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门票》看了。跟你导的所有片子一样，我是快下线了才去看；不一样的是，以前去时忐忑，回来荒荒，而这一次，我就像幸运的淘金者，满载而归。儿子，你干得漂亮，爸爸真为你喜。四天前你说去韩国出席活动，在首尔待一个星期，然后从首尔直飞成都，也就是说，还有两三天我们就能见面了。见面之前看了你的这部片子，喜悦便也提前到来，且有许多话想跟你说。怕见面时说不清楚，我先用文字梳理一下思绪。
《门票》上映没几天，我就看到张艺谋等名家的点评，说那不仅是你个人的突破，也是整个中国电影的亮眼之作。这样的赞誉，我当时只以为是前辈对你的鼓励，事实上你是担当不起的。自你进入业界，我们就陷入争吵。你太痴迷于搞笑了。笑不是“搞”出来的，笑跟哭一样，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要“搞”才笑，那笑就廉价了；岂止廉价，简直是灰色，是慢毒。每当我这样讲，你都不以为然，说我落伍，说我不懂这个时代。我承认，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但世间的某些东西，到底如日月山河。为此，我们吵了六七年，谁也不想妥协，所以你不再跟我谈你的想法，我也不再过问。越不过问，越是暗暗上心，每有你的作品上映，我总是想看又不敢看，但最终还是去看了。怎么可能不看。看的感觉如前所述。你不断高涨的票房，确实也让我怀疑过自己，但那只是瞬间的事。尽管我信奉人生天地，各自安稳，但这样的快乐法则，对艺术家并不适用。有无数个夜晚，我面向你忙碌着的北国，心疼你的累（作为你的父亲），更心疼你的才华（作为你的父亲和观众）。兴兴头头地举身于泡沫，累得越紧，脑子糊涂得越紧，才华浪费得越紧。这真让人无话可说。——可是我错了，儿子，你在对抗中与你对抗的事物靠近，正如拳师，在对手的硬度、血汗、雄心和打击下，成就自身的光荣。当空阔的大街满布银幕，我立即觉出，它不是你以前的风格。以前你那么喜欢闹，男男女女都像打了鸡血，或许，那就是你理解的时代，亢奋而空虚，所以用无聊的闹来呼应。你用《门票》完成了蜕变，知道艺术家的使命不是呼应，而是远离肉身沉重，背向众声喧哗，孤身潜沉到某个暗角；在那个暗角里，世界回到它最初的样子，近在咫尺，却有着天涯的远，反过来说也一样，因此，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大到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立定边界，小到一段枯木，都被重新命名。
阳光照耀大街，白亮亮的，清醒，忧伤，寂静。观众首先听到寂静的声音，随后才有了可以捕捉的声音，由虚而实，由微而巨，很难说那是观众的心跳，还是时光的脚步。互动就这样产生了。这种互动，是你持一支燃烛，让观众看见自己。他们有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日，长到很快就要跟自己永久错过，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照影惊心，焦灼不宁。这是你需要的效果。但你懂得分寸，适时地把他们解放出来：终于有人物出现了。观众吐一口长气，明白自己终究是坐在舒适的电影院里，喝着饮料，吃着爆米花，消消闲闲看别人的故事。镜头里的那个人，面目不清，行动迟疑。应该是正午吧，人和他的影子重叠，紧接着，二者分离，那人似乎有了恐惧，左兜右截，想把影子捉住，揽在身边。可他动得快，影子逃得快。正这时，啪！一只手从背后重重地拍在一个人的肩上。这是谁的手？又是谁的肩？换一种问法是：最先出现的那个人，是拍了别人还是被别人拍？你故意模糊。模糊得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跟自己的影子分开的那位。
当两人的面部渐渐清晰，大街陡然变了模样，仿佛眨眼越过千年，街面被来来往往的脚步分割为碎片，女人的高跟鞋、黑丝袜、烟熏装，与其说是时尚，不如说是气息。这里，你延续着惯常的夸张手法和喜剧风格，但完全脱离了轻佻与粗鄙，你明白了真实本身就构成风格，并因此底气丰沛，不屑于再在泡沫中跳舞，而是注目于浮尘之下的沉实人生。
那两人，年龄相仿（约四十七八），身形相当，只略有高矮的分别。
真正的故事，从两人的对白开始：
矮的（恼怒中含着惊惧）：你想干什么？
高的（眼神谦卑）：大哥，去葵花巷怎么走？
矮的：我不知道葵花巷！
（言毕想赶紧抽身离开，高的却抓住他的肩膀。）
高的：没关系，我可以不去葵花巷……我能跟你聊聊吗大哥？
（矮的恐惧倍增，求救似的望着行人。行人匆匆而过。这不足两平方米的街面，其实构成了他的孤岛。）
矮的：你放开！我又不认识你……
高的（把手放开）：我叫陆松。
矮的：陆松我也不认识。
陆松：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个陌生人聊。
矮的（疑心更重）：遍地都是陌生人，为什么找我？
陆松（神情邈远）：为找到像大哥这样有闲心的陌生人，我天南地北，找了十五年了。
（矮的既紧张又疑惑，举目张望。二百米开外，停着辆警车，三个警察站在车旁说话。）
陆松（注意到了对方的举动，用手一指）：大哥，那边有个小公园，我二十分钟前还在里面喝茶。
（他手指的方向，正是警车停靠的地方。矮的明显松弛了许多。）
陆松：你要是不介意，我们过去坐坐？
——这段开头我喜欢。不是因为悬念。其实，在我的观念中，最高级的艺术不要悬念。我喜欢它，是它能洇开。下面的故事，是陆松对陌生人的述说，全是陆松的故事，但它如同我们各自的影子，在黑暗里消失，在阳光下显现。
那时候，陆松很消瘦，烫了头发，衬衣里的白背心，吊裆裤，甩尖子皮鞋，都记录着特定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以前的作品，纯然的物质主义，却并不知晓物质对艺术的真正价值。物与人亲，人要表达情感，往往以物为媒，但艺术家绝不奢望在物质上构建心灵，艺术家让物质服从于心灵（正像《门票》所做的那样）。除陆松的穿扮，你还详尽刻画他的房间：一床，一桌，一凳。相对于房间和床，桌子太大，霸气地傍窗一横，桌上蹲着盏台灯（陆松唯一的电器），灯下一个绿皮日记本，笔夹在本里。西墙并立了两个竹书架，托尔斯泰的作品，尼采的作品，还有屈原和鲁迅的作品，插放在显著位置，且都用牛皮纸包了，脊部用纯蓝墨水工工整整写了书名。床靠东墙，东墙正中，一支浅灰色塑料笛子，孤零零地吊在一颗钉子上，给人的感觉，那是一只被吊着的动物；床上略显破旧的被盖，蜷缩着，像刚刚挨过骂的狗，这看出主人是个单身汉。单身汉陆松，戴着眼镜，镜片背后的目光，是向上的；“上”有不同的方位，他的目光指向高处，却漂移不定，证明他生活拮据却充满梦想，且期待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只是还很迷茫。在那个年代，大学刚毕业，很多人都这样，我也这样。我估计，儿子，你正是借用了我的部分经历，在你八岁那年，我带你去过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你就记住了。你完全复制了那样的环境。一个远离市区的矿山，但并不落后，也难说闭塞，那是个老矿，有半个多世纪的开采史，早形成大镇，镇里应有尽有，我是说，该有的人世，它一样也不缺，雄健的男人，漂亮的女人，更不缺。矿山多出这样的男女，实在难解；矿山的男女关系比外界随便，倒是可解，他们面对的苦辛和生死，比外界更直观和日常。但身处其中，并不觉苦，矿工们代代相续，尽着各自的本分，抱拥各自的悲欢，骂人时比谁都狠毒，笑起来比谁都响亮。
陆松是个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名叫金昌矿务局南瓜山煤矿子校。
南瓜山煤矿是被群山围困的，南瓜山只是其中一座，此外还有卧牛山、板凳山、马伏山，均以山形命名，名字本身，也说明它们都不是峻拔险要的大山，但对于一个山洼里的镇子，足以构成恢弘的存在。你对几座山都给了扎实的镜头，我不太明白其中的用意，是对万物的尊重，还是暗示陆松生活的地界，虽是矿区，却有着土木文明的底子，抑或，这个数十年自给自足的空间，如一枚早就摘下的果子，表皮可能风和日丽，骨肉却已病象丛生？据影片后面的叙述，可以这样理解，但也不好附会。子校位于南瓜山麓，离矿中心较远。因是老矿，学校齐全，从幼儿班到高中，都有班级。校舍呈弧形摊开，校舍之外站着围墙；这围墙显然是从前的产物，土坯，顶部平坦，厚达一米。现代人不会做那样的笨重活。野风吹来尘土，飞鸟拉下种子，墙顶杂草蓬勃，甚至还长了两棵拳头粗的构皮树，簇簇树根从墙顶溢出，沿墙面向下奋力伸展，朝着更深厚的土壤集体迁徙，大部分死于途中，没死的，也都还远离土地，其情其景，甚是悲壮。
陆松教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
他确实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规划和想象，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年后去局一中！”这页日记的顶端，画了飘飞的云，云中清光闪亮。所谓局一中，是金昌矿务局办在市内的学校，是局里唯一的重点中学，全称金昌矿务局第一中学，要去那学校教书，无论你毕业于多么奢华的大学，也得三年以上教龄，而陆松发誓一年就调去。为此，他甘心付出。跟他一同分去的大学生，还有五个，均为男性，这五人很快与当地融入，不仅和老教师们打成一片，还常去矿上喝酒。矿上的酒馆里，烟雾腾腾，烟雾背后，隐着各式各样的脸，不过通常是这样两种：要么春风得意，要么挂着沉默的、逆来顺受的愁苦。一望即知，这些脸的主人，是机关大楼里的职员，是十分钟前才洗净煤屑的矿工，是在刚刚结束的械斗中分出的胜者或败将，是把十元钱交到卖春妇手里就哼着歌子直奔而来的嫖客，是失恋三天正处于忧郁极限的男女……五个新去的大学生，与他们结识，跟他们共饮，从中，不仅获得了归属感，还嗅到了来自远方的尘埃和雨滴。个体，也只有个体，才能显现时代的征兆，他们正是从那些个体身上（哪怕这个个体身份卑微），清楚地知道：八十年代之后，是九十年代。而陆松似乎不知道。在大城市读书的时候，他的头顶就被校园的林荫遮蔽，到了这边，更是山中无甲子，有着千秋万岁的恒长。可以说，除了他自己的远方，他既不明白身外的远方，也不明白身外的近处。“近处”是这样的：矿工虽比农民还辛苦，但他们是国家的人，他们吃的粮食，叫国家粮，这注定了在当时的背景下，两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羊倌的儿子当羊倌，矿工的儿子当矿工，所以矿工的儿子读不读书，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觉得矿工比羊倌好。当然，到底有人不想下井，就努力考到重庆的指定技校，学成归来，当电工、机械工、司机，总之是阳光下的职业，且是相对于厨役伙夫和勤杂事务更加体面的职业。初中毕业即可升技校，也就是说，矿上本不必办高中班，子弟学校的师资，在陆松他们之前，连个专科生也没有，根本教不出大学生，想读大学，要么去局一中，要么去县城或市里别的学校，都很远，至少三个半小时车程。矿上办高中，相当于办托管所。指定技校收生名额有限，领导的子弟不必参考就能推荐去读，领导那么多，跟领导有关系的又是那么多，留给矿工子弟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他们初中毕业，不一定能马上找到事做，女生更难，男生相对简单些，因为井下毕竟需要更多的人手，但初中刚毕业就下井，嫌骨头太嫩，敞放又担心闹事，那就办高中吧，让他们在管束中混日子，长筋骨。
这样的高中会是怎样的读法，可想而知。
陆松在课堂上的无力，影片表现得非常简洁，又非常到位。当陆松面对学生公然的嘲讽和挑衅，禁不住大发雷霆的时候，都用画外音处理。出现在画面中的，是校舍外的那堵老墙。老墙布满岁月的斑痕，这反而在视觉上奇异地增添了它的坚固，仿佛再过一万年，它也不会倒。墙身约三米高，墙下堆了石头，还有一架洒满石灰水的木楼梯。镜头在墙体及其周边，缓慢地、带几分犹疑地摇动，最终聚焦于教学楼外的墙顶。先是两把长刀，青黑色，刀身厚而圆，从杂草里伸出来，如两条饥饿的蛇。长刀之后是凌乱的啤酒瓶，都横放着，有个瓶子里还汩汩地涌着酒液。再后，才是喝酒的人。三个，都蓄着小胡子，两个斜躺着，第三个拿着把弹枪，眯着一只眼睛瞄准飞鸟，嗖的一声，飞鸟应声而落，另两个也不诧异，像这是十分平常的本领。镜头不断切换，都不离开墙顶，三个人变成五个人，五个人变成七个人。有的是老面孔，多数是新面孔，每次不是带着长刀，就是怀着匕首，且身边都是凌乱的酒瓶。他们是社会青年。“社会”这个词是很古怪的，我们说，社会车辆、社会人员，等等，言外之意带着不可名状的贬损，像“社会”既意味着身份的暧昧，也意味着行为的不端。社会青年比社会人员更可疑，社会人员还可能有个职业，尽管职业低等（沾上“社会”二字，本身就是低等的），社会青年则跟混混儿是同义语。那些墙顶上的混混儿们，是初中毕业不愿读高中，或高中毕业却连下井工也当不了，或有机会下井却懒得去吃那份苦，就在社会上混光阴；之所以爱到学校来，是因为学校有他们的朋友，还有可以拦路逗乐的漂亮妹仔。他们要为朋友打抱不平，要为争抢某个妹仔动用武力，因此刀具是少不了的，刀具是他们的帮手，也是长在他们身上的器官，这个器官鼓荡着嗜血的欲望。
陈家刚 《白银》 摄影 2003-2006
