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临婧

　　松户在哪儿？

　　简单来讲，它与东京隔江相望，属千叶县管辖。古时候，松户是下总国与武藏野联系的要冲，也是水户街道进出江户路上重要的宿场。从东京市区搭乘JR要先后跨过隅田川、荒川、江户川三条大河，记得爸爸说过，九十年代时每天从东京坐上常磐线，就是这么一条条河地数着，一点点计算着到松户家的时间。

　　九二年，我在松户有过一年的小学经历。

　　2011年，当告别了近二十年后再次有机会去东京的时候，爸爸问过我是否愿意到松户溜溜，再拜访一下我当年的小学。他当时的建议是，我们不仅要故地重游，而且可以隆重地来一个“come back”演讲！我一时间心里潮起潮落，说实话，不仅演讲绝无可能——我无法想象如何对着一群今天的日本小学生诉说我当年那些刻骨铭心的事——，哪怕只是故地重游都好像要把记忆深处的碎片强行拼凑起来似的。

　　那一年，似乎我还没有准备好。

　　在日本的一个月里，我们为了“学习历史”而奔波于京都、奈良，好像偏偏要避开松户。但同时，那次的提议又仿佛在心中敲开了一扇门，点燃了一支蜡，光晕一圈圈扩散开，渐次照亮了记忆的旷野。我发现松户依然是鲜活的，并已在我心中苏醒。我已不可能再绕过它，就在隅田川、荒川、江户川的尽头，在二十年漫漶了的时空彼岸，一切都在等着我，等着我再次走上那些桥、那片河岸，为回忆里从未褪色的风景再次刷上一层上光油，并邂逅二十年前的自己。

　　江户川

　　九二年的时候，我只有九岁。

　　要说九岁前在北京的小学生活，那真是糟糕透顶。

　　用一句话概括，我每天都被教育体制的大山压得透不过气，虽然语文尚且喜爱并成绩不错，但那些无聊而听不懂的数学题，以及我到现在都记得姓宋的那个操河北口音、动辄骂人“没心没肺没羞没臊”，菜场大妈一样的数学老师让我对学校充满了恐惧。

　　突然听说可以去日本时我瞬间乐开了花。原因说来可笑，但我童话世界般的孩子心灵曾千真万确地以为，只要离开北京，上学就将永远结束，从此天天玩就是我的人生！

　　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徜徉最多的地方就是江户川。

　　说实话，那并不是一条多么美或多么雄伟的河。不是可可西里海拔5000米的夏季荒原上蜿蜒的、蔚蓝清冷的楚玛尔河，也不是晋陕交界、冬日枯水的滩涂中依然茫茫莽莽的迟暮黄河。江户川平缓而静谧，把蓝色的天和蓝色的水分割开的是点缀着低矮灌木的河岸一浪浪金黄摇曳的芦苇荡（ススキ，可能并不是芦苇，或者是荻，更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日本芒草）。河堤的慢坡上是一条自行车、行人两用的散步道，我经常在那条散步道上拍一个红皮球、假装投篮，偶遇和一只几乎和我一样大、毛茸茸的白狗合过影……

　　沿着散步道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名为“矢切の渡し”的江户时代渡口，记得我在当回小学生后带着美术课的水彩画盒去那里写过生。前两天刚刚发现，邓丽君还唱过一首以《矢切の渡し》为名的演歌，内容大体是相恋的男女为父母所不容而离家出走，顶着哀伤的北风、黄昏的暮雨，把命运交付给矢切渡口的小船。与矢切隔河相望的是东京葛饰区的下町（传统平民区）柴又，据说几年前拍《寅次郎的故事》时就是在柴又取的外景。

　　我最终是在2013年再次踏上了江户川的河岸。

　　晴川历历，芦荻金黄。

　　居然有二十年不变的风景。

　　我贪婪地饱览着那一片片在蓝天下摇曳着，摇曳了二十年的金黄色。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么？一切都从这里发生，又都在这里终止。九二年的深秋，我在这里翻开了旅日的一页，一年后的深秋又是在这里告别了日本。二十年后，今天的松户又是秋天……

