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张莉

　　以下是作家陈丹燕和青年批评家张莉之间关于非虚构写作的通信，这些信件源起于《上海文学》发表的《关于非虚构》的对话，其中张莉着重谈到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难度和限度等问题，这些话题引起了当时正在写作非虚构小说《成为和平饭店》的陈丹燕的兴趣，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从未谋面的她们开始了从2012年5月22日到2012年6月27日近一个月有关非虚构写作可能性的深入讨论。

　　陈丹燕：

　　我正在写的是一部传说与野史以及散落在民间的传奇故事融合而成的书，上海历史由于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和回避，所以真相与史实都游离在真相与虚构之间，这种素材只有非虚构文体加上图片系统的融合，最能完整表现它的实在状况。

　　我本人对传记和非虚构文体的兴趣大大超过了传统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我从1992年开始尝试写作非虚构文体的作品，从中国式的报告文学模式中逐步脱离出来，当中有漫长的摸索。但是我在中国的确没有读到过有人对这个文体有从实证出发的，有见解的研究，所以读到你的一些见解，深感高兴，甚为期待与你的交流，对于理清我自己的创作实践，相信会有很大帮助和启发。我的大学时代，向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批评家与作家的那种单纯而有力的文字联系。如果我们也能那样认真和真诚地讨论一个文体问题，真的太高兴了。

　　我写上海故事二十年，今年写完第六本书后，感觉我会有一个阶段回避再使用这样的手法写作，因为我需要回望与总结，清洗自己既成的风格，然后才能再出发。所以我想与你有一个比较切实和深入的交流，我是一个写作者，你是一个研究者，我们角度不同，也许会使这个我们理解的非虚构文体有个立体的面貌。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你正在为这个非虚构文体写论文，知道你也在仔细思考它的面貌与构成。

　　1.我想非虚构文体的强烈真实性，除了照相术和图片印刷的普及，还有人类抒情时代的过去，人们对真相有了更多的承受力，对追求真相有了更多的手段。这是普遍的读者基础。我用文学性的写作手法，保留文学性的描绘，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以及小说性的布局，是我以为这些文学手段可以为非虚构文体拓展宽度和深度，并使它保留文学的诗性。我使用真实的地点、事件和大量的史料，是想使用它带来的真实的力量和特有的气氛，以及一个真实事件自身的逻辑力量，让它们与经过处理和塑造的人物融合在一起。

　　2.我不十分想在我的故事构架里，典型人物是一切的重点，我想人物内心世界的光芒照亮那些真实的事件与历史过程，也许这里面，历史过程光芒四射的再现是我的目的，它们是丰满的历史，不只是人物的心灵史。历史的过程与人物的心灵史的融合。在写作的最初就是我最关心的一点，也许也是我慢慢选择这种写作方式为主要的写作方式的天然之处，是故事本身带领我走到这里的。在你的座谈里，我看到你写到在非虚构小说里事件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才开始回想和检讨我的写作。这点非常谢谢你的启发。

　　3.我的感觉里，非虚构文体，特别是非虚构小说体里，有种类似印象派绘画的斑驳光影和变形，其中西班牙画家格里克的作品与非虚构体的融合性最好。这个画家比印象派画风蔚然成风的时代早了近三百年，他的画古意盎然但光影斑驳，我一直非常喜欢，并引以为自己的导师，而《冷血》却不能激起我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我以为的非虚构小说里，非虚构与虚构在手法上的融合，是格里克油画呈现出的样子，有些变形带来了巨大诗意，那是因为两者在一个故事里融合又分裂。我总是使用和尝试这个文体，不光是因为上海故事自身特点需要它，还有就是它的问题感，裂隙感，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写作，不光想要写故事，固定正在流失的情感和事件，也想创造结构，语言，这些本是作家的手艺活，也是一个人之所以要成为作家，私心里最喜欢琢磨的事。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但从作家这个职业本身来说，文体和语言更是天职。

　　我写得凌乱多绪，似是因为心得体会在心中汹涌，却从未整理过，也未想到要精进。希望你看得明白。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也许你能帮我梳理出来，希望你有时间和兴趣。

　　（2012年5月22日）

　　张 莉：

　　丹燕老师，谢谢您来信和我讨论非虚构写作，这正是我最近感兴趣的。

　　2009年，我的好朋友梁鸿在写一部纪实性的回乡作品，即后来发表的《中国在梁庄》。我们聊天时会不断涉及到真实与文学的关系，我记忆深刻的是，她每次跟我说起手下要写的那部作品时就称为“纪实散文”或者说类“社会调查”似的东西，但后来在“非虚构”栏目发表。读在“非虚构”栏目上发表的文本，和读电脑上的纪实散文文档，感觉很不一样，这种阅读错位让我很感兴趣。以至于我后来跟李敬泽老师及梁鸿一起聊天时提一个问题，在今天，如果一部作品叫纪实散文或报告文学而不是叫非虚构，它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有不同吗？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梁庄》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受益于“非虚构”栏目的设置。

　　我认为，在今天，对一部作品强调它的“非虚构”性是重要的，——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渴望探知真相，探知被掩埋的真实。非虚构对非字的强调，是在强化它与那些虚构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叙事的不搭界。“非虚构”如果在十年前提出，或二十年前提出，都不如今天这么有影响力，因为今天的语境，更需要非虚构。这恐怕也就是您说的，非虚构文体在今天有着庞大的读者基础吧？尤其是人过了三十岁之后，恐怕对真相的理解的渴求需要由非虚构文本来填补。

