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虽然我们一直提倡“纯文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志业，但真正纯粹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比如说道德与文学，从来就是异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截然两分。我们之所以念兹在兹于“纯文学”的愿景，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一直以来都在负重前行，受到太多的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我们的文学始终面目不清。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道德就是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领域，在福柯看来，它们常常只是“话语的统一体”和“暂时的区分”，即是说，我们应该在“话语实践”的层面谈论它们的分立和聚合关系。藉此，我们才可以从“文学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文学化”的角度对此议题展开讨论。这里可以提出讨论的问题有：文学批评的伦理性问题，文学的德性问题，文学的道德叙事、道德修辞、道德标准问题，欲望叙事问题，甚或文学道德化的叙事视角问题等等。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但又容易遭到庸俗化理解的问题，不能说下面这一组文章对此都有很透彻而深刻的认识，但毕竟是一个开端。而且我们也希望它只是一个开端，希望有更多的文章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来。是为记。
主持人：张颐武
文学伦理与批评伦理的
认知挑战
张颐武
文学的伦理问题，一直是文学本身的焦点之一，也是公众和社会以及文学的创作者时刻会面对的问题。伦理问题，一面是文学的关键的、无法回避的议题，另一面也是贯穿于文学的写作、出版和阅读的全部过程的重要议题，也是批评理论一直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议题。道德与文学之间，从来就是异常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这里的伦理问题其实是文学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问题的贯穿性的存在，也是文学本身所必然无法回避的。从我们日常的讨论中的文学的现实感，正能量，积极意义，消极性，违反社会规范等说法的运用，到文学本身的存在都时时牵扯到伦理问题。
这里其实关键是文学伦理中的批评伦理问题。批评伦理牵扯到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问题，也牵扯到对文学的认知。从一般的伦理学角度探讨批评伦理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在一个伦理方面的选择，即目的论和义务论的冲突。所谓目的论是以行为本身的效果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理论。在文学批评的目前状况下，也往往认为批评应该为文学辩护，为文学作宣传，不应该再对已经非常困难的文学雪上加霜了。所谓义务论则强调行为应该符合基本的准则，这些准则是人类的义务。如果从义务论的角度看，文学批评不是为业界服务的，而应该以“说真话”为义务。在文学批评中，这两种伦理观都有其传统。我认为无论哪一种批评潮流都必须要求目的论和义务论的统一。目的论的危险在于，实际上我们有远比文學更为重要的“目的”，而忽略这些目的的文学发展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同我们追求经济高速发展而忽略环境问题就会造成问题一样，为了文学的发展而放弃对于文学的认真分析一定会带来问题。而以“目的论”为基础时，将目的简单化容易导致批评的不负责任，进一步加重人们对于批评的不满，也不可能促进文学的繁荣。因此，对于一种义务的坚守应该是到达目的的前提，文学的发展也需要严肃的批评和研究，它们与广告和宣传完全不同，批评不可能是业界的附属品，而只能在业界之外提供对于读者和业界的反思;批评不应该仅仅为文学呐喊，而且应该对于社群提供参照。
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文学批评的伦理是对于阅读本身的责任。在一个文学批评者进行阅读的过程中，他的责任在于对于他所面对的本文的认真探究和追索。在他与本文之间的联系是基于一种职业的选择。阅读是他每天面对的工作，对于他的阅读对象的阐释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实现的。如果没有一种职业的训练和“知识”的准备，他就根本无法有效地面对本文。“阅读”意味着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可能性的持续的兴趣，一种对于本文和自身“方法”的不间断的反思。阅读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批评在方法/本文之间寻找孔道，而且意味着对于本文和“方法”的双重追问和挑战。“阅读”意味着改变，它改变了本文，使它永远无法像作者或制片人想象的那样存在，也使得本文被一次次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一次次对于文学批评者自身的改变和丰富，也意味着对先入为主、害怕权威、畏惧名人的种种习惯挑战。负责的阅读显然是“批判”性的，这就会超越职业的要求，不仅仅对于本文负责，而且对于本文之外的社会负责。文学批评者展开了本文的可能性，他让它们成为并不神秘的、可理解的东西。通过他的阅读，本文再也无法超越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网络，本文不再是天才不可思议的创造，而是人们可以思考和理解的东西。