墙顶变换着景象，墙外也更替着日月。南瓜山秀美而艳丽，大叶杜鹃漫山遍野，花红如火，似还能听见火苗被风撩动的声响……声音低下去了，火苗暗下去了，葱翠的青冈叶萎谢了，飘落如疾雨……其间，陆松的画外音未曾间断。画外音也如季候，开始，热烈是真正的热烈，愤怒是真正的愤怒，渐渐的，热烈消失，愤怒也变成了不满，变成了哀怨，变成了无奈，变成了自我放逐。当镜头再次对准陆松所在的课堂，他真像是经历了无数个春秋。事实上他才刚刚走完一个秋天。初上讲台时，他带着羞涩的笑，现在没有笑容，只有膏一样稠的疲惫，眼镜打花，双肩斜垮，袖口沾满陈旧的粉笔灰。他刚转过身板书，坐在窗口第二排的一个男生，立即站起来，向前够着身子，噗！将嚼得稀烂的口香糖吐向他的屁股。没吐正，吐到左侧的衣襟上了。他知道自己被吐了，一面板书，一面把那口香糖拈去。拈下来往地上扔，却怎么也扔不掉，像跟他的手指长在一起。教室里哄堂大笑。他没回头。应该板书的内容，早就写好，但他没转身，也没回头。被口香糖纠缠的手指，近乎癫狂地颤动着、捻搓着。手指就是他的心。他恨不得剁了那根手指。他想起了右手里的粉笔，用粉笔将那黏稠物“赶”掉，再将粉笔扔进墙角的垃圾桶。但仍没转身。镜头死盯在他的后背上。——儿子，我真佩服你，你用单调成就锐利，一点也不担心时光流逝。画外是哄笑声。哄笑如潮水，汹涌，退却，而汹涌和退却，都是荒凉。荒凉到极致，音乐才起，细若游丝。陆松在游丝般的音乐里缓缓面向学生。他脸膛暗红，是淌出的血液被风舔了至少半个钟头的那种红。他转过身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双手往讲桌上一搁。这本是要表达他的镇定，手却偏偏不听使唤，差点碰翻了茶杯。他把茶杯稳住，朝那个男生看了一眼。也就是说，他知道是谁干的，证明那学生经常干这种事。他叫雷文安，班上的老大；个头不算大，却有十来个跟班。雷文安洋洋得意。这激怒了他，他走下讲台，走到雷文安身边。教室里很安静，似乎都在等他发火，主要是看他怎样发火。然而，他说出的话却稀泥般软，“你可以不听讲，”他说，“但不能影响别人。”雷文安将一只手放在桌上，托着腮帮，斜睨着他。他不要这种对视，往讲台上走。刚回过身去，雷文安迅速将一张早粘了双面胶的纸，贴在他的背上。不知是因为他穿着毛衣，雷文安的动作又实在轻巧，还是他的心思过于纷乱，总之他完全没有感觉到。
陈家刚 《车站外》 摄影 2003-2006
那张纸上写着：“我是瓜娃子。”
瓜娃子是川西方言，位于川东北的南瓜山煤矿也说，是因为这里的拓荒者，大多来自川西。瓜娃子的意思，相当于北方人说的傻逼；口气没那么狠，却更调侃。
他并没回讲台，而是从讲台下走到了里面的那条通道（教室共分三列，有两条通道），巡视学生动笔作文。他板书的是一道作文题：用三百到五百字，描写某矿工走出井口时的外貌和动作，要能从外貌和动作中，体现描写对象彼时的心情。好些人是不写的，特别是雷文安和他的跟班，从来就不完成作业，无论课上还是课下。陆松就在那通道上，低头转悠，看上去在巡视学生作文，其实眼神内收。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背上的那张纸，随着他的脚步一起一伏，像在无声地嬉笑。学生也在笑，压抑着笑，有人把脸都憋肿了，鼻涕口水直流，有人把头埋在臂弯之间，肩膀一耸一耸的，耳根快要喷血。有学生举手，是个女生。那女生坐在傍窗那列的后排，陆松正面朝后墙，应该看见的，可他没有反应。女生只好喊：“陆老师。”陆松像受到惊吓一样，脖子转了几下，才找到那只高举的手臂。他加快脚步走过去。脚步一快，那张纸飞舞得越欢实。有人把笑憋急了，憋不住，突发一声，像暴起的哀哭。陆松顿了片刻，才走到那女生身边。这时候教室里反而寂静了。
女生说：“陆老师，镢头的镢怎么写？”
她把作文本顺过来，举得老高：“我这样写对不对？”
陆松一看，那上面根本没什么镢字，只有一句话：“陆老师，你背上有张脏纸。”
难怪她要举那么高，她是怕同桌看见。如果同桌知道她告了密，就可能说给雷文安，她的日子就难熬了，轻则挨一顿打，重则难以想象。雷文安有着敏锐的神经，每根神经都长着牙齿，都充满敌意，因此谁也不能得罪他，他在教室里走，谁的脚无意中绊了他一下，他返身就是几耳光，还把你的书本全部扔出窗外。当然，很多时候，他是不亲自动手的，他只使个眼色，跟班即刻会意。教室在四楼，书本死鸟一样飘飞而下时，围墙上喝酒的混混儿们，集体鼓掌，还吹口哨，把酒瓶在墙棱上乱砸。这时候，雷文安站在窗口，跟他们打招呼。他是他们最好的朋友。遇到他特别痛恨的人，他会把这人交给那些朋友，如此，这人的日子便比井下还要黑暗和漫长。把一个秀里秀气的女生交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陆松虚着眼睛，盯着那句话，对女生说：“就这么写。”
然后他继续转悠，把教室转了大半圈，才像突然发现背上有异物，反手扯了下来。
他走到讲台上，把纸上的那句话，亮给学生们看。
“我确实是瓜娃子，”他说，“我既没妈教，也没爹教，我不如一条狗的教养，想不成为瓜娃子都不行。”说完他走出了教室。
陆松的那几句话，其实并没有多少针对性。影片对雷文安家境的处理，无意于强调什么，从而也摒弃了简单的因果。他家住在矿南板凳山脚下的平房里，那是一长排简易平房，至少住了五十家人，他父亲是掘进工，母亲是家属，这是当年矿工家庭的基本格局。片中用了几个精炼的镜头，表现他父亲，每个镜头都是他刚出井，仰拍的洞子，巨大的天坑将他吐出，仿佛用舌尖顶出一粒饭渣，这粒饭渣渺小而孤单地立于清晨、黄昏或子夜的洞口……由于刚出井，他长什么样，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黑色的附体，是黑的刃，黑的针尖，带着煤的特质，捱过了数千年黑色的时光；如果不把嘴咧开，露出洁白的牙，你会认为除了转动眼珠时露出的眼白，他连血液和骨头也是黑色的。雷文安的母亲，胖，穿大垮垮的汗衫，趿半截拖鞋，吸劣质香烟，说话嗓门像放炮，手里随时拿把破旧的蒲扇，不是为了扇凉风，而是发炉子用。这是个平常的妇人。雷家也是平常的家境。不仅平常，还正常。有些家里的男人，从井下出来就打女人，打得很厉害，把头发踩在脚下，将女人倒提着，往肚子上擂拳头，有时还腾出另一只脚，往女人的头上和奶子上踢。有些家里的女人，趁男人下井去了，就虚门待客（“客”也是矿工，他们轮休时，一半用来睡觉，一半用来睡女人），十块钱一次，以贴补家用；女人做的事，当丈夫的隐隐约约是知道的，却不说什么，只喝闷酒，出井就喝，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豆腐干，也能帮他们护送半斤烧酒下肚。这些家庭里的孩子，是有居处的野人，是真正的既无妈教，也无爹教；要说教过，就是打，不分对错，爹妈心里有了忧愁，就拿孩子出气。——雷家没有以上的种种事情发生。当平房里响起女人或孩子的鬼哭狼嚎，雷文安的母亲都去劝解。雷家是和睦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
但生在幸福家庭里的雷文安，早在初中一年级，他就在某个星期五下午，从母亲那里偷了五块钱，逃学去东边马伏山下的另一矿工家属区，找卖春妇。不知是谁指点过他，他很准确地找到了那扇瓦灰色的木门。矿上没有派出所，只有保卫科，保卫科便行使着派出所的职权，偶尔会去矿工家属区和集体宿舍（单身矿工住处），突袭检查，以正风化，有天把那妇人和她的客人当场逮住了，妇人供出了二十四个熟客和一个生客。这生客就是雷文安。她记得雷文安，是因为雷文安实在太嫩，她问名字，他老老实实答了，答得很胆怯，然后摸出五块钱，递给妇人，妇人收了，将他脱光推到床上，可行事之前，她突然觉得，尽管他人小，但对她而言，活是一样的活，为什么只收半价？这太不划算了！于是找了个理由，嫌他毛都没长两根，鸡鸡小得像根牙签，便腿一撬，把他撬下了床。保卫科有人去酒馆，将这事当笑话讲出来，随即风传开，学校好多教职工都在传。但无人去过问雷文安。他还是未成年人。再说在深山更深处的南瓜山矿区，这样的事情，虽然有时也要敲打一下，却并不真当回事，男女之间，偷情和买卖，双方自愿，就意味着公平；当然未成年人是不行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跟山外的法律一样。可那妇人分明说了，她没让雷文安上身，因此也就不成问题。妇人那里没有问题，雷文安那里却出了问题：他的同伴也听说了。同伴取笑他。不是取笑他买春，是取笑他春没买到，还被撬下了床。每当这时候，雷文安都双眼带泪，乞求地望着同伴。可越是这样，同伴说得越是起劲，还要来脱他裤子，看是不是小得像牙签。有天中午，几人在上学路上，将他拖入路边深密的蒿草地里，真把他压在地上，扒下他的裤子，扯根草茎丈量。同伴哄笑着离去后，他坐在草丛中，没去上学，就那么坐到夕阳西下。血红的晚照垂天而落，蒿草地似在燃烧。晚照烧成灰烬，他起身回家。从那以后，他既不乞求，也不沉默，谁再提那件事，他就跟谁打架：五个人说，他跟五个人打，十个人说，他跟十个人打。他打架的方式很特别，先用刀尖在自己手臂上剜几个洞，没有刀子，就用石头砸自己，石头也没有，就在墙上或地上撞额头，总之先把自己弄得血糊血海，再冲向他的对手。一人拼命，万夫莫当，在战无不胜的械斗中，雷文安终被同伴拥戴，成为老大。
陈家刚 《卷筒车间》 摄影 2003-2006
可他心里已埋下了痛恨。他最痛恨的，就是正经。一切正经，他都认为是假正经，是装，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东西。反之，无论你是谁，只要不正经，他都喜欢，喜欢到愿意成为你的仆从。有人利用他这点，自降身份，故意在他面前吊儿啷当，对正经的，严肃的，嘲讽谩骂，好让他乐颠颠地为自己跑腿。初中物理教师张兴强就是这样。许多跑腿的私事，张兴强都让雷文安去干。雷文安很听张兴强的话。动不动，张兴强就把手放在雷文安头上，揉来揉去，雷文安乖乖巧巧，让他揉，那时候，他既像个学生，也像个孩子。
陆松在哪一点上惹恼了他，以至于在课堂上也要跟陆松公然作对？
没别的，就因为正经。
陆松第一堂课就把他惹恼了。
陈家刚 《阁楼》 摄影 2003-2006
那堂课陆松没讲课文，而是说读书的意义、理想的价值和道德的重要。虽大学毕业，但他没脱学生腔，言辞抒情，他简直没想到，理想也罢，道德也罢，都不适合高谈阔论，也没想到他陈述的理想和道德，完全洗净了现实的尘渣，因而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并可能形成对现实和现实人生的否定，这正如洗尽煤身上的黑，它就不是煤了。陆松没想到这些，他只顾说得高兴，刚进教室时的羞涩，几分钟后就荡然无存，以激昂的话语，演讲的手势，构建他个人的精神居所，也构建他上课的基调。他不知道，底下有个人已将他划入痛恨者之列。当他背诵了康德那句著名的格言，紧接着又说，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之所以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是因为这两样东西能够照耀我们，让我们免于黑暗，远离堕落……这时候，底下的那个人，在语文书上写了“陆松”两个字，再划上一把大叉。
陆松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名字写在黑板上，他的初衷，是要跟学生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类同于兄弟姊妹的关系，他对学生们说，课堂上叫我老师，课下可以对我直呼其名。然而，第一堂课就让学生发现，他其实是高高在上的。尽管当年的工人和农民，差不多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工人的优越感连山里的鸟也一清二楚，出身农家的陆松，当然比鸟更清楚，可他内心的优越感与物质世界脱节，他对理想的描绘，你尽可说虚无缥缈，于他本人却是真诚的，他尽职尽责地工作，倒并不只是想一年后能调进局一中，还有他对职责特别是教师这一职责的理解。
所以他不妥协。
然而，他还是希望努力缓和跟雷文安的紧张关系（只是他的所有努力，都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至少十次，他把雷文安叫进办公室，至少八次，他把雷文安叫进寝室，其中三次还先为雷文安泡上茶，再轻言细语地讲他心目中的道理。每次雷文安都是嘲讽地进来，嘲讽地出去。他的道理不是水，是墙。他终于认定，在雷文安那里，只有满意和不满意，要让他满意，只能像其他老师，对他的恶行睁只眼闭只眼；他欺负了同学，其他老师无一例外，都只是叮嘱遭欺负的人躲他远点，对雷文安，则是笑容可掬地一巴掌拍在他背上，说：你个狗东西，又是哪根筋出毛病了？这简直是变相的纵容。对此陆松无法容忍。他崇尚歌德那句话：“唯独太阳才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这话太过苛求，他知道，但歌德指出的方向并不苛求。不能容忍变相的纵容，更不能容忍张兴强，他认为，张兴强正是教师的斑点，说斑点不够，是耻辱，跟张兴强路遇，他连招呼也不打。张兴强已有十一年教龄，算老教师了，新教师碰到老教师，新教师该主动招呼，这叫规矩，陆松本是个特别讲规矩的人，可现在连规矩也不要了。不知是张兴强给雷文安说了什么，还是雷文安自己看出来了，反正雷文安觉得，陆松与张老师为敌，而张老师对他最好，他便也要与陆松为敌，义无反顾。他给予陆松的难堪，日重一日，由在课堂上装狗叫，到边做怪相，边朝陆松的背影虚虚地、又是狠狠地戳指头，故意招出笑声，制造混乱。即便这样，陆松也没死心，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从几个老教师的闲谈里得知，雷文安读初一时，就去找过卖春妇……
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现代教育学告诉我们，只有无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以前深信不疑，现在我知道，那不过是我们教育理念中的矫情和虚伪，是肤浅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乐观主义。恩格斯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猴子之间的差距还大，而在我看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魔鬼和天使的差距，也就是说，世上存在着天生的魔鬼。”
这段日记以画外音形式出现，画面上，陆松在屋子里写日记，屋外并不遥远的地方，山林起伏，乌鸦在昏黄里飞，红蟒在吞食羔羊。
