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荒草》是“右派”文人聂绀弩表现自己北大荒劳动改造生活（1958—1960）的旧体诗的结集，包括当时所作，也包括事后追记、重写的篇什，收入《散宜生诗》[1]。对《北荒草》的评价，先后以胡乔木和王蒙为代表，形成两种反差很大的观点。胡乔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聂诗，认为聂诗“特别可宝贵的”一点是：“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2]后来的评论者，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对聂诗的积极乐观精神多有附和。而王蒙从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指出聂诗中存在对时代的怀疑、嘲讽，说聂绀弩虽也曾“宁愿在热爱劳动的高调中逆来顺受”，但后来则“开始删除幻想了”，觉察到“越改造越没有底越没有完啦”。[3]聂之友朋高旅、舒芜等多持近似观点。耐人寻味的是，聂绀弩谈到自己的诗，却只是淡淡地表示：“他们没说我还有阿Q气”，并说“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4]聂绀弩这个说法多被当作自谦或自嘲而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笔者以为，即以《北荒草》而论，聂绀弩的夫子自道是可信的，而胡乔木和王蒙之说都存在问题。

　　“阿Q气”在《北荒草》及《北荒草拾遗》（皆编入侯井天《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下文聂诗皆引自该书。其中，出自《北荒草》者径标篇名，出自《北荒草拾遗》者标明《拾遗》与篇名）中有多方面的表现——

阿Q式的豪迈乐观

《北荒草》及《拾遗》诞生在“大跃进”及稍后的非常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大陆出版《散宜生诗》（该书第一部分为《北荒草》）之时，曾有意无意遮掩了过于鲜明的时代色彩。有些篇什如《北大荒歌》、《赠大组长张荩臣》、《排水赠姚法规二首（之二）》、《集体写诗七首》等（皆见《拾遗》）没有收录，除了艺术水准的考虑外，应该也与“移山填海任务忙”、“掀天揭地志气昂”、“北荒谁道有寒飙”、“搬天提地有啥难”、“一肩扛走太行山”、“一夜须吟万首诗”等诗句的时代色彩有关。有的篇什虽然收录，但作了修改，如《丁聪画老头上工图》有句本作“小伙掀然大跃进”（见《拾遗》），收入《散宜生诗》时改为“小伙轩然齐跃进”。即使如此，《散宜生诗·北荒草》仍然充斥着盲目的豪迈乐观，好像诗人并非处于劳改之中，或如王蒙所说“宁愿在热爱劳动的高调中逆来顺受”。

　　这首先就表现在聂诗多处化用毛泽东诗词，如“缚得苍龙归北面”（《搓草绳》），“熊熊篝火照天烧”，“一干神禹战通宵”（《夜战》，后句化自“六亿神州尽舜尧”），“一朝天下几周游”（《拾遗·转磨自嘲》，化自“坐地日行八万里”），“竟惹英雄代折腰”（《拾遗·赠大组长张荩臣》），“人物风流最此时”（《拾遗·集体写诗七首》），“堂吉诃德休惊诧，织女机边一纺轮”（《拾遗·风车式收割机》，化自“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等。这些诗句所彰显的，正是毛泽东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而诗人几乎像阿Q一样健忘，从肃反到反右，他正是这种斗争哲学的牺牲品。

　　在《北荒草》及《拾遗》中，聂绀弩多把劳动比喻为“战”、“攻”，多用“豪”、“英雄”、“风流”、“红旗”等字眼，多用巨大的数字和形象，如“百”、“千”、“万”、“黄河”、“长城”、“金字塔”等，这自然与“遵命文学”的性质有关，但也未始没有一点“阿Q气”。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而写诗，正如阿Q砍头前的游街要唱戏，一定要豪迈，不能“乏”。但这种豪迈却是虚假的。以聂绀弩为人称道的《过刈后向日葵地》与芒克的新诗《阳光中的向日葵》比较，即可看出那“田横五百”、“曼倩三千”的典故用得是多么大而无当，而“赤日中天朝恳挚”的表白又是多么诚恳而愚妄。聂绀弩还不吝笔墨，描绘革命新世界图景，如《推磨》中所写的“春雷隐隐全中国”，《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说“共织荒原为锦绣”，而《赠王观泉》的“此身亲见黄河清”，但世界既然如此美好，社会既然如此清明，诗人又怎会来到北大荒呢？真让人怀疑诗人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或许歌颂压迫可以减轻痛苦，这种歌颂，正是诗人自己说的“以阿Q精神歌颂”[5]，而绝非胡乔木所说的“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阿Q式的“逐臣”、“骚怨”

