，而龙泉则置之不理，并把此事当作笑话，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骂到哪里，笑到哪里……

　　“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全国高校中的学生造反派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严惩，而龙泉这位也应算做“学生领袖”的师大“革联”总部常委、宣传部部长、《东方红战报》主编却毫发无损。原因就在于甘肃省的“革联”被定性为“保守派”组织。昔日是“造反有理”、“造反光荣”，为争“造反派”的“桂冠”，曾打得头破血流，到头来却是昔日的“光环”变成了今日的罪证，昔日的“伤疤”反倒成了今日的光荣。人世间的事，真是难说。“文革”反倒成了龙泉展现才华、累积人脉的平台。这也算善有善报吧。

　　如果说前三次主编只是龙泉人生中的三次砺炼，那么出任甘肃的青年刊物《新一代》的主编，则成为他安身立命的事业。近十年的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经历，使他变得成熟而老练，具有了全国的视野，接手编务后对刊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原本影响只限于省内只有几千份的《甘肃青年》，变身为发行量达20余万份的《新一代》，影响遍及全国，被业内同行称之为甘肃省青年刊物的黄金十年……

　　关于干部的使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颇为生动形象的三句话：年龄是个宝，文凭不能少，关系最重要。文凭在档案里，年龄在户口本上，没有什么秘密，唯有这“最重要”的“关系”神秘兮兮的耐人寻味、耐人琢磨……在许多人看来，龙泉大学毕业后一帆风顺、步步登高，一定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断有人问我：龙泉到底有什么“背景”？我的回答是：胡耀邦。

　　这当然是开玩笑。但从大方向上说也没有错，如果没有胡耀邦全力支持并贯彻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龙泉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会有施展的天地吗？具体地说，无论是当《中國青年报》记者，还是任《新一代》主编，赏识重用龙泉的领导都是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时的旧部。再往具体说，似乎还有证据：在龙泉的办公室中挂有一幅放大了的龙泉与胡耀邦在中南海的合影照片。当然不是龙泉一个人，而是有好多人，不过龙泉是紧挨左边的第一人；前边有二三排散坐在草地上，后边也站了二三排，犹如众星捧月，把胡耀邦围在中间，耀邦与大伙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龙泉告诉我，这是团中央召开的一次全国青年报刊主编会，期间安排大家参观中南海，“恰巧遇见”胡耀邦出来散步休息，于是有了这张合影。这张看似自然随意的合影，实际上摄影师还是做了一些简单安排的。因为耀邦同志个头不高，因此左右紧挨他的人就不能太高……

　　青年报刊的主编们，什么年代都是思想最活跃、最容易碰撞出火花的群体，这次合影之后，他们为龙泉创作了许多“版本”的故事。——“版本”之一，是胡耀邦在寻找接班人，组织部门选中了龙泉，考察已久，利用这次在中南海见面的机会，耀邦同志要亲自考察考察，作最后的决断；“版本”之二，是中央保卫部门为了耀邦的安全，在寻找“替身”——并说斯大林正是因为有替身才躲过了几次暗杀云云——寻找的结果，认为龙泉无论身高、体态、面貌都与耀邦酷似，所以这次合影特意把龙泉安排在耀邦跟前，照片出来再看看效果。

　　还有“版本”之三、之四……

　　我问龙泉，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龙泉说，我们参观时与耀邦不期而遇，大家很兴奋，纷纷围上去与耀邦握手问好。当我与耀邦握手时自报家门，来自甘肃。耀邦对甘肃很有感情，多次到甘肃视察，每次都深入到贫穷落后的边远山区、田间地头；干旱少雨“苦甲天下”的定西，耀邦就去过三次。要甘肃“反弹琵琶，种草种树，改变生态环境”的指示，就是视察定西时作出的。对于耀邦的指示，锦涛同志非常重视，团中央号召全国的共青团员采集树种草籽，支援甘肃。每年的冬春之交，全国支援甘肃的树种草籽一车皮一车皮地运至甘肃。对此，我们《新一代》全程追踪、图文并茂地予以报道，受到团中央的表彰。谈到这一话题，耀邦很感兴趣，在摄影师安排照相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交谈，临照相时，耀邦顺手就把我拉在了他身边……

　　“你为什么不给大家解释一下呢？让大家猜测，而且说三道四！”

　　“为什么要解释呢？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这帮家伙都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嫉妒我，所以‘编排我。‘编排也是善意的。这几个‘版本都不错，假戏真唱，哪一个能成真，我都乐观其成。”

　　龙泉边说边“嘻嘻嘻”地笑着，他那幽默、诙谐、自信的秉性再次显露无遗……

　　奋斗者未必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是奋斗者。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机遇，前者要么没有机遇、生不逢时，要么机遇来了没有抓住；后者则把机遇牢牢地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没有让他失之交臂。所以我们常说，机遇永远都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龙泉既是奋斗者，也是成功者。因为他有准备。

