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平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经历从其诗歌中可见一斑。他少年时饱读诗书，很早就开始诗歌创作，此时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境界开阔。初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与一帮诗友组织成立了诗社，撰写了大量诗歌，但由于其诗歌在当时已经受到了复古思潮的影响，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七言律诗。出入佛老时王阳明寄情于山水，写了许多山水田园与赞美佛道的诗歌，由于此时王阳明并无经世之心，故这些诗歌画面生动，灵动飘逸。由佛道重新回归儒学后，王阳明不再向往所谓的仙境，而是用诗歌表现其强烈的入世情怀。初历官场的王阳明不满宦官刘瑾的胡作非为，弹劾不成反受迫害，经历了短暂的牢狱之灾后被贬至贵州修文龙场。面对龙场环境的险恶，回顾自身的坎坷经历，王阳明面对各种苦难艰险写下了大量诗歌。他的诗歌由之前的清新俊秀转为沉郁顿挫，开始形成自己诗歌的独特个性。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经历了身体上的磨难，却在心灵上获得了飞跃。悟道后王阳明身心获得了自由，此时的他在心态上完全发生了改变，外在的困惑与苦难不再能够干扰其内心的宁静。这种变化体现在诗歌上，便是由浪漫的气息转变为现实的哲理。由于有了悟道后的哲学智慧，王阳明在其后的从政与戎马生涯中如鱼得水，此时他的诗歌注重个性化与心灵化。正如左东岭在著作《明代心学与诗学》中所言：“尽管王阳明并没有在文学理论上明确地提出性灵说，但在实际创作中则已显示出鲜明的重主观、重心灵、重自我的倾向。”[1]

　　王阳明心学促成其形式多样化的诗歌，这种心学美学思想对明代诗歌起到了解放思想，提倡个性自由的作用。明初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主导文坛几十年，其成员多为身居高位的官员，作品以应景之作为主，文学特征以中庸之道为主。正如宣德进士李贤在《杨溥文集序》中说：“观其所为文章，辞惟达意而不以富丽为工，意惟主理而不以新奇为尚，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赘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荒论，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严重老成之规模，真所谓台阁之气象也。”[2]由此可见，当时的台阁体主要以载道与实用为主，故其作品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并无多少作者自己的个性与灵气。这种诗歌缺乏灵魂与生气，与老百姓的生活完全隔离，致使明代的诗歌成为一潭死水。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心”割裂开来，且后者处处受制于前者，加上统治者对文学的高压政策，作者不敢轻易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真心，只能顺应当时时代的需求，撰写载道与实用之诗文。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强调“心”本体的作用，强调主体个性的张扬与自由，这体现在诗歌上就要求诗歌的个性化特征。在文学影响方面，王阳明开始的时候与当时文坛的前七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前七子以李梦阳为代表，包括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九思和王廷相，他们没有直接倡导诗歌的个性化，而是采取复古的方式反对当时的台阁体诗歌，主张向秦汉、盛唐学习。李梦阳倡导诗歌必须有真情，必须浑然天成，不可矫揉造作。可由于其主张是对前人的模仿，故亦无法显现自己的个性。王阳明曾参加了李梦阳为首的复古运动，并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徐祯卿与郑善夫，但他很快发现一味地模仿只是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无法通过文学的影响来挽救日益堕落的世道人心，于是退出了复古派。王阳明的心学美学思想还对当时的唐宋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宋派的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他们反对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主张文章要直抒胸臆，必须具备真感情、真本色的特点。他们在散文方面成就最高，善于抒情与记事，能够把身边琐碎之事娓娓道来，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该派深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反对模拟与抄袭，主张文章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显示作者的真本色。

　　当然，阳明心学美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于明代中晚期的性灵诗学。“性灵说”是强调创作主体的创作法则，注重的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思索，强调感性因素超越理性的束缚，关注精神生活多于名利追求。“性灵说”于明代中后期被普遍应用于文学批评，强调文学必须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抒发作者的个性情感。“性灵说”的提出与实现，对当时文坛影响深远，形成了各种流派，产生了诸多具备个性特征的文学家。

　　徐渭是较早接受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其文学主张以“自然”为主，强调“真我”，主张人格的独立，在行为上亦主张率性而為，其一生狂放不羁，藐视世间一切繁缛礼节。他的创作都要求自我本色与性情的真实流露，诗歌戏剧都必须是人物的真情实感。因此，可以说，“徐渭的文学艺术表现了追求独立人格、自由解放的强烈意志和不拘旧法的创新精神，带有初期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徐渭是晚明进步文艺思潮首开风气的先行者。”[3]其后，李贽更是将阳明心学美学中的主体意识发挥至极致，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4]即是要求写作时必须阐述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好比儿童之心，未受到社会的污染，这跟王阳明主张的“良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主张表达人的本性，体现在文学上就是要有真性情。

　　阳明心学美学对明代文学流派的影响主要是对公安派。公安派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三人为代表，其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是对当时温柔敦厚诗风的抗议，要求写作者直抒胸臆，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直至清代以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为代表的“性灵派”，继承了公安派的主张，要求文学创作独抒性灵，反对模拟复古。可见，阳明心学美学对明清文学影响之深远。

　　注释：

　　[1]左东岭：《明代心学与诗学》，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2]徐纮：《明名臣琬琰录后集》卷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

　　[3]张新建：《徐渭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4]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