　　我赶紧让爸爸帮我拍照留影。

　　一条从江户时代流来的河，在不变的风景中，在时空的旷野上，在金秋的芦苇里，我终于可以和那个拍红皮球的小女孩相遇。就像冈林信康唱过的歌词：“山被红红的、红红的染上颜色……芦荻在风中、在风中摇曳着……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而这个秋天，我已经26岁……”

　　加藤庄

　　我们当年在松户的落脚处，是一个白色两层，叫加藤庄的アパート（appartment，中低档公寓），是在决定举家赴日后，为了作为孩子的我不至于太艰苦，爸爸专门换的房子。加藤庄的一层常年停放我们的两辆自行车，每天咚咚咚地踩着已经发锈、黑色的薄铁皮旋梯跳上二楼，中间的屋子就是我们的小窝。

　　日本アパート的面积往往拿榻榻米为单位计量，比如，一间能对铺4条榻榻米的房间，面积4叠。我们的小窝是一间六叠的卧室加四叠半的门厅兼厨房，洗澡需要去外面的公共“風呂”，记得因为这点不便父母还一度担心我不能适应。

　　加藤庄虽然小，却无比温馨。

　　比北京还暖和许多的冬天，我们挤在日本独有的コタツ（暖桌？桌下铺一层棉被，并配有发热装置）里，妈妈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蒸笼一样的苦夏，我们缩在クーラー（cooler，低级制冷机，也是为了我专门购置的）能吹到的一角，比着谁能先打通任天堂的游戏；为了让我不至于因为离开中国而生疏了母语，也不知爸爸从哪儿找来艾克多·马罗的名著《苦儿流浪记》，九岁的我就在加藤庄二层的走廊上，贪婪地读着另一个叫雷米的九岁男孩在巴黎卖艺谋生的故事。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雷米有一条与他有过命之交、名叫卡皮的狗。——我在日本时也有一个小狗朋友，那是一条典型的日本柴犬，被加藤庄前面一座アパート的某个日本人养着，整日拴在楼前的院子里。虽然不是我的卡皮，但我们也做了一年的邻居。在我进入小学之后，从反正不会日语、索性享受各种优待的早期，到渐渐因为日语好了，不仅优待全无，更日日体验日本小学是“严峻社会的后期”，每天上学下学，晨钟暮鼓里都是这只小狗两眼接送。

　　狗自然不能活过二十年。即便是加藤庄也在不知多少次房屋改建中悄然解体。故地重游时我们已不剩多少方向感，找到了当年的吉冈木材店和看板已经完全褪色的食品店后，在应该是加藤庄所在地的位置上，矗立着一栋陌生的紫色的楼。

　　北部小

　　我在松户过了没几天孙悟空畅游蟠桃园的好日子，就毫无争辩余地地做回了小学生。之后的每个早上，从加藤庄出来和小狗打个招呼后，经过栉比鳞次的办公楼、团地，看着天空交织着密密麻麻的电线，从过街天桥上越过铁道，最终离开干道并跨过一条水渠后，就能到达松户的北部小学。

　　为了让我能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上学，父母顶回了校方借口不会日语让我上一年级的建议、坚决插班四年级，又咬牙买了价格高达两万日元的ランドセル（randsel，日本小学生专用书包，词源可能是荷兰语的ransel，据说源于明治维新时代），使我不至于被其他小孩儿瞧不起。

　　上学第一天，老师介绍后新鲜感十足的同学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一句日语不会，又是怎么钉下的这第一天呢？儿童学外语说不定是这世上最神秘的事，好像懂与不懂间的大门某一天突然就打开了。一个我早已忘记却被父母记了很多年的细节是：有一天在家接到同学的电话，我在问对方能不能出来玩时，居然使用了“遊べる？”这个五段动词的能动形式。似乎就是从那一阵开始，午餐时渐渐能和同桌的男生聊得火热，本来不用我参与的日文课也不再给我特别优待了。