　　您看到的《上海文学》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讨论，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聘请的首批“客座研究员”的例会讨论，非虚构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之前，我注意到还没有人深入地讨论过，而我自己又感兴趣，所以就做了些努力，看看自己可否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给他人以启发。不断的思考中，我逐渐发现非虚构文体与女性作家之间有某种奇妙的关系。近半年多以来，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写一篇关于非虚构与女性写作关系的论文，当然，主要是以《人民文学》的栏目为中心的，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是一批女作家成为这个栏目的主要写作力量，为什么往往是非虚构女性写作文本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以上是我之前思考非虚构文体意义的角度。谢谢您在信中对我的谈话的关注和褒奖，您对非虚构文体几个问题的认识时也在打开我的思路，这些天我重读了您关于上海的叙述（这也是我一直到今天才写信给您的原因。正如您所说，您在1992年就尝试写作非虚构文本了，但印象中当时的出版社说的是“纪实散文”，可仔细想来是不对的，您的整个写作用非虚构来说更恰当。而且，我以前也是读过一些您的上海系列的，但为什么没有想到它是非虚构文体的较早尝试呢？看来，我个人对非虚构文体的理解还需要拓宽。

　　你说，你主要希望“从中国式的报告文学的模式中脱离出来，因为我始写上海故事，上海故事在我的兴趣点，是一部传说与野史以及散落在民间的传奇故事的融合，上海历史由于长期被主流历史形态遮蔽和回避，所以真相与史实都游离在真相与篡改之间，这种素材只有非虚构文体加上图片系统的融合，最能完整表现它的实在状况。”这尝试很好，很成功，而且我特别认同你关于非虚构与上海故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我多次到上海，也曾经拿着地图找一些我心仪的地方，比如鲁迅故居，比如张爱玲故居。面对这些景观，我常常流连徘徊，心生感慨，那里的每一寸变化于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当我走到外滩，或者比如公家花园时，当我没有它的背景知识时，我觉得这些景物只是有年头的景物，感触并没有那么深。走在淮海路，也没有多少感觉。我想说的是，籍由您的叙述和追寻，“上海”成为了真实的“上海”，每一个真实存在都变得卓有意味。这些文本，复活了我们所不曾了解和熟知的上海。这几天读您的这些上海故事，觉得自己对上海的理解更丰富和深入了，直接想到的问题是，非虚构文体和传记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可能比我们现在意识到的更有意义。尤其是对于目下这个以遗忘和拆迁为荣的时代而言。九十年代您留下老上海的痕迹时，也许没有人特别深刻体验到这个工作的意义，二十年后的今天，它已然凸现。

　　这是不是对于历史写作的有效尝试呢，我觉得是。在我看来，您对这些历史遗迹的追寻和讲述，是对城市历史变迁的书写，更是对城市与人的命运关系的探究，是关于“人与城”的非虚构的有力实践。使这些遗址绽放出光泽的，是您关于其背后命运的描绘、追索。而且，即使有人说您的所有创作都是关于上海历史，主角是作为城市的上海，可作为读者的我，无法忘记的依旧是那些与人有关的细节、事件、地址。非常生动。我在读《外滩的影像和传奇》时，特别记得那个十四岁的少年弹钢琴的场景，那场景特别美。那种生命中遇到的灾难，是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无端呵止，死灭。但也没有灭，那个少年的琴声在，那座建筑在，以及，那美丽的照片也在。读这段时的感受特别奇妙，一方面我是局外人，另方面，因为文本把握到了人最基本的情感而把读者带进了历史，所以，当这些场景复活在读者脑海里时，它已经不存在阶级、阶层的差别，是共同的普通人对日常的理解。依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人的命运、人的情感和人的渴求，在您的这些关于上海的记忆中极为重要的，它打通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和当年那些上海权贵、金枝玉叶之间某些不可跨越的鸿沟，使历史的风花雪月与今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之间出现了交叉和重合。

　　这也让我想到您在信中的第二个问题，故事构架里人物的问题。我更认同您说的“历史的过程与人物的心灵史的融合”。虽然对不同的对象采用的写作立场和视角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人物对每一部作品都是重要的，事件、历史都是在人的照耀下才有生命力，才会发光。即使您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内在写作立场，但我以为在您的创作实践中却是这样做的。

　　上星期的某天晚上，我读了《上海的红颜遗事》，是第一次读。从这个名字看，我原以为是部关于上海过去的著名小姐们的故事集锦，可是不是，翻开来第一节，我以为是上官云珠的故事。也不是。整个晚上，我读得是惊心动魄，辗转难眠，脑子里全是这个女孩子的爱情，文革中的恐惧，远方的上海以及发生在这个都市里不可捉摸的人生际遇。姚姚是个有意思的人物，她是上官云珠的女儿，不是普通人。但同时也是普通的女青年，她本身没有什么所谓的成就。我觉得这个写作对象选得特别好，您对这个人物的艺术嗅觉如此之敏锐，让人佩服。我很感兴趣您是怎么一下子找到这个人物的。你在姚姚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过往历史的质感，人的生命力。是的，姚姚是有生命力的人，很旺盛，生机勃勃，正是生活中对旺盛生命力和天然的美的摧毁才更让人心软、心痛，这个姑娘每一步都在被摧毁，被无情的时代，被命中在劫难逃的人和那种叫作无常的东西。

　　看完这部作品，一个典型的意象一直在我心中不能抹去，就是她突然遭遇横祸的那一刹那，仿佛她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一下子就被命运的无情巨手扼住了，死死掐灭。这简直不像是真的，但它恰恰是真的，姚姚最后的命运完全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活生生严酷的现实！

