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1

　　如果有人问我，你现在最不愿去的地方有哪些，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医院。那是面对死亡的地方。我有好多年没有去体检。很多人都说，体检会提前预防疾病。但我以为，体检的最大问题也在这里。我们对生命总是不够尊重，我说的是生命的意义。体检还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让人时时对死亡产生恐惧。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很健康，如果不去体检，他也许能躲过死亡，但是他去体检后发现自己得了肝病，几天内就消瘦成皮包骨头，很快就死了。现在很多人都批评医生医德丧尽，为了挣钱，一个小病都被说成大病。我在想，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着，而在于如何活着，甚至说是如何死亡。假如生命的大限来临，检验有什么意义呢？这使我常常想到《易经》。深懂《易经》的人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就知道生命的节制与中庸之道，知道阴阳调节的道理，且往往对生死是有预知的人。古人说，懂得《易经》的人是可以与鬼神打交道的人。此说在今天当然有很多人不信，因为大家都接受了科学世界观，但还有很多人会信。世界是多样的，体验也完全不同，我们应当相互尊重各自的信仰。

　　但现在医院的信仰在科学、在实验室，所以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上述所讲的问题，而是把生命当机器，把人当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当药品检验的实验品。一个小感冒，但你一进医院，医院首先让你进行尿检、血检，然后根据这些开一大堆药。那么，大一些的病呢，首先是进行各项检查，然后再确定得了什么病。若是头痛，就开一大堆治头痛的药，若是脚痛，就开一大堆治脚的药。我看这样的医生人人都能做了。他们不是在判断和治病，而是靠机器和药品说明书。大部分可能治好了，但很多疑难杂症是越治越恶化。比如化疗。

　　有很多老中医告诉我，在中医上看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主要在于阴阳平衡，但是，有一个中医也告诉我，中医还在于治心，叫人调节心理、面对生命，所以中医是一种古老的面对生命和死亡的哲学。若真是生命的大限来临，也不必恐惧。在他的影响下，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痴迷于中医哲学。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现代医院产生巨大的疑问，而对古老的中国医术产生悲鸣。我母亲去年8月31日来兰州，第二天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左腿从膝盖上面整体摔断了。赶紧到医院去，就说要手术，便托人找了兰州最好的医生。但我母亲不想做手术。她说百年之后还得把手术时放在腿里的六根钢板取掉，还得做手术。她对这一点非常在乎。另外，她所见的在老家做过这样手术的人大多后来都站不起来了。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本来是想请母亲来帮我们做做饭，顺便也是把她接到兰州过冬天。老家乡下的冬天太冷了。谁知发生这样的事！我非常后悔，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好在手术的前一天夜里，我们要给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叶舟祝贺。是写过《夹边沟纪事》的杨显惠老师提出来的，他是在前一周联系我的，问我周五有没有事，我说周五已经有安排了，他便问我下周二有没有时间，我说有。这件事就这样因为我的时间而确定，谁知周六母亲来周日晚上就出了事。周三早上要做手术，我便不想去了。但我爱人说，你去一下吧，早点来医院就行了。我呆在医院确实也没什么事，便去了。

　　使我惊奇的是，那天晚上似乎带着某种玄机。除了给叶舟祝贺之外，仿佛就是专门给我设的一个关于手术的辩论会。我一说起我母亲的事，大家便都有话要说，原来在座的十二个人中有十个人家里都面对过这样的病，一半的人主张做手术，另一半主张不做手术。正好我旁边的一位朋友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民间捏骨的人，你先去看看，若是能捏上，就不用做手术了。他帮我联系，一时还联系不上。那时我有一位朋友在那个民间奇人的县里做县委书记，便让那位朋友联系。十分钟后就联系上了。说好第二天一早就去。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就到医院把母亲“偷”出来了，我想在八点前就可以决定是否要手术。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皋兰县乡下那位民间奇人的家时，出来一位老太太，说已经七十二岁了。她没让我母亲下车，捏了捏我母亲的腿，然后轻松地说，不要紧，捏上就好了。然后，她用力地捏了几下，再用绷带绑好，说，好了，缓着就行了。我疑惑地说，真的没事？她又看了看我们带去的片子说，没事，一周后我们再联系。我们的惊异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再未去医院。半年后，母亲扔掉了一个拐杖。九个月后，母亲扔掉了另一个拐杖。一年后的今天，她说除了觉得那條腿有时很困之外，基本上好了。

