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规则的隐藏语言，可能是我们世界最准确的语言。
一
又一个冬季来临的时候，刘源再次梦见一截截断掉的城墙和泛黄的汉白玉阑干。起初几个晚上，梦里都是别人，她自己不在其中，只是一如往昔不断观礼，而她只是从画中出来。所有的声音、情节、心绪定格为线条、色彩、明暗与纯度。那些起初在梦境中贯穿始终的佛音没了踪迹。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更近了，又或，它再次奔向她时，已经成为她犹疑瞬间的一部分，成为她生活的倒影。影子的混沌与摇摆早已一同构成她内心的不安。早上醒来时，刘源觉得头晕晕的，直到中午也甚是滞重。戴好口罩步行去司法所的时候，梦中的细节仍反反复复缠绕在心间，和即将要看的材料混合在一起。其间伴随着各种晨间杂音，渐渐又成为刚刚梦境的配乐。她突然觉得记忆中熟悉的佛乐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它们不是从寺院或者街头广播传来，而是从她身边，最近的身边。这种气氛让她经历着的每一个此刻也总是伴随着过去，而过去的声音又成为现在的一部分。
二〇一一年，她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手里仅有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专升本学历，一度对将来十分迷茫，却毫无努力的方向。仿佛无论去哪里，无论做什么，都不甘心。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从成华区到金牛区，寻找独自居住的男性朋友孙尧。他们二人在一次球赛中认识。她被拉去充实本校啦啦队，孙尧则是对面学校篮球队的成员。一次球赛结束后的聚餐中，孙尧默默喝着雪花啤酒，不和任何人碰杯。他引起她的注意。他们短暂交流，觉得对方跟自己一样是被世界暂时性抛弃的人。之后，他们又一起跟大部队吃过七八次火锅，混成了半熟不熟的哥们儿。那时，成都的快速公交项目已经提上议程，许多路段被工程路障围住，她乘的车，常常突然改变路线，原本一小时的车程，有时需行驶近两小时。
孙尧当时即将从西南石油大学石油工程专业毕业，其间以考研为名拒绝校招，租住在一座建于一九九六年的机关家属院三楼。楼下是飘香的桂花树，楼上是一个四川音乐学院痴迷自制简易打击乐器的师哥。师哥人总不在，房内只有一张床，散落着一些衣服、日用品，门没有锁，能直接打开。孙尧有时没带钥匙，会从楼上爬到三楼自己的卧室。她在成都最后一次见孙尧的时候，正看见他蹲在空调室外机上，像一个准备不足的入室劫匪。长发被塑料发圈箍住，瘦高的身躯蜷缩蹲下时，让他呈现出一瞬间的懵懂，与往日甚是不同。她不觉怔了一下。
那次，他们仍像之前那样，一直打游戏，从下午到前半夜快结束时。孙尧开了一瓶威士忌，自饮半瓶后，在房间内蹦蹦跳跳，手像往常那样拍拍她的背。移动身体的瞬间，她的指尖不觉触到孙尧的手指，又是一怔。她意识到自己该走了，却又想到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说，但觉得说了，就会变成诉苦。而那时她的心境，完全受不得任何诉苦，哪怕是从自己口中讲出的。言语悬置，她像愣在空气中，直到孙尧困惑地问道：“没事吧？”她颤声说：“你打算一直这样吗？”
“什么？”
“不工作，就待着。我是不知道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吗？”
“你要说什么啊？”孙尧不耐烦起来。
“我要说什么你不知道吗？”接着她开始哭，低声抽泣。
他惊讶，只得温和地说道：“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她不说话，只是满脸泪水，鼻涕被硬生生吸着，看不出来。孙尧的手从她额前的头发摸到耳朵附近的头发。一种绝望被另一种绝望追赶着，似要稀释，但前面的绝望依然最深重，不可阻挡。她迅速平静下来，再看向孙尧，又觉得他和往常一样。
“我不像你，我没有选择……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说的拒绝，是逃避。可你是为什么啊？你的一切都是现成的。你随时可以去，可以试试看……艰苦不艰苦的……你是真的因为艰苦才不去工作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跟着你在这里瞎混。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你一叫我，我就跟你出来玩了……”未擦拭的泪水在她脸上流动，显得情绪波动极大。她走到门边，关掉灯，楼道的光把她的脸映出小半边黄灰色轮廓。孙尧回到房间深处，身体埋没在黑暗中，像深蓝色的铅块。
到一层，她又闻到桂花香，且听见楼上一阵剧烈的击打声。孙尧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你神经病啊。”仿佛一阵急促的暖流突然开始在体内旋转，升腾又迅速冷却。她感觉自己必须奔跑，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根本甩不掉这尴尬。如此想着，她在初夏夜晚的马路上已徒步走了两公里，直到看到茶店子公交站对面，一辆门敞开的车在樹荫下停着，司机师傅一条腿架在方向盘上，看见有人，忙喊“走噻”。她本嫌贵，却见后排两名乘客已等至昏昏欲睡，赶忙上车。
那时，她租住在毕业的学校附近，一间次卧，一月八百元房租。每次回到住处，她总觉得周围年轻的脸似乎是新的同学，他们只是换一种方式在相处。有时夜里，准备考研的室友敲门，喊她一起吃自煮的冒菜。调料简陋，火大、时间短，蔬菜都不入味，肉的腥气还在。最后她只得从房内拿出方便面，几个人一起在热汤锅里煮开吃。但这种情况很少，多数时段，她都躲在房内，在招聘网站没日没夜一轮轮随机投简历。见完孙尧那晚，她惊觉自己的这种行为和孙尧疯狂打游戏毫无区别。只不过，孙尧是直接把自认为的障碍推开，她则凝视着障碍。
二〇〇六年，她高考失利，在复读和专业较感兴趣的低志愿高校间，选择了后者。入校后，或许是班级氛围的影响，或许已把自己当作被规则抛弃的人，她渐渐消沉。所有案例分析，让她惊觉那不过是一次次有所变化的重复，所谓特殊性只是具体法面对不同案件时的差异性表达。繁琐，并且耗时极长，最终也很难获得完全符合期待的解释。二〇一一年六月，她终于专升本毕业。几位看起来有些进取心的同学选择考公和考研。考研的，多数选择成都本地的大学;考公的，多选择地方招考，也有的参加了四川省省考。父母央求她回河南，在当地县市公检法机关考一份工作。起初，她并没有拒绝。十月，她考取故乡县城法庭的编制，但很快即被派到乡镇锻炼，成为当地派出法庭助审。基层人员严重不足，她和一位早两年入职的同事共用一名书记员，不同类型的案件压过来，白天写传票、开庭，夜间才有时间写判决书，常常双休日都需要赶工作进度。但最艰难的还是跑到农户家里调解案件，常常一个白天从上午坐到下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两边却还都不吐口，她的年轻成为双方观望的基础。在那些中午，在秋日依旧酷热的田间跑送达的时候，她突然想到，当时到远方读大学，就是为躲避高考失利的耻辱;如今再回来，既是接受一样的目光的审视，其实也是宣告自己的失败。面对眼前棘手的案件，她毫无优势。可凭一时蛮劲，一身孤勇，却依旧可能连内心那微弱的自信都难以发挥。一年后就能回到故乡，可其实故乡究竟是什么样的，她也并不清楚。
不久，司考成绩下来，她差七分过线。二〇一二年春，她回到成都，火速入职春熙路附近一家初创的科技公司做起了法务，连续一个月，她日日周旋于相似却又不完全一致的合同方案拟定，常常按一方的意见修改完成，又迅速被另一方否决;而往往已签订的合同又在落实过程中，被事实更改。为避免纠纷激化，只得重新补签合同。短短三个月，她似乎已看到这份工作的尽头，转正前一天，她提出离职。之后她短暂从事过家教、行政、客服工作，看起来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工作中挨着日子，一边准备着第二次司考。这期间她也曾在律所短暂工作，在人事部负责接待、整理、走流程、收发快递等杂务，也常看着实习律师、助理律师处理非诉业务，接触当事人，记录案情和要点。有时遇到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她会回到家查询法条，理解较之过往更深入，但依旧认为自己只适合纸上谈兵。
有一次，跟着律所的两名助理律师去社区作公益法律咨询的讲座，她看着他们把普法过程办成了个人展示会。她跟在他们身后，看到掉落一地的白色名片，迅速盖上灰色脚印。晚上，她帮同事们把东西带回律所，办公室尽头一个还没凑够十个案子的实习律师在处理刑辩后的民事庭所需材料，时而疯狂打字，时而翻阅着桌上摞着的一小叠文件。有几张打印纸落在脚边，她走过去捡起来，纸在泛青的灯下显出冷白的光。
二
九十年代末，刘源在报缝看到一则故事：某地十二岁少年，独自前往少林寺想做武僧，寺前长跪三天，感动大师收为徒。条件是必须先做好禅僧。多年之后，少年已是中年，离开少林寺去了四川一座山中寺庙。多年修习，他感觉身体渐渐变得轻盈，一日发现自己的力气变得很大，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水平;再尝试运气，竟渐有招式。中年僧人大喜，开始跟新的徒弟传授自己的独门武术。徒弟刚开始进步很快，不久便因剧烈疼痛不能继续练武。僧人马上明白，多年修习造就的特殊身躯是他的武学门槛。他开始刻苦研习，根据不同人的身体情况，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武术动作，渐渐在西南一带名声大振。然而，身侧徘徊的几个佼佼者，无一人可能出师。已是老年僧人的他非常疑惑，认为或许徒弟底子不行，便增加了各种身体和意志力的练习，但收效甚微。僧人已经很老了，再回想起十二岁时去少年寺的情景，以及长跪三天的种种景象，脑门轰然一响，这才明白先做禅僧的含义，那就是让自己的身心先抵达可以接受快速进步的境界，如此才能不受伤害。僧人发现，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他的速度，而这个速度便是身体的规则。悟到这一点，僧人不再收徒……