两人和解的通道，或者说，两人达成基本的师生关系的通道，被彻底堵死。
通道被堵，便会乌青和溃烂。
终于，雷文安公然朝陆松吐口香糖，还朝他背上贴脏纸……
可陆松有属于他自己的执拗，不妥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尽量追求自身的完整。
镜头切换到某城市的公园。这公园仅二十来亩，本是要建房的，因头顶有高压线，只能变成绿地。黄桷树枝桠横逸，树下躺几片干净的落叶，树与树之间，隐着一个挨一个的凉亭，凉亭里，有闲话的，喝茶的，打牌的，下棋的，吹拉弹唱的。吹拉弹唱最热闹，电子琴、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琵琶、中阮等等一阵土洋乱配，竟也能和谐地弄出一支曲子，还备了音箱和麦克风，有个五十多岁却保养很好的妇人，正在伴奏下唱《回娘家》，边唱边跳，每唱一句，每跳一步，都溜眼看看旁边的观众，观众也为她鼓掌。稍嫌遗憾的是，观众只有十来个，且都是七八十岁的老者，掌声也带着岁月的皱纹；这妇人定是年轻时就有明星梦，但命运把她抛弃在了庸常的生活之中，现在退休了，儿女大了，免了俗世牵绊，她便又拾起青春时的梦想，虽是舞台寒碜，观众寥落，却自有一番人世的感慨和感动。在这个凉亭的斜对面，剪影般坐着两个人，焦距拉近，是陆松和那个比他稍矮的陌生人。
陌生人二目凝神，明显已解除戒备，走进了陆松的故事。
陆松对陌生人说：“那天我走进办公室，将那张脏纸撕碎，扔进字篓，即刻后悔起来。我后悔的是，为什么不冲到雷文安面前，直接甩他几个耳光？虽然他从不交作业，但我毕竟有很多机会看到他的字，那线虫一样细长的字迹，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再说除了他，别的学生——包括雷文安那些跟班——再恨我，也不会写那样一句话贴在我背上。我应该甩他几个耳光！老师不能体罚学生，这规定仿佛体现了多么高贵的人权思想，但要是老师的人权遭到了学生的侵犯呢？何况在我看来，适度体罚，并非没有必要，体罚也是教育手段之一种。不过，刚想到甩雷文安耳光，我立即又怕了。在雷文安心里，根本没有老师，更没把我当成老师，他认为我到南瓜山，就是专门与他为敌的，对自己的敌人，他从不心慈手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要是他再给围墙上那些混混儿嘘一声，我差不多就被打进地狱了。往我门上涂大粪，窗里放毒蛇，都是可能的，我们新教师住的房子，窗子上连块玻璃也没装，都是报纸一糊了事。装上玻璃又怎样呢？砸烂就是了！甚至，我还可能被刀砍斧劈，断手断脚。这说起来你不信，却完全可能成为事实。我怕见血，更不想断手断脚，所以我怕了。”
他的陌生朋友抹了把脸，从额头抹到下巴。
“可是我错在哪里呢？”陆松接着说，“我无非是想把他教好，想把所有学生教好，难道这也是错？你或许想象得到，对雷文安的事，我给领导反映过，这些领导包括，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务主任、政教主任、副校长、校长兼书记，他们的回答你能猜到吗？他们说，你上你的课，只要他没杀人放火，你管他捞屁！真的杀人放火了，又轮不到你管。都是这么回答的。教务处马主任更好心些，有天他来到我寝室，关了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陆老师，矿山是出经济的，不是出教育的，你看矿领导到学校来过一回吗？别说你才来几个月，我在这里教了快二十年书，也没见任何一届矿领导到学校来过，连教师节那天也不来。教师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分钱不挣，还白领工资，你想想！这学校事实上也不叫学校，叫托管所吧，好像也不对，简直不知道叫啥才好。所以呀，陆老师……他拍拍我的肩，沉思着说：我的看法是，人就做自己能做到的那一点，超出自己能力的事，越想做，越做不了；做不了没关系，就怕越做不了越想做，那就是自讨苦吃，还于事无补。我倒是可以把雷文安找来批评一顿，可那对你更不利，他知道是你告的状，会给你惹更大的麻烦。其实我批评他也没什么用，他照样不听我的，但毕竟，我上数三代都是这矿山人，他还不能把我怎样，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呀，陆老师……他再次拍拍我的肩，站起身，开门走了。”
那边的亭子里，《回娘家》已经唱完，在唱《好日子》。
以歌声作背景，传来陆松的画外音：“那天我先是后悔，再是害怕，可紧接着，我又觉得自己过分了。我怎么能说人家不如一条狗的教养呢？虽然在事实上，狗是可以很有教养的，但人就是人，狗就是狗，我不该那样去类比。我又朝教室走去。那堂课我才刚开始上，我出了题目，打算让学生用二十分钟写三五百字，再抽几个同学起来念，并当场点评。在回教室的路上，我还思考着怎样把那句过分的话圆回来。当然不是向雷文安认错，不是说老师就不可以向学生认错，而是说，要认错，他先向我认错。——但我的确想把话圆回来。”
画外音里，陆松走向教室。
进教室的第一眼，他就看向雷文安。他的眼神几乎是柔和的。
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尽管很多人都没动笔，但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雷文安也很安静，他仰靠着后面同学的书桌，望着天花板。
陆松的画外音：“见到这情景，我越发觉得愧疚。”
他走上讲台，想说什么，但没急于说，而是端起茶杯，揭了盖子，喝了一口。
喉节像是抗拒地顶了一下，但到底准备不足，没能及时顶住，咕嘟一声，那口茶慌慌忙忙下了肚。
他的脸皱缩着，仿佛快放一枚果子的干枯。
雷文安照旧仰着上身，望着天花板，只是紧了腮帮，缓缓地错动着牙齿。
教室里也照旧安静，但闇在不同胸腔里的低音回旋，他分明听到了。那是笑吗？是的。但不只是笑。坐在后排问“镢”字怎么写的那个女生，眼眶边涌出了泪水，她是在哭。
陈家刚 《贵钢》 摄影 2003-2006
“我喝下的是尿……”陆松说，声音颤抖。“恨，你知道吗？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更不愧疚了。我连生理上的恶心也没有。我只有恨。我去办公室的时间，不过三四分钟，要到厕所，须从办公室门前过，我根本没瞄见人影，难道雷文安是把我那半杯茶水泼到窗外，将茶杯端到座位上，或者干脆就在讲台上，靠了讲桌的遮挡往里面撒尿的？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了，否则怎么可能全班同学都知道！当我感觉到那是一口尿，再看看学生们的表情，就明白他们都是知道的。刹那之间，天旋地转。好在这糟糕透顶的软弱，真的只是刹那间的事，我两腿发虚，眼前黑了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天又亮了，我稳稳当当地站住了。恨不仅没使我昏头，反而让我冷静，冷静到安详；自从来到这所学校，我似乎从来没像这般安详过。初上讲台时，我兴奋，喜悦，对我和学生们的未来充满幻想，因此不可能安详。但这天真的是安详。我像没事人，不动声色地在教室里转悠，并按原计划去完成了那堂作文课。”
——陆松也在表现他的安静。
而天底下的安静，大半都是不怀好意的。
他在心底里对雷文安发出了诅咒。
他诅咒雷文安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坏人。
他诅咒雷文安的人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的人生。
从那以后，陆松把上课只当成嘴上和手上的活，也就是说，只当成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他曾经认为，做了医生，就天然地应该救死扶伤，做了教师，就天然地应该教书育人，现在他不这样看了，现在他的心沉睡着，甚至根本没把心带进课堂。他也跟别人一样，将自己物化，不管教室里发生了什么，只要没杀人放火，他就一直讲。有时候，学生的喧哗远远压过了他，他依旧按部就班，语速和音量，都无任何改变。他已不惧雷文安使坏了，相反，他暗暗希望雷文安再坏些，只别拿刀砍他就行。他没想到，这样一来，雷文安倒比先前好了许多；当然，所谓好，是指不再恶劣地给他使绊子（雷文安觉得，陆松毕竟是识相的，对识相的人，再恨，他也会立即放过，绝不纠缠，更不变本加厉），别的一如往常。
上完自己的课，陆松半分钟也不停留，直接就回宿舍，连备课本也带走，如果有作业，把作业也抱回宿舍批改。南瓜山煤矿子校，并不要求科任教师坐班，但以前，上下午陆松都在办公室坐满，他是担心学生有疑难，要来向他请教，几个月下来，他等来过三人次；哪怕一个也没有，他照样会等下去——可那是以前，现在绝不等了。他不仅恨雷文安，还恨那班上的所有学生，因为他觉得，他端起茶杯送到嘴边之前，好些学生都是望着他的，却没有人喊一声，叫他别喝，如此，他们便在事实上成为了雷文安的同谋。包括那个女生，陆松也不能原谅。那女生名叫李秀芹，她告诉了他背上有张脏纸，却眼睁睁看着他喝下那口尿。从某种角度说，陆松最不能原谅的人，就是李秀芹。李秀芹是那班上真正像学生的学生，前面说陆松等来三人次请教他，其实就是李秀芹一个，她头脑说不上聪明，记忆力尤其差，但她肯学，尊敬师长，心地善良……但这又怎样呢，她目睹他端起茶杯喝尿，却不加以阻止，他把尿喝下后她涌出了泪水，又能说明什么呢！……后来陆松隐约回忆起，举杯之前，他的目光扫到了李秀芹，李秀芹把右手掌竖在桌面上，朝他摇。可这样的回忆非但没让他原谅李秀芹，反而觉得她更不可原谅。
因为他只看重事实。
事实是，他喝下了那口尿！
陆松变得很孤单了。他本来就孤单，现在是格外孤单。到那年的冬天，跟他一同分去的五个大学生，先后都谈了女朋友。对男人，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标准（对女人的标准要单纯得多），追溯起来，大抵是老实、文凭、身高、富有，到而今，是高富帅，这轨迹分明显示出，女子择偶的标准逐渐远离心灵，而对心灵之外的，则不断叠加。陆松毕业前后，特别注重文凭，人们习惯于把文凭等同于知识，所以也可以说，那时候特别注重知识，是被称为知识爆炸的年代，而爆出绚烂光华的大学生，又是那样少，少得要称他们为天之骄子。由此，男大学生真是赶上了好年头，多少水葱儿似的姑娘，就被他们手里的文凭蒙了眼睛，姑娘们哪知，孩儿还没从奶子上摘下来，成功男人的标准已两易其主，越过文凭，由高变成了富，后悔吗？私底下明明暗暗有一些的，特别是那些嫁了“凤凰男”的女子，要把自己变成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牛马，跟丈夫一起，鼻勒嘴歪地拖着身后沉重的破车……然而，唉，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人生，谁也不是先知，给你什么顺序，你就只能在那个顺序里要结果；你当然可以打破，比如先开了李子花，你偏不结李子，要结柑橘，那大概也行，但必得有一番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痛，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前面说过，矿山多出美女，可就算你貌比秦姬赵女，你的世界就那么大，成日面对的，就是那些人；在南瓜山煤矿，别说普通员工，连矿长也不过是个中专生。姑娘们只能遥望山外，像听传说那样，听闻某位家住市里、跟矿上某人沾亲带故的女子嫁了个大学生，本以为只能偷偷羡慕一下，此生再也轮不到自己，谁知一觉醒来，南瓜山煤矿竟也来了大学生，且一来就来六个！六个人都是师范毕业，因此都分到了学校，尽管教务主任说，教师在矿领导心目中毫无地位，但认真计较起来，谁又在他们心目中很有地位呢？教书不仅是阳光下的职业，还比矿区很多职业都单纯些、干净些，工资也说得过去；——当然，更重要的是，那六个人是大学生！
矿里一时找不到住房，六人都住在学校，而学校是没有住房的，他们的宿舍由教室改成，两间教室割成了六个单人间。这两间教室相对孤立，在教学楼主楼对面，底下是两丈多高的堡坎，房基与堡坎齐平；门开在另一面，门前又是堡坎，只留有一条宽可两米的巷道，这地方便有了个很数学的名字：两米巷。巷道和堡坎之间，是条阳沟，叫阴沟也行，因为门前的堡坎挡不住风雨，却把光线遮得很严。没有住校生，学校自然也就没开食堂，六个单身汉又没心思自己弄个炉子来烧饭，便都去矿上食堂。从吃这方面说，他们还过着学生时代的生活：时候一到，就拿着碗筷出门。学校到矿上的这段路，要经过好几爿家属区，当他们结伴从楼底下走过，那些姑娘和渴念给大学生当岳母的妇人，便静静地站在窗口审视。这不仅需要眼睛快，动作也要快，不然就有被抢光的危险。矿山的男女关系不是比较随便么，男人且不说，那些姑娘，也早习惯了嫁与春风不用媒的，然而，来找这六个人，姑娘们却都不是自己出击，而是非常正式的由家长聘了媒人。这种古老的方式，表明了面对大学生时的慎重和端严。一时间，两米巷人进人出，进进出出的，虽都是上了年纪的媒婆，却似乎预先带进了姑娘们的体香和脂粉气，使这条终日照不到太阳的冷巷子，平添了人世的华丽和安稳。然后是姑娘们真的来了，由媒婆领着，后面还跟着母亲。来一批，又走一批，接着再来一批，再走一批。大学生很知自己的身价，不会见一个就急吼吼地应承下来，他们要货比三家，花闻九朵。这么挑来拣去，就把一个秋天捱完了，到冬天才各有所属。因为挑花了眼，最终被捡进篮子里的，倒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也不一定是最称心如意的那个。
