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一

　　有段时间听老师讲《史记·货殖列传》，因为不断提到相反理论的有效时段，便稍稍留意了一下周期问题，也就注意到，经济系统正是最注重研究周期的领域之一。那些几乎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的著名周期，短到三四年的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中至十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长及五六十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都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其实也不难理解，经济领域最為外显地关系着国计民生，因而较易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自然也就人数众多。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周期，还是将这三个周期复杂化、系统化的熊彼得周期（Schumpeter cycle），或许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跟《货殖列传》的十二年周期比照——基钦周期可以对应三年一变（3×4＝12）的“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朱格拉周期可以对应十二年一轮的“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恰好可以对应不断循环的六十甲子（12×5＝60）。

　　周期可以看成一个生命体的盛衰过程，因此其长短就必然跟生命体本身的长度有关，《庄子·逍遥游》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与此同时，周期的长度也跟观察者的视野相关。就拿《史记》来说，《货殖列传》里提供的是经济周期，因为涉及投资收益，需要很快见到效果，故长度是十二年，而《天官书》涉及的是天学，周期则要长到五百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无论周期长短，对自己置身的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努力寻找以求解决现实问题，即便是天学周期，也无例外地要与人间的政治结合起来，更不用说直接相关的历史周期了。

　　现代关于历史周期最著名的讨论，出自黄炎培跟毛泽东1945年的窑洞谈话，载于前者著《延安归来》：“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应该思考过这问题，在当时的勃兴之势下，其回答也显得踌躇满志：“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无论怎样的周期，更不用说需要数百年才能总结出来的历史周期，最终能够被发现，一要能看过足够长的时间，一要有对历史的洞见，否则，很容易把某个时段的暂时起伏认作必然的周期，如同把整体的未济卦（）只取二爻（）或四爻（）而看成既济卦。人的一生毕竟有限，要看到足够长的时间，只尽形寿的百年显然不足，因此不得不借助前人的记忆——或许书写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值得珍视的经验。如果把时间拨回到西周，起码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殷商和可能的夏朝，已经留下了可供参考的较长时间段，而文献中的西周建国者，又有足够的睿智来发现其中的规律，于是，民族文化语言中就此留下了“殷鉴”这个词。《尚书·诏诰》所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所谓“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大不监”，其中的“监”正是“鉴”。《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恰好是这个词的来历。这面历史留下的镜子，在以后的岁月里始终存在，只要不像童话里那样将之作为询问自己是否最美的魔镜，它应该会一直越磨越亮。

　　我很愿意相信，殷鉴是周人有意的智慧选择。其时，有文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文字也有能力记载一些最为重大的事，人从百年之身抽离出来，差不多有机会来回望这千年以上的历史经验。或许，自从殷鉴这一形象出现，中华民族才算真正开始了持续的自我总结。周之后，还另有一面著名的镜子，就是秦鉴，如贾谊《过秦论》所言：“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写文章的时候，贾谊大概太过年轻，心里还存着“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圆满念头，是不是正因如此，才引得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质实看，世间万物都不免“变化因时”，逃不脱无常的追踪。不用说秦鉴了，即便那个刚把殷作为镜鉴的周王朝，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先祖荣光，就已经被自身或后来者当作了另一面镜子。

　　二

　　《诗三百》变成《诗经》的汉代，经学大师早已在殷鉴之上又看过一遍周代的兴衰，认知更为细密周详。即如郑玄的《诗谱序》，就结合《诗经》的相关篇章，概略地描述了有周一代的盛衰：“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人肯替，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诗谱序》描述的是周代的宏观状况，自后稷直至春秋时的陈灵公，每一较长时期的兴废都给出了纲领性理由。不止如此，根据汉代经师的说法，几乎能把每首诗对应到历史的具体里去。就拿上面提到的变雅来说吧，《毛诗正义》将录诗原因和对应的君主一一罗列了出来：“《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于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余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