因为是合订报，结尾几句话被订入更深的缝隙，当时的她没想刨根问底，最终在记忆中留下这样一篇不完全的故事。有时走在大街上，看见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节奏在走，她会突然想起这个故事。这让她突然有兴致观察自己和周围人的不同，以身体反应的节奏甄别同类——这似乎比言语交流，更显准确。
高考结束后，她隐约觉得发挥不够理想，低落中她参加了一位亲族中颇有威望的表舅的葬礼。老辈人喊来农村吹白事的唢呐队，负责白天。表舅毕业于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女儿，找来歌舞团演奏大提琴的同学，负责傍晚。两伙人按排班次序吹拉一日。第二天，又说要按传统风俗送葬。她没有资格跟着，被安排坐上一辆挤满小孩的轿车。车子在送葬队伍右侧缓缓前行。她自车窗向外望去，表舅母和女儿在前面哭，辈分最高的长辈在后面哭，其余人紧随，脸上均挂着不同程度或悲痛或肃穆的神色。情感濃度由深到浅，队伍最末尾的人神色最为冷静。她深深被震撼，央求司机也让她走一段。路行一半，队伍后半段不少人开始边走边开小会，而她仍沉浸在刚刚惊诧的瞬间，脸上挂着微微凝重的神情，甚至不觉慢慢抽泣起来。路已快走完了，因为疲倦，人们紧绷的表情逐渐松驰。一两个东张西望的人，率先看见她，跟着调整了表情。接着，又有一些人调整了表情。队伍中没有人继续哭，前排的死者至亲也似已平复心情。她微微拧出褶纹的双眉缓缓舒展，脸上剩余的哀伤之色，仿佛紧张后的温顺，让她似乎显得突然成熟起来。接着，便是致悼词。表舅母和女儿因一场长哭，念悼词的时候，平和、流畅了许多。队伍中的其他人，听到这番表达后，也都各自安静下来。“身体的速度”“规则”又一次撞入她的大脑，让她仿佛感受到古老习俗、枯燥规矩的价值。那段剧烈悲伤的长路，原来竟是让人慢下来，让生活恢复常态的方式。
也是因此，在志愿指南手册的一众文科专业中，她会将法律填入志愿表。当时，她认为这是一个看起来最合理地接近、进入规则的方式。她认为自己也许会喜欢。只是她没想到这种热情，会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短暂的几份工作中迅速被消磨掉。规则仍在她的心中，但“身体的速度”仿佛早已被她忽略。
二〇一二年底，她通过了司考，但不打算在事务所工作。在招聘网站的网络面试中，她应聘到北京一家社科出版社做编辑。春节一过，她在丰台区一处老公房租下六平米的次卧，门前是农业银行总部。早晨听着戏曲学院学生们开嗓，仿佛长袖在耳畔挥舞。先搭公交，再转地铁，跨越小半个北京，路过木偶剧院的淡黄色墙体，抵达外馆斜街的白色双层办公楼。通勤时间虽久，工作却带给她极大的平静。她发现，把法条只作为文本，她便又回到了起初对这门专业感兴趣的阶段。一切严谨的表达看起来都那么符合期待，只需要接受和深入接受，不再需要经过多次辩论的“检验”。她的工作并不算繁重，只是校对，查各式专业词典，处理一些合同。有时，挎包背着稿子，她斜着肩膀从小区大门进入单元楼，踏过无人的拐角，会突然跳起，对着正前方，比划着手枪的姿势，嘴里喊着“biubiubiu”;有一次，她还在无人的电梯里唱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这段仿若自由的时光，让她觉得自己重回到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象牙塔世界中，所有现实里可能发生的纠纷仿佛再一次离她远去。只是，这段切片式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二〇一三年中期，她所在的小区被列为群租房整治过程中的典型。她本人租赁的次卧虽是一人居住，但其他两间卧室均有三到四人。没有客厅，他们共用卫浴和厨房。起初，整改通知只是由居委会口头传达，贴在每个单元入口。接着，租赁合同被一一审核。她和另外几名租户的合同都是和中介公司签的，中介的合同却不是跟房东签的，而是和房东的代理人签的，代理人和房东只有口头约定。押金在代理人手中，房东则只是不断催促包括她在内的几位房客早日搬家。很快，小区开始以赶人为名涨租。附近的餐馆、小型便利店、烧烤摊，缩水了一半。还有的关店，只在居民楼的窗外挂一块小小门匾，依靠积累的熟客做生意。整栋楼动荡起来，她一度想要放弃押金却又难以找到价格适中的房源。在与几方的交涉下，她和另外几名租客先前和代理人签的合同全部作废，押金从代理手中转移到房东手中。搬走的人拿到了押金，而她决定留下，与房东重新签了合同。
那段时日，常常能听到、看到隔壁房屋打墙、重新装修。一些隔断的门板没有及时处理，许多废料堆在楼道，几名仿佛是业主的老人盯着他们手中的废品。新旧住户的交替，带动着环境的重新布置，而转动到居住体验里，竟已是剧变。租客较多时大家尚能和睦相处，一些小毛病，也往往默认各自改善。合租的人变少，一出现忘记关灯，电磁炉总闸门未关，洗手池没及时清理等等情况，都变成了一则则群内通知。她感觉放松的生活变得紧张了，也觉得小区里突然多出来一些人。但很快她又意识到，是小区少了一些人，才让另外一些人浮现了，让他们的存在感显得更强了。她觉得小区的速度变了，老人多了，留下的外地租客都是相似的人，不像过去，仿佛什么人都有。她觉得整体环境在变得单调，租房生活也变得束手束脚。
不久，前后脚入社的几位同事和一位副主编，纷纷离职。活泼且外语好的，试图赶上最后一波电商的运营热潮，成为不同类型的自媒体达人;性格偏内敛的，选择继续深造;还有一位，进入大众出版领域，做励志文学。留下来做社科和学术书的三人中，她是最年轻的，却也开始考量这份工作值不值得长期做下去。诸多弊端开始出现，大量包销书像任务一样砸下来，她几乎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选题。那段时日，国内的自媒体热门起来，一组法学分类下的条漫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漫画改编自一部讲述立法过程的科幻穿越小说。小说原本在一家中文原创文学网站连载，后被同人画手做成条漫在微博、贴吧、知乎传播起来。不少答主和博主也在个人主页推荐。小说作者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任教于重庆师范大学。虽然书里不少专业知识限制了它的认可度，但在专业出版领域，堪称头部流量作品。选题本来已经被出版社一位同事在三年前签下，但因为难以确定选题定位，不断延后出版，直至那名同事离职也未开始运作。作者想暂停合作，把书交给更信赖的编辑和出版公司。她代表出版社接触了作者陈老师，谈了一番对作品的理解，渐渐赢得了陈老师的信任。但陈老师也提出，小说未必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除了专业知识，还因为里面对正常生活的强调很可能是对如今“躺平”文化的一种冒犯。“‘积极已经被迅速情绪化了。现在市场上强调的‘正念并不是积极，真正的‘积极是只有经历复杂情感和复杂生活的洗礼，才可能产生的一种东西。这个过程里会有很多知识进入，但不是那种学科类型的知识，而是完全汇总到一个人的认识深处的‘知识，是塑造我们内心的东西。可能我们已经没有机会过一种要么向前要么朝后的生活，我们只能在一种中间地带徘徊着生活——这是我所理解的‘积极的大背景，要面临的大的处境。所以，我没有信心它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陈老师如此说。她则斩钉截铁道：“如果一本普通的书只是在眼下这几年有意义，那这本书不值得重视。如果一本好书的价值只在眼下这几年，那它的速朽，它的冒犯，依然是因其准确所达到的效果。”这几句话打动了陈老师。随后她提出重签合同，追加版税条件，拿出全新的出版方案和营销策划书，以此来让陈老师相信他们的诚意。好的条件才可能对应好的营销，而不是用缩水的版税争取更多的营销——她对此深信不疑。合同成功补签后，她似重新燃起斗志，对法律的兴趣又浓厚起来。第二遍阅读小说时，她感觉到一些异样的情绪在跳动。
一九九五年，她老家县里的一座寺庙为了扩展，参与寺院附近土地的拍卖活动，并给出3000万元高价。双方协议签订后，县长却又以80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其他人。寺庙住持将此事层层反映到了纪委，县长迅速被查办，但那座寺院却也从此贴上封条，多年未开，一些阑干变色，有的浅灰渐渐变成黄灰。直到二〇〇八年，项目重开，寺院又热闹起来。变色的水泥阑干被去掉，重新造的崭新浅水泥灰阑干把时间的痕迹一点点抹除，但寺院却似乎连极短的历史也失去了。从没围好的后墙钻进寺庙，她只觉得进入某个粗制滥造的旅游景点。再也不似童年记忆中那般古色古香。一段段灰的程度不同的阑干、砖瓦在她脑海中一截截断裂、坠落，生长被迅速斩断，取而代之的是宛如重建般的开始，而先前的一切变化也因此仿佛被取消，她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被封住的巨大寺院，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迅速变旧，浪费的土地却又在改建过程中，经受着另一番新的浪费。
想到这些，再看着小说中不同时间点出现的不同立法过程，以及穿越时间的、作者给出的那个“统一标尺”，她突然觉得有些动容。所有不同时空都在遵循的那个尺度是律法的尺度，而这个尺度本身又在不断经受着净化、过滤。立法就仿若创世，每一次移动对应的都是世界的复杂程度。她的思绪纷飞，打开想要采访陈老师的一家媒体列出的问题，觉得索然无味。于是她自己写了一个问题，想要加进媒体采访的方案中，却又很快剪切掉。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不如还是问出来，于是打开飞信，在聊天框中复制了刚刚写好的那个问题。