陆松不含其中。陆松是要离开的，而且他给自己定了期限：一年。他觉得女人和家庭，都会成为架在他项上的轭，不磨他，也会扯他，他会在轻微的疼痛和深度的舒适里，消磨了意志，所以他不要女人。暂时不要。他要的女人不在矿山。矿山的女人再漂亮，也是矿山的女人。论长相，陆松在六个人中算标致的，一米七六的个头，眉毛浓，鼻子挺，还很时髦地烫了头发，虽是瘦了些，但瘦本身也成为一种风采，因此，相中他的人最多，媒人也来得最勤。他的回答都是：谢谢，我还等两年再说。他不知道你等得，人家却不敢等，人家还以为你那声谢谢，只不过是对那家女儿拿不准，真见了面再辞吧，又怕伤人家，于是媒人说：约个时间，我带她到学校，你只需站在巷子东头，看着我领她来来回回走两趟，你下细看，看了有啥想法，再回我行不？陆松听后，非常反感，别说真那样做，单这样说，他也觉得是对自己和那女子的不尊重，买牲口似的。他当即拒绝了。拒绝了这个，另一个又来。最繁忙的时候，去的还没出巷子，来的已进了巷子。陆松烦了，天热得起火，也把门关得死死的，任怎么敲也不开。日子一长，再想做大学生的老婆，再想当大学生的岳母，在陆松那里，心也冷下来。又过些日子，矿上都在传，说那个叫陆松的老师，脾气怪得很，具体怎么怪法，没说，反正就是怪。无论是谁，但凡沾上一个怪字，就让人生疑。估计先是碰了一鼻子灰的媒婆说陆松怪，再是学生们说他怪——他在课堂上那么较真，实在太怪了，学生把话传给家长，家长跟媒婆彼此煽乎，陆松就由怪，变成了古怪。当陆松背着“我是瓜娃子”的字条在教室里转悠，随后又喝了雷文安的尿，他就成笑料了。人们在闲谈中，自然也要谴责雷文安的，但谴责归谴责，更重的心思，却是瞧不起陆松，连尿都喝，还大学生呢，还教师呢。当初对陆松有想法的姑娘和姑娘们的母亲，都在暗地里庆幸，庆幸的同时也含一丝羞愧，羞愧自己当初怎么就变成了苍蝇，见到入不了眼更入不了口的东西，就想去叮。
那五人谈了恋爱，就不再去食堂吃饭了，他们要么去准岳父母家吃，要么女朋友来，自己做。矿上用煤是免费的，只是发火麻烦，气味也大，因此不少人都用电，去矿中心电影院对面的百货店里，买来电炉、电炒锅、电饭煲，做饭烧菜的主要用具，也就差不多齐备，一阵切剁过后，油烟滋滋滋冒，油烟穿门出户，探头探脑地钻进陆松的屋子，奇怪这个人怎么还不做饭，还在那里呆坐。陆松被油烟叫醒，端着碗，独自朝食堂走去。某些个周末，那些人还在宿舍里待客，把女方父母和舅子老表都叫来，大清早就杀鸡宰鸭；巷道中央安了个洗衣台，他们就在洗衣台上，动刀、烫毛、撏毛、清理肚杂，袅袅的热气，专注的沉默或细声的交流，都是现世的生动和美好。陆松不想听那些声音，不想闻那些气息，但你叫他往哪里躲呢，总不能又去食堂，这时候他才刚吃过早饭回来。当然可以去办公室，周末，办公室没一个人，但他就是不愿意去那里。他把自己关在寝室，却坐立不安，有一种被驱赶的感觉，也有一种无处可去的感觉。但既被驱赶，就得离开，没有去处也得想法找个去处。从窗口望出去，目光越过教学楼，他望到了浑圆的南瓜山。那就去山上好了。
陈家刚 《寒》 摄影 2003-2006
出两米巷，上一段台阶，东行百余米，有条直贯而下的石梯，石梯龇牙咧嘴，常年长满玄色青苔，略有太阳就暗臭浮动，因为上面是洗衣房，成日里污水追逐。下了石梯，就出了学校地界。走过围墙根——那些“社会青年”，也像遵循着学校的作息，周末都不往这边来，围墙上披拂的败草里，无声地歇着几只黑鸟——便是一条被野风吹得发白的牛车道，牛车道一直延伸至半山，再往上去，就是羊肠小路，路上落叶盈尺，脚往上一放，落叶如雪崩。好在这里冬天基本不下雪，一尘一土，都干爽得无风自响。陆松抓住路旁的树枝葛藤，爬到接近山顶的地方。那里卧着一块漆黑的石盆，盆中央盛满干黄的青冈叶，他坐在叶上，像坐进澡盆。头顶光秃的枝柯，本来并不高，却像高到了极处，高到了苍灰色的天上，鸟鸣有一声，没一声，仿佛从很深很深的岁月里传来。陆松的寂寞，这时候倾巢而出，从头到脚地螫他。他想起小时候，小到还没发蒙上学的时候，村里人出工去了，他独自留在院坝里，看守晒席里的谷物，太阳一寸一寸地下了屋檐，下了阶沿，再一寸一寸从院坝里捱过。多么漫长的时光，漫长到天荒地老，却也不见一个人回来。他把身体留在院坝里，心却跑到二里地外的学堂，他的哥哥姐姐都在那里读书，他也想读书，也想如哥哥姐姐一样，当个好学生，每年领奖状回家，让父母骄傲。事实上，哥哥姐姐都没能考上初中，他却顺顺当当读到了大学。他一直都很顺当，脑瓜好使，成绩优秀，心地无争，无论走到哪里，得到的都是赞美和友谊。毕业后分到矿山，也并非不顺当，因为班上所有同学都分得不算好。他觉得生活如同河水，只管往前淌就是，还觉得，凡他遇见的，都会喜欢他，就像先前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实习期间那些学生喜欢他一样，他实习的学校，是他念大学那座城市最有名的中学，也是全国重点中学，学生爱听他上课，爱跟他来往，实习结束，他离开的那天，学生们都哭了。来到矿山，他以为学生们不仅会喜欢他，还会尊敬他、仰慕他，因为他见过大世面，他有知识和热情，他用知识教他们，用热情感染他们，用理想引导他们……
虽不下雪，冬日毕竟是冬日，坐得久了，身上便披上了无形的冰甲。而且饿了。再冷，再饿，他也要估摸两米巷的热闹已经散去，才下山，才端着碗去食堂。幸亏食堂为方便矿工，几乎没有时间限定，清早到深夜，都能买到吃的。
陈家刚 《点将台》 摄影 2003-2006
白天可以躲，晚上想躲都躲不开。那五对恋人，确定关系之后两三天就同居，吃过晚饭，各各成双，手拉手去矿上转路，或去夜市一条街随意挑拣服装，或去灯光球场看场篮球赛，或去电影院看部武打片——顺便一说的是，儿子，那时候的中国导演，好像只会拍武打片，却是一部比一部差，这是跟风的恶果；你以前拍的搞笑片，同属跟风。跟风的基本特征，是挖去艺术的灵魂，跟风者大多没有灵魂，而你本不该如此……接着说你在影片中呈现的那五对恋人。他们最多在外面晃荡一两个钟头，就回了宿舍，回到宿舍就滚床单。由教室改成的寝室，用并不厚实的层板隔开，视线隔了，音却不隔，而矿山女子到底豪放，分明知道不隔音，想叫的时候是绝不装哑巴的。不仅能听到隔壁叫，别的房间也能听见。叫声此起彼伏，没一天空过，因此陆松很快就能分辩出是谁在叫，知道郝凯的女朋友叫得短促，啊啊啊的，每一个啊后面都打着顿号；知道杨泰银的女朋友叫得绵长，也是啊啊啊的，只是每一个啊后面打着波浪线；知道康兵的女朋友叫得惊惶而悲苦，颤动着，颤动着，像马上就要落气，像那是个凶杀案的现场……陆松的台灯照着他的备课本或日记本，他并没怎么写，一会儿搓眼睛，一会儿收拾他的钢笔，尽管完全没有必要去收拾。
两米巷是两个世界，一个在世界里，一个在世界外。
然而，被抛在世界之外的陆松，最深的孤独还不是来自于上面的那些事。
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为的，都变了。
他正在背离自己的理想。
——这才是他最深的孤独。
他把日记本往前面翻，翻到其中一页，狠狠地叉掉了。
刚叉掉，又从顶端揪住，吱拉一声，齐根撕了下来，两只手揉搓成团。
那页日记上写着：“一年后去局一中！”
还画了白云，云中清光闪亮。
但被他撕掉了。
他以前看到了白，就以为天下皆白，现在看到了黑，就以为天下皆黑。对所谓的教书育人，他现在非但说不上热情，简直是厌恶。既如此，局一中自然是不必去的了。
但更不愿意在南瓜山煤矿久待。
就在撕掉那页日记的那个周末，他去了市里。自从深入矿山，他就没进过城，将近四个小时车程过后，他再一次看到了城市：金昌市。金昌市与他念大学的城市相比，小得不值一提，几个月前，他都觉得它小得不值一提，可此时此刻，这座大巴山南麓的河谷之城，在他眼里大得简直只能用浩瀚来形容了；平坦的街道，宽阔的马路，如河的车流，齐整的男女，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对他而言是最清洁的空气，他恨不得全身每个器官都能呼吸，且希望去每条街道都走走，特别想去公园，去游乐中心，去滨河广场……滨河广场是新近落成的，他在矿上就听人说过，广场上奇花异草，雕塑成群，还在假山上养着几只猴子，站在广场边看万船竞发，更是天下一景。金昌市大山大水，从城外流过的州河，浩浩汤汤，到下游与嘉陵江汇合后，直奔重庆，因此，时至今日，州河的水上运输还相当发达。
可事实上，陆松哪里也没去。
下车后，他直奔书店，买回了报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全部资料。
他实在是聪明的，加上被抛在世界之外的寂静，成了他疯狂读书的可靠保证，春节他也没回家，春节后的二月底，他参加成都某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又是顺顺当当地被录取了。
陈家刚 《矿坑》 摄影 2003-2006
字幕：六年以后。
陆松胖了不少，头发也不像先前那样烫过，额部中分，鬓角打了摩丝，略为卷曲地弯向耳垂。四月初的一天下午，他走进了金昌市文化馆的拱顶圆门。研究生毕业后，他到金昌市文化馆，做了《金昌文艺》的小说编辑。较之六年前，市区已膨胀数倍，西外和南外，以前只有少量单位，余着大片农田，还有部分自由自在的荒野，而今都成了林立的高楼，南外有片百亩莲花湖，还有一座杂木蓊郁的小丘，也都消失不见了。文化馆在老城，傍老城西区的小红桥——老城和南外之间的州河上，数十年前架了两座桥，先前各有其名，文革时期都改名叫了红旗桥，为区分起见，分别叫大红旗桥、小红旗桥，简称大红桥、小红桥，至今沿用——，是个时下难得一见的青砖小院，两层，格子木窗，其旧主人乃当年金昌市有名的资本家，据说解放军刚进城，他就主动捐了宅子，另一说是被没收的。进了圆门，便是花木，一树桃花已经开过，但枝上残红嫣然。陆松背着手，在桃树前站定，伸了头细细察看，像在看是否有小桃子长出来。他反剪双手的动作，还有他的胖和发型，都是生活稳定而安适的象征。在院里站了一小会儿，他进了底楼北面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凌乱，到处堆满书报，他从书报上跨过，坐到半新不旧的藤椅上，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用一次性打火机点了。他在南瓜山煤矿时不抽烟，可这时点烟的动作熟练到潇洒，明显不是新近才学会的。宽大的办公桌也被书报占满，只留一小块地方，供他伏手。连烟灰缸也是放在左手边的书报上。他把右腿跷上椅子的扶手，慢悠悠地、一口一口地吸，成竹在胸地吸。他已来这里当了三年编辑。院子里很静，除了他的这间办公室，楼上楼下都锁着，看来，文化馆员工下午通常是不上班的。
身后响起敲门声。门开着还敲，且敲得这样小心，这样仔细，陆松勿需回头，就知道是作者。他说：请进。进来的是个差不多比他年长三十岁的人，但态度极其谦恭，称他陆老师，说陆老师，我把小说按你的指导改了，你再给我把把脉。言毕从挎包里摸出稿子，手写稿，一大摞。陆松站起身，说好的，把稿子接过来，放在桌上，又说，你坐会儿？那人说不坐了陆老师，我……话没说完，迅速从包里摸出一条红塔山香烟，往陆松怀里递。陆松推辞，情绪激动。两人推来搡去好一阵，陆松终于生气，把烟接过，往桌上一扔，再拿起稿子，正色道：“你把烟放下，把稿子拿走！”那人讪讪的。双方沉默片刻，陆松又放下稿子，拿了烟，塞进那人的挎包里。接着把自己的烟掏出来，给那人散了一支，且为他点火。那人把嘴凑过来吸，嘴唇和手都在颤抖。吸了好几下，烟也并没怎么点燃，那人缩回头去，动情地说：“陆老师，我走了。”刚走到门口，陆松说：“等等。”在桌上翻，翻到一本《金昌文艺》，递过去说：“这是刚出的一期，你看看头题，也是个中篇，还跟你这篇取材相同，都写船难，你看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那人把书恭敬地接过了，却不急着走，似乎在等陆松进一步的训示和指导。于是陆松又说：“近一年来船难频发，大家都争着写，这个本身就有一些问题，文学究竟不是新闻，文学关注的，不是渊面，而是渊面以下；当然，要写也可以，但一定要有自己的角度，世间样样事都有若干个角度，比如船难，写船难现场是一种角度，我收到的稿子，八九成都从这里切入，包括你这篇也是，老实说，这并不高明，但我那次并没给你指出这一点，是怕扰乱了你的思路，连改都无从着手。我的意思是，现场是被光照着的部分，是扰嚷喧嚣的部分，完全可以退到背面去，退到幽暗和安静的地方去，比如，写遇难者的家庭行不行？这个也不算高明。如果现场是A面，家庭是B面，在A、B两面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比如，”陆松沉思着说，“可不可以这样设想，甲乙两家有很深的矛盾，当甲家的当家人在船难中死了，两家在力量上不再对等了，乙家对甲家会是什么心理，又有什么行动？你只写乙家，甲家是带出来的，这样既写了船难，又写了人心，而且给你自己留出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人不住地点头，但眉宇间的焦虑和不安却层层递增。陆松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其实，只要写得好，你选择的那种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我先看看你的修改稿再说吧。”那人又高兴了些，哈几下腰，去了。
陆松坐下来，看稿子，看得很慢，边看边批注。
光线暗下来，他看很长时间了。
身后突然哇的一声大叫，他手里的笔尖在稿子上戳了几下。
是两岁的儿子丁丁跟着他妈妈来了。
陆松的妻子名叫贾志敏，但样子很像李秀芹，非常像，不仅都是圆脸，都有雪堆玉砌的皮肤，还都是左脸上有个酒窝，右脸上没有，只是比李秀芹高了三五公分。——儿子，我要说，这是《门票》里的一处败笔。陆松恨不得彻底忘记南瓜山煤矿的那段经历，事实上也忘记了——当然，要说真忘记，不可能，某些经历，特别是那些给自己带来伤痛的经历，是跟骨肉一起长的，我曾对你说过，那样的经历是活着的伤疤，但你只要不去碰它，它就乐得睡大觉，一碰，立即醒来，喷出脓血，吐出毒汁，亮出蒺藜，逼你去回顾不堪回首的过去，并让你在回顾中再次受伤，再次刺痛你的神经，挑战你的尊严；它非常的脆弱，一句言语，一个动作，一个场景，都可能把它叫醒。既如此，陆松怎么会找一个跟李秀芹长得那么像的女人做妻子？你可能觉得，李秀芹是陆松在南瓜山煤矿唯一的亮色和温暖，尽管他喝下雷文安的尿过后也恨她，但那种恨，如同对亲人的恨，是建立在信任和依赖等等情感之上的恨，恨里面藏着更深的信任和依赖，这与爱自然有距离，但实在是一种模糊的距离，即便真是一种距离，他也希望找个跟李秀芹长得很像的女人，来完成这种距离。你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却是感情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看上去很美，骨子里却是柔弱的，柔弱不会成就真正意义上的美，因为它对生活含着畏惧。畏惧只会引起同情、怜悯等等情感，不能成就美感。或许，你让陆松真跟李秀芹结婚，倒还能呈现一种坚实。（不过，我下细想过后觉得，让陆松跟李秀芹结婚并不好，这太俗套了。哦，你的处理大抵还是不错的。）