　　周的后代子孙，尤其是厉王、宣王和幽王，一改前期君主的勤谨无逸，表现出明显的逸豫迹象。其中的宣王，虽然受到的指责不少，但因曾有过短暂的中兴，并未被后世列为标志性的人物。至于厉王和幽王，后来几乎被等同于桀纣那样毫无德行的残暴之君，免不了众恶归焉，成为历史上反面镜鉴的典型。潘雨廷《诗说》给出了诗与史的相合之几：“雅有大小之辨。小雅明君臣相合之德，以至兄弟朋友之相助相辅。大雅盖明君德，君德贵乎祖德之积，父子一伦之基也。凡相合以正，是谓正小雅。君德以正，是谓正大雅。而或不正，变雅起焉。……夫正雅共四十篇，即正小雅二十二篇，正大雅十八篇。凡各分二节，第一节正小雅九篇，正大雅十一篇，当文武受命创业之象。第二节正小雅十三篇，正大雅七篇，当成王反风继命守业之象。成王之胤，世世承之，及七世孙厉王胡，竟失其所守，由厚民之家风，变成监谤而民劳。故召康公之后裔召穆公，作《民劳》以刺厉王，欲厉王之‘无纵诡随，惜厉王不悟。乃自《民劳》起，为变大雅。”居于变大雅之首的，正是《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惽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小序谓：“《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繇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召穆公劝谏厉王，最著名的一件事，出自《国语·周语上》，也即教材中经常收入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文中所谓的“厉王虐”，应该就是笺中所言的种种乱象。周的后王已经失去先王那样开阔的自信，不能如《无逸》中那样容忍“小人怨汝詈汝”，也忘记了《酒诰》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教诲，厉王甚至于要防民之口，弄得国人道路以目，当然属于君德不正，而与之相关的《民劳》，也就被有意无意间放在了变大雅的首篇。

　　有点疑虑的是，前一首《卷阿》还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为何至此陡然而变？即便读经的人再鲁钝，也忍不住会问，由盛世转入衰世果然如此斩截，其间真的没有过渡可言吗？其实，《卷阿》的小序已经说到了警戒之义，“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不过，这警戒用的是和缓的方式，跟着诗的意思读下去，几乎会忘掉里面的担忧之情。后来的有心人思考得深入，竟从“来游来歌”立论，将盛世和衰世连接了起来：“张叔翘曰：‘《卷阿》虽盛世之诗，而游歌康娛之渐。故夫子序诗，《卷阿》之后，即继以《民劳》，其旨深矣。”大可不必深究序诗的深意是否实有，只要清楚，所有从头到尾费心力来解释这些问题的人，都胸怀着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所有人，似乎跟他们都有无比紧密的关系。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这些心怀共同体的人，不只是浮泛潦草地担心共同体的未来，他们更知道那些最需要担心的切实问题。

　　三

　　《民劳》里的很多词，现在早已有了固定含义，不复当年的意思。就拿第一节的“小康”来说，本是稍得安顿之义，可在《礼记·礼运》里，这意思已经变化。相对于大同之世的“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小康差了那么一点点，“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较大同差一等的小康，对应的却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已经算得上人间理想不是吗？当然，小康还指家庭稍有资财，如鲁迅“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今更为人所知的意思，是国家层面的小康，内涵很具体，包括人均和总体的收入水平等。最后这意思的来处，应该是《礼运》，饱含着人们对安宁生活的期盼和怀想。

　　除此之外，“惠此中国”里的“中国”，现在也很容易让人误解。在《民劳》里，“中国”并非如古代常用的那样指中原地区，或如现在一样是指多民族融合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而是相对作为诸夏（周分封的诸侯国）的“四方”而言，指的是京师，也就是国都地区。现在广为人知的何尊，其上“宅兹中国”的铭文，是“中国”二字的最早出处，其义为定居在天下的中央区域，指的应该是周成王迁都的洛邑。如果不把古人看得太过盲目自大，这个中央区域可能并非指地域意义，而主要是宗教、政治、文化的中央。

　　即便把古今有重大区别的词义搞清楚，诗中很多词仍然早就有异议。还是拿第一节来说，“汔可小康”的“汔”，毛传训为“危”，郑笺则释为“几”，后来更有解为“终”“至”者，放进句中，意思都似通不通。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多方征引，断“汔”为“气”，也即“乞”之假字，“民亦劳止，气可小康，言民亦罢劳矣，求可小安也。……序以此诗为刺厉王，然则求可以小安，非有希于郅治之隆也，其意婉而讽矣”。另有一处，即“柔远能迩”中的“能”字，历来有顺适、忍耐、相能等各种不同说法，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传》：‘柔，安也。《笺》：‘能，犹侞也。安远方之国，顺侞其近者。瑞辰按：能与柔义相近，柔之义为安，为善，能亦安也，善也。”如此，柔和能均为动词，连接了宾语远和近，这句诗的意思即如陈奂所言，“远谓四方，迩谓中国。言安远方之国而使与中国相亲近也”。