陈老师：几遍阅读，让我觉得小说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也有一些疑问。比如法律在慢慢健全，但执行力却始终受制于各地社会各个层面的因素。甚至在法律上清晰的事，在具体执行中仍然会落实不当，最终造成巨大的浪费。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健全是不是会造成新的资源浪费、新的执行难度？刘源敬上。
许是那时刚好是日间，她很快收到了回复——
刘源你好：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下的社会，但实际上是置身在丛林之中。任何社会其实都需要一出现问题就立刻解决，但法律是现代文明下的法律，它受社会文明所限制，却其实又可能高于现阶段的文明程度——因为法律条文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教育，这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需的。执行永远有难度，即使是大案要案，在判决生效后，具体执行有时也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民事訴讼部分，更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看，我们社会一直都处于中间层不活跃的状态。立法和执法之间似乎没有人，很多时候仿佛只有当事人。当然有律师，有法律工作者帮助他们，但依然不够。我在小说里写到的‘法律工作者，是我理想中他们的样子。他们是真正的法律的检验者，是他们把问题汇总，是他们拉近立法和具体执行间的关系。与其说，法律的健全会造成新的资源浪费和执行难度，不如说，法律的健全，需要更多专业、优秀的法律工作者，需要这些人跟正在健全的法律进行一轮轮新的磨合。这部小说之所以有科幻和穿越的成分，就是因为目前社会中，我看到的这种磨合，是远远达不到改变立法，推动执行的程度的。确实有少数案例曾经成功，但那往往是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现实中的法律工作者已经渐渐市场化，公检法部门也只是在做程序上的事。这是我个人比较失望的。
一时间，她似乎又受到触动，很快又发出新的信息——
这些您说的市场化的法律工作者既然是法律工作者中的大部分人，那我们社会的法治能在这样的大部分人的推动下持续向前吗？
对方回复：刘源好，我希望你不要轻视普通人。我们都是普通人，法律工作者也是普通人。人的潜力从来不是本来就有，而是在各种摩擦中才可能呈现。是那些麻烦事儿让我们不得不发挥出最大的专注去应对。不是说一个人要非常独特，他才有价值。人都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待下去，数年如一日般做着一件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那些局限是认识程度的局限。局限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总是不肯好好在自己的位置上。
她看完，过没多久又发出一条信息。但这次，陈老师没有那么快回复她。在平复情绪的过程中，“不要轻视”四个字突然占据了她的内心。她竟然瞬间想到了久未联系的孙尧。曾经的那个夜晚，她对自己和对他都表现出失望，但她也知道，或许是这种共同的对自我的失望将他们一度连结在一起。想到这些，她翻出孙尧的号码，看到一条来自他的新消息。
三
二〇一〇年，在那场认识刘源的篮球赛之前，孙尧已经在勘探公司实习过数月。第一次跟老师在野外找油时，汩汩冒出的黑灰色油体漂浮在途经的地表，臭得倔强的油气穿梭在石头缝和即将干涸的河道里，静止的万物好像突然活跃起来。但也只有那一次，他亲眼看到过石油。后来找油的过程变得越来越艰苦，而且总是一无所获，每一次都像延长版的军训拉练。带队的前辈更关心的是他们这些毕业生是不是足够吃苦耐劳。有时候一整天下来，看到的景色都一模一样，壁体呈螺旋状，仿佛一看到就觉得身侧有风穿过的岩石。地平线似乎总是在眼前，但越往前走，就离他越远。路似乎是无尽的，绿色不知所踪，大片大片相似的黄色在傍晚泛着橙光的红色背景下，渐渐生出各自不同的样貌来，就像云降落下来，晕染成不同层次的朱红色，铺在他的四周。白馒头拿出来，黄馒头吃进去，他在队伍中，迅速失去年龄。画剖面图渐渐像一种休息，而办公室像孤岛，黄沙漫天的戈壁在一墙之外迅速重回想象——几次实习下来，他做得最多，最喜欢的，就是地质录井。
新手一般做白班，但他被安排了夜班。有好一阵他都觉得新鲜。除了周围没女孩，曾预想的种种压抑的生活景象其实并没有出现。他似乎也享受突然被投放到荒野上的感觉，尽管也迅速感到了孤独。在那些空旷、能看见星辰的夜晚，他想起年少时第一次去天文馆，坐在松软的座椅上，困倦中一次次被头顶上变幻的3D宇宙图景惊醒。解说员的声音和视频画面像两个互相摩擦的时空，在错位的瞬间较量，而他好像一句话也没有听见，只是看着头顶上的画面，星星由远及近，慢慢拉到眼前的宇宙爆炸一步步破除了内心对星星的想象;而当星星再次成为完整的天体，在浩瀚的宇宙中再次越来越远，他又发现刚刚看到的一切又重新成为想象，只是这想象扩大了一层，变得仿佛更具体，宛如一场切身体验过的循环。那时，他看到头顶的天空不再是年少时记忆中天文馆外雾霾浓重的城市上空完全黑下去的模样，而是内部透着光的深蓝色。一些遥远，甚至曾经仿佛无用的记忆逐渐复苏。他在夜里看自己的影子，看它们在高高低低的地面上爬行，连他自己也像在跟着自己的影子走路。有位老练的师傅喜欢在几盘斗地主后吹嘘曾经在其他油田守井的日子，一些偷油人在那些年里所持枪支的型号，他现在依然记得清楚。数年后，孙尧在地方法院的扫黑除恶缴械枪支展览中看到AK47、95，还有一些狙击枪后，心里才有些相信。
几次实习下来，班级里一些男生女生都想好了毕业要转行，他虽心里诸多抱怨，倒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职业特殊性，走入更显模糊的将来。回校不久，有一次在寝室打游戏，他像往常一样开语音与朋友连线，恰巧一位朋友突然断线，战队闯进一位女玩家，声音十分娇憨，他那天也不知是怎么了，竟对女孩说了些狠辣的脏话。以往游戏玩得起劲儿，他也会偶尔骂骂咧咧，却从未针对某一个对象这般粗鲁地叫骂。这一次，尽管似乎没有人在意他的举止，可他自己却突然感到害怕，仿佛一部分自我不再被自己熟悉。他有点担心是不是实习工作的枯燥逼出了他内心后知后觉的暴躁。他不禁想逃离了。
起初只是打球，从乒乓球到篮球，接着踢足球。大四上学期快结束时，他没有像一部分同学那样热衷于实习，而是通过各式体育活动忙着结交外校的朋友，再以最快的速度做完毕业要做的所有事。他在市区租房，曾试图约过三个女孩到他房间里一起打游戏，只有刘源同意了，成为他的固定游戏玩伴。这种生活持续了一个夏天。二〇一一年九月初，原本在校招和实习时向他伸出橄榄枝的一家西部地区的油田和炼化厂突然不再为他预留名额。退路消失，他终于有了危机感。二〇一二年，他通过考试，又经过近四个月的培训，把跳水、水下逃生、憋气等全部训练了一遍，最终进入了一座集采、炼、运为一体的海上钻井平台从事油气勘探工作。视野突然从黄色变为灰蓝色，有时坐直升机从平台回公司，看见不远处笔直高耸的钢铁“塔楼”，还觉得恍惚。
平台上没有信号，他只在一两次靠岸的间隙拥有过珍贵的一格信号。宿舍里的信号也很差，有时候刚从直升机上下来就只想睡觉。曾经大一大二时短暂交往过的女生一毕业便火速订婚，主页除了领证和备孕的展示，没有任何其他动态。几个在成都结识的女性友人，包括刘源这种网络端口活跃的女孩，到北京后，社交app上分享的也只有工作信息了——似乎每个人都学会了转变环境就相应地转变自我。他感觉大家的生活全部被工作填满了，其他部分似乎退化得比在校時更单调。
他曾经在即将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赶上过一次七级台风，再出来时，发现同事们依旧像刚刚那般忙碌着。他突然感到羞耻。休息时段他跟同事们聊天，虚构各种传奇的经历;只有和一个曾经热衷观星的叔叔辈同事聊天时，他重新展现出过往较为温和的一面。有时，结束一天十二小时左右的工作，那位叔叔双手比划着镜框，向他模拟观星的具体方法，他则假装十分配合地摇晃着脑袋。夜空中的星星似乎没有戈壁上空的星星硕大、耀眼，而是亮得内敛，看久了，似乎真的会眨眼。叔叔说，这里是观星的好地方，可是没有机器。他则说着冷笑话，然后指指四周说“都是机器，都是机器”。二人的笑声混合着不远处洋面上一些跳动的声音。他觉得那是一到夜晚就被放大的海洋生物，它们比白天更活泼，体型也似乎更巨大。它们包围着他，给予他微弱、遥远的安全感。
二〇一五年初，孙尧有了一段十天的小长假。也是这段突然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让他重新想起刘源的脸。他想起的是刘源逃离他出租屋的那个晚上，高高瘦瘦却又欠缺曲线的身体让她显出一丝小男孩的英武之气。那时他只觉得她莫名其妙，此刻却突然明白了点。腊月二十八，也就是二〇一五年二月十六日，他给刘源发去彩信，照片里，他穿着橙色工作服仰着脸站在钻井前，背后是钢铁塔尖和波光粼粼的洋面。那是即将回到陆地的前一日，他眼前飘过不少羡慕的目光，连仅来了两日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人看见他都仿佛要羡慕了。那张照片中，孙尧和一些网络上流行的成功人士照片中那样，也翘起大拇指。半晌，刘源回复道：“黑了，胖了。”“还有呢？”他一副誓死要尬聊的样子。“丑了。”刘源秒回。“你回去过年了吗？”这条信息发出后，刘源没有回复。但他不死心，回家乡的火车上，他申请了微信，通过关联QQ和手机号，向刘源发出好友申请。反复几次后，刘源终于同意了，虽然没有回复他的微信，却向他开放了朋友圈。他看到她最近一条状态是一月份，定位是河北三河市某印厂。“春节在北京过？”他发了条语音信息。如他所想，刘源当天没有回复。
四