　　我在北部小除了昂贵的书包还拥有一套体育课专用运动服、一支音乐课专用竖笛、一套美术课使用的水彩盒，这些东西回国后渐渐都找不到了。但要说北部小真正让我印象深刻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拥有一首朴素而像样的校歌。那是昭和年间一个叫巽圣歌的文人在参观了学校周围环境后用日语文语所做：

　　白鹭，白鹭，白鹭成群的葛饰

　　香气充盈，槐花骄傲地绽放着

　　这就是我们松户的北部小学校，北部小学校

　　（白鷺の、白鷺のむるる葛飾 / 香りもたかく、アカシヤの花咲き誇る / われら松戸の北部校、北部校）

　　说来惭愧，因为是文语，九岁的我根本不能理解。但即使死记硬背，那种悠扬而内敛的曲调、那些即使不懂也能意会其优雅的修辞仍让我记忆了许多年。

　　而国内的学校普遍是没有校歌的。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校必不可少的是校训。这就注定了学校对于学生从一开始就枯燥而乏味再加上无休止的考试、补课，教师奖金与升学率直接挂钩的评估制度，我们和学校连缘如潮水都谈不上。毕业的时候学校批量散发证书，而我们也只求拿到一纸文凭了事。

　　重新来到夹在密集住宅区里的小学门口，看到也就是200米的那个操场；看到操场对面已经陈旧的三栋教学楼依然局促地排列着；看到小学生依然不畏寒风、光腿穿着运动短裤分成红白两队；看到我永远也不能像日本小孩一样逆时针一圈圈连续倒转的那些单杠……必须承认，初中、高中、包括大学的影子都淡薄如灰色，记忆里鲜活的唯有北部小。从一个秋天到另一个秋天，掺杂着新鲜与紧张、自豪与自卑、单纯与危险的小学岁月，和期间见过的日本、中国、巴西、秘鲁小孩儿的脸……这一刻都仿佛活了的精灵，在料峭的秋风中悄然聚拢并向我问好。

　　数学课

　　之前已经说过，我在出国前倍受数学课的煎熬。说得具体一点，我当时在班里数学成绩倒数第三，我们那位宋老师的“没心没肺”三次里有一次就要算到我头上。

　　差距是莫名其妙产生的。

　　八十年代兴起、到现在估计依然长盛不衰的奥数学校，恐怕我是唯一没有踏入其大门的一个。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居然都让班里同学未卜先知了！最夸张的例子发生在幼儿园的一次数学考试，题目里记得住的是：求24和18的最大公约数，求19和31的最小公倍数……说实话，我是在上小学很多年之后才明白那天的数学卷子到底在考什么，神一般的题我看不懂、自然交了白卷，而班里居然有“超人”能考100……后来一次和某法国大学的数学老师提及，他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班里成绩最好的永远是中国学生。

　　——没办法，谁让我们从胎教时代就在背圆周率啊。

　　毛泽东曾批评六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是“与学生为敌”，就冲这句话，我一直为自己没能生在他那个年代而惋惜不已。

　　背着这个阴影，我不愿上学、不愿看老师同学的白眼，直到被父母通知到了日本也要上小学时，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数学课。

　　真没想到，竟然就是数学课让我彻底翻了身。

　　战战兢兢看我们的算术课本，看着那一片片的1000000、10000000000000、9999999999999999……我完全不知所云。把爸爸叫来翻译课本内容，半晌后得出结论：本课介绍的概念是“大数”。“大数”不是函数也不是积分，说白了，就是让日本小学生知道，世界上在一千、一万以外，还有百万、十亿、兆，以及无限大数这样的存在，仅此而已。

　　发现堂堂一节课居然就讲这个我简直乐翻了天，并暗暗感到自己的好日子就要开始。果不其然，算术课上考四则运算，日本小孩儿居然全体先加减后乘除。美滋滋地看着他们居然好几个礼拜就教个除法，我突然发现北京小学变成了我的奥校，而日本学校讲的内容，不好意思，我也全“未卜先知”啦。

