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金生

　　从历史的角度谈及甘肃文化，人们津津乐道的首先是以敦煌为标志的历史辉煌。但不管以敦煌为标志的文化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都是文化、文明按自身规律呈现、展示、传播、沉淀、再发现的过程与结果。但如果从当代视角出发，以《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为代表的甘肃戏曲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国家级艺术盛会在甘肃的举办，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截至1994年，甘肃历史上由官方主持举办的全国盛会仅有两次。一次是公元609年，在甘肃山丹的焉支山上举办的一次举世瞩目的商品盛会、经济盛会、政治盛会，这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万国博览会”。当时的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大臣，在焉支山宴请西域30余国王臣，盛况空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最高领导出面、在甘肃境内亲自主持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开了世界博览会的先河，也开了在甘肃土地上举办重大盛会的先河。

　　另一次，自然就是公元1994年的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了。自1949年以来，由甘肃承办的全国性会、展、赛事活动也许还有很多，但规格之高、影响之大的国家级盛会，恐怕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莫属。甘肃能够举办第四届艺术节，固然与甘肃文化界历年来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有关，但也与甘肃文化行政部门的努力密不可分。作为文化行政部门的领导，张炳玉把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看成是这一生他办的最大的一件事。

　　关于中国艺术节，还得从头说起。

　　申办艺术节

　　让张炳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时任文化部长王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曾回答：我既能当好作家，也能当好文化部长。实践证明也确实如此。关于当好部长，还有两件事让张炳玉印象深刻：一件事是创办元宵节晚会，另一件事就是创办中国艺术节。这两件事都已成为惯例，延续至今。

　　王蒙曾说：“过去文化部门常常搞文艺调演，现在集中地搞一次艺术节不是更有意思吗？”于是他向中央建议，能不能搞中国艺术节？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于是，文化部决定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与此同时，王蒙在1987年初夏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艺术节的文章。文章说：“文艺的繁荣需要正确的方向，而方向的正确也离不开文艺的繁荣；没有正确方向的繁荣不是我们需要的繁荣，而没有文艺的繁荣，正确方向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抓批判，我抓繁荣；你重在斗争，我重在建设。”在邓小平的女儿邓琳的帮助下，邓小平同志还为“中国艺术节”题写了节名。

　　第一、第二届中国艺术节，都由文化部组织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开始，文化部则与云南省协商，希望能够在云南昆明举办。云南省出于宣传云南的愿望，自然是很愉快地接受，并承办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此前，中央主管领导已经考虑并提出，从第四届开始，要通过由地方竞争的办法来举办中国艺术节。

　　1991年10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文化厅（局）长会议，向全国各省传达了这个意图。张炳玉获得这个信息后，当时就产生了个想法：我们要争办！他认为，倒不是甘肃有多少优势和经济能力，恰恰是因为甘肃文化工作受经济条件、场馆建设等软硬件方面的限制和存在的劣势，反而更应当利用举办这个国家级的艺术节，来推动和促进自身的工作。张炳玉带有某种“私心”的想法是：要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甘肃文化的状况需要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举办艺术节，就可能促使政府一次性地把一些基础设施搞上去。另外，作为承办者和东道主，自身也必须要出剧目、出人才。如果能够通过这种非常形式的推动，甘肃就可以锻炼人才，逼出人才和好的剧目。

　　后来的实践证明，张炳玉的这些想法和目的都达到了。甘肃通过承办艺术节，还真逼出了一批优秀剧目和优秀人才。第四届艺术节之后，储备的剧目和人才，后来陆续获得了“文华奖”、“梅花奖”等国家级的奖项。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在全省范围内，至今仍然在显现其强劲的正能量和影响力。

　　张炳玉得到让地方争办艺术节的信息时，文化厅正在开机关干部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争办的想法后，能明显感觉到大家的疑惑、甚至是吃惊。后来厅领导班子开会，由于他的坚持，文化厅还是下了决心，要争取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并立即安排起草给省委、省政府的请示汇报材料。令张炳玉没想到的是，省委、省政府非常支持，同意申办，并决定由文化厅替省政府起草文件，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申请。

　　1991年12月20日，省政府以“甘政发〔1991〕219号”文件的形式正式呈文，向国务院申报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张炳玉带上文件到北京，向文化部汇报了申报情况，并将文件分别送达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艺术局对他介绍了争办的有关情况：“这一段，有内蒙、陕西、河北等十个省市通过各种方式提出申办，唯有你们甘肃是用正式文件、正规渠道提出申办的。”他们还透露，文化部倾向于沿海经济实力强的省份举办，但沿海诸省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出争办的要求。