二〇一五年一月初，刘源在印厂待了一个晚上。原本要春节后下印的书提前到春节前，她几乎是在机器的响动中睡着的。梦中景象精彩纷呈，她乘坐的汽車始终绕着环形峭壁不断向上，抬眼是旋转的天空，低头是大片大片的浅绿色，宛如突然直立的平原。眼镜架在鼻梁上，翻身的时候差点被压碎。最后还是印厂的工作伙伴把她叫醒，她在沙发上吃完保温盒内的香河肉饼，似乎是凭借着惯性返回出版社。红棕色U型锁挂在透明大门上，空荡荡的办公室深处是碎纸机里溢出的纸屑，玻璃柜的缝隙翘着一叠文稿的切面。每个工位都整齐，黑色靠背椅以相似的斜度向她露出三条腿。她这才意识到大家都已经放假回家了，而自己还没有买车票。她开了一盏灯，巨型影子像一把伞把白墙罩住。电脑和手机同时刷着购票软件，时不时能听见似高铁启动声的抢票提醒。仿佛一种繁忙迅速被挤出，她在放松的心情下向电话那端的父母道歉，说今年要留在北京过春节。手机上海风中的孙尧显得有些陌生，壮实起来的身体像加了钢筋水泥，略显黝黑的面色让他整个人呈现出金属的光芒。忽然，一部分他随着记忆流失了，而照片上突然清晰的面庞才是唯一的事实。
除夕那日，她没有买对联，而是提前开始工作，重读文本，做营销方案，给年后可能的合作方发去拜年微信。大年初一那日，手机上密集的信息迅速湮没了孙尧的问候，她完全忘了那些信息中也有一条来自他。初六晨间，她额头一直冒汗，乱梦一个接着一个。她在半梦半醒中接起电话，听到第三句，辨认出是孙尧。
“我在北京。”他的声音低沉且小心，“我在北京西站，你在哪？”
“你神经病啊。”她突然撂了电话。半晌又回复道，“你来北京干什么？”
“你有时间吗？今天见一面？”
她当然没有回复。但孙尧也没有再追问。直到吃罢晚饭，她突然看见孙尧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地点显示“木偶剧院”。她心里咯噔一下，决定仍是不理他。一直到晚上九点，孙尧的电话再次响起。
“我明天就走了。”他的声音比较平静，似乎没有懊恼的意思。
“我离你那边很远。”她终于说。
“你在哪，我去找你。”
“算了。你把住的地方地址发我吧。”她非常自然地说完，心里又升起一股异样的东西，很担心这会对孙尧产生别的暗示。如此想着，她故意没有化妆，也没有戴隐形眼镜，决定以工作日的状态出现。出门打车前，她才看清孙尧分享的地点是丽都饭店，她心里咯噔一下，想起近一年前还在那儿看到进进出出不少人。地铁十四号线当时尚没有开通，狭窄的酒仙桥一带携着北京市区的忙碌，迅速冲淡着哀伤，茫然的路人和悲痛的人群在极窄的空间向第三方倾诉着什么，却没有任何一截内心波段能得到共享。只是，她心中的思虑，被春节空旷的北京街道迅速碾压。仿佛网约车在沥青马路上的辙音，她都觉得能听见一二。可很快，她意识到，也许不只是因为放假，还因为许多人真的离开了北京。她观察着马路两侧，很多小店都挂上了停业转让的牌牌。她在车上打盹，马路两边的景物在半睡半醒间混合成相似的黄绿色。路灯耀眼，面前的酒店熠熠闪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似乎是从酒醉中醒来。
“怎么了？”孙尧已经在酒店前等候，声音有些温柔，她不禁后退两步。
“你这还挺远。”她尴尬地道。
“对不起，我以为你住在上班那附近，想着离这边正好不太远……”
她摆摆手道：“那就进去坐坐吧。”
许是她的表情让孙尧有些失落，她赶忙又舒展开眉头，试着像过去那样询问他现在的生活。这样平静的一问一答显然不是孙尧想要的。他直接揽过她的肩道：“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她不解。
“手感。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朝前挺着背，避开他的手腕。而孙尧也没有试图再靠近。他们就保持不挨着对方的近距离，慢慢走到房间里。
“还以为你就在快捷酒店住两天呢。”她仍是站着，“是船上的生活太没劲了？又想找个好空间打游戏？其实倒不必在这里，我知道一个游戏酒店。”
她故作轻松的姿态让孙尧稍稍放下心来，也调侃道：“我已经不会打游戏了。更新太快，我的玩法还是之前的，手指都不如九五后灵敏了。”
“我当时以为你真的不打算去油田的。”看见孙尧坐在沙发上，她选择坐在房间另一端的软椅上。
“我也没想到。”他脸微红望着她，“说起来，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是哪有精力就在哪插一脚。”
“那时候我们都在模拟。”她严肃起来，“模拟自己的心情，想象别人的表情。”
“你怎么样？”孙尧垂眼，低声道，“那之后，就没有你的信息了。看到你去了乡下，又回了成都，再去了北京。好像最近要稳定下来了？”
“就像你漂在海上，也很稳定。”她看着他。
“你在嘲笑我？你还对我有意见？”孙尧往她那边坐了坐，“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你是要来解释这个，那我真的不该见你了。”她道，“那些事情，本来就不重要……说起来，我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孙尧身体一紧，走近她：“你喜欢现在的我？”
“我说的是，你现在这样比较好。”她往边上又坐了坐，“我觉得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事情，这样很好。”
“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找到了事。你真的觉得我变了？”孙尧看向白墙上他们二人淡淡的影子——他们两个人，一会儿坐得近一些，一会儿坐得远一些，但其实表现在墙上，却更接近一种晃动，仿佛奇异的活力骤现。那个久违的，属于学生时期的活泼感真的出现了，她，或者他，却都已经浑身社会气息，在节制和更节制间试探、回应。
“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跟过去一样。见到你了，又才觉得你的真实来自你的变化。”她微笑着说，“你觉得我变了吗？”
他看着她脸上的神色渐渐重新降调，刚刚的温柔再次扭转成接近冷漠的疏离，但口中的话，依然真诚得像个老朋友。
“你变了。”他说，“以前我想象过很多你会变成的样子，直到你真的变了我才发现，所有设想都是那么幼稚……就好像对变的认识取决于变的程度……不过，做法律书编辑，真就那么开心？”
“你当时不是不想去油田嗎？怎么现在又挺享受的？”
“那时候，实习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很累。身上的力量卸下去，然后充满，再卸下去，很刺激。每天重复，枯燥，却也有很多时候都充满力量。恐惧是因为回来后，我觉得一下子跟之前的生活产生了距离，虽然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迅速习惯，就像一个轮回。后面我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我能去哪呢？如果彻底转行，去大城市，那又怎样呢？一个毫无独特性的打工者……你兜兜转转还是在法律这个行当……也是这个原因吧。”
她看向他，面色冷淡，心里却在想自己做的还算是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吗？
“可是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船上，看到他们把东西投向大海，我觉得灰蓝色的海面上应该闪现几道好像白色鱼尾的浪花才对……结果我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些东西投下去，洋面上毫无痕迹。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幼稚，但又觉得很踏实。就好像小时候去乡下走亲戚，中午和第一次见面的表兄弟姐妹去小河边打水漂……那时候不知道水面上会起那些转瞬即逝的小浪花，以为每一次水漂都能成功……在海上我才知道，原来现在作为成年人的我，对世界也依然有着和年幼时一模一样的想象，只是想象的载体变了，我能觉出更多变化背后的代价……可是我依然是那个小孩子。那些去戈壁的同学有人跟我说，‘在海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孤独，深而不明的孤独。那时候我理解了他们的话，刚开始那些日子我晚上总梦见大海，老是睡不着，要逼着自己把思绪调整成过去在戈壁畅想天空的状态才能睡着。以前在岸上，只觉得海是海，但突然海成了我的陆地，我就好像成了永远没办法像过去那样靠岸的人。确切地说，我知道没有岸了。即使我现在在岸上，我的心态还是海上那种状态，我觉得世界在摇晃，我的双脚依然会一次次回到刚回陆地的瞬间。世界的大，有时候表现起来，只是一片海的样子，什么都覆盖着，好像怎么行进都可以。我的恐惧在工作中一点点减少，直到后来，我根本不需要去畅想什么天空，我只是接受这就是陆地，我再无诧异，却也开始感到枯燥。我觉得这比恐惧，比那种常见的孤独难受多了……这样一种很枯燥的工作，就这样在深不可测的海上漂浮着……你平时感觉不到这些东西……人是多么微小，比平台都小得多。或者说只要你的心思不在观光上，那么一小块的地方就可以是你的结界，你会觉得它已经很大，但海更大得多……陆地上什么都有，什么感觉都被覆盖了，但海上不同，它那点你能看到的景色全都在你的眼前日日相对，连起初的摇晃也成了日常走路时的伴奏……我常常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以此来寻找和生活贴合的瞬间，但大部分时候我根本忘了这些，那些数据，那些图稿，我好像做得越好，越觉得自己小。找油时眼前是没有景物的，人就是景物，同事是唯一的景观。海底的能源深不可测，哪里有油气，不同海域的特殊性才真的出现了。这一点，你只有做这个工作才感觉得到，就好像一种秘密只有你和你的同事才能掌握……共同的宝藏——我那天就这样想着想着，有了一种责任感，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些盲目……我只是发现，或者说真的知道，知道我只能因为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和这个世界之间产生一丝亲密感……是的，那瞬间我就觉得责任和亲密感是同一种东西。所以我想，那么我还抱怨什么呢？”