　　接下来的一年里，最害怕的数学课变成了最期待上的课。不管怎么考，只要能看懂就没有我解不出来的题。班主任上课时常说，为什么ファーさん能做对你们就不能？（ファーさん就姑且音译为法桑吧）……最后，我的数学成绩似乎还惊动了教导主任，让他产生过“中国的教育如此超前，日本需要深思”一类的感慨。

　　这一年的数学课带给我的收获是无法衡量的。

　　若说真正学到了什么，我想，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自信。被中国小学的“与学生为敌”的制度摧毁的自信，在日本不可思议地重生了。正是这种自信的重拾，让我在回国后成功自学了国内落下的数学课，最后通过考试粉碎了校方要我留级一年的要求。

　　也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自信，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小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真实后让我没有被压垮。包括多年后留学法国、毕业工作，在人生每遇逆水行舟的时刻，那曾经建立的自信都一次次支持了我，并促我前行。

　　学游泳

　　数学课带给我的除了自信外，还有另一种情节，就是我凭自己的能力让教导主任对中国产生了感叹。也许那就是儿童在身处异国的懵懂中被激发的爱国和自尊吧。地理课上，老师在日本地图的旁边挂上世界地图，中国那么大，我心里甜了许久；书法课上我尽量伸展笔画，为的是不要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写汉字不好看；哪怕是最头大的日语课我也让爸爸私下辅导，主动放弃了读课文时逢我甩过的优待……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一切渐渐不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要给中国争口气。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在日本强烈地觉醒着，我几乎变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高玉宝了。

　　当然，身在日本，很多时候想贯彻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艰难的，同时也是微妙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有那么些时候，大家为了各自的归属、身份、各自的民族主义，会以一种貌似波澜不惊的方式对峙一下，这当中的意义和滋味也只有自己懂得。

　　我在日本“为国争光”，耗时之长堪称一场战役的是学自由泳。

　　从没想到我们地方不大的北部小在实验楼后面居然还有一座游泳池！最糟糕的是，我在去日本之前连蛙泳都不会，而他们居然全民普及自由泳，害得我在第一次水平测试就被分进“游程3米”、也就是倒数第二的组里，之后的每次体育课于我都是度秒如年。

　　别人不会游泳最多是体能低下，在我这儿含义却是不同的。因为当时我们学校其他年级还有两个中国人，偏偏他们似乎也不会游泳，夏季游泳课又是不同年级混上，谁强谁弱一目了然。这样一来日本小孩儿就直接得出结论了：中国人个个都是东亚病夫。

　　那一年暑假前我只得委身于屈辱的3米组，为了暑假后为我、为祖国挣回面子，整个一个夏天我几乎发了疯。

　　蒸腾的八月苦夏，每一天我都和妈妈两人骑车到松户市立运动公园的露天泳池，花100日圆狂练一个下午。那个暑假我晒成了黑人，瘦了三圈，头发也剪短了。从照片上看，那个时期开始我不再像一个外国人，而像极了日本小孩儿，而且是小男孩儿。露天泳池里的所有人都在消遣，偏我在挣命。好像某一天遇到过一个爱聊天的日本小姑娘，但大多数情况，我就像很多日本运动类动画片里表现的，就是重复性、机械地划水、换气……自由泳是个体力活儿，说实话有时候我游得肺疼，但不管怎么说，一点点地，我可以坚持10米、15米、最后终于在暑假末尾的一个下午，就在工作人员拖着嗓子喊即将闭馆的前一刻，我像一只小狗一样，哈着气，顶着落日游完了25米，可惜那一刻没人给我放国歌。

　　秋季开学的时候，我的晒得黝黑、剪短了头发的新形象给班里同学吓了一跳。在之后的游泳课上，我一举从3米组跨进了自由组。其他两个中国人有没有学游泳我不知道，但哪怕只是我一个人也好，感觉总算为自己的祖国做了点什么。