　　昨天我和一个师妹一起喝咖啡，跟她讲起这个故事，她特别震惊，一直在问：“这不是小说吗，你可别告诉我这全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啊。”可确实是真的，正是非虚构文体照亮了这部作品内在给予人的震惊感。它将真实人物与文学手法结合得很好。我读过韦然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个人口述，虽然那是更亲近的家人的讲述，但也不如您的作品更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这部作品和我读过的您的其它非虚构文本如《外滩》、《公家花园》、《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不同，前面的作品我看到的是作为历史遗迹的复活，虽然这其中有历史，但显然您更关注历史在这些建筑上留下的痕迹。可这部《红颜遗事》中的视角有了很大不同，我边读边想，那里的每一个建筑，每一条路都这么有意思，都有人的气息，那种挣扎着拼命活下去的气息，活生生的血的气息，跟着姚姚，我们亲历了文革中的荒诞，既黑暗又明亮的一瞬又一瞬，她的恋爱看起来真的很明亮，但那个时代却是如此荒谬。难以忘怀的还有姚姚就读的音乐学院里的接二连三的死亡，上官云珠跳楼后的一些细节，菜市场人们去买菜，如何看到她的血迹，荒诞，血腥，触目惊心。还有那个普希金雕像前母女俩的最后相见等等。您把她生活中同学和朋友的谈话插入进来的方法我特别认同，大人们说起文革时小孩子的一再反感，“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这是对真实的现实气息的聚拢，众声喧哗使这部作品具有魅力，而不只是那些悄然存在的地址和那些发生过的故事。

　　我以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在于人与都市关系、文学表达与非虚构事件之间关系的恰切结合。另外，我在其中读到了您对文革的理解和认知，——因为有一种深刻的人与历史，人与文革的理解，作品中的很多细节都能深入人心，卓有意味。虽说这书名看起来是传奇性的，我一再被它迷惑，但整部书读来是反传奇的、反风花雪月的，尤其是增订本里加了灯灯和凯凯的讲述后，那种真实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读这部书和读其它的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它完全不是报告文学、纪实作品，也比一般的小说更具感染力和带入感。我觉得是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个女孩子是矛盾的，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好孩子”，但她身上的确有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旺盛又与当时人们对她的非议相冲撞，这种冲撞在读者看来特别有吸引力。这不是被裁剪过的叙述，它尽可能地在接近真相。这种努力也传达给了读者。您说您是被故事牵着走的，但我觉得你还是具有自己的视点。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这部优秀的非虚构文本。

　　您来信中的第三个问题，提到了非虚构里的变形。是的，我也有此认识。只有有能力对作为表象的现实进行“变形”的作家，才是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非虚构不是现实的照相机，摄相机，即使是摄影、摄像者，也是有自己的视点的，我私下里认为，每一部非虚构作品都是变形的。毕竟，作为叙述人的看和书写是意味深长的行为，它经过观看主体的过滤、吸收、删减。谁在看，以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视角写，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述，对文本呈现的风景都起着决定作用。在您读过的那个《关于非虚构》谈话中，我谈过我读的两部作品，《冷血》和《地下》。读完这两部作品我的问题是，他们笔下的世界很真实，比我看到的更深入，更有启发性。另外，我也读过德波顿的《机场》，他的飞机场和我们的通常理解也不一样。那么，这些作家是如何做到的？还是理解力，是对世界、对人的理解和洞察力。《上海的红颜遗事》之优秀就在于作为叙述人的理解，您的笔贴住了姚姚这个人的心，您对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内心的理解、洞察和疼惜使这部作品既有感染力又不煽情，不越界。在我读过的这些上海叙事中，这部作品让我读到了上海内在的灵魂，——这个城市内在地渴望艺术、渴望美、渴望尊严、渴望自由，即使是在那么严酷的岁月。

　　另外，我注意到这部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出场，你会随时说一个人对她的看法，中间夹杂您对这个事件的认识。这是多种声音并置在一起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这使整部作品虽然看起来统一，但也有分裂之处，但越是分裂我觉得越有吸引力，正如我们生活中对一个有光泽的人的看法常常是多方面的一样，当您还原人们对她的各种理解时，也体现了非虚构文体的开放和包容。这也是有别于传统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地方，也体现作家对这种文体的认识。

　　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位女性，她的叙事特点是否有助于她完成非虚构这样的文体。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当下关注社会热点的非虚构文本中，女作家对细节的重视、个人情感的投入和喜欢以个人立场观察世界都是优长。在您的写作中，我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您和访问对象的交流、您对写作对象的体贴都让人难忘。另外，我对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的细节，特别是繁复的、细密的、斑驳的细节的铺陈印象深刻，这样的细节讲述与细密斑驳的上海历史和复杂人物命运是相契的。我不知道您是否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但它的确成为了您的非虚构写作的一个明显特征。

　　（2012年6月4日）

　　陈丹燕：

　　在中国这样变化剧烈的国家，似乎人们对真实的需求和消费大大超过了对文学传统技巧的欣赏。人们对虚构的热情渐渐消退了，它渐渐成为古董了。

　　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因为热爱文字和文学本身的结构魅力的作家来说，却是并不容易的事情。我想说的是，非虚构文体的应用，在我，是为了寻找一个虚构强大传统下，作为今天的一个作家可以为文字奉献自己智慧的地方。我在梵蒂冈的西斯廷小教堂仰望米开朗琪罗壁画时，理解了为什么西班牙的格里克仍旧画同样的题材，但却不得不走向对光影与变形的追究。因为对艺术家来说，表现事件终于是为了“如何表达”服务的。

　　所以我以为，非虚构的文体，是由于表达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一个成熟的文体，它不是对真相的保证，而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艺术的表达。非虚构文体对真相的运用，并不是贩卖它的真实感，而是用它天然的真实感来结构作品。