　　除了第一节的两处疑难，第四、第五节也各有一句需要辨析。第四节的“戎虽小子”，毛传释“戎”为“大”，郑笺则解“戎”为“汝”。《正义》引孙毓的话说：“戎之为汝，诗人通训。言大虽小子，于文不便。笺义为长。”章太炎则结合现代方言，进一步说明：“今江南、浙江、滨海之地，谓汝为戎，音如农。”“小子”有两种主要解释，一指王，一指王官。后者认为，称王为小子不敬。前者则根据传世文献来推断，如胡承珙《毛诗后笺》谓：“三代质直，尔女之受，尔女之实。盖至战国，时始以尔女为尊于卑、上于下、轻忽之词耳，不可以律《诗》《书》。”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则云：“诗人称目其君，尊之则曰天曰上帝，亲之则曰尔汝曰小子，难以常礼拘也。”

　　第五节的“王欲玉女”，核心问题是“玉”字的解释，虽说法众多，但最有可能接近诗意的，来自郑玄和朱熹。郑笺谓：“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集传》云：“言王欲以女为玉而宝爱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谏正于汝。盖托为王意以相戒也。”高本汉《诗经注释》跟朱熹的意思相近：“用‘玉比拟完美无瑕是诗经常见的……本篇也是用同样的比喻：王要你和玉一样。”陆奎勋《陆堂诗学》比较二者，认为还是“《郑笺》质实有味”。

　　第四、第五节的解释争议，除了某些難以猜测的原因（比如暗藏在诗中的微言大义），大体都跟对诗的主旨理解有关。《民劳》题旨的歧义，主要还是发生在小序和朱熹之间。上文已经引过小序的刺厉王说，朱熹《集传》反驳云：“序说以此为召穆公刺厉王之诗，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然其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不同的解释之间，或许暗含着相异时代对君王的不同尊崇（畏惧？）程度，未必真的关涉诗旨。范处义《诗补传》云：“古者君臣相尔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大，不可忽也。”

　　认真推究起来，诗无达诂可能并非无法准确理解诗的词句和题旨的场面话，而是引我们从歧义中不断深入思考的锁钥。即如上面看起来矛盾重重的题旨和词义，通过范处义的一番解说，召穆公老成忧国者的形象不是跃然纸上吗？或许，只有这样的老成忧国者，才可以将看起来无法收拾的局面耐心地理出线索，也能够把不同的诗旨成就在应有的层面，即如潘雨廷《诗说》所言：“召康公之后裔召穆公，作《民劳》以刺厉王……诗有以戒同列，穆公不欲直谏厉王，厚于君臣之情也。”即便厉王君德不正昭著，老成者使用的方式也不是直斥其非，而是温婉地劝诫，既指出问题所在，又留下了足够的回旋和修整余地。或许，这正是老成者既忧心民生又审慎做事的不可及之处。而在这过程中，那个被反复劝谏的“小子”，也渐渐显出了自己的形象。

　　四

　　《民劳》里有太多值得反复体味的地方了，有心人几乎能从这首诗里看到衰世的典型特征和可能的救治之道。不过，真正引发我兴趣的，是其中的“无纵诡随，以谨缱绻”两句。《毛传》释“诡随”云：“诡人之善，随人之恶者。”也就是乖违人的善，随从人的恶，正是小人毫无原则的样子没错吧？“缱绻”二字，《正义》解曰：“缱绻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恶之辞，但施于善则善，施于恶则恶耳。此云‘以谨缱绻，是人行反覆为恶，固著不舍，常为恶行也。”两句连起来，那意思差不多是告诫君王，不要放纵诡随之人，以防跟这些人固结缠绕在一起。熟悉鲁迅作品的人应该看出来了，老成忧国的作诗者尽力劝导的君主，很容易成为《扣丝杂感》中的“猛人”。