一个月前，丁丁入了托儿所，贾志敏在妇联上班，妇联就在那托儿所旁边，接儿子很方便。但他们并不住在老城区，而是住在南外，坐2路公交车，过了小红桥，再沿河走三公里即到。贾志敏有时候接了儿子，会来文化馆，跟丈夫一起回家。
陈家刚 《垃圾》 摄影 2003-2006
这天，陆松被儿子吓了一跳，被惊吓也是幸福的，当他反应过来，就把脸蒙住，只留出一只眼睛，再转过身去。丁丁吓得哇哇惊叫，往妈妈的两腿间躲。陆松迈着霸王步，摇摆着脑袋，直往拢逼，丁丁当真吓住了，小脸通红，马上就要哭出来。这时候陆松才把手放开，抱起儿子。丁丁在他脸上啪啪啪甩打。别看他人小，打脸的声音脆响。陆松故意把脸亮开些，让他便于左右开弓。贾志敏喝住了儿子。喝住儿子又数落丈夫：“当爸爸的要有当爸爸的样子，你这样做，他就认为爸爸是可以打的，爸爸都可以打，还有谁不能打？”陆松呵呵笑。正这时，电话响了，贾志敏把儿子抱过去，陆松去接听。
电话是下午那位作者打来的，他刚接到单位任务，让他下乡去，明天上午十点钟就走。他是农业局的技术员，要去大巴山深处宣汉县回龙镇指导果树培护，回龙镇出产杏、桃、李、梨等多种果子，品质优良，只是虫灾严重，挂果之初就得预防。他这一去，至少大半个月才能回来，但事实上他只是集中果农讲解要领，提供方法，偶尔上山抽片检查一下，并不实地操作，因此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说，他电话上给陆教师告个别，回城后再来拜望陆老师，但陆松听出来了，他是希望离开前就能得到陆松的意见，若还需修改，他就带到乡下去改。那是个执拗的作者，埋头写了几十年，总没写出个路子，但矢志不渝，把文学看得比命还重，这样的人，或许并不可取，但确实难得，尤其是文学早就由高岭之花变为了壁花小姐，只差还没零落成泥的年代。陆松说：“我正在看你的稿子，还没看完，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左右来一趟吧，早一点来也行。”
放了电话，陆松对贾志敏说：“你先带丁丁回去，我过一个钟头再回来。”他是怕把稿子带回家，儿子吵闹，给人家看不好。贾志敏嗯了一声，抱着儿子走了。走到门口，还没忘记帮丈夫打开灯。白炽灯吊在办公桌上方，开关在门口。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春风化雨。
陆松说是过一个钟头回去，可等他把稿子看完，又写了满满两页纸的意见，天早就黑了，已是将近晚上八点钟了。街灯和路灯照进窗外的院子，院里的树木花草，像突然被追光打住的少女，显出无可逃避的惊惶。陆松把他的意见跟稿子放在一起，用大号牛皮信封装了，锁进抽屉，才像完成一宗要紧事，痛快地伸了个懒腰，起身，关灯，出门。
2路车的小红桥站，就在文化馆外面不足五十米远的地方，长天白日，站上的车辆和乘客，都给人“抢”的印象。金昌市的公交车两年前就承包给了私人，个个司机开得飞快。市区既没设红绿灯，也不限制鸣笛，满街喇叭，如野牛嘶吼，声闻数里。车追车，车超车，每辆车都像载了命悬一线的患者，或带着十万火急的军情，到了某个站口，若没有上车的，只有下车的，下车的动作稍慢，便要吃苦，往往前脚沾地，车已贸然启动，为此把乘客摔得头破血流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似乎也没见谁出面管一管。司机们除了开快车，还老是恨五骂六，若两辆相同路线的车跑到了一起，某乘客上了那辆没上这辆，这辆的司机必要开骂，司机骂，乘务员（大多是司机的老婆）也跟着骂，司机说日那乘客的妈，乘务员也说日那乘客的妈；如果那乘客是女性，可骂性更强，出言便越发的不堪入耳。车上的乘客听着，将心比心，含着沉默的怒气。司机和乘务员无视他们的怒气，因为乘客在他们心里只是物，是帮他们挣钱的物，他们的术语不是拉、装、载之类，而是捡，“这里球都捡不到，设个站有卵用，那些龟儿子硬是发了屁眼疯！”他们这样咒骂着交管局，那是他们既依赖又埋怨的部门。急呀。什么都急。整座城市都急。司机如此，乘客也是，来来往往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又是为了何种事务，非要那样焦躁地日夜奔忙，无论男女，到了马路边就跑步撵车，撵上就挤，就跳，甚至从窗口翻，连车门上都吊着，许多时候也就没法关门。
晚上八点过后，相对好些，但也只是车门上不再吊人而已，里面照样扎棒子似的，塞得密不透风，你呼出的气，我吸进去，我呼出的，你又吸进去。过了小红桥，折而向南，又过了肉联厂，再过了骨粉厂（那里的臭味，闻一次就能把人臭一辈子），便是局一中，也就是金昌矿务局第一中学。每次经过局一中，包括经过矿务局总部机关大楼（矿务局机关同在老城区，只是文化馆在城西，局机关在城东），陆松的心里，都会有一些淡淡远远的事情浮上来。他曾经想来局一中，他记得，当然也只是记得而已，那件事的前后，特别是之前，他是不去想的，倒不是故意不想，而是云过天青之后，天上也就没有了云的痕迹。那只是一段生命过程，那一段生命跟现在的生命，或者说那时候的陆松跟现在的陆松，究竟有什么联系？——这就像我们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知道那个穿开裆裤的家伙是自己，却又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该过去的都过去了，陆松对眼下的生活很满意，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的收入并不高，跟局一中教师相比，还差了不少，局一中教师既有通行的教师津贴，还有绩效奖，那些年，矿务局红火得像要烧起来，煤车如移动的血管，四通八达地输往全国各地，重庆的好几家大型钢铁厂，认定了只要金昌矿务局的精煤，单是这笔生意，就足够让人眼红的。但陆松不眼红，因为他觉得，除了他现在的工作，没有任何一种工作更能让他体味到单纯和美好。他跟文学打交道，跟作者打交道，无论文学还是作者，都只通向一条道路。做了三年编辑，他承认，有一些作者从事着文学，却并不是为了文学，可文学本身的尺度，自然会将这样的作者分离出去，勿需他耗费过多心力去跟他们纠缠。
陈家刚 《洛阳钢厂》 摄影 2003-2006
局一中站过了，车里松活了不少。尽管陆松依然没有座位，但肩膀不必耸起来，两臂不必紧紧地夹住，脚也可以稍微叉开些。再说下一站就到了，坐不坐都没关系。他上车时靠近中门，一路挤，被挤到了前门。这时候他挺胸深吸一口，又抹了一把汗（即使数九寒天，坐趟车也会汗流浃背，除非吊在车门上让寒风吹刮），往中门挪动，做着下车前的准备。其实许多人都从前门下的，但陆松从不那样，既然前门上车，中门下车，他便严格遵守。
挪过十来个人，他被钉住了，嘴里突然发干，眼球突然发烫。
雷文安站在靠近中门的扶手旁。
绝不会错，就是他！
六年过去，雷文安的样子没怎么变，就连胡子也还是先前那样浅淡，像他的胡子只能长那么多，也只能长那么长；他的脸是胖乎乎的，现在照样是，因为脸胖，鼻子有被陷住和困住的感觉，嘴唇内收，仿佛随时都在用力噙住什么，或者随时都在思谋着某个主意。有一种很强劲的东西，楔入陆松的身体。其实那只是一种气氛。那种气氛不如刀片锋利，却是无形的硫酸，所过之处，气泡如煮，将光滑变为皱折，将完整变为破碎。这会带来疼痛、卑微乃至悲苦。自从到市文化馆上班，陆松除周末外，天天挤车，去来四趟，他没觉得苦，相反，他在乱哄哄的声浪、拥塞和群体性焦躁之中，剥离出与之方向相反的本质：活力与生机。生机如一根笋，虽已破土，却被积年的腐叶掩没，因而浑身发白，但生长的力量，迟早会催笋成竹，承接阳光，摇动风雨。他就是这样看的。他着迷于这种发现和期待，不仅不苦，还深深地沉味其中。——可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认出雷文安的瞬间，一切迅速演化，周身苦汁四溢。这苦并非源自疼痛，而是源自卑微。他霎时变得卑微了。也正是在这一刻，他才明白，雷文安给予他最深的伤害，不是在他背上贴了“我是瓜娃子”的字条，也不是让他喝了尿，而是揭示了他的卑微。每个人的体内，都埋着一根骨头，叫卑微骨，这根骨头被血肉之躯层层保护，绝不轻易示人，以至于有些硬汉铁女，任杀任剐，宁愿把命丢了，也不让你找到他们的那根骨头，更不会主动把那根骨头亮给你。陆松念书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每册语文书上至少都有两三篇课文，记录着这样的人，余下的课文没直接记录，却都从不同侧面歌颂着这样的人，这给了他一种深入骨髓的教育，认为要想成为一棵树，只须躯干就已足够，所谓参天大树，仅指躯干的高壮，不在乎是否枝叶婆娑，更不在乎是否引来鸣雀和云朵。如前所述，陆松是有理想的人，最初的理想，是希望让父母骄傲，年龄渐长，还希望让自己骄傲，让众人敬服，而且他在想象中觉得自己就是如此，必定如此。雷文安让他看清了自己。他怕。怕雷文安，也怕学校围墙上雷文安的那群朋友。这害怕的感觉，起源于体肤，扩散到心里，从而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也惧怕和否定。他的理想是具体的，做了教师，就想教好书育好人，奋斗一年，调到局一中去，但他害怕并否定这些了。他对教师职业的厌恶，进而撕掉那页日记，都不是主动的调整或放弃，而是卑微的恐惧引起的幻灭。
这是最让他羞于面对的事实……
车上，两人之间隔着好些乘客，加上雷文安比陆松至少低了十公分，一般来说，雷文安是很难发现他的，但陆松还是担心他发现；这时候倒不是怕，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去跟那双眼睛对视。他抓住横梁上的吊环，把脸挡住。这种不够坦荡的姿势，让他再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卑微。楔入体内的“气氛”，越发浓烈。他舌根底下冒出汁液，涩涩的，又酸酸的。这味道有效地置换了他的感觉，将自身的那一部分——小也好，卑微也罢，都屏蔽住，整个身体的记忆，都只剩下那张脏纸和那口尿。恨。唯有恨了。恨意新鲜如初，仿佛那件事情就发生在今天……他把脸靠在举起的手臂上，眼睛弯过去，审视着雷文安。
这期间，春台路站到了，陆松应该在这里下车，但他没有下。
是过于专注，忘记下了？
看来不是。雷文安没下车，他也故意不下。他要用更多的时间，把雷文安审视清楚。雷文安的眼神是迷离的，迷离背后藏着钉子般的锐利，像对周边的每个人都怀着兴趣，打量了这个，又打量那个。他左手拎了个苹果绿塑料袋，里面不知装了什么，重量只够不让袋子飘起来；右手把住扶手，但时时离开扶手，把住时很是用力，离开时动作极轻，轻到隐蔽。当那隐蔽的动作出现若干次，陆松激动得胸腔一震。
他看见雷文安把手伸进了一个人的衣兜。
“老天有眼，我的诅咒见效了，雷文安做小偷了！……”
——在某城市的公园里，陆松给他的陌生朋友讲到这段时，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至少三秒钟，那只手才缩了回来。
是衣兜太深，还是兜上系了纽扣，他先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纽扣解开，抑或是初入此道，业务不熟，才会这般慢如蜗牛？三秒钟能让一个十米跳台的选手做出若干漂亮的转体动作再落入水中，三秒钟足够让篮球运动员送出绝杀，而对小偷来说，三秒钟简直可以称为一段漫长的岁月。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陆松去年曾遭遇过小偷，那天他前脚往车上一跳，后脚还没跟上去，放在夹层里的皮包就不翼而飞了。人们喜欢说眨一下眼睛，或者迅雷不及掩耳，小偷的动作应该比这都要快，小偷的手就是他们的意念，应来去无形。听说他们训练的时候，是在滚烫的油锅里取镍币，旧时代的小偷是取铜钱，取不出来，或者取出后手却被烫伤，都要被师傅毒打……不过，操心这些事干什么？雷文安做了小偷，这才是关键所在。
最多半分钟后，雷文安又把手伸进了另一个人的衣兜。
光线较暗，又被人遮挡，他是否得手，两次都没看清。
下一站是新金站，全称新金机械厂站，雷文安在这里下了。陆松也下了。他要看看雷文安往哪里去。正对站台，是幢装了大面积飘窗的扇面形楼房，飘窗深蓝色，豪华舒展，贵气十足，只是修好大半年，却一直没见挂牌，不知是哪家单位的，也不知做什么用，楼前花岗石铺就的广场正中，有个满月似的花台，里面呈环状种了红白两色杜鹃，环带里是挨挨挤挤的蝴蝶花和鬼脸花，夜风一吹，花茎摇曳，如手拉手唱着戏文，跳着舞蹈。雷文安下车后，径直朝花台走去，刚把一只脚踩上半米高的台面站下来，另两个人也一前一后跟了过去，待那辆车离开站台，三人才合成一处。原来他们是个团伙。另两人一个比雷文安年长，一个比雷文安年轻，都跟雷文安一样，手里提着根绿色塑料袋，也跟雷文安一样，边走，边把袋里的东西扔掉（一块小石子），然后再把袋子揣进裤包。这是他们行窃时的道具，打掩护用的，有时拎着，有时挽在手上，视其情况，见机行事。