　　中国如今的问题，常常在于作家被各种骇人的真相包围，在技巧上回落到戏曲时代的故事性，技巧的失去，就像好的工匠的失去一样可怕。我其实想找到一种保留真相的魅力，但表达的工具却是崭新的一种，就像美国绘画中的照相现实主义里面，对照相术的微妙变化，照片上生硬的实物经过人心灵的描摹后，终于变成了柔软而意味深长的东西。这种微妙变化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恍惚感，就是艺术的感染力，而不是史实的感染力。

　　真相其实都是细小的，局限的，就像你说到的《上海的红颜遗事》那样，需要各个个体的角度出来的无限真相的连接，才能大致看到带有许多真空地带的真相。连接带来的隐喻和留白，这里是艺术和结构。

　　《外滩，影像与传奇》我写了两遍，第一遍真的就是迷失在史实与文学的边界中了。如果写史实，我做的都是历史学家做的考证工作，但终于不是一个作家应该对待史实的表达。由于完全是自己在摸索，连讨论的人都找不到，所以过程非常缓慢和波折。所以，我非常高兴认识了你。

　　我想说的是，非虚构文体是一种文学形式，它关心的人在事件中的命运，并不是宏大叙事和政治化的表达，我宁可说它的发端是《追忆似水年华》，《驼背小人》，《肉桂色铺子》，它命名在《冷血》，它壮大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它丰富在《情人》和《琴声如诉》以及《法兰西组曲》。

　　对我来说，要是不写上海故事，我还真的不能找到这种表现形式。上海的故事，光是文字来表达，都不足以为它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背景，这与人们对它认识的多元，以及它本身历史的片段性、传奇性都有关系，它就是一个被争论的点。因此，非虚构的要素是上海故事的基础。它似是而非的历史谜团，和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不同的社会背景，都是需要田野调查和史实认定才能做的，所以我加上了图片的部分。到现在，上海故事的最后一本《成为和平饭店》完成，一共六本，包括《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外滩，影像与传奇》，《公家花园》，《和平饭店》，与其说我想追寻上海的精神，不如说我想尝试如何来表达这个奇特的城市，说得更女性化一些，就是我想要知道自己身处怎样一个地方，我只想完完全全地认识我周遭的几条街道，几个人而已。

　　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良好评价，从写下《上海风花雪月》里的第一篇小文，拍下第一张照片的1992年开始，到这个五月，为《和平饭店》写下最后一个句号，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呀！《上海的风花雪月》出版之际，编辑要在书后面为图书馆系统做分类，她电话我，问怎么归类，当时，中国的图书馆系统还没有“非虚构”这个分类。

　　我从写散文开始，那时我想我没有写非虚构的小说形象的能力。然后是写传记，加上去文学性的描写，隐喻，烘托，再尝试《外滩，影像与传奇》里的小说片段，再是《公家花园》里的用地点来连接的人物，真实人物的变形，最后再是《和平饭店》，我称它为长篇小说了，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人物在真实的事件与场景里融合，历史情形再现与意识里的现实交错，文学手段打开了真实的局限，天地刹那广阔起来。

　　我非常喜欢你说的，沟通人们共有的基本的情感，让读者进入一个带着普世价值，或者说普世想象的世界。我想，这是文学激起的共鸣，而不仅仅是真相的私密性引起的窥视欲望。

　　张莉，谢谢你花时间读书，并花时间写下这些与我讨论，你要知道，这样的讨论对我来说是多么好。

　　这几天我要准备周六的一个15个《timeout》读者的外滩之旅，是一个写外滩的作家导引的读者的二小时实地读书活动，这家英国杂志在许多大城市都做这样的作家之旅活动，我在伦敦参加过狄更斯之旅。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六本书的最好的庆祝。等下个星期，我来回应你信的下半部分，非虚构文体里的人物及变形。这些讨论真好。

　　（2012年6月4日）

　　陈丹燕：

　　张莉，今天想讨论的是你说的女性作家与非虚构体文体的写作关联。

　　你说，“不断的思考中，我逐渐发现非虚构文体与女性作家之间有某种奇妙的关系。近半年多以来，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写一篇关于非虚构与女性写作关系的论文，当然，主要是以《人民文学》的栏目为中心的，我关注的是为什么是一批女作家成为这个栏目的主要写作力量，为什么往往是非虚构女性写作文本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我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文体的问题，在我来说，写作开始，全身心投入，仿佛与心中浮动的故事搏斗，要抓住它，完全不能分身想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所以，当时所有的感官都在文字中，而不在身体上。

　　但是我可以说我这样一个在风格上应该性别特征明显的女作家，如何选择用非虚构体写作，一方面，是上海故事的特征，使用这种文体最为恰当，另一方面，这个非虚构，在我来说有文学立场的支持。

　　我要把中国纪实文学中的政治视野转移，非虚构体有非政治视野，重视事实本身的特征，这与我对文学的理解非常一致。成熟的非虚构体表达的是文学的人生和社会故事，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宏大叙事毫无干系，这也正是中国八十年代非常热烈的纪实文学中的宏大相对而生，同样是对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的表现，但里面却有目的上的微妙不同，非虚构体更纯正的文学性，正是我追求的。

　　第二，非虚构体有对人物内心世界出于真实但更广阔结实的关注与表现，它能使用各种文学手段凸现人物的内在，不会像纪实文学那样粗糙。纪实文学也有人物，但无细节，无文学性。我选择非虚构体的写作，并不想用真相来吸引读者的好奇心，而是想要寻找一条更接近真实的文学形象的道路。这不是报道，而是一种艺术。