　　我很惊叹龙泉对于时代变化的洞察与敏感。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常彻夜长谈。他对我说：“时代要变了。如何变还看不清楚，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将来得凭本事吃饭了，我劝你及早动手复习功课，考研究生。我也想考，但家庭困难，不能考。”

　　1977年春夏之交，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决定成立甘肃记者站，从兰州市调配一名记者。当时竞争这一位置的不下五六人，可是当龙泉的个人材料——包括在省以上报刊发表的诗歌、散文、评论及大量的新闻报道及长篇通讯，同其他几个人的材料一起放到市委组织部那位女部长的面前时，立见高下。那位女部长当即拍板：定了，就是龚龙泉。

　　龙泉调任《中国青年报》记者后，我又见证了他的敬业和才华。1977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时，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他从窑街矿务局采访刚刚回来，让我赶快到他的办公室，帮他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到了我才知道，《中国青年报》为了迎接党的“十一大”召开，要集中宣传一批党代会的青年代表。二话没说，我们就开始了加班加点的工作。龙泉根据采访的材料写初稿，我则抄写誊清。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有互联网，写完了誊清了，还要到邮电局用电报一个字一个字地发出去，折腾完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时才想起尚未吃晚饭。令人欣喜的是，凝聚龙泉智慧与心血的长篇通讯，第二天就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出。赫然在目的通栏大标题是《一块熊熊燃烧的优质煤——记党的‘十一大代表青年矿工李有奇》。时隔十多年后的1989年，我同龙泉一起应邀赴窑街矿务局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说起龙泉的这一长篇通讯，矿务局的领导、职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正如俗话所说，是金子在哪都会闪光。龙泉凭着自己的勤奋、敬业与睿智，很快打拼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成为骨干记者，经常被报社抽调去完成全国性的重点采访任务……唉！如今这奋斗者、成功者的身影，正迅速離我而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泪，在默默地默默地流着，我的思绪也在默默地默默地流着……

　　我不仅在哭龙泉，也在哭我自己，甚至是在哭我们这一代人。“文革”令我们失去了十年岁月，噩梦醒来，韶华已逝，青春不在，为了事业，为了成功，必须把青年时的担子加到中年的肩上一起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拼搏奋斗……人的时间与精力是一个常数，这边有所得，那边必有所失——亏欠妻子，亏欠孩子，亏欠家庭，内心满是歉疚，唯独最重要的一点忘了，也亏欠了自己。要知道自己取得的那点点成功，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呀！

　　龙泉不就是鲜明的例证吗？

　　龙泉的青少年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因此他对家庭十分地眷恋、珍爱。而龙泉的成功则既得到了家庭的支持，也的确给家庭带来了荣耀感与成就感。我经常在朋友跟前以他的住房为例，抖喽他的“发家史”——中山路的半间房，井儿街结婚时的一间房，小沟头的二间房，广场西口的四间房……

　　龚妈妈去世后，龙泉的一个哥在山西教小学，一个哥在敦煌工作，都在千里之外，有恩于他的感情深厚的表姐离休后安置在异地休养。因此，柴徳岸家就成为龙泉在兰州的唯一亲戚。柴家是兰州的名门望族，柴徳岸本身就兄弟姐妹众多，平日里龙泉经常把老岳母接到家中，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以尽孝道。节假日经常有聚会，特别是春节，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坐庄——兰州人叫串亲戚，按老理串亲戚得带上两包点心，所以龙泉戏称“点心包包”旅行。每当此时，龙泉特别高兴，其乐融融，令人羡慕不已。

　　整个80年代，兰州的住房特别紧张，很多青年男女苦恋多年，最终因无房而劳燕分飞。柴徳岸有个叫虎子的小弟弟，恋爱多年，到了谈婚论嫁时没有房子，龙泉二话没说，腾出自己的一间住房，帮虎子结了婚，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虎子应该感到幸福。因为有柴徳岸这样一个关心他、理解他、爱他的“尕姐”和龙泉这样一个同样关心他、理解他、爱他的“尕姐夫”。

　　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赶上严格的计划生育的年代，城里的同学大多选择要一个孩子，主要考虑的是工资、住房、精力等条件，而龙泉选择的是“儿女双全”。龙泉对孩子的爱超过了一般的父亲，尤其对他的宝贝女儿磊磊，视若掌上明珠。多一个孩子，经济上自然受影响，同学们大多有了彩电，龙泉家中仍然是13吋的黑白电视，每谈及此，龙泉就把磊磊高高地举过头顶……在举起放下的反复中，响起小姑娘“咯、咯、咯”的笑声……龙泉用并不地道的兰州话说：“沸（谁）说我没有彩电！沸（谁）说我没有彩电……”然后亲着女儿粉嘟嘟的小脸说，“这就是我的彩电！这就是我的彩电！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彩电……”