　　那件事使我对现代医院充满了不屑，同时对古老的中国民间医术又充满了向往。我后来把那位老太太接到兰州来过几次，她治好了很多人多年未愈的骨科方面的疾病。只那么轻轻一下，就好了。她说她是七岁开始跟着母亲学医，十三岁开始行医，至今已经六十年了，所以对人体骨骼了如指掌。谁有什么病，她一看就知道了，都不用去问。常常是她说出别人的病，把别人吓一跳。我说为什么把这样的手艺没发扬光大呢？她说，他们家是世代单传，传女不传男。但到她这一代，她就把医术传给了儿子和女儿，算是已经开放多了。我在想，为何不传给更多的人呢？这大概是中国人传统的守旧思想吧。

　　中国人的这种医术与西方的医术似乎有相同之处，都是外科方面的手术，但是，此手术非彼手术。它于波澜不惊中平复了病人巨大的哀痛，于无形中平复了一场巨大的“干戈之战”。它最重要的还在于追求自然、恢复自然的医学理念。中医讲究不动刀剑，不见鲜血，不开伤口。它在恢复人体的原初状态后让人体骨骼自然治愈。不伤元气，化干戈于无形，这是西方药学无法达到的境界。

　　还有一点使我很感慨。她治病收费很少。给我母亲看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特意到自动取款机上取了五千元，还生怕不够，又取了五千。结果，她只收了我带去的一些礼物，说那些东西已经值好几百了，说什么都不收钱了。第二次是我把她接到我家里来给母亲复查，她只收了两百元。我请她吃饭，她也只吃牛肉面，于是，出于礼貌，我给她在一家豪华牛肉面馆要了豪华套餐。她将两碗面、一份肉、一个鸡蛋、一个小菜和我未吃完的一个鸡蛋、一个小菜全都吃完了。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太太，竟然如此能吃，使我大吃一惊。但她说，太浪费了，太浪费了！第三次我去接她，给她带了好多礼物，她说，行了，行了，人不能贪，下次可不能这样了！一路上，她告诉我她母亲给她讲的医道。那一次，我算是知道了古人的医道。仔细想想，我在医院还未给母亲做手术就已经花去近五千元，如果再手术直到出院，恐怕得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如此悬殊，那些穷人怎么还能看得起病呢？

　　母亲告诉我，她回到老家武威后，也让我父亲打听过一些民间捏骨的人，都是奇人。有两个去给我母亲复诊过，说的话与皋兰老太太的话一样。都说很快就好了。但这些人一般都生活在乡下，且坚守着古人传下来的医道。后来我还从其他的渠道知道在兰州和西安城里也有这样的高人，但他们的收费往往要远高于乡下的医者。医术是在发扬，但医道似乎在消亡。

　　2

　　在我痴迷于中医的那段时间，我曾研究过《易经》，但根本无法入门。那时我二十六七岁。四十多岁时，因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不得不讲授《易经》，才又一次去研究《易经》，还是不能入门。再后来，我还向一位民间高人拜习过几次，并向其讨要过一些关于《易经》和占卜方面的书，还是很难得要领。四十五岁时，翻开南怀瑾先生的《〈易经〉杂谈》，仅仅一夜，过去的很多问题似乎通了。但也深深赞同南怀瑾先生的观点，一定要研究，但不要用其占卜，要相信那句儒家的理念：善易者不占。近两年来，渐渐能悟出一些道理来，越发觉得《易经》之广大深邃，而我仅仅是窥见了一点光明而已。想到孔子五十才学《易》，也感觉不晚。今后的最大学问，恐怕就是这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了。

　　作为一个了不起的文学青年，孔子给后世留下了不少著作。虽然，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但我觉得此话不能当真。在孔子之前，私人是不允许写作的。写作属于国家的大事。但孔子之时，国家学术崩溃，学术下移至民间，于是，诸子纷起，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私人写作由此始焉。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过，在孔子之前，周公、管子也曾著述，但都代表的是国家。只有在孔子之时，才有了个人学说。正是在这个意义，老子是第一个私人写作者，而孔子便是第二个私人写作者。