所以文学批评首先不是对于本文的简单的礼赞，而是像赛义德所言的那样：“批评家的态度更多地富于创造性，按照维科常用的‘创造性一词的传统修辞意义，它意味着发现和揭示本来隐匿在虔诚、疏忽或常规之下的事物。”这种“创造性”提供了一个伦理的标准。它意味着文学批评者必须无愧于阅读本身，他永远必须有所发现，打破凝固的看法，提出个人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就要求他既能动地面对本文，又能动地面对“方法”;要求他既要谨慎地面对本文，又要敢于阅读本文。他不应该在作者的知名度或者地位的面前顶礼膜拜，不应该由于与作者的关系而随波逐流，而是应该独立地阅读。他同时应该正视自己的局限，在反思本文的同时反思自身。他不应该要求自己的阅读是唯一的，而仅仅要求它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对于阅读的责任乃是文学批评的前提，在文学批评过程中，阅读是第一步，但它支配了我们思考的方向。没有对于阅读的责任，也就不可能进行文学批评。
第二，我以为文学批评的伦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目前似乎是最重要的方面），乃是文学批评对于读者和社群的责任。这似乎比起阅读的责任更具挑战性。阅读的责任是文学批评者面对自身的挑战，而对于读者和社群的责任则要求他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个责任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畏惧压力和挑战。对于文学批评者来说，这是对于他的更大的考验。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说真话”的概念。在巴金的《随想录》中，他一再涉及这一概念，并且将它作为知识分子的伦理中心，巴金通过个人的文化经验表达了他对于这一概念的无限关切。在赛义德的《知识分子的表征》一书中，“说真话”也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知识分子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础。赛义德指出：“说真话的目标主要是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协调、减轻痛苦――将之应用于已知的事实。”他认为：逃避“说真话”是不能容忍的，“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能够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终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化。”巴金和赛义德都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伦理方面的问题。“说真话”并不是指文学批评者能够说出绝对的真理，也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是芸芸众生之上的“伟人”，而是指他将自己的看法交给他所生存的社群，希望读者了解这样一种看法和认识，为读者和社群提供选择的可能。文学批评者并不认为他的意见就是“真理”，只是知道他的意见是人们需要的。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无论他的意见遇到怎样的攻击和纠缠，文学批评应该坚守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伦理标准是――说出你的见解并坚持它。与此同时，应该去倾听和了解那些与你意见不同的人的见解。它寻求的是“和而不同”的沟通和对话。
第三，伦理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观念，也是在世界的发展中不断变化的。对于文学来说，文学所处理的伦理问题，其实也是不断变化的，批评所依赖的伦理基础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古到今，人们的伦理标准不断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很多伦理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吸纳了很多左的一套意识，如环境关怀、少数权利如少数族群的权利或同性恋、变性人权利等等，原来弱势的如女性权利 、动物权利等等迅速崛起。这些是物质丰裕之后的新的关切，这些话语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内部其实相当程度上完全主流化，理论也相当完备了，从哲学到一般社会意识，都成了社会的相对共识。看起来对原来的一套十九世纪以来和工业化时代相关联的话语有冲击。在社会中形成了许多新的伦理关系。这些都既受到批评理论发展的深刻影响，也促进了批评理论的变化。因此，对于伦理问题的更多的认知和时代本身息息相关。
批评的伦理只是文学的伦理的一个方面，但它也可以映射文学本身的伦理问题。如何面对伦理问题，其实是文学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议题。
作者简介：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文学的德性
鲁太光
坦白地讲，一谈到这个话题，我立刻就想起俄罗斯文学来，想起托尔斯泰，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契诃夫……想起读过的他们的那些作品，想起他们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来——想起《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想起他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而奔走在俄罗斯的法庭上，跋涉在流放的风雪中;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想起他在“畜栏”般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人的爱，并坚信这爱可以拯救人;想起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等，想起这些小说中那些可笑而又可怜的“小人物”，想起注视着这些“小人物”的那双敏锐而又悲伤的眼睛。