然而聂绀弩毕竟清楚自己正在劳改。更严重的是，虽说是“右派”而实际上是“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让诗人比真的右翼或中间派知识分子在遭受政治打击时感到更深切的痛苦，体制外的处境更让诗人恍然成为封建时代的“逐臣”。

　　在此种心境下，地里的冻菜也让诗人联想到“故宫盆景”、“元夜花灯”（《刨冻菜》），这荒唐的“远取譬”透露出诗人身在北大荒而心乃在京城的心态。送夫人回北京时聂绀弩表示“携将冰雪回京去”（《周婆来探后回京》），让人想到王昌龄虽遭流放仍“一片冰心在玉壶”；《挽毕高士》说“鹤归华表古城秋”，诗人甚至暗暗想到是否还有生还的可能。于是“苏武牧羊”、“昭君出塞”的典故在诗中反复出现，革命知识分子就此成为幽幽怨怨的“逐臣”，这和阿Q渴望参加革命却被“白盔白甲的人”遗忘，陷入“不准革命”的处境何其相似乃尔！但当诗人获准归京时语调又变了：“贝加湖想邻青冢，怀古情多事又非。”（《归途》）“我”的故事毕竟不同于苏武和王昭君，诗人宁愿哄骗自己，也不愿归罪于“大一统”王朝。

阿Q式的自怜自慰

有人回忆聂绀弩在北大荒的幽默言谈，他在虎林监狱不敢接受烧炕的任务，说正因为烧着了房子才进了班房，如果连班房也烧了，那就连牢也没得坐了。[6]这辛酸的玩笑不像是嘲讽，因为烧房子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在当时嘲讽专政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只好说，这是诗人的自怜。

　　如此自怜，诗人必然也十分需要自慰。表现之一就是心理上十分依赖外在的肯定，大人物的夸奖当然最好。有一次因超额完成任务而受到支书和连长的表扬，诗人说“寥寥数语休轻视，何处荣名比更真”。（《受表扬》）场面话似乎不必说得如此认真，这不禁令人想到“阿Q真能做”的夸奖，而诗人的反应也的确和阿Q一样，不管“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都是“很喜欢”，甚至很珍惜。而在日常生活中，诗人寻找一切可能带来快乐的事情大加渲染，新买一双球鞋就飘飘欲仙（《球鞋》），捡到一窝野鸭蛋就一路欢呼（《拾野鸭蛋》），有人请客则不惜夸张地说“佳鱼信美况馋乎”，“我将全扫此盘余”（《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自我安慰的意味十分明显。诗人以“不在雷池更外头”（《推磨》）为幸，以“唾壶完好未轻敲”（《马号》）自矜，这与《散宜生诗》的命意（无用终天年）相同，实是以人格萎缩、苟且保全为得意，亦是自怜而又自慰。“塞翁失马”的典故诗人一再使用，而这典故恰是《阿Q正传》中用来描绘主人公运气变化的用语（第二章），一直追随鲁迅的诗人又怎会不知道。以塞翁失马来安慰自己，可见诗人并不以与阿Q相关为耻。也许巨大的心理落差只有用这极端相对主义才能补平吧。

　　劳改生活结束后，诗人有句“不忿荒寒穷塞境，翻教得句每清新”（《拾遗·赠关玉》），这是多么愉快的精神胜利！和苏东坡渡海北归时所说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如出一辙，只是少了感慨，少了倔强，而似乎更轻松，更得意。诗人也有难以胜利的时候，《往事》诗序记某次晚会领导不同意他讲笑话，回忆起来颇怀不平，但说“不许诙谐唇舌省，无须思考脑筋磨”，安慰自己的话说到了家，让读者哭笑不得，似乎还是不能释然，于是又说“人间万事皆前定，几个筲箕几个螺”，大约人生在世本来要劳改，本来也难免不让讲笑话的，于是也勉强取得了精神胜利。