　　此时此刻的龙泉是幸福的，他在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释放着父爱，收获着温馨，如沐春风，其乐融融。然而这样的时光，对龙泉来说太少了，也太短了……

　　同样的父爱，对儿子则又是另一番情景。

　　儿子晶晶上初中时的某一时段，产生了“青春逆反”心理——不做作业、旷课、逃学，管得严、批评得厉害，就离家出走，令龙泉、柴徳岸伤心不已，痛苦不堪。那时我经常陪龙泉深更半夜找离家出走的晶晶。一次，半夜11点多了，我同龙泉骑着自行车转了大半个兰州市——火车站候车室、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电信局营业室……凡夜间能容身过夜的地方，几乎找遍了都没有找到。龙泉气得浑身发抖，发狠说找到后要把他的腿给打断，省得成天逃学。

　　此时，我突然想到，应该到学校看看，孩子最熟悉的地方应该是学校啊！来到学校，已快12点了，敲了半天门，门房老头才一脸不高兴地把门打开。龙泉急忙递上烟，赔着笑脸，说明来意。果然，在一楼的一间教室里发现了晶晶，像条小狗一样，缩成一团，在两张拼起的课桌上熟睡着。我们把他摇醒，睡得迷迷糊糊的晶晶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清醒些后，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冷，瑟瑟发抖……龙泉像喊魂似的不断重复着“晶晶我们回家！晶晶我们回家！”说着，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儿子穿上，扶他坐上自行车后座，自己的上身只剩下了背心，刚才发狠要打断腿的劲头，早已不见了踪影……临出门，龙泉一边向门房老头连连道谢，一边顺手将一盒“红塔山”塞到了老头的手中。出了门，本该骑车回家——骑车带人比推上走要快得多，也省力得多——可龙泉说不行，孩子睡着了坐不稳，骑上走容易摔下来……于是龙泉双手紧握车把，我在后边一手推车，一手扶着蔫头耷脑的晶晶，歪歪斜斜地往前走。路灯下龙泉的眼窝亮亮的，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

　　舔犊情深，心细如丝。

　　龙泉，真的令我刮目相看了。

　　1985年前后，人生的又一次机遇摆在了龙泉的面前——《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兼总编辑钟佩璋调任《人民日报》负责人，他很欣赏龙泉的能力与才干，动员他一起去《人民日报》，龙泉举棋不定，找我商量。我积极主张他去，道理很简单，同是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可以是一生的职业，一直干到退休，青年报吃的是青春饭，养小不养老。龙泉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不去《人民日报》，给出的理由让我无话可说。他说：“《人民日报》只解决我一个人的进京户口，老婆孩子暂不解决，得等。等多长时间？没有时间表，一年二年好说，如果四五年都解决不了呢？怎么办？我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再闹个两地分居，划得来吗？对家庭已经亏欠得太多太多了，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

　　唉！这就是龙泉啊！失去的十年青春要补，心中的梦想要追，努力了，奋斗了，也成功了……然而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失掉了很多很多，亏欠了很多很多……难道这就是人生吗？

　　龙泉，你让我对萨特的名言“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有了更深刻的体认与理解……

　　电话铃第N次响起，是S教授的夫人催促他回家吃饭。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感谢S教授倾听我的哭诉，分担、有时也化解我的悲伤与痛苦。

　　S教授起身送我出门，握别时问我：“还需要我为你及龙泉做些什么？”

　　“我知道你已不具体地分管病人，我希望你能将龙泉当作你‘分管的病人，常去查查房，看看他。同样是‘善良的谎言，你说出来对龙泉的安慰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还会常来，但不会在龙泉醒着的时候进病房，我害怕面对他那忧郁、坦诚而又充满期盼的眼睛，我更怕在他面前控制不住情绪而痛哭

　　（下转126页）

　　（上接88页）

　　失声……”

　　S教授点点头，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算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数月间，一个奋斗者、成功者的身影——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情同手足、亲如骨肉的好兄弟龙泉的身影一步一步地离我而去，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至从我的眼前消失……

　　然而，那个激情四射、才华横溢、奋发进取、乐观向上、诙谐幽默、重友轻财、乐善好施、善解人意、眷恋家庭、热爱生活的龙泉，却深深地深深地珍藏在了我的心里！深深地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2011年清明于北京

　　作者附言：此文写于六年前，脱稿即收入了我当时出版的散文集《也有风雨也有晴》中，未在任何报刊发表过。近日重读，自己被自己的文字感动，数度哽咽，蓦然想到龙泉离开我们已17年了！龙泉的朋友遍布陇原——他在甘肃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及共青团系统有着深广的人脉，堪称公众人物。今天我们怀念龙泉，实际上是怀念那个我们共同亲历过的激情燃烧的时代。

　　2017年6月于京东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