说实话，这些作品都是我大学毕业前后读过的，至今已有二十年。这么长时间了，这些作家、作品及人物仍然活在我心里，而且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在我心中激愤着、议论着、恼怒着、疯狂着，刺激我、感动我、戟指我、教育我。想一想，禁不住有些惊奇：这是怎样的力量啊！对我而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俄罗斯文学是德性的文学，即是他们文学中德性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捕获了我、滋养了我、激励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特立独行的英国现代小说作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说得特别好。她说：“从每个俄国大作家身上，我们似乎都能看出宗教圣徒的风貌——如果对别人苦难的同情、对别人的爱，为了达到不愧为精神上最严要求的某种目标所做的努力，这些归总一起，可以名之曰圣的话。正是他们的圣徒心怀使我们痛感自己由于缺少宗教热忱而来的轻飘肤浅，使我们很多著名的长篇小说相形之下显得华而不实，耍小聪明。”（弗吉尼亚·伍尔芙：《现代小说》）我们一般都称颂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不拘一格乃至离经叛道，我们一般都研究她的意识流小说和现代小说理论，我们一般都谈论他对欧洲尤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不遗余力的抨击，可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她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对其中神圣情怀和高蹈精神的褒扬与肯定，这表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她，理解她心中的道德与精神期冀。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失。
今天读她这段写于1919年的话，感慨尤甚。好像她写下这段文字不是为了启迪九十九年前的英国文学界，而是为了敲打当下的我们。或者说，她批评的那些人和事，好像就在当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肚子里。而且，比她批评的情况可能还要严重，还要恶劣。难道不是吗？我们的文学据说已经空前繁荣了，据说已经有“高原”了，不说中短篇小说，光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上千部。可这么大的出版量，又有几部能够被读者记住呢？尽管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已经变身“广告员”（其实，一些作家也早已变身“广告员”），一旦有作品出来，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名声的老作家、名作家有作品出来，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吹捧，尽管现在的“广告”手段多种多样，花样翻新，可实际上，尽管如此，当下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却仍很少有被读者记住的，更大量的，很快就变成了废品，尽管现在印刷、包装得很豪华、时尚。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有些是自我辩解），但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我们的作家作品缺少德性，即缺少情怀、缺少思想、缺少精神、缺少文化、缺少宗教、缺少情感、缺少态度，甚至缺少“技术”——说句难听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名作家、大作家几乎把写作当儿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不遵守小说伦理，或职业道德，而且沾沾自喜。这样的作品，甚至连弗吉尼亚·伍尔芙所批评的“小聪明”也无法让人看到，因而只剩下了“华而不实”，只剩下了滑稽可笑，甚至鄙俗丑陋……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让人记得住呢，更不要说给人以教益给人以滋养了。
我还想说一说我们的现实，说一说我们的生活，说一说我们的时代，说一说其中的失德、败德、缺德。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感严重匮乏的社会中，更流行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陷落的时代、一个互害的时代。就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害人的疫苗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朋友圈里可谓群情激愤。是的，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败德举动，我们应该愤怒，应该控诉，应该诅咒，应该发出一切我们能够发出的声音进行讨伐。我们这是在维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和权利，也是在维护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明，我们的良心。说实话，看着这些愤怒乃至绝望的言辞，我很高兴也很感动，这表明我们的心还没有死，还有救。可这样的声音，在我们的文学中却相当少见。而这又常常让我失望，让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得了病，得了严重的疾病。我们总是说“文学是人学”，既然是“人学”，就应该关注人间的疾苦，关注人的困境，关注人的德性，可遗憾的是，当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疾病”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却不去关注，不去研究，不去书写，不去揭发，不去批判，不去愤怒，不去诅咒，而是往往沉迷于一己之悲欢，沉迷于无聊的游戏，沉迷于所谓才华的“空想”。这样的文学还是“人学”吗？这样的文学还有“德性”吗？这样的文学还值得我们阅读吗？
