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作为“父辈”的中国当代传统作家的文本中，尽管能纯熟运用大量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但始终带有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合理化”——将高雅的文学形式从非生产性纯娱乐的负疚联想中拯救出来的努力，由这一观念带来的束缚性使传统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不免体现出浓郁的精英气质，而精英文本本身存在的逻辑和历史观念的自我循环也无法突破。
第二、传统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往往集中在传统文学领域的作家身上，这些在文革及后革命语境中成长成熟的作家和批评家，自身身上就有着狂飙突进的气质—— 80年代的先锋叙事，试图变革文学表达，否定与反思过往，其背后的革命气质始终存在，而这样的反叛性，终其一生也难以磨灭，因此，面对当代的青春写作，往往不可避免的依据传统的评价标准，指认其为犬儒主义的，懒惰的，对市场逻辑缺乏反思而一味迎合的。
然而，当代社会语境已经经历变化，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文学的定义，需要包容新语境之下新的呈现方式。原有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借用对价值信仰的呈现，往往不能避免相应的道德绑架，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某种症候，而这一症候，看似推崇人性自由和文学自由，却能看到后革命时代，革命叙述的惯性、父权话语式的强制性和大叙事的一元论。而这一症候的主体，恰恰曾是80年代文学领域的弄潮儿，传统也曾先锋，也曾激进，求新求变的渴望远胜于新和变本身，但当时过境迁，所能捍卫的只有自身当年的正义和辉煌，而这样的捍卫往往伴随着对当下的否定，但传统作家和批评家所依托的观察往往也只能从对商业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反思角度进入，未尝没有英雄末路的悲哀。
由此，父辈们指认当下的青春叙事是犬儒主义和拜金主义可以被理解，因为父辈的青春伴随着一元论的宏大叙事即使在今天也始终是无法抗拒的真理，而当下的青春文学无法构成反叛，这是由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但由于背景与时代的变化，当代的青春叙事，是缺席了民族国家叙事的另一套叙事，因此，处境不同，诉求不同，对其所运用的批评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对当下青春文学的创作，需要进行客观的梳理和评析，形成一个新的批评系统，而两个评价系统之间若不加区隔就展开批评，容易使批评在最开始就呈现为一个伪命题。
二
不可否认，青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国，即使是构建一个幻想性空间，也还是一个追问世界和自我追问的过程。心灵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是青春的特质，也是文学的特质，所以文学与青春有着天然的血缘，因此，决不能否认大众文化场域之下的青春叙事，就不是一种文学。
如第六届新概念文学奖冠军张怡微，以青春写作入场，但当下的创作内容已有更为复杂的症候，发表在《收获》2015年春夏卷上的《细民盛宴》，主人公生活在自我塑造的夹缝之中——父母的离异，父亲和母亲再婚的家庭，她的冷漠和惶恐，自我保护和自我坚持，敏感的，辛酸的，固执的，细微的心理刻画依然能看出特有的青春写作新颖的修辞方式和特有的情感体验——这样的体验并非懦弱，而是在当代教育体制和家庭结构之下，面对家庭期望和生存压力的一种内向挖掘，这是与充满革命希望和生产建设的乌托邦狂欢完全不同的情境，而在今天的张怡微这里，自我的内宇宙依然是重点，只是也能看到从生活本身寻找值得信任的存在，以及与生活和解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是由阅历和经验带来的，冲动少了，理性多了，仿佛能看到青春的主体终于寻找到某个可以自我宽慰的理由，伴随着对生活的豁达，对悖论的豁免，以及自身隐约逝去的青春。由此可见，大多数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从小被给定的逻辑，一半是由父辈给予的后革命时代的热情，一半是来自父辈的，面对现实时同样必须成为竞争胜利者的期许，否则，将会被“社会淘汰”，二者之间天然的悖论，构成一个不可信的世界，而青春写作一度就是面对这不可信的世界，早熟而敏感多思的少年如“少年维特”一样绝望的烦恼。但我们看到，这些青春的写作者在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逐渐拥有了影响力，掌握了社会资源之后，逐渐呈现出创作方向的分化，他们中的佼佼者，如张悦然，郭敬明等，绝大多数进入商业的阵营——出版业，电影，期刊，他们与青春的痛感天然契合，他们已足够智慧，知道更年轻的孩子需要什么，他们是更懂得调整和适应的一代，他们多多少少掌握了文学在市场中的规则，于是，不乏老成甚至略带精明，却依旧代言着青春，而另一部分遵循传统文学本身的逻辑创作的写作者，也往往以传统期刊，新兴的青春期刊，以及网络平台为阵营，这其中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和隔阂，而这些作品文字圆润流畅，对故事结构的驾驭和对后现代写作手法的运用常常极为成熟，在这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爆发力。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如何自我调整，除了需要来自父辈中肯而非高傲的建议，更需要父辈的包容和了解，以及，父辈自身在创作上的卓越表现，这就涉及到对传统文学的评价标准是否同样也有失偏颇，或者说——过于偏向父权。