他的话音落下。映在墙壁上的他的影子在轻微地晃动后突然出奇的宁静，并显出往日的瘦削模样。她突然觉得那墙壁上的他正是过去的他，跟她对话的也依然是过去那个他，只是那时候她没机会认识，现在有机会了。一部分曾经的喜爱流失，一种新的兴趣又升起。她被他说的东西吸引，内心的困惑也逐步消失了。她突然不再担心他们心思的错位，或者说，和那些疑虑相比，更重要的是她隐约看到了让他们到现在还有机会坐在一起的那个事物的轮廓。
她再次看向他们共同的影子说道：“我在基层的时候，确实觉得一切都难以适应，因为需要调动的情绪能量太多了，你想讲道理也没有人要听你说。我一开始对工作有幻想，认为一定要有价值。但这个价值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象出一个价值。我想象我的每一个工作环节都能有效地推进，但其实我做的工作就是练习怎么解决障碍。有时我想，是不是换个地方就会有所改善，后来我发现不是。法条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基于各种需要创造出来的，它的合理性本身就受制于地方的发展……法条是因为清晰才深入，又因为深入让人处理复杂的案件时有时候又觉得模糊……除非我完全是处理理论，除非这些理论完全只是安顿法条本身，除非我只是想栖身于一个可以置放自己的秩序。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现在看起来很接近这个理想了……我看着每本书的传播过程，它们所走的路有可能是在检验当时我那些困惑。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稳定的，但法律工作者首先需要学会站在不同的人的角度说话。用于维护法条的技能有时候像在法条之外，就好像，能力多大，能看到的‘法就多大。法条细微的阐释空间，还取决于对人心的理解的程度……在做书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好奇，如果我先做了几年律师再去看这些书，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我是不是就能对更具体的案例有更深入的想法了？但现在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理解，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不是亲自检验的，虽然也是我自己拒绝检验……但这个别人能告诉我的，可能是我自己很多年也认识不到的……所以这也很好。”
她还没有说完，孙尧的大手已经轻轻按上她的头顶。她木木地定在那里，感觉有些紧张，却又不自觉地想要配合这种紧张。孙尧抚摸着她的头发，一只手在她的后脑勺，一只手避开她额前的两缕刘海，轻轻抓着垂下的一侧头发。接着，他看着她的眼睛，手指抚摸着她的两侧发际线。她低着头，透过他的指缝看了看手机，重新刷新了自己后來发出的那两个问题，发现作者的回答已经紧跟其后。那时，她反复翻阅书中主人公穿越的段落。每一次返回过去，又或进入未来，主人公都在内心过一遍立法过程。那些仿佛贫瘠的过去时空中，依然有很多法条覆盖不了的区域。遵照习俗处理日常事务的族长们一次次为难他，而他在说服他们的过程中，也一点点纠正着自己内心对法的理解。想着提问时的心怀，她张口先从自己的问题朗读起来——
陈老师：城市的发展看似在缩小乡村的版图，一些地区仿佛在快速变得发达，但地区的素养本身没有提升，依然受制于它们相对不同的文化、经济等的强度，全国性的法律在未来是不是还依然能够成立？如若据现在的法律机制和程度往以后推演，在这种背景下，造就的未来社会是不是真的值得信任？
孙尧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他一眼，接着拿过手机，坐直身子念起来——
刘源你好：你其实提出了一个标准社会的构想。我姑且不去分析是不是乡村的版图真的在缩减，是不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是不同的两种文化，又或者人的素养这部分的差异。我想说一个故事。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我从居住的城市回到多年未归的老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去了，对那里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那次回去，感受到很多变化。我的老家原先算是在山区，可那次我回去，发现路都修得很好了。村里多了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家，原本围绕着一个山口居住的几户人家也都改换了门庭，从平房变成了二层小楼。我的老家，在过去也是实行流动开庭的。小时候经常有村里略有点头脸的人拉着一匹马，马背上驮着包袱，包袱里是文件材料，挨家挨户调解事情。所以那次回去我以为整个村子跟过去起码是很不同的，路顺了，自然做事的方式要变。可是很奇怪，当地小法庭还是流动着开庭、调解，只是从马车变成了三轮车。办事的人已经满头花白头发，说起来已退休了，可村里的人只认他，他就依然还得往返在那条路上。我因为是村里唯一考出去的大学生，受到了村干部的招待，那位老人自然也位列其中。我问他现在和过去办事有什么区别？他就伸出三根手指跟我说，过去一段山路有时要走三天，现在只需要走一天。我再问为什么还是他在做，没有其他人来接，是真的没有人吗？他摇摇头说“大家相信我”。我再问他，“那时候您二十多岁，现在您六十多岁了，四十年过去了，村里的人都换了一波，都还信着你。可现在您在，等您真退休了呢？”“我二十岁的时候，没人信我，等我三十多岁了，还有人觉得我是小伙子。后来他们发现我是真在做事儿，那他们就信我了啊！”老人看着我说，“只要一个人真的扎根在一个地方做事，就肯定会被信任。”那天我回去的路上，看见老人在三轮车上坐着，两个岁数也不小的镇上的人一个在前拉着车，一个在后着车，一起把老人挪出最难走的那段路，然后他们都走了，老人自己骑着三轮再走。
那时候我已经有写作现在这本书的计划，心里也曾有类似你提出的这种问题。但那天我心里所有的困惑都一扫而空。我的老家虽然不是你所说的由乡村变成城市的那部分地方，它依然是一个变化又提高了的乡村。可我想，所有变化的地方大概也都是由一班一班不同的人改变的，尤其是被做事情的人改变的。我老家因为太小，又在山里，就算修了路，能搬进去的人还是有限。它更新得比城市更慢，面对的问题似乎更小却也更集中。半个世纪了，那个老人就这么更改着一些人的看法。我想说的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它和所有问题一样，是需要一批一批人一边做事一边调整的。一个地方的状况肯定受制于它的发展阶段，可所有的状况还是取决于做事的班底。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考察，我们不会随便找一个大街上的老百姓，我们只会去工厂，去职能部门，去看看是哪些人在做那些和很多人息息相关的事。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但那次的事情让我知道，同样一个法条在不同的人手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我相信那个老人当时还坚守在那个岗位是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人在那个岗位;但我也相信假如有一个人愿意去研究，愿意扎下来做事，也可以渐渐成为另一个值得信任的老人。我们一直有很多全国性法律，可是没有一个案子完全相同。虽然基本案情相似基本人性相似，可最终每一件事都还是有区别和区分。即使是两个看起来各方面一致的城市，执法能力依然有差别。我们虽然用的是全国性的法律，可法律工作者却是不同的法律工作者，虽然看起来他们工作相似。你如此问我，我只能说，只要没有标准的人，就没有标准的法律工作者，也因此不会有真正标准的全国法。
古代也许有人曾幻想过一个一代代往后延续的世界，可最终我们也都知道世界是怎么变化到现在这里的。如果往前说，我们现在就是个未来社会，是不是达到了古人的要求？是不是值得他们信任的社会？我相信也许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社会有太多习惯、太多法条是他们未必认同和认可的。可我们面前的世界我们面前的社会是不是因为没有达到这种要求，它就是糟糕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毫无想象的必要。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也曾试图想象一个秩序，可最终我发现，我只能写下事实。所以，主人公无论是去过去还是去未来，他都只能一直按照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来做事。一个恒定的量不可能发生质变，如果发生了，那也只是在具体法中适用的不同程度造成的假象。真正唯一的事实是，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必须要是值得信任的法律工作者。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句教条，是只能如此。没有想象中的信任，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能给出的所有的信任……
她的声音越往后越有些抖动，一些词语在念的过程中漏掉。孙尧的手早已放下，只是望着她。
“原来这才是你现在的工作。”他的表情渐渐变得凝重，因夹杂着欣赏显得又有些失落，“还挺丰富的。”
“我也没想到。”她看向他，“起码跟你一块玩的时候我没想到过。”
孙尧起身，把大衣外套取下披上，把她的手臂很自然地拉过来紧贴着自己。她觉得他似乎比自己高，只是在镜子中，他们的身体并排站着，又像一般高似的。