是的，一定会有人说，这些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也一定会有人说，恐怕写了也没什么用，那我们还写什么呢？对于这样的言辞，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他告诉我们，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为自己趟出一条路来。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在前边趟路，我们在后边跟着，或者观望，甚至指指点点。我们应该去寻找、趟出一条德性的文学之路、人生之路来。我还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铁屋子的说法。即使我们自己确认这铁屋子无法打破，里面的人难逃憋死的命运，可我们也无法否认另一种可能性：万一有人能打破这“铁屋子”呢？鲁迅先生不就是怀着这微茫的希望而反抗绝望吗？不就是自己身处黑暗却希望未来的人身处光明之中吗？这就是文学的德性！我们应该反抗绝望，反抗黑暗，反抗不义，反抗缺德。即使我们这一代人无法享受光明与希望，我们也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写下我们的追求，写下我们的愤怒，写下我们的不屈，写下我们的挫折，甚至写下我们的失败。如果这样，或许我们的后人在翻阅我们的文字时，会从里边看到一线德性的光芒，而他们又能够沿着这一线光芒，想象、创造一个道德的星空、文学的星空。
写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话：要找回文学的德性来！
作者简介：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青年评论家。
文学的道德叙事与虚伪
徐 勇
虽然文学与道德常常被视为美和善的表现，分立于两端，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其实即道德。文学某种程度上被道德绑架。且不说文学表现、宣扬或歌颂道德，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史的别称。放眼文学史便会发现，主人公大凡不是失败者（包括悲剧主人公），其作品便很难成为文学经典（或正典），比如说《荷马史诗》《浮士德》《堂吉诃德》《罪与罚》《哈姆莱特》《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字》《红与黑》《简爱》《红楼梦》《窦娥冤》《阿Q正传》《废都》等等，这些作品之所以让人记住，某种程度上与其主人公的失败者身份，及其引起的道德同情感有关。但对于为什么如此，却很少有人反思，人们对其常常视若无睹或习焉不察。这不能不说是道德的力量之强大！
一
我们说文学被道德绑架，当然不仅仅是指文学表现道德或主人公大都是失败者这么简单，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秘密。当谈到我们的革命历史小说时，我们总会这样质疑，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反思战争的作品，为什么中国当代（主要是指50—70年代）缺少悲剧？其实，当我们这样说（能这样说）的时候，正是伤痕反思文学“躬逢其盛”的时候，也是我們对《暴风骤雨》《创业史》《红旗谱》《保卫延安》等红色经典着手“再解读”或对这一段文学史进行“重写”的时候。且不论这其中的质疑有无道理，这质疑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道德或有以道德判断为其前提的嫌疑。在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弥漫笼罩下，我们很难对50—70年代的文学有一个客观公允的看法。没有80年代的道德立场，我们便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质疑。可见，我们对文学的批判，很多时候是被道德左右了的。
我们一般都会说中国古代文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紧密，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开始趋向自身、回到自身，文的自觉，常常是我们评判的重要标准。文学不仅逐渐从政治中挣脱出来，文学也摆脱了道德的束缚。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用西方的道德文学观替换了中国的道德文学观。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所代表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我们当时使用的就是一种道德修辞。这集中体现在受难英雄的塑造上，其一方面把苦难崇高化和神圣化（受难者），一方面把苦难的施与者污名化。这样一种逻辑下，主人公越是苦难深重，越能起到对“极左”思潮的尖锐批判作用。我们这里指出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否定伤痕文学，而是想指出，伤痕反思文学所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叙事，而且是西方的道德修辞，即所谓宗教上的“道成肉身”的修辞传统。