阿Q式的嘲讽和批判

当然，《北荒草》及《拾遗》中也有若干表现出对时代清醒冷静的认识的诗句。如写谎言成灾的“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怀张惟》），写幻想破灭的“堕地惊成破碗瓷”（《刨冻菜》），“越追越远越心灰”（《马逸》），写彷徨困惑的“物理难通心自焦”（《锄草》），写暴力专政的“斧锯何关天下计”（《伐木赠尊棋》），“一鞭在手矜天下”（《放牛》），写人人自危的“高材见汝胆皆落”（《伐木赠李锦波》）、“刀头猎色人寒胆”（《闻某诗人他调》），写知识分子辛酸下场的“丈夫白死花岗石”（《挽毕高士》），更有写改造徒然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第四草·挽雪峰》、《拾遗草·归途二首之二》）。读过这些诗句，实在难以将聂绀弩与阿Q联系在一起，甚至会形成诗人是时代先觉者的印象，高旅序强调“文章信口雌黄易”一联产生于1962年，而非1966年以后，似乎用意即在于此。[7]然而毕竟最了解诗人的只有诗人自己，上引诗句虽颇有振聋发聩之效，却也仍然是“阿Q气”的载体。

　　首先，这些诗句往往与上下文互相矛盾。考察这些诗句在七律（聂诗绝大多数都是七律）中所处的位置，除《刨冻菜》和《锄草》这样少数的例外，多为颔联和颈联，其尾联基本都归结到生活情景或道理，不能将嘲讽或批判进行到底，如《马逸》以“塞翁失马”的典故收尾，并不绝望。因而论者称引时往往见句不见篇，这种情况说明诗人头脑中或曾闪过这样的思想火花，但终究没能形成完整的思想火焰，更不要说是熊熊大火了。讽刺的是，熄灭这思想火花的，正是诗人自己。

　　其次，有些诗句本身即存在矛盾。即以聂诗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而论，所谓“锥心坦白难”是不肯锥心坦白呢，还是欲锥心坦白而不得？凭当时有相似经历者的分析来看，恐怕应该是后者。[8]也就是说，这两句诗不但不是批判，反而可能是诉说委屈，是锥心坦白而不见信，是愿意接受改造却始终改造不好，得不到肯定。

　　最后，这些诗句往往是作为比兴出现。如《闻某诗人他调》尾联“此后哦诗休近水，宵深处处有龙眠”，有人解释为要提防别人打小报告[9]，自然说得通，但要说一定如此，却又不尽然。上引诗句基本都存在这个问题，像“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这样醒豁的实不多见。可以说诗人的嘲讽多是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的。

　　以上我们已尽力论证聂绀弩的夫子自道，即《北荒草》中弥漫着的“阿Q气”。行文至此，笔者或许应该声明：以上所论，并非“毫不腰痛地站着说风凉话”。[10]能在那种艰难困苦中坚持下来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如“阿Q气”有助于这种坚持，就不应苛责。我们今天谈论《北荒草》的“阿Q气”，更多是为我们自己，为了新人文精神的建设。周恩来曾说聂绀弩是“大自由主义者”[11]，作为晚辈的笔者对这位本属左翼阵营却被打为右派的自由主义者心存敬意。但《北荒草》却让我们看见自由主义者的末路。一个终生追随鲁迅的新式文人，却最终选择用旧体诗记录自己的处境，并以用典和对仗的精巧著称，这本身就已经耐人寻味（在《散宜生诗》后记中，诗人希望年轻人知难而退，不要学样）。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竟以阿Q自比。虽说真的阿Q不会说自己是阿Q，但知道自己是阿Q而仍然不改其行事风格岂非更大的阿Q？试看诗人虽然怠慢意识形态管理者胡乔木的造访[12]，却并没有拒绝他的序言，而且也真的按照胡乔木的要求出了注释本。在私下友朋通信中，他甚至表示接受了胡的赞美。[13]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自由主义者聂绀弩到哪里去了呢？聂的朋友，为《散宜生诗》作注的朱正不仅认同聂自比为阿Q，而且给李锐写信说自己是阿Q，丁玲看到该信说我们都是阿Q。[14]这些追随鲁迅的人怎么都成了阿Q？这已经不仅是《北荒草》的问题，而是鲁迅式的悖论是一代人的遭遇。

　　[1]聂绀弩.散宜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胡乔木.散宜生诗·胡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3][10]王蒙.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王序[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1-2,1.

　　[4][5]聂绀弩.散宜生诗·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45,246.

　　[6]郑加真.北大荒移民录[J].中国农垦,2000(1).

　　[7]高旅.散宜生诗·高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

　　[8]吴祖光.往事随想·哲人其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276.

　　[9]党沛家. 聂绀弩诗全编·忆聂绀弩在北大荒[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88.

　　[11]夏衍.绀弩还活着[J].新华文摘,1991(6).

　　[12]郭力.聂绀弩之死[J].武汉文史资料,2006(3).

　　[13]聂绀弩. 聂绀弩全集·致高旅[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332.

　　[14]朱正.散宜生诗·附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