“陪我走走吧。”
“好。”她说。
五
二〇〇八年，刘源一度对刑辩产生兴趣，阅读了大量案例分析，也看了不少法律题材影视剧。随着她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她还有意了解了一些律师和法学学者对各类案件的看法。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面对的人群不同，说的话也不同。尽管在常识部分都很相似，真的延伸下去，还是能看到他们各自角度的差异。刑事庭之后就是民事庭，她一边觉得能让她感受到、消化更多东西，一边又觉得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刑事辩护和民事辩护很可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典型案件的“高度”于她只是一种义理的正义，并不是真的“高度”。大部分时候，程序必须要走一遍，法理才有可能落地。感受到这些，她内心的困惑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个枯燥的过程犹如一个个看不见终点的方程式——民事法庭上各自一定程度上摊开的道理，都跟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有关。而所有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落实到判决书上，又是如此清晰。
认识孙尧之前，她认真接触过的同龄男性只有在法学社认识的高一级的学长，那是一段并不让她满意的经历。学长在恋爱初期表露出的学科认识似乎更像为了吸引女孩注意力，恋爱三个月后，学长开始要求她为他写论文，又为了赚钱多次旷课，雇人帮他答到。最终男友得偿所愿，承包的食堂窗口赚了不少钱，还给曾说服他好好上课不要急于赚钱的刘源买了一套SK-II水乳外加一只当时风靡年轻人群体的MCM单肩包。她退回物品，并说出迟疑很久的分手。这件事当时传得沸沸扬扬，没有人理解，都觉得她很做作。连宿舍交好的两位女生也表示不理解。“人家对你不错了，你眼光是有多高？”其中一位女孩道。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校外租房，不愿意回宿舍，更不愿意去食堂吃饭。孙尧向她提出一起打游戏的邀请几乎等于解救了她。但要说那些日子真那么满足和快乐？她又认为全然不是如此。她在失望和比较失望之间划出一块区域，认为那是失落但平静的日子。她跨越大半个城市，就像去了一趟外地。在回想那个尴尬的夜晚时，她总觉得她只是撞上了孙尧的一段塌陷人生的段落。只是当时，她没有对孙尧产生哪怕十分微弱的影响。等孙尧后知后觉发现了，她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些微小的价值感，而那个尴尬夜晚所携带的她对自己的失望也随之远去了。当她把陈老师那段文字朗诵出来时，孙尧便停下动作，只是端详着她，好像一种严肃的吸引力重新把他定在那里。在酒店楼下的空地散步时，孙尧也总是打圈，好像为延缓她离开的时间，又像真的想要留下些什么。
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六年，陈老师的小说实现八次加印，长居法律分类的畅销书榜，并售出韩语版和影视版权。她得到全社嘉奖，又获得了法学畅销图书编辑奖，但尽管赞扬之声众多，那本书在网上依然收获了三百多条差评，评分最终停留在六点八。有人指责小说过于理想化，“只是一场思想实验，经不起更严峻的叩问”;有人认为“书的内容只是常识的综合，适合给大學生阅读，只是一本成长读物，又用了便于传播的形式来营销，影响力才那么大”;有人说“作者擅长把碎片化的体验融入小说，稍显特别，但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本快餐式的科普读物，把现代背景换成历史和未来背景，小说里的立法水平并未提高”;以还有不少读者评论说“叙述枯燥，热衷说理，空有小说的名头”;甚至有一个帖子在评论区指责书籍作者靠这本书骗取学术成果。她本人也从这本书的世界抬起头，看到真实世界的参差，一边向作者约着新的书稿，一边又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做法律书籍真的就能让她满足吗？真的要躲在所有这些文字的后面，做那个有限的思考者吗？这样的思考又能走多远呢？
二〇一七年一月，陈老师发布了一篇文章，支持为一名犯拐卖罪的妇女作免除处罚辩护的律师。文中，他详细罗列了多条案件细节，对证据链条提出多个质疑，同时从根本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受害者犯罪应该细化立法。文章发布三小时不到即突破十万阅读量，大量评论都在抨击陈老师，并且评论还被不加筛选地公布出来，由朋友圈迅速蔓延到微博。陈老师的个人主页下早已是一片质疑之声。短短数日，那部小说的网站评分已跌至五点五，并有继续下滑的趋势。出版社紧急开会讨论补救措施，但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波恶评根本无法补救。然而，在抵制中，这本书加印到第十次。刘源私下查询过那起案件，案情并不复杂。
主犯一共三人，其中一位曾是被拐卖的妇女赵某。她被拐卖并被强暴后因未生男孩遭到买家“丈夫”的嫌弃，“丈夫”以女儿要挟她去拐骗女子给自己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二〇一五年，赵某将智力有缺陷的刘某拐骗而来。“丈夫”对赵某的虐待随之转移到刘某身上。赵某和刘某被解救后，刘某指认赵某才是拐卖自己的人，但赵某拒不认罪，认为自己只是出于自保采取权宜之计。
刘源并不明白，陈老师对律法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了，为什么还要关心这么具体的案件，甚至专门写文章探讨这个问题？何况，拐卖妇女罪本身判不了几年，支持这样一名女性免除处罚，难道仅仅因为她曾经是一名受害者？
二〇一七年九月，赵某拐卖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孙尧则已经是勘探采油带班队长，并通过模拟托福考试，即将被派往和公司有合作的，位于安哥拉海域的钻井船，继续做油气勘探开发的工作。黄热病、疟疾、伤寒等等疫苗逐一注射在身上，孙尧感觉自己的身体武装上了一个加强连。只是这种感受自机场落地后，渐渐消散了。换好工作服，抵达海上人员运输中心，混合着葡萄牙语和英语的舱体内，旋翼的响动似乎比在国内时更剧烈。他在嘈杂中迅速忘记曾路过的泥泞的马路，还有诸多米白色房子——巨响包围的瞬间，它们都像一块块刚涂满奶油的蛋糕坯。越过滩涂不同程度的灰褐色，是从灰钴蓝到灰普鲁士蓝渐变的大海。曾在总公司墙壁上看到的那些体型较大的海鸟此刻埋伏在视线上方的微微阴霾之中，形态清晰，但也没有那么显大。他想起去澳洲挖油的同学曾经这样形容当地的动物——在陆地上连鸟都好像很巨大，都要向你奔跑，到了海上，就又缩回了原本的形态。当时他只觉得那是一种修辞，此刻却觉得也许是真的，但也或许只是陌生感加剧了视觉冲击。安哥拉已经充斥着中国人的痕迹，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主要负责综合勘探和开采技术。负责具体采油的都是当地人。去之前他还担心交流问题，去之后才发现这实在是所有问题中最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两国的企业合作尽管已经趋于成熟，但实际操作中，孙尧遇到的许多事都得上层配合好后，他才有机会统筹、执行。对石油寒冬这些说法，他曾经感触不深，且当时他自己和钱打交道也仅是在出海后看到账面上多出的数字。而现在，安哥拉货币宽扎贬值就在眼前，这种严峻的时刻迅速成为他新生活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国内的生活拉开了距离，内心突然变得孤僻起来。一从平台上下来，他除给父母报平安，就是给刘源发信息。因为时差的关系，很多消息都要第二天才可能得到回复，因此孙尧常常会发好几段文字。他说起一次休息日，海滩上露出的一截炮管让他意识到脚下踩着的竟然是坦克。起初他还感到震撼，“履行”初来乍到者的“任务”——跟滑膛炮合影，后来就发现这在当地很常见。不光海滩，南部平原上也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军用废料。二〇〇二年内战结束后，因为当地没有废物处理的部门，废料堆积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埋藏的地雷像定时炸弹，时不时还会造成事故。
“但就是这样，当地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做过一轮废物利用了。坦克上的装甲被拆下来做成篱笆，履带的橡胶也被拿来用，坦克的支重轮等也都不见了。不能利用的废料，被一代人抛弃，又被下一代人无视。海滩上的坦克被泥沙冲击到地下，只露出好像是招手的炮筒，而平原上的，至今仍在接受暴晒。”他的声音在并不流畅的信号下显得颤抖，“我来之前那几年，石油价格大跌引起这边社会混乱。那时候，开车要把车窗关紧，否则就有不知道是劫匪还是警察的人把手探进来不及锁上的车窗，用枪抵着人的脑袋。”
以往在国内工作，小环境相对单纯，他在一种被保护的感觉中一直心无旁骛，觉得这份枯燥工作的门槛似乎没有想象中高。但现在出去了，需要重新熟悉、认识团队，加上协同工作的节奏、管理都较之国内有变化。他的知觉似乎伸展得更敏锐，常常觉得满耳朵都是不同的声音。一些步调的调整扩张了日常细节的丰富性，它们像充饱气的球状物，一颗颗在他面前闪耀。他觉得新鲜、热闹，也因为陌生感产生过一丝焦虑，但也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仿佛很多感受都打开了。
