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代中国电影并不缺少题材悚动进而让人心生敬意的故事，然而那些现实批判的题材总是因其“冒犯”而被置于争议的“风口浪尖”，由此亦可看出，电影缺乏的恰恰是一种合理而又巧妙的呈现方式。如此情境之下，聪明如冯小刚者，当然懂得如何开发这种敏感题材所蕴含的巨大商机。这也难怪，任何时候，官场现形、政治黑幕之类的离奇故事，都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元素。然而，在当下这个“艺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氛围形势中，如何在政治批判的商业性与电影的“安全上映”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尺度，恐怕是许多电影创作者需要郑重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这次大张旗鼓而来的《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成功的。电影显然在政治讽喻的力度与合理呈现的尺度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此一来便既可收获赞叹又能确保安全，这也是电影及其生产者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就政治讽喻的力度而言，《我不是潘金莲》当然是令人惊叹的，这一点从与其一脉相承的刘震云小说中便可看出。尽管小说作者借用了这样一个一望而知的荒诞标题，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的关注。但在这“借力”的背后，小说也终究显示了自己内在的力量。在此，仅仅为了一个说法和称谓，故事主人公李雪莲年复一年地走在上访的路上，其中的艰辛与荒诞自不待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显然可以解读为一部不折不扣的“上访小说”，而毫无疑问，“上访”的现实关涉性所涵盖的政治敏感度，亦被小说所巧妙地借用。事实上，小说也的确暗含着对于官僚主义的反讽与批判。小说中官场的百态，让人不难想起刘震云此前《官场》《官人》等一路小说的写作传统。尽管这一切戏剧性的情节不禁让人感慨地视之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但作者似乎无意把它塑造为严肃刻板的官场批判之作。与之相反，一切都是以荒诞的方式徐徐展开，看不到情感悲切沉痛的控诉笔触。这便正如评论者所言的，刘震云正是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了真切的生活常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一再坚持认为，《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小说”，而应归为“底线小说”，其间的差别或许正在于这种反讽与荒诞的修辞所产生的艺术效力。“我实际上想表达的是生活背后的喜剧和荒诞底线。在这个时代里，荒诞的底线远比道德底线要深入很多。”在刘震云笔下，李雪莲的故事由小变大，“滚雪球”似的由少成多，并由私人事件蜕变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转化成政治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自身的奇诡，使得所有的事情都顺着各自的思维逻辑自然延展，并让所有的当事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向各自愿望的反面发展。于是，告状越告越大，小雪球滚成大雪球，终于使得“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我不是潘金莲》就这样经由李雪莲的遭际，揭示出了当下基层社会平民生活的基本形态，以及各个领域客观存在的潜在规则与利益冲突。混乱与无序之中，显现出某种事关现实的无奈与愤恨，而生活本身的戏剧性，那些无奈的智慧与诗意，也在小说之中自然流露出来。