　　“猛人”是广州常用语，“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如果计入《民劳》中的君主，则或可加上“要人”一种——弄不好是最可能成为猛人的一种。无论猛人自身聪敏还是愚笨，只要“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不管猛人是否情愿，包围者肯定会施展“缱绻”之术，有意跟他固结在一起，从而缠绕成短时间无法拆分的利益联盟。诡随者既然以利益为中心，表现自然也将根据是否有利而变化：“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揣摩逢迎，假传圣旨，事上谄而临下骄，不正是诡随之人的嘴脸？

　　诡随之人包围的猛人，既然难免“缱绻”，那命运就几乎可以预见了：“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啊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这时的诡随之人呢，“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无论世事怎样变化，猛人如何走马灯，“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或者永是性情相近的一伙。猛人脱出这循环的方式，鲁迅设想的是如下两条：“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不过，鲁迅向来是悲观的，他当然能够意识到，无论想出怎样的法子，猛人几乎都无法突破诡随者的包围，“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底，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或许是因为鲁迅向来不喜欢围拢起来的一群人，故此提到猛人的时候，他对诡随者的缱绻更为深恶痛绝，而没有多用心刻画猛人。其实，多数猛人恐怕原就有缱绻的属性，并非有了诡随者才变成如此。就拿《民劳》中的“小子”周厉王来说，弭谤中信任卫巫而钳制众口，大臣谏止而一意孤行，不正是有意纵诡随而任缱绻？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弭谤塞言，不善莫违，确实近乎一言丧邦了吧？如此之王，是否可以就此定性？较早的《墨子》，就已经将厉王归入著名的暴君之列：“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左传》昭二十六年则云：“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毛诗正义》解《桑柔》时，就讲得更加清楚：“厉王之恶，实出本心，非必臣能损之，初时亦无所善。作者以君臣一体，助君为恶，故归咎于臣，以刺君耳。”以此类推，历史上记载的诸多诡随之臣，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在代天生恶德的君主受过？

　　或许是因为弭谤造成的影响太过糟糕，因此众恶归焉，后人对周厉王的谴责越发强烈，“暴虐”几乎成了他的标签，差不多可以并入殷鉴，一起成为“不能这么做”的标志。经历过亡国之痛的人，更是对厉王有着忍不住的怨愤之情。明末清初的钱澄之，就在《田间诗学》里写道：“至于厉王，始尽废文武之法度，尽失文武之民心矣。以宣王励精图治，有志中兴，而晚节遂衰，不能复振。再传幽王，善政微而流弊出，国遂以亡，则厉王遗毒深也。夫以周家数百年忠厚培植之民，一旦围王之宫，流王于彘。古今异变，出自周民，非失民之甚，何以有此。周之亡于厉王久矣。……盛世之音甫终，亡国之音斯起。吁，可畏也。”跟这样天生恶德的猛人（君主）相处，并且已经有了明显的亡国之兆，即便老成如穆公者要进谏，其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其实我很怀疑，如此情形下，穆公这样的持重之人真的会起进谏之想？可是，一个对世界负有责任的人，不如此又能怎样呢？眼睁睁看着当时天命化身的君主被迫失去自己的位置——那可能意味着所有虔敬的消失，还是考量过各种可能的后果之后起身反抗——那可能意味着毫无疑问的生灵涂炭？行事审慎的人不轻易揭竿而起，是否就因为他们恰好有着如上的顾虑呢？莎士比亚《亨利四世》里，造反的约克主教说到过这两难处境：“我曾经仔细衡量过我们的武力所能造成的损害和我们自己所深受的损害，发现我们的怨忿比我们的过失更严重。我们看见时势的潮流奔赴着哪一个方向，在环境的强力的挟持之下，我们不得不适应大势，离开我们平静安谧的本位。”但很多著名的人物，如周公，如郭子仪，如曾国藩，可能都面对过类似约克主教的情形，但选择却截然相反。不必急着判断其间的是非曲直，在人世最为复杂的政事上，从来就不会有简单的答案。需要知道的或许是，起码在这首诗（作为“经”的解说）里，穆公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进谏。