当我们说80年代的文学多采用道德叙事的时候，并不是要掩盖50—70年代文学中的道德叙事倾向。其时，我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敌我关系或塑造人物时就是采取这样一种道德叙事，即敌人总是很残暴、邪恶，非人性的，而我方（也即英雄主人公）则很忠诚、坚强而纯正。这样一种叙事策略，在80年代的伤痕反思写作中仍被继承。其在表现受难主人公和“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时候，沿用的仍旧是50—70年代那样一套道德叙事。可见，不论是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还是80年代文学，都在使用着同一套道德叙事和道德评价，虽然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是那么的截然不同。
二
道德叙事产生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现代性叙事只要涉及到一种或多种二元对立时，总会使用道德叙事。因为，二元对立中总不免有主体和“他者”的分化，道德叙事就产生于这种建构“他者”的行为中：“他者”总要承载更多负面的和消极的道德判断。比如说东方学意义上的东西二元对立中，东方总被表现为愚昧的、野蛮的和落后的，等等。这样一种东方学的逻辑，也影响到20世纪中国早期的乡土小说，比如说鲁迅的小说中，农村与东方具有同构性关系;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与之相反，城市遍布虚伪、伪善和堕落，而乡土则是浪漫的、纯粹的和富有人性的，其《八骏图》和《边城》就是两种类型的代表。某种程度上，只要我们人类仍然陷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中，我们的文学上的道德叙事就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不可能和不存在的。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本身。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要思考的就应该是，这是谁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叙事，其限度何在？我们需要怎样的道德叙事？而不是拒绝或否认。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这一决定文学上道德叙事的二元对立的主奴辩证法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及其特定内涵。比如说，20世纪50—70年代的城乡叙事与20世纪末以来的城乡叙事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城市总被想象成邪恶的和充满陷阱的。在50—70年代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比如说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沈西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话剧）、柳青的《创业史》和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我们的想象模式是，城市是邪恶的、充满诱惑的、消磨意志的和致人堕落的所在，而农村则是革命的、纯粹的和积极向上的空间。这样一种想象城市的方式在进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以来仍有延续，这在那些底层文学作品中有很鲜明的体现。比如说关仁山的《麦河》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民工》《天河洗浴》《后上塘书》，贾平凹的《高兴》《极花》，付秀莹的《陌上》等等作品中都有呈现。但这时候的城市想象，其实质却是不同的。此时的城市，虽然被想象成负面的，但其呈现出来的却是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重表现，也就是说，此时的作家们都深刻认识到农村的消亡的必然性，他们并没有因为对城市的恐惧而去美化乡土农村，在这些小说中，乡土的衰败是与城市的凶险并存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乡叙事，虽然写出了农民进城的艰难，但作者/叙述者都很清楚，这一进程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想写出农民进城的悲壮性来。而50—70年代的城市想象方式却是反城市化进程的，它表现出来的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内涵。
诚然，我们清楚道德叙事的认识论基础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但并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叙事的问题？文学写作中的道德叙事，可能还与我们的潜意识欲望或本能有关。也就是说，文学即虚构，可能是更为潜在的原因。在中国，道德和文学是彼此契合在一起的，很多时候，道德和文学彼此不分。道德与文学的“分道扬镳某种程度上源自于所谓的文的自觉，也即文学的虚构特性的凸显和自觉。只有凸显文学的虚构特性，文学才真正摆脱了道德的绑架，虽然这之后道德对文学的影响还在，但这种影响转而潜藏或体现在更内在的层面，而不仅仅是那种浅层次的道德表现。”这也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并不是任何表现道德的文学作品都是好的文学，只有那些真正把道德从外在表现转向内在表现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是好的文学作品。这样也就能理解何以我们的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伤痕/反思文学评价普遍不高了。其评价不高，不是因为它们表现了道德，而是因为那种道德表现还是浅层次的，直露的，没有节制的，没有内化为更深层次的内涵。现在看来，彼时的伤痕反思写作之所以評价不高，其关键在于没有处理好文学的虚构问题。它们把文学当成是社会问题的表现工具，而忽略了文学的虚构性。这时的道德叙事就是一种表面化的道德叙事。