　　说过了我理解的非虚构体与纪实文学之间的不同，其实，它与传统的虚构体写作当然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文体脱胎于虚构体的文学创作，但它能脱胎出来，说明它的确有些不同。我理解的不同，在于它是非书房中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田野调查，这点与做学问相同。所以，它是非主题先行的。对于故事来说，你可以感叹，可以有启发，可以做社会学分析，可以惊叹人物的命运，却不可预设，不可诗言志。我非常喜欢它的这种对生活本身的尊重。

　　我喜欢它的低姿态，在这种写作中，要先敬命运，再敬读者。写作者在这两座山峰之间，只是一条连接的桥梁。也许这是女性这个性别对生活的态度。第一不指点江山，第二不激扬文字。但这里面有真实存在，并恰如其分地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和宽容体谅。这可是女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带来的？我还真不知道。或者你想说，这是女性对隐私和细节天生的注意带来的？好像八卦别人的时候，头一句总是，“我告诉你，这可是真的！”非常兴致勃勃。

　　（2012年6月7日）

　　张 莉：

　　丹燕老师你好。

　　您说起关于自己为何要写非虚构使我很感兴趣。您说的这些“所以我以为，非虚构的文体是由于表达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一个成熟的文体，它不是对真相的保证，而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艺术的表达。非虚构文体对真相的运用，并不是贩卖它的真实感，而是用它天然的真实感来结构作品。”这一点很有启发性。

　　我以前反对说非虚构是一种照相术，不过，你的说法让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中国如今的问题，常常在于作家被各种骇人的真相包围，在技巧上回落到戏曲时代的故事性，我其实想找到一种保留真相的魅力，但表达的工具却是崭新的一种，就像美国绘画中的照相现实主义里面，对照相术的微妙变化，照片上生硬的实物变成经过人心灵的描摹后柔软而意味深长的东西。这种微妙变化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恍惚感，就是艺术的感染力，而不是史实的感染力。”

　　我以前在文章中提到过，觉得非虚构应该是“放大镜”和显微镜，应该是现实的变形。今天我也有这样的观点，但我认为您说的这种“照相术”也是有道理的，作为艺术的照相我觉得是对的。我反对那种浅表的记录，我觉得是写作者偷懒的表现，不深入、不细微、把真写成假的，是很多打着非虚构的幌子的作品的共性，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很多非虚构作品让人不满足之处。即艺术感不够，只注意抓眼球。

　　您认为非虚构不“贩卖真实”，但我觉得“确有其事”和“确有其人”是对非虚构写作的保证。在张爱玲小说里，不一定是确有其人和确有其事的，我们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上海的气息，但很难从历史的真相去考量，她的作品首先不是因为真实而打动人心。

　　但《上海的红颜遗事》中，我们看到了某种细微的真相，这些真空地带的真相令人震撼，这是属于非虚构作品的魅力。这样的魅力首先是被“确有其人”成就的。非虚构跟真实有密切关系，后者是前者能成功的保证。但是真实和真实是不同的，我喜欢《地下》和《冷血》，就是它比我们感受到的真实更为真实，它使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真实，可以打开我们理解世界的角度。就《上海的红颜遗事》而言，当读者被某种疼痛纠缠时，她宁愿这是小说家的虚构而不是现实中实有其人。

　　好的非虚构是真实性与艺术审美趣味的完美结合，二者同等重要，非虚构一定得是戴着“真实”这个镣铐在跳舞，在主干成份它是不能虚构的，否则它与虚构文学的差异在哪里？非虚构文体一再要强调真实，好的非虚构文本甚至对真实的追求到了“科学”和“严密”的地步。是否取材真实是非虚构与虚构之间最大的不同。当然，在今天，尤其强调它是需要技术的，它不是什么人都能拿起笔就能写好的，它要求作家具有卓尔不凡的表达力。当然，您说“非虚构体更纯正的文学性，正是我追求的”也是对的。

　　第二封信您提到说女性这个性别对细节和隐私的关注，我觉得很对啊。女作家的非虚构受欢迎，我觉得是女性作为艺术家的那些优点可以在非虚构文体中获得了恰如其分的运用。比如她们强调个人经验，尤其习惯于从“家庭”立场考虑问题。这似乎是男女性别差异使然，男性惯于关注“国家大事”，喜欢从“宏观角度”讨论问题，他们也往往会将家庭与国家问题分为“家事”与“国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女性则不同，她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分类，无论何种问题，她们都喜欢从家庭、个人角度理解，即往往从最细微处感觉世界，这是女性面对世界的独特之处。因而，女性眼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并非截然分明。一如在上面我提到的这几个非虚构文本中，也包括您的作品，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您的每一部非虚构作品都习惯于从家庭内部的讲述开始，从人物的家庭关注开始，我觉得这是您，也是诸多敏锐的女性书写者理解“问题”的前提，她们几乎都能本能地采用“家庭”视点。当我们对人的理解转化为“社会人”的理解，将男人与女人转化为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的理解时，这是对最基本的、超越政治、阶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的关注。这也是这些作品具有内在品相的重要原因，而这个原因，是很多研究者所未能认知的。这也是您的非虚构作品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

　　我提到的女性与非虚构之间的联系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整体而言，我认为，女性进入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是独特的，她们更信任连绵的、情感的、直接的体验和感受的体现，她们认识到这些特点往往能帮助女性作家超越民族国家、政治身份、阶级立场等壁垒森严的框架，接触到事物更为核心的部分。世界和历史在这些女作家眼里不是被作为观察对象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体验对象。她们珍视她们面对世界时的敏感和疼痛感，——很多非虚构女性写作文本的写作经验表明，敏感、细腻、强调内心感受和直接经验、强调情感和细节并不是女性写作的缺点，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则恰恰是其优长。当然，有艺术感的女作家也通常不会“煞有介事”，即使她要表达一种深刻的、宏大的主题，但她也喜欢从细微的、细小的部分开始，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本领。呵呵，恐怕正是因为有了对上海的热爱，有了不辞辛苦的田野调查，因为有了对人物和对象的感同身受，因为有了对艺术性的追求，才使得陈丹燕的上海故事别有特质吧？