　　更需要关心的问题大概是，穆公的进谏，怎样才是合理的，进而，如何才是有效的？陈子展《诗三百解题》概括诗义云：“《民劳》，是召穆公大谏厉王之作。所谏何事？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如是而已。诗凡五章，重章叠咏，好像《国风》里的诗篇。不过每章词句略有变动，以示反复叮咛之意，也可见先后深浅的不同。每章起首四句说恤民、保京，中间四句说防奸、止乱，末尾二句都收到谏王主题上去。而以中四句为中心，因为奸人不去，助王为虐，必致激起民变。”严粲《诗缉》重点解说中间四句：“诡随者，心知其非而诈顺从之，此奸人也。《书》所谓面从，孟子所谓面谀也。人见诡随者无所伤拂，则目为良善，不知其容悦取宠，皆为自利之计，而非忠于所事，实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祸乱，致寇虐。但权位尊重者，往往乐软熟而惮正直，故诡随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纵之为患也。今戒用事者无纵此诡随，则可以谨防无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

　　《民劳》虽以“无纵诡随”为中心，其间的重章叠咏却并非反复陈说同一意思，而是越转越深，层次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论诡随者之变化多端，可谓清晰分明：“夫诡随情状，不一而足：曰无良，曰惽怓，曰罔极，曰丑厉，曰缱绻，皆小人之变态而莫可以言穷者也。而就中唯缱绻一类，唯能固结君心而不可解，故终之以此，欲王深恶而痛绝之耳。迨至诡随除而寇虐止，然后知明命之当畏，民忧之足虑，‘无俾作慝（按作恶）以至于败，常反经而无乎不为也。”《朱子语类》记下一段朱熹弟子潘时举读这诗的心得，也称得上体贴入微：“第二章末谓：‘无弃尔劳 ，以为王休，盖以为王者之休（按美德），莫大于得人。惟群臣无弃其功，然后可以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后二句谓‘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盖以为既能拒绝小人，必须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亲有德之人。不然，则虽欲绝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后二章‘无俾正败，‘无俾正反，尤见诗人忧虑之深。盖‘正败，则惟败坏吾之正道；而‘正反，则全然反乎正矣。其忧虑之意，盖一章切于一章也。”

　　总体上看，作诗者的进谏，可谓从容周致。先提出当时面对的困局，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休”“小息”“小愒”（稍稍休息）、“小安”，郑重提请君主予以关注。然后提出希望，期待君主从切近和较易着手的地方入手，推近及远，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至此，再深一步说明进谏的核心问题，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惽怓（大乱）、罔极、丑厉、缱绻，如此才能“式遏寇虐”（阻止残贼凶暴之人），以防“憯不畏明”（不畏明白之刑），“无俾民忧”“无俾作慝”“无俾正败”“无俾正反”，拨乱世反之正。为了让对方能够较为舒服地接受自己的建议，每章的末两句，作诗者更是动用了各种言说方式，其中有诱，比如“柔远能迩，以定我王”，“无弃尔劳，以为王休”；有劝，比如“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戎虽小子，而式弘大”；有让，比如“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即便在忧心如焚的情形下，这位老成之臣仍然在进谏时不焦躁躐等，而是思虑周密，步步为营，一点点给社会导入可能的解决方案，真是大人先生的蔼然之风。

　　即便蔼然长者如此精妙的进谏，现实中怎么会真的有人听呢？于是，厉王治下的社会便不免每况愈下，如《大雅·板》言“威仪卒迷，善人载尸”，郑笺所谓“君臣之威仪尽迷乱，贤人君子则如尸矣，不复言语”。接下来，自然是土崩瓦解，所谓“三年，乃流王于彘”，跟随的就是混乱的共和行政，进谏的召穆公还不得不留下来收拾残局。至此，有周一代的黄金岁月彻底结束，周鉴成形，并开始慢慢并入殷鉴。《诗谱序》讲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在悉心编织的《诗经》系统中，如此精妙的进谏和仁厚的进谏者形象，以及刚愎自用的君主，作为正反两方面的镜鉴，永远留了下来。于是，那个只针对一朝一王的進谏变成了对所有朝代所有王者的进谏，那些在现实政治中或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愿望，就这样变成了洁净精微的象，通过经典传递给后世每一个有耳能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