　　日本语教室

　　我的北部小因为不同年级里分散着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因此也是个国际社会。

　　就国籍而言，除了我之外，五年级和二年级另有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人。二年级那个小女孩胖胖的，好像老是心里有事。有一阵我放学后总与她结伴回家，熟识后她开始透露一些让我坐卧不安、汗毛倒竖的事，比如，她在班里一个朋友也没有；比如，她在班里怎么被同学欺负……

　　那个学期我恰恰命好，分配同桌时分到了一个叫小出石正道的男生。一开始，我俩合不来。但在一个周末后，——就是爸爸开着玩笑让我教育教育他，帮他“正道”一下后的周一，我俩几乎同时变了个人。午休时全班就见我俩热火朝天地侃天侃地，记得他每次都是以“ファーさん，中国的XXX是怎么样的”这样简单又友好的句子开头。多亏他，那阵不仅日语突飞猛进，而且，一股暗地里已经悄然萌发的、被称为“いじめ”的欺负弱势学生的行为尚未立刻作用到我身上。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给上海小女孩儿介绍经验，让她至少要找一个好朋友帮衬时还没料到，就在夏季结束秋季开始，也就是我疯狂练会了游泳后的新学期里，比她丝毫不差的いじめ终于也剧烈地、毫无例外地降临到我的身上。

　　五年级的那位就不怎么样了。

　　要说什么叫“汉奸”，当真无人能出其右。我们在日本都用自己的中国名，偏是那小子有个日本姓：杉原。问他为什么，云，她妈妈（连日语都不会）嫁了个日本姓杉原的老头，所以人家和我们不同，是日本人。家里除了日本爹还有个异父异母的日本姐姐。

　　他也和他妈一样不会一句日语，但已经毫不遮掩地用看二等公民的眼神看我们，并且宣布当年日本要是多侵略中国点土地就好了，这样日本现在还能更大些。我们厌恶他，骂他是走狗，但他好像自得其乐。不过游泳课时他也是一个人，现在想来，不管他怎么装，我们所经历的、更盛行于日本男学生之间的いじめ，不论早晚最终也会光顾到他的头上，而这也许是对他的日本梦最好的回应。

　　除了中国人外，北部小还有一个黄头发、叫西尔维娅的巴西女孩儿和一对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秘鲁兄弟。校方设立的日本语教室就是为了我们这伙人，而教日语的是个叫玛利亚的墨西哥女老师。

　　说实话，这个日本语教室没给我一丝好印象。

　　首先，那个玛利亚老师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我的班主任山仲，也就是说，她们都是干练的中年女性，擦着白粉，面带微笑，外表理性但骨子里有点儿凶。我总觉得她们致力于教授的并非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纪律：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我在班里对山仲老师已经多少陪着小心，课后再面对一个并不热情的墨西哥山仲，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其次，我说不清那个日语教室到底教了我什么。我的四年级课本已经在学《鹤的报恩》一类的课文，我已经在用能动、使动等语法和小朋友约着玩了。但在日本语教室里，我们一群人成天傻子一样地读“みみ是耳朵，はな是鼻子”……也真亏那位玛利亚老师能找着这么份差事。

　　更糟糕的是这个日语教室阻碍了我正常的班级俱乐部活动。当小出石君等一干男生参加了足球部，班里其他女生几乎全体参加了音乐部时，我被校方指定只能参加日语教室。而日语教室也是个复杂的社会，上海小姑娘太压抑，汉奸杉原又太无耻，那几个南美学生包括老师也没有因为我们都来自第三世界而成为朋友。

　　——同样是外国人，同样来自穷国的我们为什么没能成为朋友？这是这几年我偶尔会思索的问题。

　　印象中，我们这个小联合国里最投缘的是巴西的西尔维娅和那个老师。在我们这个强行拼凑、从第一天就分崩离析的教室里，只有她俩有一种默契。可能，是她们都找到了最恰当的遵守日本规矩并得到承认的方式吧。西尔维娅明明和我一样大，却甘愿按照学校的安排上一年级，明明日语比我还好，却不反对来日语教室；那个墨西哥老师也一样，好像南美人应有的热情都被她锁进了博物馆，她每天的努力就是像一个日本老师一样，教我们怎么当好日本人……