　　最近这几天有些忙碌，不过，和丹燕老师讨论非虚构却是快乐的，我意识到，一位作家和一位研究者对于一个问题的进入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时候甚至是两个方向，比如我发现，您喜欢从创作初衷谈起，而我则更愿意从创作的果实和阅读感受说起。不过，我还是蛮喜欢这种不同，不同才最有意思，对吗？

　　（2012年6月12日）

　　陈丹燕：

　　张莉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你说得对，我们两个人进入同一问题的角度有不同，但我觉得这样非常自然，我是个作家，当然从自己的创作初衷出发，你是研究者，当然从阅读效果出发，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角度，很好。然后再交集，才是真实的交流和喜悦。

　　我很喜欢你的认真，想必你是个很热爱文学研究的人。

　　关于照相术，我想我们的想法一致，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大家认同的词来界定我们说的同一桩事情。非虚构文体与深度新闻报道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油画中的照相现实主义，另一个是新闻照片，我想这是本质区别。所以，一个是艺术的真实，另一个是机器的真实。

　　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看上去有点赌气：真实不是创作能力有问题时的遮羞布。其实你想想，你对虚构这个文体的不喜爱，不尊重，许多也是来自于那些虚构能力不强的作家，仗着虚构的幌子乱编故事。这与非虚构文体以真实为幌子，道理一样。只要是艺术创作，都是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这是合理制约。虚构有虚构的规则，非虚构有非虚构的规则，你是评论家，自然对粗制滥造要愤怒。其实我也是赌气的，是因为不喜欢与缺少见识为伍。

　　所以，非虚构文体的“确有其事”，是用真实做底子与命脉，但并不是事实的呈报，而是变形过以凸显事实中的命运感的艺术创作。我似乎没有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想法，这种说法不精准，但我想你明白我在说什么。记者做到真相呈现，他的工作就结束了，而作家，必是要用追寻来的真相做些事情，来凸显命运的。在写《外滩，影像与传奇》的时候，我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要是不能分清我的身份是记者，是历史学家，还是作家，我就不能工作。

　　后来，还是去读了一本《照片》，厚厚八百多页，才找到一点模糊的感觉。很奇怪的是，我在写非虚构文体的时候，很难在文学书中找到解决自己疑惑的灵感，却每每得益于西方绘画与摄影的历史演变。期间我在美国，去了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演讲，然后去参观了圣路易斯的美术馆，那天正在展出最初的照片，一张张都拍得好像油画，又是用的玻璃显影，所以成像模糊些，每一张，都充满了艺术作品才有的故事性、暗示性和辽远。我记得我和裘小龙一起去看的，我们是大学时代的多年好友，我开始对他说非虚构应该是这样的，他大概搞不清我到底在说什么，只是一味支持。

　　这个大概，就是只用真实的细节与材料，但要记得自己从中探索到的命运痕迹与真相背后蕴藏着的意义。

　　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充满了感情与命运真实走过之后留下来的辽远感觉。

　　即使是用所有真实的细节来堆砌还原真相，它的运用里面，已经饱含了作者的感觉，变形后，那些被众多真相遮掩的东西便凸显了。在《上海的红颜遗事》里，姚姚所有的故事进展全是用别人的回忆完成的，所有细节都有出处，也就是所有的细节和情节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只为了把故事讲下去，让这么多真人来为我的故事背书，而是为了在这些真人的回忆中烘托出姚姚这样的命运，这样的人，一个死去多年的人要活在这样多的人记忆里，也要活在被湮没的历史里。的确，这个形象是有所突出的。

　　一个最后被社会说，没有为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的人。呜呼哀哉。写完以后，我直病了两个月不止，心中甚是不能平。

　　但是在《成为和平饭店》里，形象也都是真的，但都变了形。我想要试试，用这更多的变形，把形象符号化一些，是不是能更突出地点与事件。这次，书中的主角不是人物，而是和平饭店。我写《公家花园》时，把那地方的历史事件当成重点，人物故事都为它自身的故事进程服务。这次也有点这个意思，但似乎更当心人物形象的分寸。似乎非虚构文体中，事件总是占了不能忽视的位置，远远大于虚构体，所以，说它不是照相术，但总是有那么点影子在。

　　不知你读后如何想这个作品？真想知道。

　　非虚构文体，文字的文学化是最必须，而且好做的一步。第二步，是结构。结构可以跟着作者走以加强它的叙事趣味和多重角度，保证它的丰富性。第三步，真的就涉及到人物形象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最难的。要是没经历过姚姚这个形象，我绝不能走到和平饭店的这些变过形的人物形象，但也不能说，它们如今比姚姚这个靠细节垒起来的形象更完美，它们如今是另一种可能性，每一本书都在尝试，所以都是吃不准的。这样的人物形象当然也有材料上的缺陷，不是那么多人都喜欢你的书中赤裸裸地写他们的，技术上的变形也是一宗。