相较于小说版的《我不是潘金莲》，电影试图以冯小刚一贯的喜剧方式讲述中国人特有的法治故事，让人见识现实政治的庄严与荒诞。就此而言，电影其实与刘震云的小说具有精神的高度一致性。然而，影像的呈现方式还是具有重要的情节冲击力。在此，令人痛心疾首的基层政治，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僚嘴脸，都以戏剧化的方式一一呈现。想必这是人们第一次在喜剧电影中看到真正的人民大会堂吧，就连“最高首长”都高调亮相了，他正襟危坐，借反腐之言直指当下，可谓荡气回肠。而故事的女主角李雪莲从起初一件小的家务事开始，演变成她和法院、与县政府、市政府，直到最后成为人民大会堂的事。在这个由小到大的过程中，一群想解决问题的人不断出现，却鬼使神差地将事情越搞越大。乃至到头来，一个农村妇女奇迹般地将并没有太多过错的官员们拉下马来。在此，送礼、拦车、截访、性交易、以及被请去喝茶，这些绝妙的，让观众心领神会的元素，在电影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铺陈。这里被触及的官僚国家的荒诞本质，一种无需解释的熟悉，不言自明的讽刺与无奈，都极大满足了观众对于当下现实的暧昧指认，而电影的批判意义也在这里。然而批判固然是批判，但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那些官员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过错，更没有贪赃枉法，究其实质，李雪莲也只是一个不占理的“刁民”。官员的“无辜”与李雪莲的不占理，正好化解了主人公的正面性所具有的悲剧意义，这也极大程度消解了批判题材所具有的对抗性。一切都是若有所指的反讽，荒诞的指认，而绝非激烈的抨击与悲情化的批判。
在政治讽喻的尺度上，需要注意的还有电影的呈现方式，这便是那个让人们惊呼的圆形画幅。这无疑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创举。这种类似于西洋镜式的“窥视”视角，以固定景深的方式杜绝影像的介入，从而将影像的情感与故事中的人物拉开距离。再加之影片写意式的山水画风格，人物名字的夸张与会意性，都似乎在与社会问题剧的纪实风格划清界限。在此，独特的旁观者视角，拒绝同情式的投入，也就无形中拒绝了激烈的社会批判的可能。一切都是微妙的反讽，一种默契与心照不宣。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其实是试图将现实重新陌生化，以间离的方式看待我们彼此身处的中国，借此，叙事者也就与敏感的题材拉开了适当的距离，将自己成功地摆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不过，既然是写意，就不能太执着地追求一种简单的社会批判性，因此，所谓的“官场现形记”也就理应超越政治讽喻，而提升到更高的哲学抑或人生境遇的层面。
在冯小刚这里，用一种抽象的人生境遇的讨论来冲淡现实批判的激越，或许是一种“高明而安全”的选择。因此我们看到，这并非一部简单的社会问题剧，它固然有着生为中国人的无奈，但也就像人们所说的，更多是“更浩荡的不可知的命数里去喟叹人世间的无常”。世界的缠绕不清，语言的节外生枝，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交流的绝对困境。这也是刘震云另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题中之义。一定要找到那一句话，找到一个说得着话的人，为了一句话，人们四处奔走，上下求索，只为摆脱无尽的孤独。《我不是潘金莲》里也是一样，李雪莲本不想告状，更不想杀人，她只想问问秦玉河，当初离婚究竟是真是假，只求他推心置腹的一个回答。然而偏执的地方就在这里，为婚前的事耿耿于怀的秦玉河“拧巴”着就把一句话说成了另一句话，把一件事整成了另一件事，引出了她是不是潘金莲的问题，告状之路也就此开启。而多年以后，一度万念俱灰的李雪莲开始谈起了恋爱，她决定不再告状，但受够了她不断告状的王公道们哪里肯信，于是又鬼使神差地“相互配合”，将她“送上”了告状之路。语言的道路一次次敞开，但交流的建立这样艰难，人们不断靠拢却总是错过。就这样，在这个“上访”题材的故事中，一种人生境遇的微妙反讽与抽象寓意的刻意营造，终究成功取代了原本决绝酷烈的政治批判。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较电影最后李雪莲与当年的县长老史狗尾续貂式的重逢，刘震云原著小说的结尾其实更为精妙。小说中，因为惦记着老友们雷打不动的麻将牌局，春运期间滞留北京的老史归家心切。然而那个时候，哪里还买得到火车票。就在他一筹莫展焦虑万分的时候，这位多年前因李雪莲案被撤职的前县长，顿时想起了自己遥远岁月里的那個对手，于是心生一计，拿出红笔在火车站广场写下四个大字，“我要申冤”。随后的结局人们不难想象，他如愿以偿地被负责截访的协警护送回家，准时赶上牌局。小说最后，老史快乐地搓着麻将，一句，“玩呢！”境界全出。在此，现实的无奈注视终于演变为富有力量的嘲讽，可是这些，当然是电影没法呈现的。
作者简介：
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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