三
青春文学本身确实存在许多硬伤，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具备自身完整的言说场域和言说逻辑，以及空前的文化市场。但其不成熟之处并不在于信仰的缺失，而在于自身所处的困境。青春的一代不满于被父辈代言，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受到大众传媒深刻影响的一代，往往只能用大众文化的叙事逻辑自我定义。可以说，青春文学的左边，是旧有的后革命时代带有鲜明批判逻辑和占据伦理至高点的单一话语，右边，是大众传媒幻想性商业逻辑的诱导和定义。青春在这夹缝中寻找着自身的位置。而此时，应该努力给出的不是定性、定调，而是对可能性差异的进一步深究。因此，重新构建对青春文学的评价体系，需要在承认现有的青春文学场域的合理性基础上进一步完成。
首先，明确青春文学的内在逻辑和动因。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影像物品的生成与消费为主导的景观社会，而景观已成为一种物化的世界观。而更多进入大众视野的青春写作并不需要生活本身的真实，而是有足够情感冲突和矛盾张力的幻想性与景观性叙事。欲望、臆想——如果客观世界说青春的主体处在最好的时代，青春的幸福无与伦比，何不揭开这幸福背后所有可能的腥风血雨，于是，青春写作一定程度是反叛，是夸大和失真，却也是拒绝归属现实青春的最真实呈现。于是，情感的绝望，误会，隐忍，至死不渝乃至毁灭和意外，死亡……激烈的冲突成为嵌套在青春外壳下的幻想与自我投射。无论是郭敬明，张悦然还是饶雪漫，以及辛夷吾，七堇年……爱的纠结，冲动和毁灭，背后是一种自我的张扬，在世俗与规范中的挣扎往往是其共有的主题。而这种毁灭叙述，其原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一以贯之的“救赎——牺牲”，只是针对不同的叙事语境，由民族国家叙事，转而投射在了对生活悖论的潜在对抗，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已成为过去式，但叙事原型却依然保留，如同对父辈无以置疑也无以改变的血缘继承一样，牺牲作为叙事原型，构成青春言说自身用来确立自身身份的方式之一，在幻想性的鲜血淋漓与矛盾冲突中，张扬人性与情感。另一方面，在于宏大叙事本身符合多元社会需求的可能性已破产，同质化的决定论已失去言说的空间，而小叙事呈现出巨大的力量。只是民族国家的革命叙事，由于价值叙事自身的被解构，新的叙事又不能进行自我调整，很容易转化成个体自我确立时的苍白的理想主义——对更复杂的内在矛盾的忽略，不假思索的将幻想情节合理化。因此，青春写作往往形成新的迎合，并呈现出作品的新的同质化。
由此可以说，即使在青春的一代，也不可避免的后革命时代的精神惯性——保留着宏大叙事的逻辑，即对不朽的追求，不朽的爱情、友情。也部分体现在对经典符号的借用，对青春意象的戏仿，使这些原型成为一种传播的原型而非传统的原型。文学性和经典化要求对生活对人性的关注，但却呈现为无论死亡、失忆、 堕落、毒品、出走……一旦某一卖点具备成功的经验，就迅速转化为传播的原型，并在商品文化中重复出现，以符号的方式附着在商品的表层，释放出共情的力量，以此来确保收益。而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审美感受无法存在——过于强调被观赏性，传播原型占据主导， 相应则会造成美感与气质的不足。
与此同时，对故事性和情节结构的突出强调更是商业模式本身的内在逻辑之一，在非物质世界的创造作为人的本能需求之前提下，青春的自我确证往往在大众文学与网络文学中与其它力量并峙，在形式上曲折而隐晦的构成民间叙事，正如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所言：“每个人都会创造一个非物质的世界，这种创造必然是被激发的：它一定是对特定困境的回应，或是对基本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正因此，青春文学与市场逻辑的高度一致，使非物质的创造与物质本身高度趋同，也成为这是大众文化本身实现自身效益的必要条件。
因此，当代的青春叙事的缺失并非用信仰的价值体系所能诠释，用传统的精英式反思话语所能定义，反之需要的是青春写作者和批评者自身的判断和理性。而当价值多元的民间不具备自我归纳的能力，用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进行批判，又忽略了大众文化作为生产力，带来的切实存在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青春文学，只能更内在地在自我发展的路径中寻找变革力量和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原型，以便构成青春文学的原生动力。
此外，认识到青春叙事内容早已不同于父辈一贯的对物欲的反思，而是对物质与生活，情感与现实的张力的直接呈现之后，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纵向的评价体系，使青春文学内部能进行自我批评和调整，这同样需要成长在八、九十年代语境中的青年学者做出相应的努力，而不是直接默认父辈们的代言。而由于青年学者自身接受父辈的批评体系，如何超越于语境，加强在地性，而非运用批评术语，以看似客观公正，却不免由于自身话语系统的局限性而居高临下或以调和与中立的方式进行审视，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
李亚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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