　　张炳玉当时想，我们虽是个穷省，但富省不积极，文化部又倾向于有经济实力的省。看来申报的路还很长，恐怕要做很多工作。

　　文件报出后的12月底，文化部在北京的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张炳玉在会议期间，向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就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事作了详细汇报，并希望高占祥给予支持。高占祥副部长表示，他会认真考虑甘肃承办艺术节的意见。

　　到了第二年2月，张炳玉在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在他的力促下，高占祥在昆明主持召开文化部的司局长会议，由甘肃的文化厅长张炳玉向会议作专题汇报。张炳玉在会上作了近一个小时的汇报。也许是受到张炳玉真情与诚意的感染，汇报得到了部领导和与会司局长们的认可，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支持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会议最后由高占祥副部长拍板决定，由艺术局派员就甘肃办艺术节的条件等事宜做一次专门考察。

　　碰巧的是，这期间，甘肃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参加的由李铁映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要在云南出境，與李铁映同志出席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活动正好凑在一起。张炳玉找到卢克俭副书记，向他请示：“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向铁映同志就申办艺术节的事专门作个汇报？”卢克俭副书记表示同意，并当即带他当面向李铁映同志作了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汇报。

　　张炳玉汇报完后，还向李铁映说明：“甘肃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申办报告，请铁映同志给予支持批准！”李铁映高兴地说：“好啊，你们甘肃有这样的积极性。一个地方办一次艺术节，会带来很多好处。你们的报告，我会记着！”离开时，张炳玉一行与李铁映同志一起合了影。下午，他又专门到昆明机场为李铁映他们的代表团送行。送行的新闻被甘肃的熟人看到后就觉得奇怪，怎么给李铁映送行的人中有张炳玉？为此，还专门打电话询问他。

　　时间到了1992年4月，申办艺术节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由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姚欣带领的考察小组到甘肃作实地考察，主要考察甘肃的文化艺术资源、演展场馆、接待能力、交通通訊、经费筹措、办大型活动的经验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态度。

　　考察完后，他们对考察所涉及的内容表示满意。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比如场馆，除了省、市文化部门管理的，还有各行业管理的，共30多个场馆；在大型活动方面，甘肃举办过西北杂技汇演和全国戏剧小品调演，而且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交通四通八达，宾馆够用。考察组最不放心的就是办节的经费。

　　关于经费问题，他们还不放心文化厅代表省委、省政府汇报的情况，要亲自听到省上主要领导的态度。那天，时任省长贾志杰外出，他通过秘书告诉张炳玉和考察组的同志：经费上没问题。接着，张炳玉又陪同考察组去见省委书记顾金池。顾书记说：“我们已经向中央申请了办节，经费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请你们放心！”

　　考察组一行回到北京后，向文化部党组作了汇报。文化部正式作出决定，同意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文化部以正式文件向李瑞环、李铁映上报了《关于拟在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请示》。文件提到，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放在甘肃，一方面可以促进甘肃省乃至整个大西北地区的改革开放，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贸易、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加强西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也将会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内陆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通过艺术节促进贫穷地区的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1992年6月，李瑞环、李铁映先后圈阅同意甘肃承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整个筹备过程整体上是顺利的，但也不断出现情况和问题。张炳玉深切感受到，整个筹备过程，实际上也算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1993年7月8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在甘肃考察文化工作和体制改革工作，其中也有个任务，就是检查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筹备工作。陈绮玲副省长通知张炳玉：“铁映同志要听取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你赶快写一个稿子，就说甘肃财政困难，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我们不办了。”听到这话，张炳玉的头一下大了。

　　张炳玉始终没有去探究省上不想办艺术节是真的因为财政困难，还是别有所图的一种策略？那时的张炳玉只有一个想法：省委、省政府很严肃地以红头文件向中央申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中央已确定由甘肃承办，现在却要自食其言，说不办了，用这样的方式能向中央交代吗？不办艺术节，甘肃的财政就好了吗？这样严肃的事情用不严肃的方式向中央交代，不是有点儿戏吗？再说，艺术节的筹备工作正在轰轰烈烈、严肃认真、实际有效地推动着，现在放下不办，省上领导可以远离文化界的同志，但我怎么面对跟我一起发誓要办好艺术节的那些同志？张炳玉觉得他自己无颜面对全省18000名文化工作者。他承认，那时不排除他也有对个人得失的考虑。

