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蕾

　　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性概念是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说法,“乡土文学”是指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身在北京的作家回忆往昔故乡(主要指传统农村)生活的作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说的乡土文学的概念与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其内涵和外延均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乡土文学先后出现了很多样式,不同流派、不同作家各自都有不同的价值立场、文学理想和创作方法,各流派之间也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关于乡土文学的概念,但总体上看,乡土文学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首先,必须写农民或主要写农民;其次,必须以乡村生活为背景。这两个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还有一个特征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过,但从鲁迅起,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作家都一直遵循的,即反映变化中的现在时农村生活。把这一条添上去,乡土文学的概念就比较完整了。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乡土文学便由于作家人生实践和美学理想的不同而形成了两类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一类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以关注现实、批判现实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一类是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以讴歌自然、赞美农村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两种风格分别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得到继承与发展,各自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政治憧憬下的理想田园:

　　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乡土文学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上的变革给文学家们带来无限想象的可能性,作家们纷纷用自己的笔勾勒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未来,文坛上到处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气息,因此,对于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来说,问题也在于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去表达自己对未来充满畅想的浪漫主义精神,作家们这种乐观主义的畅想除了受自己美学理想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政治的信仰。当十年浩劫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方针给这批乡土作家重新带来了希望,他们以为,农民从此可以摆脱掉一切落后、苦难、过上理想的生活。《乡场上》里的冯幺爸在改革的年代里终于站立起来的时候,何士光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以至不惜在作品中将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的理性认识直接套在冯幺爸的感性头颅上:仿佛历史的阴影会那么容易用三五句话就打发掉。他根本来不及思索这位类似梁三老汉的农民头脑是否会如此简单,那已直起的腰杆是否会再被某种力量三言两语就压弯下去。叶蔚林以《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贾平凹以《晚唱》、古华以《爬满青藤的木屋》去寻觅在古老乡土社会中浪漫而美好的人性之光;刘绍棠以《蒲柳人家》《娥眉》形象地告诉人们“美在生活”;而在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何士光的《喜悦》等作品中,整体笼罩的氛围干脆便是喜气洋洋。作家们的政治感应是如此强烈,似乎都明白经济改变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更大解放,一代农民的命运将从此大大变样。然而一旦深入生活,尤其是深入到农村的基层以后,他们却大多发现,自己的作品竟是如此地肤浅、苍白,缺少历史的深度穿透力。

　　二、从人性到文化:

　　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

　　矛盾曾经说过:“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而给我们。”按照矛盾的这种说法,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给我们的只能是“前者”,他们在单纯讴歌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农民的真正生存状态的关切。而另一批作家,高晓声、路遥、贾平凹、张炜等,在描写乡土农民的生活时关注的内容要广得多,其作品的主题也丰富深刻得多。

　　最早表现出乡土小民对命运的挣扎反抗的,是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表现出的均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苦难深重的生活现状,但这些均是在“伤痕”、“反思”的时代大潮下一股特殊的文学创作现象,当这股潮流过去以后,作家们卸去了肩上沉重的历史负担,以更加深广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生活时,一批真正具有现实深度的乡土小说作品出现了。这是一股凝重的现实主义潮流,它始终将今天的人生与昨天的乡土联系起来,以作者的思想深度一线贯穿。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标志着对乡土人物的性格的关注,预示着“改造国民性”这类文化主题在80年代的必然展开。与高晓声相比,路遥的作品似乎更贴近80年代农村的现状,他的《平凡的世界》不仅写出了广大农村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种种变化,更是写出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史。张炜的《古船》与贾平凹的《浮躁》是代表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最高成就的两部长篇,他们不仅揭示出在社会转型期以氏族为根基的农村宗法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历史,更是从人性的角度揭示出农民的苦痛、历史的无常乃至道德的绝境。至此,乡土小说沿着人性和文化的道路越走越远,它们不再紧跟时代的步伐反映现实,而是走向了文化寻根。

　　三、题材的开掘与主题的回归: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困境与突破

　　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乡土小说一味地讴歌自然风光和风俗民情,缺少对现实的干预和对农民生活的如实反映;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由描写人性转而描写文化,一味刻画封闭落后的环境与在这种环境中或顺其自然或艰苦斗争的几乎有些神性的农民形象,这就使得这两股小说潮流走向了两个极端,发展成“地域文化小说”和“寻根小说”,它们均背离了原来鲁迅所提倡的反映变化中的农民、农村的乡土小说的初衷,离真正意义的“乡土”越来越远,在主题上首先走入了一个误区,使得90年代很少见到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

　　上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走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题材的难以为继。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虽然有了多方面的发展,但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未能全方位地追踪和面对农村社会不断发生的惊人的变革,作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将视线限制在传统的乡土和农村。视觉的固定本来无可厚非,而且传统的乡土和农村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仍然需要文学给予密切关注,但如果乡土文学的整体在80年代以后仍然仅仅将视线局限在农村,许多农村实际发生的新变化就会被排斥在外。比如仍封闭地写农村和乡土的作家就不可能关心数量庞大的民工进城这个显著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本身既是传统的乡土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深地介入城市,成为城市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由于对农村实际的人员流动比较隔膜,或者一时不能适应这种社会现象,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乡土文学实际上已经和当代农村出现了某种脱节,许多作家因为不关心现在时的农村而不得不专门写过去的农村,“乡土文学”的当代性越来越淡薄,有些作品甚至干脆演变成“历史小说”,这也许是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走入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9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主题上的这种回归,体现出作家们对于真实的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在题材上也有所拓展,甚至出现与所谓“城市文学”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将有助于打破乡土文学的僵局,打破它在描写对象上的自我限制,从而促进正统“乡土文学”发生某种内在转变。

　　【参考文献】

　　[1]郜元宝.说话的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何向阳.夏娃备案[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3]李敬泽.文学:行动与联想[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4]姜静楠.重写文学史现象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乔蕾,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