　　首先要说的是《易经》。《易经》应当是孔子最后编撰的书籍。至今我们很难对那些文言、系辞、序、彖、象、说卦、杂卦等的作者进行定论，有人说，《文言》乃文王所做，《象辞》乃周公所定，而系辞乃孔子所作。这些都是一些学者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当然，也有人把序也作为一部作品来看，显然不合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文章都是经孔子删减或补充过的。这是孔子的特点。他既然已经“序《书传》”、编《礼记》，已经从一千多首诗删减为三百零五篇，也可将鲁史删减或改写为《春秋》，又怎么可能对六艺之首的《易经》轻易放过？这是他晚年最大的事情。虽然他说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就可以完全把《易经》修改得“彬彬矣”，但是，这并非说明他没有对《易经》进行编撰。大量的资料恰恰表明，在孔子之前，有关《易经》的书籍很多，但是不是符合《周易》，即符合周文王和周公的义理，就不得而知了。他要做的便是把所有有关《易经》的内容编撰起来，成为一部完善的经、传合一的《易经》。

　　我们看《三国演义》，会发现诸葛亮有神力，能知天文地理，还能善用风水。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有一部《易经》在起作用。民间传说诸葛亮发明推背图，如果有，也出自《易经》。我观《阅微草堂笔记》，发现大学士纪晓岚除了经史子集和诗词歌赋皆通外，既善于卜卦，又善于开药方，真是了不起的大学士，而这一切的基础仍然在于六经之首的《易经》在身。我还看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在黄侃病了的时候，竟然能在了解病情后即开药方，然后再送黄侃处。皆为《易经》矣！鲁迅则没有这样的能力，盖因鲁迅尚未研讨《易经》便东渡日本，向东洋取经。

　　在我的视野里，也许章太炎是一个分界线。从此以后，新式的知识分子便与《易经》和整个传承了两千五百年的六艺断裂了。《易经》再次流至民间。后来，它就成了迷信，与我们这些在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常常在想，我们还算是知识分子吗？我们对天文、地理、人命还知道多少？我们对人世间那些未知的领域还能探究吗？

　　3

　　很多人都说，不读孔子、老子，就不懂中国。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不懂《易经》，我们不但不懂中国，而且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知道的事情其实很少很少，而未知的事情占了絕大多数。我们对一小时候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无法确定，对明天一无所知，我们对最好的朋友也知之甚少。我们对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但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知道一切。

　　然而，我并不赞同知识分子拿《易经》来进行算命或行事。如果说孔子之前的《易经》就是用来占卜的，就是用来趋利避害的，属于数术一类的话，那么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这样无常的命运流转中确定了可以不变的内容，那就是君子、仁义、礼乐思想。他认为，君子无论在怎样的命运面前都不可盲目地趋利避害，而是要坚守正道、勇于进取、积极乐观，这样就可以达到君子的目的。比如某人要谋件大事，卜得一卦为“风天小畜”卦。其意思是目前只是稍有积蓄，还不能达到目的。如果是急功近利的话，那么谋事者有可能采取几种行为，一种是不相信卦象，开始采取极端的不正当行为，从而想达到目的；一种是觉得无望，便放弃了这件事；第三种是知道此卦的结果，但同时也对卦辞中圣人的劝导认真听取，采取积极而节制的方式，继续努力、坚守正道，相信有一天会达到目的。

　　显然，前两种方式就是算命，是功利性的、世俗性的，是《易经》在术算方面的功用，而第三种方式就是孔子所提倡的方式，有了理性、有了信仰。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孔子编撰《易经》的不同，可能很多人不大认同，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也正是这样，到荀子的时候，他才说：“善用易者不占。”意思是，《易经》的思想就是天地人心的道理，只要对天地人心有理性的把握、有正确的认识，还需要占卜吗？知道《易经》之理后，便对自己要谋的这件事从各个方面进行大致的分析后就可以作出判断。其实成功与否不是君子所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即使达成功名，但君子若觉得德不配位，仍然会觉得这是不利之事，应当坚决地回避。

　　我想，大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反过来判断孔子是否对《易经》的十翼进行过编撰了。显然是的。《易经》中大量的“子曰”、“君子”、“仁义”、“大人”等词汇的运用，恐怕是只有孔门能做的事了，绝对不是道家的手法。

　　但是，孔子为何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我想，也是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孔子对《易经》还没有吃透，没有挖清楚，也就是说孔子不会用《易经》。的确，我们在《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中几乎没有看到过孔子占卜的例子，而且《史记·孔子世家》中只说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似乎也说明孔子到晚年才在学习《易经》。