　　这个时候，张炳玉又产生了一些联想：我们甘肃有个奇怪的现象：每当发生经济困难，我们一些官员首先就拿文化单位、拿剧团开刀。

　　他想起，民勤县文化局长曾两次邀请他到民勤县检查工作。张炳玉去的那次，当天晚上，民勤县秦剧团团长来找他汇报说：“县上要砍掉剧团，让演员们到饮食服务公司当服务员，剧场改为政府礼堂。”张炳玉就问：“你这个团长怎么安排？”他说：“我由组织部先挂起来，等待安排。”

　　张炳玉还想起另一件与此相反的事。金塔县财政发生困难，也有人想从县剧团开始动手。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刘汉章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县剧团不能撤，我们全县人民每人节约一个馒头，也要把剧团救活！”

　　张炳玉在心里思忖：省上领导是向民勤学习，还是向金塔学习？如果要向民勤学习，那就把艺术节灭掉；如果向金塔学习，那就把艺术节救活了。省上到底会如何抉择呢？张炳玉又不能把省上这个意图散播给别人。他在打汇报腹稿的同时，就在琢磨怎么委婉地表达要办的意思。

　　张炳玉当时铁下心来要当一回“两面派”，一方面按省上意图、按不办的意思准备汇报材料；另一方面，又从办的角度做工作。他弄清了李铁映一行的人员构成情况。他们到的当天晚上，张炳玉到驻地宁卧庄宾馆，找到文化部主管艺术的陈昌本副部长，给他说：“现在我们省的领导讲，省上财政发生困难，想给铁映同志汇报，艺术节甘肃不办了。”

　　陈昌本副部长对他说：“要是甘肃实在困难，那我们就放到北京去办。”

　　张炳玉就给他讲：“这事我们已经筹办了一年，我们文化系统还是想继续办，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不能中途而废！希望你能够给铁映同志汇报，转达我们文化部门要办的决心！”

　　按原先安排，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后，李铁映一行要到敦煌视察。李铁映同志听了陈昌本副部长的汇报后决定：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先不听了，等他从敦煌回来再听。

　　李铁映在敦煌参观了莫高窟，会见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又参观了敦煌博物馆和西千佛洞，游览了鸣沙山和月牙泉。李铁映站在鸣沙山顶，给山下陪同他考察的张吾乐常务副省长打电话说：“张吾乐，我在山上乐，你在山下乐不乐？”

　　返回兰州后，李铁映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说：“我这次敦煌之行，深感甘肃历史文化、敦煌文化太厚重了，不办艺术节要吃亏的！关于经费问题，按惯例，中央补助500万。考虑到甘肃困难，我回去给朱总理汇报，再增加200万。”

　　这样，省上领导也就改变了不办的想法，再次下决心承办艺术节。但张炳玉也能够感受得到，省委、省政府对文化系统承办这样的事，还是有所顾虑。

　　张炳玉对中间发生的这个波折一直守口如瓶，文化系统和社会上没有人知道，也因此对后来的艺术节筹备工作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李铁映走后，过了一段时间，文化部的领导和几位司局长与甘肃省文化厅在兰州饭店研究艺术节的有关事宜。期间，新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阎海旺来到会议室，给大家撑腰打气。阎海旺书记大声地说：“张炳玉同志，你把艺术节办成功了，我给你记一大功！”张炳玉理解，这主要是对他的鼓励鞭策，但也暗含着省委领导的担心。

　　融入开幕式

　　任务接下来后，文化厅组织系统召开动员大会，并着手组建机构，制定方案。这个期间，张炳玉和文化厅领导班子听到了文化系统内部和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总体上讲，都是赞成支持。许多人表示，甘肃能办这样一件大事是非常了不起的，对大多数人、特别是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都是一种鼓舞。但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甘肃经济这么落后，办这样的事实在是不可想象。特别是对张炳玉个人，有的人很有看法和疑问，他们甚至认为：张某人能办这样的事？不可能！张炳玉没有能耐办这样的事！张炳玉当时还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匿名信最后一句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艺术节结束之日，就是你张炳玉垮台之时。”按张炳玉的性格，接到这封信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有些高兴。因为它激励了张炳玉，更加激发了他要把艺术节办好的决心。张炳玉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目的就是用它来激励自己，也警示自己。