“这就像未事先准备好的交流。”他有次在聊天框对刘源的头像打出一行字，接着又写道，“以前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特别的，现在我发现，其实这只是个工作。有很多更好的技术在那里，更好的管理方式在那里，我接触不到，不光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而是以我有限的能力都知道那些好的东西用不了，要考虑很多东西……生态是一方面，可能造成的浪费、开采的难度……费用太高。近处能触碰到的艰辛，远处是早就知道已经出现的可以替代的能源，我的工作早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我根本不是起航者队伍里的一员，我其实是一个现有秩序和技术的守护者……当然我也可以说，秩序和技术本来就是一种东西。”
刘源看到信息的时候已是清晨，桌上还堆着剩十页看完的文稿，准备八点送给同事。她已办理停薪留职，却被孙尧的最后一句话触动了。她想到陈老师写辩护文章的那起案件。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法庭上，律师将如何为赵某作辩护，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技术维护秩序还是会维护自己的辩解？难道这就是具体法？她的困惑渐渐转变成一种迷惘。她发出一段语音，在准备发出前停了下来。最后她发了一句话：“我休假了，准备去银川。”
六
从机场出来已是傍晚，刘源打车去新月广场附近订好的酒店，准备第二天醒来先在市内随便走走。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晚她看到那场判决的结果——赵某犯拐卖妇女罪、虐待罪、限制人身自由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她匆忙点进被告代理律师的微博，看见最新的一条微博是一个逗号。她知道这是上诉的意思。在评论骂声的海洋中，庭审视频里截出的律师照片被做成各式表情包。在那些模糊的画面中，她看到赵某始终站得直直的，某一瞬间，她甚至觉得她可能真的只是受害者。可她也清楚，自己的反應实在太不专业了，她站好了队，又想要发表看法。她早就应该没有立场，只看重证据，这才是法律工作者该有的态度。她想到自己真正应该学习的是案件本身，这才是唯一深入的可能。如此想着，她内心不禁有了波动，干脆走出酒店，在空旷的大街上一边散步，一边时不时看几眼手机。
她看到陈老师公众号发布的一篇预告，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最近在写一组寓言故事。突然想，如果荷马和伊索是法官，会怎么判今天的很多案件？”马路宽阔，一个人都没有。路灯照下来，街道成为眼前的唯一存在。气温比傍晚时低，她披着一件厚外套，在昏暗的路灯下慢慢前行。也不知走了多久，总之也没有觉得累，天上的星星清晰地眨眼，她想到孙尧提起的那些海上和戈壁上空的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接近这样。她在APP上订了张贺兰山岩画的门票，又看了赵某拐卖案的新消息。短短几小时，网络舆论已渐渐变得复杂。透过案件公开的更多信息，赵某受辱的细节比她之前表达的更多，网友从对赵某量刑的质疑转为质问刘某为什么在怀孕期间放弃两次逃跑机会，尽管这种逃跑很可能会失败，但为什么连试都不试呢？出版群里，同事把最新一波关于赵某案的自媒体文章分享出来。她看完所有标黑的观点还有热评中的高赞回复，刚刚平静的内心又波动起来。曾经她以为自己和网友所想的是一回事，现在却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她认为拐卖影响恶劣，无视社会公序良俗，无论有多少被胁迫的成分都还是应该判刑，不能因为被胁迫就可以免除处罚。但网友们似乎只是在关心一个均衡的正义——犯罪者如果受害情节足够严重，其罪行便可以得到弱化，而受害者放弃的逃跑机会却是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源头和根本。仿佛案情经过一轮升级探讨，却只是又一次回到原点。赵某本是受害者却在犯罪的过程中缺乏同理心，这原本是她被人抨击的部分。刘某智力有缺陷，但在得到救治后仍能重新指认拐卖者，这原本是她受人尊敬的部分。而现在二者基本信息不变，只是赵某受害情节细化，刘某被迫害的情节细化，舆论就变了。那个最开始的拐卖者和施暴者“丈夫”却在事件中始终处于次关注的位置。她想着，不禁想退出微信，同事发来信息：“你还回来吗？估计趁热度还能加印几次。”“我只是去休个假。”
尽管嘴上这么说，她得承认自己内心确实有所放松，但和舆论的变化无关，法律和法律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即使是已经明朗的案情，因为其中交叠着的诸多纠葛，也让这种明朗仿佛处在灰色之中。必须权衡，甚至必须考虑影响，必须让罪犯付出代价，却也必须考虑受害者和实施犯罪者在过程中的反应。她感觉自己脑海里徘徊着许多东西，没有头绪，没有答案。她想要停止思考，却不觉又躺在床上头脑风暴。而另一边，是刚刚经过一场特殊战斗的孙尧。
一伙约十八人的团伙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12点至凌晨3点进入平台附近，采用特制工具打开油井阀门，通过尼龙管将原油输送到船上。偷油者每个人都携带着武器，值班的同事人少，不敢上前，只得等他们自己走。过去同事们碰到的偷油贼每次取得原油都会快速脱手，可此番团伙作案，显示出背后的产业链条比以往偷油团伙更成熟了。只是这种事在当地太常见，警察管不了。加上明里暗里的地炼产业解决了当地不少居民的就业问题，有关部门久而久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是这次团伙作案带来的损失比以往都大，孙尧被上级要求遏制一下，他和同事们——有一些是安哥拉本地人，决定亲自把偷油者赶走。那晚，直升机照常折返，但实际只带走了一部分员工。晚上，余下的工人们，平台上留了一部分，平台附近的供给船上也藏着一些。武器并不多，会使用的同事都在前面，孙尧则装模作样拿在手里。时间一到，偷油船照例在目标地点出现，外围的同事负责进攻，平台上的孙尧和其他人负责包抄，但偷油者都很老练，还是跑走了不少。可跟与偷油者斗争相比，最难的却是清算损失。孙尧的直属领导已发话必要时可撤掉技术援助。孙尧给刘源打电话，诉说着这场比赶跑偷油者更复杂的行动。
“我很失落。”
“如果偷油在一个国家难以管控，那肯定还是因为偷油缓解了暂时的很多问题，我当然不是说偷油对……”刘源说。
“你又想说这是必经的过程？”孙尧道，“我最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套话，我不明白这种情况为什么没人管。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也许缺乏信任是写在人的基因里的。”
“难道基因里应该写‘信任吗？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基因里写进‘不信任。”她道，“根本没有这种信任，也根本不可能有。信任是对秩序，或者说公序的信任，假如秩序没有完全给予这样的信任链条，又怎么可能有信任呢？”
“我只是觉得，如果等这个市场成熟起来，等秩序更完善起来，大概容易采的油气也采得差不多了。”孙尧道。
“你少来。我们不可能跟自然的时间去比较，去赛跑，去衡量成熟。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发展自己。”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我们只是被宠坏了。”孙尧道，“觉得职场应该顺利，甚至不光自己这里要顺利，连整个环境都该顺利……在国内的时候觉得枯燥，在这里的时候也有觉得枯燥的时刻，但是等到出现波折了，又觉得枯燥是唯一应该的真实……可万一所有的这一切本来就是真实的一部分呢？不过我也许太杞人忧天了。”
“不，这该忧心，这就是你的事，我是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事中的一部分……环境的变化，合作的变化，人心的变化……这些东西碰到就碰到了，碰不到就跟自己一直有隔膜。发展当然是在崎岖不平中发展的。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孙尧顿了一下说：“你知道吗？有个村子因为粗陋的炼油作坊，很多人都生病早逝。我只是觉得很遗憾，油气资源应该提供更成熟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让大家都去赚快钱，不是让更多人进入偷油的行当。这种情况，这种素质，好的技术能用吗？小心守护的环境都很容易被自己人破坏——他们也确实不关心。很多技术根本没办法更新，何况难度本来就大……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毕竟是做技术的。”
“也许对技术的守护就是一种技术。”半晌，她终于说道。
七
酒店斜对面就是景点大巴。她随意登上一辆车，付了车费，先到沙湖。被沙子覆盖的小片沙漠，骆驼都卧着，仿佛微笑着酣眠。中午吃了随身带的干粮，抵达贺兰山岩画的时候，刚好一个美院写生团上了山。她紧跟其后。老师在前面，边走边介绍：“……像这个形状，就是一种生殖崇拜……”
“是先有圆形还是先有方形？”刘源突然问，“先有直线还是先有曲线？”
“您是我们学校的吗？”
“我在问您问题。原始人一开始画画，就是直接从图形开始吗？”
“这……”老师有些不悦，“当然是看见什么就想画什么了。”
“如果看见的是树当然可以画树，如果看见的是岩石难道要画岩石吗？如果看见的是一大片山一大片平原呢？”
许是被刘源问恼了，老师竟然认真答道：“不一定画什么就得像什么啊。你觉得像那就真的像吗？我们看见的是一回事，本来是什么又是一回事。没准从上往下看我们都是蚂蚁，都是星星，都只是光束。”
“有趣。那如果是一片片光束，怎么画呢？”刘源道，“先有图形还是先有画面？”