　　《论语》是孔子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言论，也是孔子思想的主要佐证者。从《论语》中的确能看出，孔子是到晚年才真正开始治学于《易经》，但是，这也无法说明孔子不大懂《易经》。南怀瑾先生认为，《易经》是孔子传下来的，仅凭这一点就很不了起。他说，孔子著了《系传》等十翼，然后传与商瞿。后来，子夏在河西讲《易经》，大家都认为他只是得到易理而已，数术未曾得真传。历史上有记载，商瞿四十岁还没有儿子，他的母亲很难过，就问孔子。孔子说，你不要难过，他在四十岁后会有三个儿子，结果真如孔子所说，商瞿四十岁后有了三个儿子。这个事情说明孔子不是不会用《易经》，而是他不轻易使用而已。商瞿又传至后人，到了汉朝时就变成了京房系统。但是，后人认为，到了京房时，《易经》多转向数术方面了，且大不如孔子时期。也就是说，孔子对《易经》的研究不但有数术方面的，还有易理方面的，是统一的。

　　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解释《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的遗憾。

　　我们还是从“彬彬”一词着手。如果说孔子不修《易经》，何来“彬彬”之说呢？正是因为他要修正过去人们对《易经》的种种不合适的解释，而使得《易经》所有的解释都达到文质彬彬，但是，他研究得太晚了，还没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去世了。

　　那么，孔子想使那些对《易经》的种种解释达到怎样的地步就是“彬彬”了呢？显然是要把他的仁义礼乐思想完全地融合在其中，同时，他也可能要用过去的经验来验证《易经》的各種爻辞和卦象。所以，爻辞中是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这个动态则正是孔子要说明的地方。如果是静态，那就只有结果，就是完全功利性的，但如果是动态，则就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完全按照功利的目的而行事，这也是顺乎道，但是一种无意识的顺从，终究还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行为；另一种则是行圣人之道，走正路、守正道，既不拘于法理的教条，要善于变通，又要在变通时不可妄为。这也就是《系辞》中所说的：“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这大概就是孔子要解决的事情，而这也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他要与上天达成一致，阴通鬼神，阳合人间礼法，既不盲目地行动，要听上天的安排，但同时也可按君子之道进行自身的坚守。甚至可以说，孔子想将《易经》的数术与易理统一起来，要取得上天与鬼神的统一，为人间甚至三界重新确定大道。

　　我以为，在这一点上，自古以来，没有人超越过孔子。自孔子之后，当然更没有人了。至于释迦牟尼、耶稣是用宗教的方式直接为人间确定仪规，那是神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而孔子是人的方式，以人的正见，想为三界确定仪规，的确是太不可思议了！

　　每读《系辞》，都觉得那些精美之言语非《论语》之修辞可比，必当出于夫子。而老子之《道德》和夫子之《系辞》，可算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篇章了。

　　4

　　其次要谈谈《春秋》。这是孔子真正的创作。据说，孔子所作《春秋》不过一万八千多字，留至后世的是一万五千多字。是《道德经》的三倍。没有《庄子》的篇幅。但就是这一万多字，完成了孔子关于仁义、礼乐的大追求。

　　他为什么要作这样一部书？这不是与他述而不作的精神相违背吗？我们不能抠着字眼去理解孔子。孔子被迫流浪六国之间时，他就在想：“不行了，不行了，君子痛恨活了一辈子而名声不被人们称道。我的主张不能实行了，我用什么将自己显现给后人呢？”看到这儿，我笑了。司马迁写得太好了。他把孔夫子写活了。

　　如果说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立德和功名上，那么这一次，他不得已便要立言了。他把鲁国的历史编撰成一万八千多字的《春秋》，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该赞扬的赞扬，该贬低的贬低，把那些诸侯臣子僭越与作乱的事情全都一一责骂。好个爱憎分明的孔子！按司马迁的推测，《春秋》作于孔子困厄之时，也就是五十六岁之后。那么，孔子是否把他对乱臣贼子们的恨也带进史书了呢？显然是，否则他如何实现他的礼制理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对《春秋》是否史书充满了怀疑，实证主义者胡适就认为，《春秋》一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也说，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徐复观之言诚哉。如果我们把孔子降格为一位史学家，圣人之教何在？他必然是要在历史的记述中陈述自己的大道。胡适之类者岂能知之！如果说真实，这才是真正的真实。非表相之真实，乃心中正义之真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一位文学家，而非简单的史家。胡适者流是从西学中借来学术之分类法，将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硬是要割裂开来。