　　这才是最重的镣铐。

　　还想再说一遍，我很高兴和你这样笔谈，我自己也搞清楚了许多自己的想法。

　　（2012年6月13日）

　　张 莉：

　　丹燕老师您好。上封信已收到，关于照相术的意思我已明白，我想我们的看法并不相悖。

　　您说期待我对《和平饭店》的看法，昨天我已集中时间拜读。您仿佛有说不完的上海故事，您的创作力真是丰沛，这可真让人羡慕！

　　您在信中多次提到小说的结构，想必很花心思，《和平饭店》有与《外滩》、《公家花园》一以贯之的东西，很强烈。不过，关于这小说的结构我自己是说不上什么的，毕竟人物是虚构的，虽然地名是真实的，但依然得叫小说吧？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界定。我想到，比如张爱玲小说中的浅水湾，和您小说中的和平饭店的作用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说，您的《和平饭店》很像一种“地理小说”，不知道您认不认可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它是成立的。虽然它也写人，但更重要的，给我脑海里强劲印迹的却是那座上海滩的饭店，这感觉真是古怪，但恐怕也是您的追求吧？

　　小说里一些段落着实让我震惊，比如夏工之回忆父亲将金条交公，比如荣毅仁的决定等等。写得好，有力，直接锲入了历史的深部。读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您将这个故事一直往下走会怎样呢？如果这些人物全都是真实的又会怎样？如果像写姚姚那样写这夏家的某个人，一定会更震撼，不过，挖掘出这样的故事恐怕也比较难吧。

　　人物为什么要虚构和变形呢？为什么不坚持写非虚构呢，我不是特别理解您的这种变形方法。是有意的还是不得不呢？

　　不过，小说读来还是蛮有兴味的。事实上，我也对阿四，以及小说中那位领养的中国孩子偷勺子的段落，以及最后私人生活那部分印象深刻。这些细节使我意识到您是一位擅长以细节进入人物的作家，事实上，您也以这样的方式结构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上海，进而重新使读者想象那个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不过，我对您说不想追求典型意义上的故事和人物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些细节之间不具备必然的联系，或者联系也没那么紧密吧。但自有属于您的特点，有意思。

　　我觉得您已经系统地完成了属于您的关于上海的书写，一部比一部成熟，这种勤奋和绵密的写作令人吃惊，加上您在信中的不断阐释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看法，我觉得您已经形成了独属于您个人的非虚构方式，那种以地名为主要写作对象，将人事与景致进行尽可能贴合的努力。最终成为有“人”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书写，正如《和平饭店》传达的，饭店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的回忆又是饭店的回忆。

　　老实说，如果是前三年，或者更早，我对这些关于上海的怀旧作品的印象不会特别深刻，也不特别认同那些老上海人的“风花雪月”。可能那时候我年轻吧，我受到了某种阶级立场或者是某种研究方法的熏陶吧，觉得这些人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可是，今天，我每每读到这些文字，感觉很不一样，也很受触动。——人身上被人为刻划上的那些伤痛，不能因为它属于哪个阶级或不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就排斥，这并不是一个理智的理解世界的角度。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人的权力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受到侵蚀。那些关于人如何受伤，人如何追忆，人如何借助地理景致唤回昔日的努力应该受到重视。从这个角度上讲，《和平饭店》表现的关于“和平饭店”记忆的多样性是有价值的，所有关于上海的那些叙述是值得保留的。

　　（2012年6月14日）

　　陈丹燕：

　　张莉你好。

　　你的提问，“和平饭店的写法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为之”倒是让我想了多时，我想，它是不得已为之。接着，我想到，其实我的上海的六本书，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不是不得已，而是，我不得不选择对我手里的故事与素材最合适的方式来呈现。

　　和平饭店是非虚构体的上海故事的最后一本书，它的困难在于我手里的故事不合适像《上海的风花雪月》那样更接近散文的写法，也不合适像《上海的金枝玉叶》那样以照片说明为基础的写法，当然也不合适像《上海的红颜遗事》这样以一个人物的周围人的回忆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的写法，《成为和平饭店》是一个以一栋建筑的一生为线索的非虚构文体，我称它是非虚构，因为它的故事的细节与史实都是真实的，虚构的人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真实素材之间过渡的粘合剂，就像砖头与砖头之间需要水泥来接缝。我想请你看看它的清样，就是想要与你探讨，在这样的写作宗旨下，虚构部分的加入，它已经不是传统虚构的目的，而是非虚构文体里的文学性的那部分，或者说一种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虚构小说的小说部分，这样的尝试是否可以为非虚构的问题开拓更多的疆域。

　　在我自己的实践中，我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写的算是什么文体，只是知道这样的写法，是最适合我手里的故事的。

　　和平饭店是群像，它的主角，是一栋建筑。是上海最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充满回忆与感情，以及历史遗痕的建筑。将它当成一个人物来描绘，在传统的虚构小说里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在非虚构文体里，由于这个文体脱胎前的新闻性和相对严肃的面貌，让这项任务有可能。这是我想尝试的。这种尝试应该说从《外滩，影像与传奇》的时候就开始，我想要将外滩的堤岸一带当成一个人物来描写，那本书里，承接了《上海风花雪月》里的散文性，《成为和平饭店》里的小说性刚刚开始。也许这也是你所命名的地理小说的意思。

　　我没有想将和平饭店再写成一个人物的历史，而是想要将它写成一栋建筑的历史，这大概只能由非虚构文体来完成。

　　第二点它的不得已，是非虚构文体天然的对隐私的侵犯性一直让我有所顾忌，这种顾忌其实也来源于作家的怜悯心。我理解将个人的私生活和内心世界在真实的地理环境下暴露于大众面前，对绝大多数人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之下，真实人物不由自主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在言行甚至回忆之中。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都有明确的职责，作家却是始终可以合法剪裁的，剪裁的过程就是形象变形的过程，也是艺术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非虚构文体中始终是存在的。