这样我们也就能明白，何以《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崇高了，其原因就在于文学虚构的自觉。文学的虚构性，是西方文学的一个核心观念;这一观念的存在让人明白一点，即文学总是与现实不同的，文学并不总是现实的表现。文学的虚构的力量，正在于其心理学意义上的“移情”与“投射”说。我们通过文学的虚构这一安全阀，可以实现一种自身欲望及其恐惧的安全表达。这是围绕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过程中，在主体和“他者”的交互作用及其相互确认下完成的。叙述者/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的命运的表现表达他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这是一种安全距离之外的“移情”，通过这一“移情”完成的其实是文学创作的他者化过程：主人公的命运是主人公的命运，与我们无关。就文学表现的悲剧而论，因为现实的不圆满，我们愿意从文学作品的表现中看到人生的悲剧，而这样一种悲剧，却又是虚构不实的，这使我们感到一种安全。这样一种虚构性，正是文学同现实之间的安全阀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我们对现实的不满“投射”和“移情”到文学作品中的失败者的主人公身上，而感到一种安全。就此而论，失败者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叙述者/作者的欲望与恐惧的“投射”，及其主体性诉求。我们通过对失败者的同情而感到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同时失败者身上又集中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不圆满的认识，我们的不平之气的宣泄，以及我们的深深的恐惧和不安。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中的道德叙事很大程度就源自于此，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某种程度也与此有关。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文学的道德叙事，及其失败者的经典叙事，还有其宗教背景。文学上的失败者并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失败者，他更是宗教原罪意识和自我救赎的承载者，及其作者/叙述者的宗教观的表征。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三
当我们说文学即道德的时候，并不是要否定文学，而只是想表明，文学常常是不纯粹的，我们要明白其限度所在。看不到这点，便会有意无意夸大文学的自足性和无功利色彩。而事实上，文学的不纯粹恰恰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因为显然，文学的感人之处正在于与我们的道德（感）联系一起，失去了道德维度的文学不可能是有温度的文学，也就可能是死的文学了。
而这，其实是提出了文学表现的真诚性问题。文学即道德告诉我们，文学表现应追求一种“真诚性”。文学可以不追求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表达的真理性（即表达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但应追求表达上的真诚性。这里所谓的真诚性是指，文学表现应本于表现上的感情的真诚，及其表现内容和内心情感倾向上的一致性。这种真诚一致性，并不反对修辞上的反讽或隐喻，也不反对意图和效果上的不一致性，而只是反对这种情况：作家/叙述者刻意隐瞒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或感情。一个本就在内心上矛盾的和困惑的作者，其表现出来也应是矛盾的和困惑的。我们并不反对表达上的含混或矛盾，我们反对的只是表达上的不真诚。比如说主人公给人的感觉明明是虚伪的和伪善的，作者/叙述者却告诉我们（小说表现出来的）他是高尚和真诚的。比如说作者明明以一种高姿态的反抗资本的道德立场表明自己，小说叙事上却是媚俗的或者说与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沆瀣一气的。这就是虚伪的文学。我们并不强求表达上的明确，或态度情感上的清晰，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虚假的意图和虚伪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在当前并不少见，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界的失职。
当我们说文学即道德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文学一定要表现善，或是善的同义语。文学的好坏并不在于有没有表现道德，或表现道德的好坏，而在于道德表现的真诚与否。就像巴尔扎克，虽然是贵族阶级的“孝子贤孙”，但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却是贵族阶级无可挽回的衰弱。这种挽歌同样是感人的和有力量的。对我们来说，文学的道德叙事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那种虚伪的和虚假的文学，我们所要反对的也应该是它们。文学反对的是虚伪，而不是道德。
作者简介：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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