雷文安走向花台的时候，陆松背向而行，与他拉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躲到一辆停放在街沿的大卡车后面，卡车旁边，有棵瘦弱的小叶榕，小叶榕底下，有个卖串串香的妇人，妇人跟那小叶榕一样瘦弱，她一手挥舞扇子扇炭火，一手举着五六支羊肉串，为几个候着的吃客烧烤，羊肉串上抹了很重的辣椒粉和胡椒粉，烟气蓬勃，又香人又呛人。陆松透过烟子，看见那三人汇合过后，雷文安摸了包烟出来，给每人发了，各自点上。单从烟盒的颜色，陆松就知道那是红塔山，跟下午那位作者想送他的是同一个牌子，陆松平时抽不起这种烟，他抽的是翡翠，因盒上画了只鸟，所以翡翠烟又叫雀儿烟，他只敢抽两块二一包的雀儿烟，红塔山要十块一包。几人抽烟的姿势，几乎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都是五根指拇撮成一堆儿，把烟捉住，烟从鼻孔里一股一股断开了往外喷。可能是为了腾出嘴巴好骂娘。一直在骂，边骂边笑，兴奋得很。看来是得手了。其间，雷文安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一弹就开的那种短柄匕首），用刃口刮着指甲，刮几下收起来，继续骂娘，继续抽烟。一支烟没抽完，几人离开，穿过马路，走下一段斜坡。斜坡底下有道敞开的大门，门里就是新金机械厂，不过这厂子已名存实亡，前二年它还跟矿务局一样红火的，不知怎么就败了，说败就败了，先是工人大批下岗，然后里面就没了声息，据说是以低于市场价数倍的价钱卖给了私人，可照样说不清缘由，那人并未经营它，锁了几个月铁门，又打开了，且两扇门都不知去向；门里是向河的水泥空坝，好些商贩涌进去，撑了遮阳伞，开露天啤酒摊，几十家一聚，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啤酒广场。雷文安他们，是喝酒去了。
陈家刚 《矿山边的水中桥2》 摄影 2003-2006
陆松往回走。离春台路仅一站路，他勿需坐车。而且他这时候不想挤车，也不想那么快回到家里。他只想独处。他想象着雷文安跟他的伙计点酒点菜的样子，那口气一定豪迈。去年秋天，陆松跟他的两个同事去那里喝过一回，知道那里啤酒不贵，菜却很贵，都是些普通凉菜，鸭舌肚条兔头耳片子之类，贵得却像是稀罕物。雷文安们不怕贵，一定会点很多菜，喝很多酒，喝到吐，吐过之后，很可能还要摇摇晃晃地去老城的骡马街看录像。骡马街有个录像厅，过了子夜，就放黄带子，全是从香港带过来的。《金昌文艺》的诗歌编辑老胡去看过一次，老胡每每对人讲起那次经历，都要笑破肚皮，他说他去的那天夜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也在看，老板先放了部一级片，后来就放三级片，老爷子耐着性子看了十多分钟，还不见里面的男女脱光，偶尔脱光一下，也看不清想看的，就站起来，强烈申请换片子，接连申请五次，老板都不理睬，老爷子终于怒火中烧，厉声斥责：“你们放的这些东西，既无思想性，又无艺术性，你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陆松往家走的时候，想到这里，禁不住也笑了。如果雷文安们跟那老爷子一样，想把三级片换成一级片，才不会提申请，大声吆喝就是，吆喝了不听，便直接举刀威胁，老板懦弱的话，自会乖乖地听从，要是有血性，觉得自己的地盘该由自己作主，双方就可能动武。如此，雷文安们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金昌市到底不是南瓜山煤矿那样的小码头。何况，城里好几家放黄片的录像厅都被查封了，老板被罚得倾家荡产的，唯独骡马街这家我行我素，老板也安然无恙，证明他的背景比城墙还厚，听老胡说，他是公安处刑侦大队长的舅老倌，而刑侦大队长是公安处长的儿子……陆松想象着他们动武的情形，但没怎么往深里想，因为他要的，并不是雷文安受到什么肉体的惩罚，也不是要他付出自由的代价。
他只要雷文安成为一个坏人，有一个坏人的人生。
成为一个坏人，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从那以后，陆松每次坐车，上车的第一件事，不是像以往那样护住自己的包，而是左顾右盼，看雷文安在不在。进了办公室，或者回到家里，他还逐个回忆车上人的脸，他是想在回忆中再一次去寻找雷文安的脸，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张脸：李秀芹的脸。自从离开南瓜山，陆松跟那里的所有人都没有过联系，既不知道与他一同分去的那五人的景况，也不知道学生们包括李秀芹的景况。——儿子，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处理得相当高明，就是当李秀芹的脸出现在陆松面前时，你没有在李秀芹和贾志敏之间作一丝一毫的纠缠，你让她们两人长得那么像，却不去正面阐释什么，你把阐释的权利交给了观众。——陆松想起了李秀芹，他还恨她吗？不知道。因为陆松每次想起她的时候，不是独自坐在办公室，就是夜深人静时分，妻儿都睡了，他独自坐在书房的硬木椅上。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李秀芹的幻影徐徐隐去之后，他又开始了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连日记也不写。
只是有天清早，贾志敏忙手忙脚收拾儿子的时候，他走进书房，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昨夜竟梦到马长兴主任，真是奇怪。”
马长兴就是他在南瓜山煤矿子弟校时的教务主任。
陈家刚 《攀矿》 摄影 2003-2006
梦有时是对生活的预感，这话他信了。梦到马主任不过一个星期后的某个上午，他听见诗歌编辑老胡在院子里给人指点，而指点的地方，正是他的办公室，他以为是作者，进来的却是马主任。他一眼就把马主任认出来了，马主任看着他，却陷入迟疑。这是因为马主任没多少变化，他的变化却相当大。城市生活和乡镇生活，城市时间和乡镇时间，虽不是古时的七日与千年之别，但它们一个挂在飞机上，一个驮在牛车上，两者有同一个名称，却有着不同的性质。陆松跑到门口去迎接，张开了双臂，说马主任啊，你怎么……马主任这才露出亲热的笑，跟迎过来的两条手臂很不灵便地绞在一起。然后两人落座。陆松刚坐下又起身，给马主任倒了杯水，又递烟过去。马主任接了水，不接烟，说陆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抽烟。听上去，像六年不够改变一个人，也不够改变一个人的某些习惯和爱好。但他无意中说对了，陆松确实不知道他是否抽烟，就跟他看见陆松抽烟毫不奇怪，证明他也不知道陆松以前是否抽烟一样。他们做过一年同事，除了发生在场面上的事情，彼此都不知道，更不了解。听马主任叫他陆老师，陆松觉得很不自在，心里抗拒这称呼，因为马主任口里的陆老师，只是他曾经从事的职业，和作者们口里的陆老师是不一样的，他要穿越六年的时光和许多的里程，才能回到作为职业的“陆老师”那个点上去，而那些时光和里程，是他不愿意穿越的。马主任是个实心人，注意不到也理解不了陆松的心思，一口一个陆老师的叫，说陆老师现在好了，进城来了。这也让陆松不舒服，好像他的“好了”，只是因为进城来了。这是一个乡下人的理想，不是陆松的理想，虽然陆松也来自乡下。
而马主任正是以他乡下人的质朴，给六年前的同事摆龙门阵，说他是来局机关开会的，昨天开了一天，今天还有一天，昨天晚上在饭桌上，听人说陆老师在市文化馆，今儿上午就逃会过来看看。陆松很惊讶，矿务局内部开会，有谁会知道他？马主任参加的会，多半是分管文教的宣传部主持的，而矿务局宣传部也办了一份报纸，想必是市里召开文艺会议的时候，那报纸的副刊编辑也参加了，而陆松当年在南瓜山煤矿把学生骚尿当茶喝的名声，一定传到了局机关，副刊编辑早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在某个会场上听到他的名字，就对上号了。是不是这样，陆松也懒得问，只继续听。马主任说，他在子校待了快二十五年，当了十七年教务主任（证明他现在还是教务主任，叫他马主任没错），早就累了，想休息了，好在再等四年，他就退休了。那个等字，让陆松颤了一下。人这一辈子，真有那么漫长，漫长得需要“等”才能混到头吗？马主任喝了口水，接着说，跟陆老师一同分去的五个人，陆老师离开的当年，就都结了婚，又过两年，其中的四人顺应潮流，南下广东，不久回来，把家属也带了去，而今在东莞和深圳那边干得风生水起，据说都发了财；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他们都过得很惨，夫妻在不同的工厂，昼夜不得出厂门，夫妻见面，是隔着铁窗，每周有两小时放风时间，如果夫妻的放风时间一致，便在街上随便找个有椅子的地方，坐下来把对方的手心抠住，抠得出血，放风时间不一致，连这种机会都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走是对的，走了就有盼头，因为矿务局已今非昔比，表面上煤车还是那么忙碌，其实背后的日子是空的，矿上好多工人都下了岗，穷得菜油都买不上，有两个矿都出了工人自杀事件。只有康兵留在原单位，很快当了政教主任，今年开学，又由政教主任提了副校长。说到康兵，陆松的耳朵里便响起快要落气似的、惊惶而悲苦的叫声，但不是康兵的叫声，是他女朋友的叫声；他女朋友叫得那么卖力，卖力到悲苦，康兵却是一点声息也没有的，像他根本就不在现场。有性学家分析过，说这种人最能够心无旁骛，这种人的脑子里，只有目标，没有他物。看来性学家是对的，仅几年时间，康兵就当副校长了，把当了十七年教务主任的马主任压在底下了。
陈家刚 《攀矿》 摄影 2003-2006
马主任又说了些别的，但没提到李秀芹，也没提到雷文安。
陆松当然也没打听，更没告诉雷文安在市里混，当了扒手。他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要让这个秘密不仅在他心里活着，还要不断生长。
大约半个钟头过后，马主任说要走了。陆松说，你要开会，我就不留你了。
马主任要他电话，他把办公室的电话给了他。
刚把马主任送出院子，马主任就推他回去。其实陆松本来也没打算再往远处送了。他感到隔膜，非常的隔膜。他甚至古怪地觉得，马主任的来访，对他是一种侵犯。
然而，当他回到办公室，立即有了愧疚。太冷淡了。对马主任他不该这么冷淡的，在南瓜山煤矿一年，马主任是唯一进过他宿舍的老教师，也是唯一用真心话劝诫过他的领导。他报考研究生时，要单位盖章，也是马主任帮的忙。别看那时候整个矿区都在把他当笑话传，一旦听说你想走，人家就说你是个人才，不放你走；校长拒绝盖章，是马主任去给了校长一番说辞（具体说什么不知道，反正是他去说的），校长才同意了。如果不是马主任，连报考的门都会对他关闭。事实上，他是经常要想起马主任的，如果不是经常想起，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梦到他，要不是对自己在南瓜山煤矿的经历那么拒绝，他说不定就去看望他了。可是，马主任主动找上门来，还是逃会来的，却为什么对他那么冷淡呢？
愧疚之心渐浓，害得他那个上午都没能专心干事。他想中午去矿务局机关找马主任，但又觉得这种弥补是否太过拙劣，是否反而会让马主任觉得生疏。
也就只能这样了，顺其自然罢了。
陆松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每次上车，依然悉心搜寻着雷文安。
但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文安。他不相信雷文安已金盆洗手。小偷，特别是结成团伙的小偷，没那么容易就金盆洗手。到底是城市太大了。西外和南外开发后，金昌市就跟一座大城市差不多了，现在又在开发北外，跟开发南外时一样，那里的农田被毁，山丘被移，但没填湖，北外也有一片湖，叫忍冬湖，面积跟南外以前的莲花湖差不多，他们沿忍冬湖建了“高尚住宅区”，售价比别处高两倍有余，却成了抢手货。初级阶段的开发只讲数量，就跟穷汉进餐，把肚子填饱是最高原则。而今已迈过了那个阶段。三五年过后，金昌市将成为货真价实的大城市的规模。两粒沙子在大海里碰一次面可以，分开后再次碰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渐渐的，陆松把雷文安丢开了。既丢开了雷文安，也丢开了马主任。马主任虽然要了他的电话，但从没打过。看来，要对方电话只不过是一种礼貌罢了。
南瓜山煤矿那一段生活的沉渣，被搅起一阵，又被埋葬。陆松的全部心思，又回到了那本刊物，回到了他的作者。农业局那位作者的小说，历经五次修改，以《凌晨四点》为题，终于在《金昌文艺》发表，不仅如此，还被国内几家选刊转载，且荣获当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第三名，这是《金昌文艺》创刊四十年来最为辉煌的战果。市文化局召集二十多位骨干作者，举办庆功宴，领导讲过话，让该小说责任编辑发言，陆松说了十多分钟，谈到金昌市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可能，简要分析了《凌晨四点》被广泛认可的原因，特别谈到作者对文学的挚爱，有爱才能持守，而爱与爱不同，有父亲的爱，继父的爱，还有文明和教养培育出的爱。他一句也没提到自己。接着作者发言。作者心情激动，说得很长，他回顾了自己艰辛的孕育、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着重讲述了他去宣汉县回龙镇的十八天时间里，白天翻山越岭指导果农，晚上回到镇政府招待所，吃过饭，立即猫进简陋的房间里改小说，别看那已是四月初，大巴山深处一早一晚还很寒冷，招待所里又没空调，到子夜过后，手脚都冻僵了。他也是一句也没提到陆松。陆松微笑着听他说，像他不提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陆松的儿子已经五岁了。儿子过五岁生日两天后，他意外地接到了马主任的电话。