　　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学之主流，但为何我们一直在学习俄罗斯文学传统，却未曾向《春秋》学习呢？《春秋》是孔子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批判的杰作，他不是虚无主义，他的每一句批判都是指向仁义、礼乐，归于大道。然而，孔子的这种批判精神并未在后世得到良好的继承。人们只记得其“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记得中庸之道。人们只记得从《论语》中得到一些顺从天命的只言片语，却看不到《论语》中的批判精神。于丹讲孔子，也是只讲“顺从”，从不谈批判，这大概也是那么多的人对其谴责的原因吧。

　　然而，今之文学青年，多没有高远之理想，追求的都是修辞之美饰，接舆之狂行，对待道德口诛笔伐，对待功名利己至上，而对待大道虚无彷徨，所以，批判无意义，这哪里是孔子之传人？分明是接舆之再传弟子。事实上，连接舆都难以连为一气，不知其何教也。

　　5

　　世人都说，孔子是世俗的尊者，因为他是人伦的创立者，但他很少提到天道。然而，老子和庄子就不一样，时刻都在面对道、谈论道，尤其老子面对的是天道。换个说法，就是老子是有形而上学思想的圣人，而孔子是没有的。人们说，孔子是实用主义者。

　　此话谬矣。但这些观念大概也被黑格尔听到，所以在看了《论语》一书后便断言，孔子只不过是一位作家，还不是哲学家。即使到了他的学生辈的雅斯贝尔斯时，这些观念仍然在起作用。虽然雅斯贝尔斯将孔子抬到全人类历史上十多位哲学家行列，且“封”他为人性道德范式的创立者。但是，他与我们今天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提出的立论基本上还是限于《论语》一书。他似乎不知道孔子还有其他什么著作。所以，在我看来，他也与今天的很多研究孔子的人一样，都属于盲人摸象，只是摸着了孔子的头部以下的部分。

　　今天的学者，大凡研究孔子的，也限于此窠臼，所以研究无新意，难以触及孔子之灵魂。我此前也是持这样的态度，认为孔子要比老子低一些，因为老子不仅看地上，还在看天上，而孔子只是看人而已。但是，等我后来担任了传媒学院院长、提出把孔子的六艺演变为我们的传媒六艺时，在我一点点将六艺进行一番解释并开始编写教材时，我突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孔子的思想藏在六艺中，绝不仅仅是一部《论语》。

　　孔子是一位编辑家，虽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第一位，但也是靠前几位的。但凡做编辑，又要拿它来做教材，所以就会修改、补充，使之成为一个有系统思想的教材。《诗》《书》《礼》《乐》就是他四十岁之前的教材。

　　《论语》是他的学生们的日志或者课堂笔记，虽有孔子的话语，但不能构成全貌，所以，从一部《论语》而看孔子，就是碎片状的、不成体系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六艺的角度来理解孔子，则就大不同了。

　　《周易》便成了他的形而上学，不仅仅通天地、通鬼神，还要通人伦，三界无不遵从；《春秋》便成了他的史学，褒贬都有，与我们今天接触的新闻或历史要零叙事（也称客观叙事）不同，它奖善罚恶，态度鲜明，后世儒家的史学观便是从他开始的；从一千多首诗选编成的《诗经》则代表了他的诗学，“思无邪”成为他的最高美学，犹如我们说古罗马的雕塑是“单纯的美”一样，“不学诗，无以言”则成为诗学入世的法门；《尚书》则是他的政治学；《礼记》便是他的礼学，人要如何去做儿子、臣子、父母、人父、人妻等，都有规则可遁；《乐经》则是他的艺术学，乐能正心，乐也能扰乱人心，所以乐也是有法则可遁的。

　　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孔子，则孔子就是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的大哲人。那么，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素王”就贴切了，一切荣誉加在他身上也就不失重了。

　　也唯有如此理解，孔子才能回到其本位。

　　我读《论语》，必然想到《春秋》，也必然一定要读《史记·孔子世家》，然后才发现，即使如此也只是懂得一半孔子，然后读《诗》《礼》《书》，懂得其全貌。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后来才发现，丢了《易经》就等于丢了魂魄，于是研究《易经》，方知世人都误解了孔子，我也误解了半辈子。呜呼！圣人都如此，何況我等无名之辈。

　　想到此处，不觉仰天长笑。至于《诗》《书》《礼》《乐》，乃至《论语》者，还有谈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