　　我在日语教室真正的危机源自那对秘鲁兄弟里的哥哥。

　　用最简单的话说，他对我构成的威胁是一种小男孩青春懵懂时期的“流氓行为”。虽然这种行为并未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对任何一个小女孩来讲，那至少是恶心的，而且是令人恐惧的。更糟糕的是我没有办法和人说，而且就算说了也不会有人来阻止。记忆犹新的是一次他突然心血来潮从后面拖住我的腰，拉扯之间，西尔维娅、玛利亚老师就在一边看着，就像后来我遭到本班男生欺负，其他同学也是在一边，就那么看着一样。

　　我不记得最后爸爸是用的什么理由迫校方改变规定，放我离开了那个日语教室。然而应该感谢它，让我看到了九十年代旅日外国人的一角缩影。不管是以可笑的方式装日本人的中国杉原，还是以更圆滑的方式装日本人的墨西哥老师，抑或是似乎已经摸着窍门的西尔维娅，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没能真正融入日本，虽然彼此怀揣不同的心情。

　　很遗憾，同是穷国出身的我们没能成为朋友。而为什么我们没能成为朋友，依然是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いじめ

　　记忆里总有些东西，不管时光如何荏苒都不会磨灭。那种感觉就像品一杯咖啡，在香甜与苦涩飘过味蕾后，永远不会漫漶而消散的是沉淀的渣滓。

　　いじめ到底如何翻译我一直说不好。它最直接的意思是“欺负”，但好像“欺负”还不足以表达它内涵的全部。いじめ也是日本初高中生间广泛存在的一种倚强凌弱的现象，虽然每个国家都不乏学生间的欺负行为，但只有在日本它发展得最恣意、最毒恶，电视里不时有いじめ的受害者匆匆留下遗书、在学校的厕所上吊自杀的报道，它就像一种难以消灭的病毒，抑或一种变异的癌症，一代代折磨着每一个弱势的日本孩子，以及每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弱势的外国孩子。

　　在北部小的后期，我亲身经历过所谓いじめ的雏形。

　　好日子的结束是从新学期分配座位开始的。

　　仔细回想，自从小出石君调走后，我好像先后经历过两任同桌。第一任是全班最丑的一个女胖子。我至今不理解，山仲老师是在什么样的思想下把那个全班最讨厌、最爱教训人、叫川端的女熊安插到我旁边。总之，她从第一天起就开始给我立规矩（ルール，就是英语的rule），而且总是专门放慢语速，好像我听不懂似的非要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日本学校的ルール是什么样，在重复了一堆一加一等于二的话题后还要神色庄重地加一句“わかる？”（听懂了吗）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直接回了她一句“わからない！”（不懂），她居然没好气地又原话说了一遍。如果我不妥协，她就一遍遍地说。

　　游泳课上给我最大压力的就是这个川端，她一会儿嘲笑我的毛巾像是澡堂子里用的，一会儿又挑衅地问中国人是不是都不会游泳……而最糟糕的，是她用语言暴力人为制造了一种差别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同学邀玩的电话越来越少，一股不友好的气氛渐渐在班里凝聚起来。

　　最后一次分配座位，我连川端都分不上了。

　　哪怕轮不上小出石，至少我们班还有一群死人一样闷不吭气的男生，如果和他们同桌即使没有友谊至少可以安稳度日。偏偏我的新同桌是个叫安藤的家伙，说话尖声怪气，常常莫名其妙就发飚。我之前就几次见识过他打班里最老实的男生，那一瞬间他真是全身恶意满盈。

　　时间已经是到日本后的第二个秋季。儿童是冷酷的。新鲜感丧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厌烦。原来还邀我去家里做客的几个女生都疏远了，我的学生生活渐渐步履维艰。