听见对方是马主任，陆松曾经的愧疚立即苏醒，口气也显得格外热情，热情到夸张。马主任倒没因为他的这份热情而改变语调，又是两年多不见，而且这两年多里没有过任何联系，但听马主任说话，像他们天天都在巷子里碰头一样。马主任先问了几句近况，又问陆松忙不忙。陆松当然是忙的，现在的《金昌文艺》，虽在业界小有名气，国家级专业报纸发表文学期刊综述，也要提到它，但订阅却是日减一日，上面的拨款也是日减一日，眼看就要办不下去；领导的意见是，赔钱挽救一朵行将萎谢的树，是没有意义的，这意思是让它听天由命，且放出风声，说上半年一过，就不再拨一分钱了，停办算了。但编辑们舍不得。老胡出了个主意：各位编辑动员自己的人脉，拉企业家在封二封三和封底打广告。领导同意了。可谁会来你《金昌文艺》打广告？那不明摆着干贴钱吗？这确实需要人脉，需要与企业家的私人感情，而这方面陆松是最不擅长的。他在作者里面找寻，终于发现一个小小说作者经营着一家电器商城，钱应该不会少，可犹豫了一万遍，他也没能把那句话说出口。这其间，老胡拉来了五万，是一个酒楼老板给的，酒楼老板明明白白地说，他不在乎给不给上广告，他完全是看老胡的面子。领导事先考虑到拉广告的难度，先就出了个内部文件，说谁拉的钱，无论多少，都提成百分之五十，据此，老胡该提二万五走，但他只要了四千，这四千是他请老板吃饭、洗脚、唱歌的花费，余下的四万六，全部入编辑部账上。对一家小杂志而言，四万六倒是可以支撑一阵的，却也支撑不了多久，而且总不能指望老胡一个人。另一个散文和报告文学编辑，是个女子，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至于副总编，是馆长兼的，不大可能出去拉广告；总编是文化局长兼的，更不会，文化局长不仅兼着总编，还兼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陆松就为这个忙，其实真要说忙也说不上，就是心里焦虑。
但这些事不必给马主任讲，马主任问他忙不忙的时候，他说，反正就这样吧。马主任说，明天是周末，你想不想来南瓜山散散心？未等他答言，马主任又把话接了下去，说他明天嫁幺女。马主任都快满六十了，还有个女儿没嫁？嫁女是大事，陆松觉得，他没有理由推辞，否则就真是不近人情了。何况马主任帮过他忙，他实实在在欠着马主任的人情。
“好，”他说，“我一定来。”
马主任非常高兴，是本以为没什么把握的事，结果轻容易就办到了的那种高兴。他告诉陆松，市里到南瓜山的路重新修过，有三处打了洞子，勿需再爬坡上坎，时间节省一半，最多两个钟头就能到，你十点钟出发都来得及，过来赶午饭。
放了电话，陆松老半天也不能平静。他忽然觉得，自己非常想念南瓜山。两米巷，他住的房间，还有矿区，以及那条牛车道、羊肠小路和山上的鸟鸣、枝柯、石盆、落叶、蓝天……他简直没想到，这些东西，般般件件，就像荒漠里的地衣，冬天里一片死寂，但根是活的，只需一场春雨，就会返青，绿向天际。他心里的春雨，自然不是马主任的邀请，只是马主任给了他机会，让他把一朵悬浮不去的云捅破了，让那场雨下下来了。与此同时，那些不愉快的、痛苦的记忆也浮现出来，可让他惊诧的是，他已感觉不到痛苦。那地方结痂了。他脑子里滑过他喝下那口“茶”时雷文安的表情，紧接着，又滑过雷文安把手伸进别人衣兜时的动作，但这些，都变成了散淡的、再也缝合不起来的往事，仿佛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马主任的高兴也让他心定。听马主任那口气，陆松是他女儿婚礼上的珍贵客人。这感觉让陆松喜欢。可以想见，上回马主任见过他后，回到单位肯定跟人谈说过他，怎么谈的不知道，但毫无疑问是谈过的。那些人会怎么听，又会怎么想呢？……
当天晚上，陆松对妻子说，他明天要去南瓜山煤矿参加一个婚礼。贾志敏知道有南瓜山煤矿这个地方，但从没去过，想象中离市区该有好几天路程似的，便奇怪地问他：“你怎么认识那里的人？”陆松这才想起，他一直没对妻子说过自己在那里当过老师，只说大学毕业后，把他分到了偏远的乡下，他不想在那里待，就用一年时间温习功课，考了研究生。贾志敏并没问偏远的乡下是哪里，还以为是他老家。现在，陆松想告诉妻子，又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好像没有，于是说：“是个作者。”
次日，陆松出门之前，儿子丁丁本来在客厅玩模型飞机，见爸爸穿鞋，又听妈妈叫爸爸少喝些酒，便将飞机一扔，非要跟爸爸同去不可。陆松不让，他就又哭又闹。贾志敏说：“带他去吧，反正听你说又不是太远，吃了午饭就回来的。”若是别处的私人酒席，只要不显突兀，儿子不要求他也会主动带他，然而，去南瓜山煤矿，他却有了顾虑。那块伤疤虽已结痂，但还是细皮嫩肉，轻轻一挑就挑破了。那里依然成为他的秘密。尽管不可能有人对丁丁讲他爸爸在南瓜山煤矿的事情，即使背后议论，被丁丁听到了，他也不会明白，更不会关心，但陆松还是感到脊背发凉。别说儿子已经五岁，就是只有五天，他同样忌惮。有一些深含痛楚的秘密，永远也不愿对亲人公开。甚至可以对毫不相干的人说，就是不愿意对亲人说。而只要进入了某个气场，亲人就不一定要别人说出来才知道；亲人是他身上的枝条，相通的血脉，会将他那些隐秘的痛楚，悄然埋进亲人的身体。
丁丁是个倔脾气，越不让干的事，越不丢手；他出生不久，他外婆就去大红桥上，找一个据说“准得很”的八字先生为他算过命，那先生说，养这孩子切记一条：顺着毛毛抹。大事小事顺着他，他自会上道，要是硬扳，很可能扳反孽，还可能往悬崖上去。或许是那先生的话起了作用，每次跟儿子有了冲突，只要儿子不是太过分，最终投降的都是陆松。
车上，他把儿子搂得紧紧的。他心里很不安宁，总觉得此行会对儿子造成伤害。
他过虑了。事实上，不仅他成为婚礼上的贵宾，儿子也是。他是九点四十左右出发的，出发不到一个小时，马主任就派人去车站等着他了。去等他的人，是子校的一个女教师，姓向，向老师在这里教了十四年书，也就是说，陆松他们分去的时候，她早就在。大概马主任对向老师描述过陆松而今的体型，他牵着儿子刚刚出现在车门边，她就亲热地迎上去。陆松觉得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她姓什么，向老师自报了家门，陆松抱歉地哦了一声，向老师随即把还站在踏板上的丁丁抱起来，“好乖哟！”她说。那神情，完全是一个母亲，或者婆婆。跟马主任一样，她身上没有任何一点不自然的地方。陆松这才觉得，自己一路上是绷着的，现在松弛下来了。出了车站，从街上走过，大体上都没有变，水果摊，成衣店，百货店，电影院，像是陆松离开时就已定格。电影院旁边放了三张台球桌，这算是变化，一些十多岁的少年在那里玩，除了球杆和台球的撞击，几乎听不见声音。再过去，就是灯光球场，空荡荡的，像惯于过夜生活的人，白天正是沉睡的时候。灯光球场东边长约五十米的坝子，是先前的夜市一条街，现在依然开夜市，只是白天不像先前那样空着，多家服装摊子，红红绿绿，一路挂过去，有生意的店主，忙着给客人出主意，陪客人挑拣和试衣，没生意的，邻近的聚在一起，在塑料方凳上玩扑克牌，见向老师过来，都给她打招呼。陆松有隔世之感。在他的记忆里，南瓜山煤矿充满了阴郁、堕落和暴力，而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派友善祥和的景象。向老师一直抱着丁丁，陆松几次让她放下来，她都不放，“我偏要多抱一会儿，是不是乖乖？”她这样对丁丁说。丁丁竟然是很依恋的样子，舒舒坦坦地躺在她怀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四处张望。过了这条街，向老师已是气喘吁吁的了，便听从陆松，放下丁丁，用手抹了把额上的汗。前面的机关楼里，有音乐传来，想必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了。向老师直接把陆松父子往那里带。陆松再一次绷紧，紧得有些恍惚。上一段水泥斜坡，进入厅里，音乐声反而小了，直上到三楼，才又从穿堂里逼过来。右手尽头，是机关大礼堂，双扇门开着，里面坐了很多人，看来是临时用作了婚庆场所。领路的向老师加快脚步，且老远就喊：“陆老师来了，陆老师带着他儿子来了！”到这时，陆松连紧张也忘记了。马主任奔出来，接着另一个人奔出来，陆松只注意到马主任，没注意到另一个人，直待那人热烈地跟他握手，他才认出是康兵，康副校长。康兵既是证婚人，也是司仪，跟陆松握过手，迅速返回去，马主任则把丁丁抱起，对陆松说：“长得跟你没发胖那阵特别像。”又对丁丁说：“叫爷爷。”丁丁叫了声爷爷。康兵进到礼堂，停了音乐，举着话筒说：“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位贵客，以前也是子校的老师，陆松陆老师，陆老师教了一年书，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到市文化馆工作。他正是在我们子校教书时考上研究生的，因此也算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大家欢迎陆老师到来！”陆松这时候，像被冻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机械地跟着马主任和向老师进了场。热烈的掌声中，子校的新老教师都围过来，老教师们问候了陆松，又逗丁丁，陆松走后才来的教师，则笑笑的看着他。陆松感觉到自己在一寸一寸地暖过来，包括他以前很不喜欢的张兴强跟他握手，他也能觉出那种暖意。马主任说，好了好了，大家等会儿跟陆老师多敬两杯，然后抱着丁丁，把陆松领到主宾席上坐定，婚礼正式开始。
陈家刚 《山中的水泥厂》 摄影 2003-2006
这其间，酒菜陆续上来，婚礼开始不久，就开席。
仪式过后，新郎新娘依次进酒，敬到陆松面前时，陆松看着新娘，竟有些控制不住，眼里暗含着泪光。他刚听说，这女子是马主任捡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大清早，马主任去矿食堂买早饭，到了电影院旁边，就是而今摆台球桌的地方，见好些人围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女孩坐在地上，脏兮兮的，问她什么都不说。这明显是一个外来的孩子。包括陆松、康兵他们到南瓜山煤矿后，这里经常都会有一些外来的孩子，大多是婴儿，当然是女婴，是附近山里的农民想超生个儿子，结果生了女孩，便趁月黑之夜丢到矿上，并想象着天亮过后，某个工人会把她捡回家，因此当爹妈的觉得不是扔了她，而是送她过好日子去了。可这个孩子这么大岁数了，还扔？马主任买了早饭回来，挤到人群里，给了她两个馒头，她接馒头的时候，眼里充满戒备、恐惧和渴望。那天黄昏，马主任出去散步，路过电影院，竟发现那女孩还在，只不过挪到靠里的山壁下了。她睡着了。一年四季，山壁上都有潺潺细流，山壁疙里疙瘩的，并不光滑，细流时而蹦跳一下，水珠洒在女孩身上，她的衣服都湿了，脸上和头发上也布满鱼籽样的水珠。那是十一月尾子上，这么睡一夜，只有冻死下场。马主任把她抱回了家。本以为住一夜就叫她走，结果这女孩根本不能走，她站都站不起来，挪到那山壁下，不知是想眼不见心不烦的人抱过去的，还是她自己爬去的。她不仅浑身是病，还是个聋哑儿，也不识字，马主任在纸上写了好几个地名，让她指认哪里是她的家，她一会儿指这里，一会儿指那里。马主任夫妇简直拿她没办法，今天想把她丢出去，明天想把她丢出去，结果是跟亲生的一对儿女一起，一直养着，还四处为她求医问药，治好了除聋哑之外的各种病，出脱成一个亭亭袅袅的大姑娘。
陈家刚 《十字池》 摄影 2003-2006
陆松动情，是觉得，十五年前，当她躺在冬日的野地里，谁能想到她会走到今天，穿着漂亮的婚纱，跟健健康康壮壮实实的丈夫一起，接受各方亲友的祝福。陆松不是为她动情，是为这奇妙的命运动情。他把满杯酒一饮而尽，说：“祝你们幸福。”新郎微微鞠躬致谢，新娘露出灿烂的笑容，像她分明是听见了。
丁丁坐在爸爸身边，新郎新娘竟也单独跟他敬酒。自从踏入南瓜山地界，丁丁就备受宠爱，这让他神采飞扬，不要爸爸教，就端着果汁碰杯，且亮开了喉咙说：“祝叔叔阿姨幸福！”童子的祝福向来珍贵，不仅新人爱听，在座的所有人都乐。
康兵一直忙。他既要主持婚礼，还要指挥杂役，招呼客人。不过总有忙完的时候。等他忙完，白客大部分都吃完走了，主宾席上也走了大半（他们多是矿上领导，虽是周末，也还有别的事情），剩下的不过六七桌人，清净了不少，而且还在陆续离开。本来为帮忙的专门安了席，但康兵直接到了陆松这一桌，丁丁坐在爸爸左手边，陆松右手边正好空着，康兵就在那里落座。他饿极了，坐下就盛了一大碗饭，稍远一点的菜都顾不上，只拈门前烧白碗里的盐菜，狼吞虎咽地吃。这时候，坐在陆松斜对面的校长（陆松在时他是校长，现在还是），站起来跟陆松喝了告别酒，也走了，离席前他瞄了康兵一眼，康兵只顾低头吃饭。吃完那碗饭，如同渴极了的人喝下一大瓢水，嘴鼻里舒坦到近乎痛苦地哼哼几声，才缓过气来，然后给陆松斟了个满杯，又给自己斟了个满杯，正要和陆松碰杯的时候，斜刺里插进一个人来。
——镜头推向远景，观众所见，是朦胧的剪影：那人躬腰曲背地走到陆松面前，说：“陆老师，我敬你。”随即谦卑地对康兵说：“康校长，我先敬陆老师行不？”康兵说行啊，你不能喝就别喝吧，你闻一闻，表示个意思就行了，陆老师不会介意的。那人又对陆松说：“我本来喝不得酒，但敬陆老师这杯，我一定干！”言毕脖子一仰，把酒像倒什么固体一样，倒进了喉咙。他的两只大手，握着空杯，朝陆松拱了拱手，转过身去，将杯子放在旁边已空无一人的席桌上，曲着背，迈着快步走了。他走过后，陆松都没来得及把那杯酒喝下去，更没来得及礼貌地站起来喝。他是望着他廊道里的背影喝下去的。
陈家刚 《水钢》 摄影 2003-2006
康兵又给陆松续满，非要跟陆松连干三杯。陆松已喝过那么多了，尽管他能喝，但接连干过两杯后，还是想歇歇。康兵倒是通情达理，说那就歇歇吧，反正这第三杯是必须要喝的，你想想我们有多少年没打过堆了！陆松闻言，禁不住心头一热，豪气起来：“那还用说，肯定喝！”他已经很饱了，为了喝酒，只得又夹了箸菜吃。这时候瞟见几个妇人在那边忙着收拾，还有几个妇人在吃饭，陆松定睛看了，发现没一个像康兵的老婆，很想问问，可话没出口，耳朵里便响起他老婆的叫声，禁不住笑了一下。
就在他笑的时候，康兵先问他了：“你认识刚才那人吗？”
陆松不认识。来给他敬过酒的，很多人他都不认识。
康兵夹一颗油炸花生放进嘴里，嚼着说：“雷文安的爸爸。”
某城市的公园里，陆松抽着烟，他的陌生朋友一如既往地沉默着。
陌生人神情专注，耐心地等陆松把那支烟抽完，再接着往下讲。
但陆松只默默地抽了几口，又说开了。
——那天，当他知道专门来给他敬酒的人是雷文安的父亲，就很后悔没认真看他一眼，他当时只觉得那人的面容黑得不可思议，说话时，皱纹大开大合，每一条皱纹都像是一条煤渣路。他十多岁就当掘进工，多年的井下生活，煤的黑便浸进了他的皮肤。