　　其实，在许多地方，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不愿干工作，也不希望别人干。别人干了，他最想看到的是干的人把事情干砸。别人干砸了，他们心里才痛快。

　　按照总体方案，开幕式是重中之重。通常人们认为，开幕式的成功就等于整个节会成功了一半。为了把开幕式办好，文化厅组建了一个专门班子。最初的思路是想沿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套路，即广场行进式表演，总名称叫《凤舞神州》，分别是：

　　序——迎宾式；

　　第一章——五彩华夏；

　　第二章——古道流芳；

　　第三章——黄河情魄；

　　第四章——大地风华。

　　这时候已经到了1993年7月，方案也完成了第二稿。到了9月，北京举办全国运动会，有开幕式，有人建议观摩一下全运会开幕式。文化厅组织创作人员专门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观摩，看的过程中，大家大吃一惊，这个开幕式居然与他们设计的开幕式有惊人的相似。此后，张炳玉组织大家在北京开了会，重新研究开幕式思路，决定放弃原来的思路和方案，从整体上推倒重来。

　　推倒简单，怎么重来？也是经过了一番苦思冥想。离开北京时，张炳玉对创作人员讲：“我们是艺术节，不是运动会，我们能否不套用第三届艺术节开幕式思路？主题和内容上，能否既观照全国，也突出我们自己？回去后大家考虑好意见，我们再开会商定。”回到兰州后，文化厅和下属相关部门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

　　这时候，体育部门已经闻风而动。根据最初的方案，把原计划举行行进式开幕式的场地七里河体育场的看台全部拆除，为开幕式的举办开始做准备工作。这中间，省上也确定拿1500万改造开幕式场地，并派省文化厅和省体委到国家体委要钱。国家体委很支持，时任体委主任袁伟民也说明了体委的困难，最后表示给甘肃50万，他说：“表达个心意，只能给你们一个打酱油的钱。”

　　方案变化后，文化厅反复讨论的结果是，把原计划在七里河体育场的开幕式改在兰州体育馆举行。张炳玉给省上提出：国家体委的50万，肯定到不了艺术节的账上，但省上的1500万应当改变用途，不能用在七里河体育场的改造上。主管副省长陈绮玲对他说：“体委对体育场维修改造的摊子已经铺开了，他们也知道要给他们拨这一笔钱；再说，我也分管体委，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办艺术节，把七里河体育场搞好了，一举两得，这也是好事嘛！”就这样，钱最终还是用于七里河体育场。

　　时间已经到了9月，离艺术节开幕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开幕式的方案迟迟确定不下来。讨论多次没有结果，大家都很着急。

　　有天晚上，张炳玉回到家，突然想起了黄河，他就想，开幕式能否以黄河为题，就叫《黄河潮》呢？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给创作三组的组长、也是《丝路花雨》的编导之一晏建中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张炳玉在电话上对他说：“甘肃处在黄河上游，從历史上看，在这里出现过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大潮；从现实看，这里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国历史，就像黄河潮那样，不断向前涌动……”晏建中听后很激动，说：“这个很好，既观照了全国，也突出了我们自己！”张炳玉说：“我把题目出了，里面的内容你们装。”并提醒他们围绕“潮”字做文章。

　　晏建中当时也正在跟创作组的同事一起研究思路，他当即给创作组通报了张炳玉的意见，在场的人都称赞这个思路好。那天晚上，他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开始讨论、琢磨内容，第二天接着讨论。

　　到了第二天晚上的9点多钟，晏建中给张炳玉打电话说：“我们按你的想法把内容都装好了，我们现在过来给你汇报。”张炳玉听了很兴奋，就说：“你们别来了，我有车，方便，我过去。”

　　他到了省歌舞团晏建中他们所在的办公室。晏建中给张炳玉讲了具体内容：

　　序幕：伎乐迎宾，突出敦煌特色；

　　第一章：《春潮》，象征春暖花开，文艺的春天到了；

　　第二章：《花潮》，表示文艺已经出现了百花齐放；

　　第三章：《浪潮》，象征文艺像黄河大浪一样，即将出现文艺大繁荣的潮头。

　　张炳玉听了后非常高兴，其他人也都有些激动，很振奋。那天晚上，大家还喝了酒，自己给自己祝贺，仿佛开幕式已经成功。大家说：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思路，必定能够成就一个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