　　通过川端的先例我已经知道，不管我遭遇什么老师都不会给我换同桌。山仲老师只要求我遵守日本的规矩。所以摊上安藤后我只有尽量自我保护，言语挑衅也好、尖声怪气也好，我只有能忍则忍。记不清多少次他突然发作，借口我占了他的课桌而把我的铅笔盒、书掀得滚落一地。而这些时候，不管是曾经的小出石还是曾经被他打过的那个男孩，抑或是我曾经的那些女生朋友，大家都远远地、就那么看着，就像日语教室的西尔维娅和老师那样。

　　我记不得多少次在屈辱的，看杀般的众目睽睽下捡散落一地的铅笔。这个时期说日语变成了一件折磨人的事，我的日语既没有好到可以像他们那样自由变换、直白地或隐晦地骂人，也没有坏到听不懂那些闲言恶语露骨的意思。那阵子我变得不爱交往了，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和我交往的人。好几次我都在回到家后专门去和小狗待一会儿，好像和人已经无话可说。

　　然而不管怎么躲，该来的还是会来。

　　已经记不起是什么莫须有的由头了。只能说是安藤的恶意像岩浆一样暗涌了太久，终于达到了喷发的一刻。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掀翻我的文具，我记得他突然暴怒、尖声怪气地骂了句什么，然后连推带拧把我打倒在地上，而当我愤怒质问时，那个川端胖子居然还跑过来补了两句：安藤君打你可以，你打他就不行，这是日本学校的ルール！

　　我们全家认真讨论回国应该就是这次事件后的不久。

　　いじめ是没有道理可说的。既不可能和施暴者论理，也不可能向旁观者求救；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在沉默的、苦涩的看杀下，いじめ的受害者毫无办法。即使向老师申诉，班里的学生也会迫于无形的压力做伪证。

　　这就是集体性的游戏规则，也就是ルール的强大。

　　很多时候，直到他们含恨死去，老师家长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时不禁胡思乱想：如果我那天豁出去和安藤、川端拼命会怎么样？结果难以预料。面对集体性的ルール，一个人实在是太微小，也太苍白了。但如果，——虽然只是乱想，如果我们的日本语教室不是那样自顾自地隔膜而分裂，如果我们所有中国人、秘鲁人、巴西人能团结在一起，那么哪怕只有一次，我相信至少可以冲击一下日本的所谓ルール，抗议一下文明社会的野蛮。

　　二十年前的松户，来自穷国的我们缺乏意识。

　　二十年后的今天，似乎我们的意识依然淡薄……

　　但是，我并不为自己一度成为いじめ的受害者而自卑或哀怨。人生有时需要这样的经历，只有一度亲身成为弱者才能体会他们的遗恨，正是这刻骨的体验让我在日后时时警醒自己，当身边出现弱者的时候至少不要无视。

　　惜别

　　我的短暂的松户一日就在秋日的蓝天和红叶的映衬下匆匆结束了。

　　记忆就像涨起的潮，不管是找到了的还是找不到的，那些地点、那些名字，无数片段都纷乱而有序地奔腾而至，眼前的场景熟悉而陌生：

　　小小的只有一座滑梯几个单杠的中町公园；已经废弃、当年因妈妈打工而可以去蹭一碗天妇罗的日本饭馆；作为音乐部成员穿上礼服参加的音乐大会；被妈妈饭馆好心的店长爷爷招待、全家去热海看富士山；群楼的夹缝里静若处子的密林和鸟居；七夕夜江户川灯火辉煌的河岸……竖笛、校歌、水彩画盒、两万日元的ランドセル书包，红皮球和加藤庄的小狗……

　　就要离去，这一次估计会是永别了。

　　离开江户川的河岸，在秋季清澄的视野里，在蔚蓝的河面和金色摇曳的芦荻旁，一个小女孩儿拍着红皮球与我交臂而过。

　　数学课、学游泳、江户川、北部小，她在异国以一个九岁儿童纤细的心灵感知过、思考过、尽自己的可能奋斗过，历练了人生，丰富了自己。二十年还能邂逅真的太好了。此刻，在最后看一眼松户、踏上归程的时候，我好像看见她转过头，开心地笑了，并对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