康兵明显误解了他的眼神（但陆松承认，他望着雷文安父亲的背影时，心里在想些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因此也说不上康兵误解了他），便把雷家的事讲给陆松听。六年前，雷文安的父亲得了矽肺，再也不能下井了，他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拼命呼吸和咳嗽，再就是往胃里灌药，家里穷得一塌糊涂，这时候本该雷文安挺身而出的，可高中毕业后，雷文安就成了“社会青年”，与他那些哥们儿一起，要么整个矿区都不见人影，要么就带着刀具、啤酒和一颗无聊的心，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去。
“自从我当了政教主任，”康兵说，“我才不依这一套！我先去把围墙下的那架楼梯拆了，再去告诉矿保卫科，提醒他们别忘了保卫学校的安全，不要以为保卫科的职责就是抓几个妓女和嫖客，就是在发生矿难时保卫领导不被遇难者家属围困，既然子校是矿上的一部分，保卫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在校人员的安全，同样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不理我，哼，他们觉得，维护教学秩序不是他们的职责，学校又没出什么凶案，因而本身就是安全的。他们不理，混混儿却理我了，听说是我拆了楼梯（尽管他们自己很快又去找了一架楼梯来），包括雷文安在内的七八个烂崽子，提着凶器，直接闯到我办公室来了。”
康兵又倒酒，陆松连忙接过酒瓶，说该我敬你了，我也要敬你三杯。康兵说行。喝下第一杯，康兵接着说：“那天要感谢马主任，混混儿正要动手，马主任从隔壁冲过来，把我拦在身后，向他们求情。马主任是老矿人，也是老好人，从没得罪过任何人，那些混混儿也是要认他的，加上他一求情，混混儿觉得有了面子，便没有动手，只凶神恶煞地咒骂了我的祖宗八代，还说了许多威胁的话，撤了。当天我就给校长提出，召开全校学生家长会，你校长不开，我组织开！校长见我这样，也就同意了。会上我问家长，你们愿不愿自家的女儿被那帮流氓截留？愿不愿自家的儿子被那些混混儿暴打？如果愿意，现在就散会！如果不愿意，那好，每天我要点二十个家长，当然是男家长（来开会的多数是女人），拿刀拿棒地到学校来，要是点到你那天该你下井，你请假也好，找别人代也好，反正必须来学校，否则我们不保证你儿女的安全。那围墙边有架楼梯，我不去拆它，我就让它在那里，你们也给我守在那里，只要见到有人往楼梯上爬，就给我打，想怎么打怎么打，打死了我去偿命！”
陈家刚 《碎矿车》 摄影 2003-2006
陆松跟康兵喝第二杯酒。
“家长见我说话硬气，都拍巴掌。到场的男家长全部举手，表示当天就愿意来学校值班。我点了二十个，他们立即回家拿刀拿棒去了。我散了会，迅速赶到矿上，给领导如实汇报了情况，说要是弄出了人命，我的那一份责任我担，但我是给领导汇报过了，你们看着办。说完我就离开了。我又不怕你撤我，我不过就是个政教主任，校长都才是个科级，政教主任算什么级？如果校长是一张桌子，我最多就是一张凳子，‘拆’我简单得很，完全不必扒梁上屋。我都想好了，只要说撤我，我屁股一拍就走人，绝不在南瓜山多待一夜。你知道郝凯跟杨泰银他们都到广东去了吧？老实说，要论胆量，我比他们谁都大，要说想走，我一样想走……我只是觉得，我们几个是第一批分到南瓜山煤矿的大学生，我要让他们瞧瞧，我们那大学不是白读的，我们不仅有走的能力，还有留下来的能力！”
陆松跟康兵喝第三杯酒。陆松端酒杯时手抖了一下，荡出了小半，他先把剩下的喝了，再掺满，表明那大半杯不算，他要跟康兵满实满在地喝。
“我去矿上扔下那几句话，”康兵举着杯子说，“领导也要在心里嘀咕一下呀，要是井下死人没超指标，反而是井上死人超了指标，并因此耍脱了乌纱帽，那还不窝心死！所以他们不敢再装聋子和瞎子，从保卫科抽调了一个小分队，专门负责学校这块儿，渐渐地，混混儿终于断了那条路。当外面的大混混儿不敢来刮风，校内的小混混儿也就起不了浪。现在的南瓜山煤矿子校，才真正称得上是一所学校了。”
向老师端了两份菜过来，又有另外几人端了菜过来。陆松这才发现，他们这一桌，就他跟康兵两个，连丁丁都被马主任夫妇带到傍窗的角落玩去了，新郎新娘和男方父母也在那边。大厅中央的几张桌上，有四五十人坐在那里闲聊，他们明显都是子校的老师。很可能，今天来的老师，除校长走了，别的都没走。陆松感觉到，老师们这么能留，并不是捧马主任的场，而是因为康兵没走的缘故。他们敬康兵，更怕康兵。这从康兵对校长的态度，说话的口气，还有向老师们送菜过来时的表情就能看出来。怕里必藏不满。就算马主任那么忠厚的人，那次去文化馆找陆松时，康兵已由政教主任升任副校长，按康兵的说法，学校因为他的努力，应该早有了显明的变化，马主任竟也只字未提。这让陆松为康兵有了一丝隐约的担忧。马主任、校长和学校先前的所有领导，都是老矿人，有从根子上传下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彼此是否有过龃龉，一旦遭遇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入侵者，就会自动结成联盟；再说，老师们以前那么好玩，你康兵弄得他们不好玩了——康兵说，自他当了副校长，就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老师们的教案和作业批改，还要求不管有课没课，都必须到办公室坐班，如此，老师们心里肯定不舒服……不过，陆松很快鄙夷了他的担忧。在南瓜山煤矿，就该有康兵那样的胆量和魄力。康兵说，接下来他要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子弟校读书，不光是混年龄，长筋骨，还可以考中专，上大学，让家长们相信，羊倌的儿子不一定当羊倌，矿工的儿子也不一定当矿工；南瓜山煤矿地处平安县，平安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可多年来，地方和企业学校没有过任何往来，康兵已专程去请平安中学的领导吃过饭了，也谈好了条件，正在想法找矿上要一笔钱，尽快把子弟校的老师分批送到平安中学听课，进修。
（婚筵背景上，现出字幕：半年以后，宣布企业停止办学，除金昌矿务局第一中学被金昌市羊河区接管，成为羊河区第五中学外，其余矿山子校一律撤销，康兵和众多教职员工集体下岗，自谋职业，康兵领着家小，去了东莞，投奔郝凯经营的涂料厂。）
康兵拿起酒瓶，摇一摇。他摇这一下被老师们发现了，慌忙说：“康校长，酒还有的是呢！”有个男教师拎了三瓶过来，都是别的席桌喝剩的，每瓶里面至少都有小半瓶。康兵倒酒的时候，丁丁在那边大声喊：“爸爸，妈妈叫你少喝呢！”引出一阵笑声。
陆松着实喝得太多了，虽然没醉，头重脚轻的感觉是早就有的，但他根本没想醉不醉，只想把康兵陪好。其实康兵也不是闹酒的人，他就是想说话，想跟陆松摆谈。在南瓜山煤矿，他其实是孤独的。见丁丁叫爸爸少喝，康兵说：“好，我们听儿子的，最后一杯！”倒上酒，康兵看着陆松的眼睛，说：“我把话扯远了……雷文安的爸爸倒是个不错的人，命也大，跟他前后得矽肺的，大多死了，有的得病初期还比他轻微；他不仅没死，还差不多治好了，只是把腰整成了那样子。那是咳的。现在他基本上不大咳了。你不要记恨他，当初雷文安对你做的那些事，他并不知道，他在井下醒着，井上睡着，连婆娘娃儿怎么过日子的都不清楚。是得病过后，不能下井，他好像才看见了儿子是个什么货色。有天他要死要活地咳了大半天，缓过气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骂不知踪影的儿子，邻居劝他，说：‘骂他有屁用，莫费了你的口水！从小到大，他哪是个成器的东西？’接着，邻居把雷文安初中就去找卖春妇的事说了，又把他对你做的那些事说了。他爸听了，几分钟时间没做声，声音出来就是咳。那回差点把肠肝肚肺咳出来。他今天特意来给你敬酒，其实是替儿子道歉。所以你不要记恨他。”
陆松连忙说：“没有啊，我记恨他干什么？”
他觉得自己的话很干瘪，很空洞。
“雷文安那龟儿子，”康兵咬着牙帮说，“后来听说到了市里，也不知干啥去了，一年半载后回来，好像变得阔气了，买了辆摩托车，有事无事在矿区搞得呜噜噜响。又过些日子，不见他开摩托了，吸毒了！……你上午坐车过来的时候，注意到小河坝没有？”
矿东二里地外，公路之下十余米，有个几亩大小的坝子，就是小河坝；坝子旁边并没有河，至少近百年来没有河，只有荆棘、乱草和石头，但它就叫那名字。自从这里开矿，小河坝就成了垃圾场，矿上的生活垃圾，都是拉去那里焚烧。
垃圾场有什么好注意的？
康兵说：“你回去的时候往窗外看看吧，现在那里不烧垃圾了，成了混混儿们的聚集地，雷文安跟他的毒友都在那里，不过他瘦得像个骷髅，很快就要死了，你看到了也认不出来。”
——某城市的公园里，陆松告诉他的陌生朋友，那天下午，他跟儿子回去时，路过小河坝，多想朝车窗外望一眼，实在太想了，否则他也不会专门捡靠外的那排座位，然而，他的脖子僵直不动，像铁铸的。上车过后，丁丁就一直扑在窗口上，快到小河坝时，他硬是把他拉了下来，丁丁不干，他朝他怒目而视，丁丁怕了，乖乖地坐在他的两腿间。丁丁是从没怕过他的，他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样的眼神。
“从那以后，”陆松对陌生人说，“我心里再没有安宁过。细细想来，我并非没有机会阻止雷文安朝更深的深渊里滑，只要讲一点策略，哪怕像张兴强那样，先以雷文安喜欢的方式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就可能影响他。包括后来，也就是发现他当了小偷，如果我当时大吼一声，车上人会不会扭住他痛打？要是挨一顿痛打，说不定他就老实了。我没做这些事。我只是诅咒他。没想到啊，我诅咒他成为一个不幸的人，结果我自己成了最不幸的人。”
两人沉默。
公园里热闹非凡。那个唱歌的妇人，竟然还在唱，而且声音越发的高亢了。
“一年以后，”陆松又说，“《金昌文艺》终于办不下去了，垮了。还好，市文化局没有丢下我们不管，为几个编辑各自安排了个位置。我去了《金昌晚报》，负责副刊。这一做就是十多年。十多年里，我简直怕听到南瓜山煤矿的任何消息，因此跟马主任和康兵他们都断绝了联系。但捂得住耳朵捂不住心，我的心闹腾得让我难受，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去外地，想找个陌生人说说。我只敢于也只愿意找陌生人说，而且得是远方的陌生人。但是，要找到这样的人，实在太难了。人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听你呢？没想到今天碰到大哥你。”
言毕陆松站了起来，陌生人也跟着站起来。
陆松问：“大哥，你记得我的名字吗？”
陌生人愣了一下，连忙摇头：“不记得，你姓什么我都不记得。”
陆松紧紧握住陌生人的手，说：“谢谢你，大哥！”
两人淡去。
画面上，是影片开始时的空阔的大街，大街慢慢直立，每块地砖都变成一扇门。
画外音：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许多张门票，就看你抽出哪一张，走进哪道门。
剧终。
陈家刚 《洗》 摄影 2003-2006
儿子，我差不多是把你的电影故事复述了一遍，这足以证明我对它的喜爱。当然，可能因为是你的作品，我多多少少有偏爱的成分，但这无关紧要。我记得《林肯》里面有句台词：“忍受我们所忍受的，承担我们所承担的。”而在我们的传统中，忍受绵延不绝，承担却是稀缺之物，因为承担的前提是自主，是“我要”，而非“我不得不”，所以凡是“不得不”做的事，都与承担无关。陆松只是一种觉醒。但这已经够了，算迈出一步了。不过，他是否可以走得更远呢？等你从韩国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讨论两天。这回你无论有多忙，在家里待三天是必须要的，两天给我，一天给你妈妈。你妈妈近段时间有些焦心，她在网上看到不少演艺明星的绯闻，可昨天说是绯闻，今天又说是制造绯闻，是炒作的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引起关注，是不是太可怜了？作为艺术，作为艺术从业者，内在的骄傲是要有的，怎么能把自己弄得那样庸俗、腌臢和灰头土脸呢？你妈妈倒也不是关心这个，她关心的是你跟小茜，你们恋爱了整整六年，要彼此珍惜。小茜虽然出演了五部电影、两部电视剧，但基本上还处在混脸熟的阶段，你同样如此，在这一阶段上，特别要能沉住气，多练内功，以艺术的品质说话，不要去想什么让人可怜的糗点子。你妈妈以前总怪你们为什么老不结婚，现在，结不结婚都让她担心，因为结了婚的诸多演艺界人士，照样烂成一锅粥。鉴于你妈妈的心境，你这次回来，如果待三天，给她两天，给我一天，我也没什么意见。
最后我想说的是，看完《门票》，我不是没有遗憾。
至少有这样三个遗憾：
第一，陆松在南瓜山煤矿子弟校两米巷的房间里，墙上吊着一支笛子，但这支笛子从来没有响过，自他离开南瓜山，笛子也便不见了踪影。你这样安排，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是想借此暗示陆松的性格，表明那支笛子以前一定是响过的，只是“从此”不再响了，以后还干脆毁尸灭迹了。这样也行，但如果影片中的音乐，能够适时地来一段遥远的笛声，暗示性和感染力，都可能更强一些。（当然，也可能不是你的有意安排，而是疏忽。）
第二，你既然下了决心脱胎换骨，为什么拍摄之前还是不愿意跟我谈谈你的想法呢？
第三，主演陆松的演员，不是演得不好，甚至可以说演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让我去演，绝对能更准确、更深邃地传达某些心理和细节，虽然我从没演过片子，可我有这信心。你也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信心。你为啥不请我去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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