“同学们，如果你们要画画，一定不能把画面分解，你们只能画一整个……我想说的是，如果想要画山上的一棵树，你只能先画山。但如果你要画的是山，那你只能从树画起。”老师回过头，“你觉得呢？”
“很有道理。所以先有光，才有暗。先有植物，天上才有光体。”刘源道，“人注视什么，这个东西的背景才会应运而生。”
“您是摄影师吗？”老师看她背着单反，可刘源已经走开了。
沿着岩画的分布路线蜿蜒向上，她觉得山脉很长，走了好久，才看见错落的岩缝内有一棵迎风低垂的小树，就像种子从上面落下来，很随意地扎了根，却又有一丝自强不息的气质，即使有路人想要触碰，甚至把它往外拽，它似乎也都十分牢固。刘源记得，这种树的根扎得很深，很难拔出。虽说从外面看起来，都是细细瘦瘦的模样，根茎却尤为粗壮。如此想着，她对着小树拍了几张。只是，想起刚刚那名美术老师的话，她觉得自己把小树拍得过于壮实了。不觉离远了点拍，这才觉得树终于在它原本的位置焕发出了光彩。
又走几步，阳光似乎比刚刚充裕了些，仿佛有一些正照耀在她身上。她重新想到陈老师写的那些文章——在网络端口，或许正有不同的人浏览、发表意见。那里面大量的意见也许都不是陈老师所需要的，可他还是写下那样的文章。打开陈老师的公众号，她再次看到那句话“智慧要经过不智者的同意”。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内心的疑窦是“难道你就是智慧者”吗？可现在她不太关心这个疑问了，她想的是内心的辩论环节。文字在写出来的那些时刻变得愈加清晰，而一件事只有做完的那一刻才透出全貌。所有对整全的认识也许一开始都是想象，只有像把光和暗区分开那样才会进入秩序的建立。接着，则是移动，局部的位移。这样一步步来，一个人才可能走到事物的中央，看到一些東西。如此想着，她突然觉得，也许所有事都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有时候，生活需要停顿，从一处场景走向另一处场景。知识也不是只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才是知识，知识来自每一个可能的瞬间。而认识的提高不应该只被一些特定场景包裹，它应该在每一个瞬间都有生发的可能。也许一个人本来就没有机会每一次都重新确立站立的位置，他只可能随着自己的变化随时移动，如此，才可能拥有哪怕极其有限的认识。她想着，看向刚刚那棵小树的方向，想到陈老师那部小说里写到的情节，围绕着未来法庭长桌上的几方人员的陈述，突然像远方放大的植物那样拥有了生命，向她走来。
阳光渐渐淡薄，一日内最后的一丝温热渐渐把她的身体拖长，影子又极淡，混合在人群中，仿佛并不存在。她想象着那也许才是真实的自己，对着聊天框那一头的孙尧说道“我准备辞职了”。这次，是她没有得到回复，但她已经不太关心这件事了。她在APP上买了一张最快的回北京的机票。去机场途中，她向领导递交了正式的辞职邮件。在落地前，她已经想好了不会留在大城市，而是要去基层。如果当初让她想要放弃法律工作的原因是那些无休无止的调解，那她就一定要回到调解现场。尽管她知道：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返回，她只是在启航。再次打开陈老师的公众号，一篇新的文章已经立在她的眼前。这次，不再是为某个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也不再是陈述法律观点，而是他的第一篇寓言故事——讲述神为立法者的时代，巨人国与普通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巨人国人接受神的旨意把法典带给普通国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己国家律法的建立。其中一段话颇有意思——
巨人们披荆斩棘，终于打败了认为可以征服他们的普通国。巨人们再一次向普通国人传授神授予的法典，这次普通国人终于相信了。没有人再质疑他们。可是巨人们很快发现身形壮硕的他们只能在各自拥有的土地范围内活动。原来在传达旨意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神的仆人的身份，成为真正的自由民。而作为自由民的要义之一便是——清清楚楚地守护所有被安排得好好的事。作为自由民的巨人国人，因此只能终生待在自己的那个位置。
读罢，她点开邮箱，火速给陈老师发了一封邮件：“‘事都已经安排好了难道不是说只能从上往下看吗？如果一个人只是看看自己的四周，又如何知道凡事都已经安排好了？可是谁能总是从上往下看呢？”这次，陈老师依然没有立刻回复她。而她经历了数月的复习，终于在二〇一九年考入某中部县城法院，并被派往下级司法所。打包东西去就任单位的过程中，她分别收到了陈老师和孙尧的两封邮件。陈老师先是解释了自己没有立刻回复的原因，他已经再次去了海外，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同时完成在当地的跨学科项目。
陈老师在邮件中写道：
我去了一个小城市，这里四散着许多部落居民，他们身上有一套习俗，城市的法律没能好好保护他们，他们遇到的一些事情只能求助人权律师。很多案件很典型，对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警示意义。关于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大概依然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我只能说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法律从业者也有自己各自不同的位置。我听说你已经离职去基层了。首先祝贺你，不是为你这个选择，而是为你一切新的选择。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方向是很难得的，尽管也许有所局限。巨人们因为身形巨大，在人间属于异类，只能成为神的仆人。他们一日可行千里，但打败普通国人依然用了很久的时间。因为在战争中他们不够矫健，存在感又很强，很容易成为目标。普通国人知道自己的长处，他们聚集在一起，日日训练，成为一个最难攻破的“巨人”。可是巨人还是打败了普通人，因为他们每个人以一当百，只要团结的意识出现，就会迅速变得比普通人更强。
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巨人在完成使命后都依然要回到“普通人”的身份。他们只能在自己那一块位置活动，过着被律法限制的属人的生活，而不是像过去作为神的侍从的生活，不是像过去传达神意的生活，不再是被神安顿的人。当然，我们这些现代人不关心什么神，什么神意这些东西。可我们都有一个自己内心无限庞大的时刻，我们因为有所知而认为自己的冒险精神可以落地成为事实，夸张地认为自己可以承担很多东西，在这个感受下，我们所认为的自由真的就是随性的自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可事实上我们从感受到真正的责任后，行为才真的受到自我的限制。這时候的有所知就成了界限。我们越往上走，界限越明显。所以巨人终究要做回普通人，控制他们庞大的身躯在移动中不摧毁庄稼，控制他们的身体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成为武器……这是我眼中的巨人——一个个放大的“普通人”。
“没准那些被他们打败的普通人是上一批巨人？”她迅速发出消息。
极有可能……这个点很有意思。只是时间轮到了这波巨人……这是他们的时间，而其他人无限缩小，只是因为已经不在时间之内，也因此不在这个秩序和规则中。他们消失了，却作为历史又没有完全消失在感受力之中……就像我们四周的那些事物，就像我们感触颇深的历史……它们从未离开……而事物的时间是很悠久的。只是我们人的时间有限。人是有批次的，天空和大地却没有年龄。
她看着这些话突然内心十分激荡，过了好久才打开孙尧那封邮件——
刘源：我暂时还在安哥拉，没能这么快回国。现在我这边的状况好了很多，但是如你所想，很多事我无法逃避。包括这段时间好像永远不会停止的谈判……这次选择发邮件，是因为手机的短信功能突然不能使用了，微信也不能打开了。可是我不想卸载软件，我怕卸载了再装上回头就找不到聊天记录了。
她想回复他，聊天记录里的语音消息会迅速被清理，他即使保留软件不卸载也不一定能存下所有聊天记录;但最终她没有这样发，而是留下一个字“好”，并贴了一张自己在司法所工位的照片。她原本想发一张自己在雨后阳光下的照片，又或和那棵小树合影的照片，可她还是选了一张最日常的照片。办公桌上一沓沓厚厚的材料罗列着一个个小到如同芝麻的案件。她的记忆突然回到好几年前，在成都那家律所，那名敲击键盘的实习律师和他脚下落满的打印纸。记忆中那些打印纸上的字早就被她遗忘了，但此刻她看着面前的材料，却觉得它们仿佛重新清晰了起来。她打开电脑，看着被她设置成屏保的那棵小树的照片，想把当时那番心怀发给孙尧。可无论怎么描述，似乎都不能复制当时的感受，也不能解释自己怎么就突然走到那棵树面前想到那么多东西。最终，她把这两张照片也发给了孙尧。一张是近处的小树，一张是远处的小树。她不知道孙尧能不能注意到这不是一个近一个远，而是一个有背景一个没有背景，而是一个完整，一个也许没有那么完整的完整;但她突然觉得这些问题也许对孙尧来说都不是问题了。他的生活工作和经历也许早就教会他这一切了。这么想着，她重新打开当时做的那本法律小说，发现评分已经重新回到了六点八。那些曾经的差评仍在，可时间却好像切断了她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她好像重新走到了一片孤岛上，但不是因为孤独和无助，而是一种仿佛很多声音都离自己远去的感觉。她的孤岛正在成为一片飞地。想着想着，她再次合上电脑，带上资料，跟在师傅的三轮车后面，朝着当事人的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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