　　我面对的，其实是经过人物感情洗刷过的事实，再经过了我的表达。这个故事里人物众多，众说纷纭，比姚姚一个人物的故事，更难以勘察到真相并还原，而且，对一个建筑来说，并不需要，所以，我想让人物变形，让他的面目更模糊，一部分是技巧性地避免不快在现实中发生，另有一部分是想不要让人物的光芒强过建筑。我很想知道，在你的原则里，你觉得这是对非虚构体的伤害呢，还是一种出路？

　　（2012年6月20日）

　　张 莉：

　　丹燕老师，来信收到。我记得您有一次写信说过你把《和平饭店》叫“小说”，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但新小说是否能叫“非虚构小说”呢？我觉得值得商榷处甚多。

　　所谓非虚构小说，我理解是对一些真人真事进行了有限度的裁剪，也有考虑到隐私问题的顾虑，所以将人名隐去，但事儿确实是真的，来龙去脉都是真的。比如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拆楼记》就被命名为“非虚构”，我认为之所以这样做，编者和作者都是考虑到这个事件的敏感性，才故意隐去了真实地名和人名的。

　　您在信中说：“《成为和平饭店》是一个以一栋建筑的一生为线索的非虚构文体，我称它是非虚构，因为它的故事的细节与史实都是真实的，虚构的人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真实素材之间过渡的粘合剂，就像砖头与砖头之间需要水泥来接缝。我想请你看看它的清样，就是想要与你探讨，在这样的写作宗旨下，虚构部分的加入，它已经不是传统虚构的目的，而是非虚构文体里的文学性的那部分，或者说一种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虚构小说的小说部分，这样的尝试是否可以为非虚构的问题开拓更多的疆域。”

　　在您庞大的非虚构作品中，我了解您一直在寻找变化，而目前这种变化是否是非虚构文体的出路，我没有能力判断，我在一些作品里看得到，但这部作品我看不清。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它的探索是否有价值才会清晰，我只能这样说，非常抱歉，我的理解力有限。

　　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非虚构的“限度”，它的“真实性”，这是我个人判断是否非虚构的重要标准。那么，在大作《和平饭店》中，历史学家夫妻二人的性生活的描写其实是对“非虚构”的颠覆，我相信您的创作初衷是立意写非虚构作品，也并不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您做过那么多的调查、采访和口述实录，可是，即使标明这是非虚构小说，我恐怕读者也很难相信这是“非虚构”，——因为这些场景是没可能由本人叙述的，作家何以晓得？

　　读者阅读作品时是有个人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他不是被动的。如果文本与他的阅读习惯构成很强烈的挑战，可能他也会表示反抗。我在阅读非虚构文体时其实也有个基本认识。小说最后一部分夫妇二人在和平饭店的“性的细节”的出现意味着这部作品的“非虚构”特征在读者那里会一点点消失，读者会确认，这是小说，是演绎，是文学叙述。作为一位普通读者，我看到这些细腻的叙述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美好的“虚构”行为达到的。

　　还是那句话吧，非虚构当然需要文学的演绎和变形，但它是有限度的、有限制，文学手段的运用在非虚构文本中一定是有节制的、被限定，尤其是当那些虚构的细节成为文本中的骨骼和血肉，散发出光泽时，我们应该管这样的文字叫虚构文学更合适。那么，当虚构在文本中占大多数时候时，非虚构的特色自然会减弱。看电影时，我们知道常常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改编等，作为读者，我感觉《和平饭店》更接近于这样的创作地带。

　　您说“在我自己的实践中，我常常都不知道自己写的算是什么文体，只是知道这样的写法，是最适合我手里的故事的。”我相信。您的这些话让我想到现代女作家萧红，萧红的《呼兰河传》。几乎所有读者都意识到，这部作品中的地名是真实的，街道结构是真实的，甚至很多人物也是各有原型，但几乎没有人将之视为“非虚构”。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她作品里的艺术光芒，那些光芒使我们已无意纠缠是真是假，而更在意美在哪里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之处，放在哪个地带更合适，需要看文学演绎的程度如何吧。《小团圆》无论多少次被确认与张爱玲的身世相近，但没有人敢给它贴非虚构的标签，这是这部作品的艺术处理方式和读者的审美感受决定的。

　　萧红本人也有您类似的说法。她写完《呼兰河传》前两章后给她的朋友看，想听听意见。她的朋友为难地告诉她说不知道这叫小说还是叫散文，萧红说，我不管它叫什么，我只想写得好。当然，她也有另外一段关于小说的说法，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就有各种各样的写法。

　　我的意思是，这部作品叫小说也好，叫非虚构作品也罢，能影响您的上海故事的建构么，恐怕不能。将关于上海的故事写到这个份儿上，《和平饭店》叫什么对您来说似乎已经没那么重要。

　　如果您坚持认为《和平饭店》就是您关于非虚构的尝试，那么，这就是作家自己对文体的认知。作为读者和批评家应该尊重。有时候，我会反省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我发现我有时候视野是狭窄的，性子有时也甚至是固执到愚蠢，一如我对非虚构的理解。但是，好在，我是否认为这部小说是非虚构其实对您的创作也没那么重要吧，呵呵，最重要的是，您又有一部新作品问世了，值得庆贺。

　　（2012年6月21日）

　　陈丹燕：

　　张莉，你好。

　　读了你的回复，谢谢你认真的讨论。我会仔细想一下。诚然，你说的对，故事总是要找到它最合适呈现的形式才好，比如萧红。我觉得自己写作到现在，最有心得的一点，就是一个作家如果要终生写作的话，大概只能写自己有感情的，和自己的故事最合适的，人最终是要顺应自己的天命，不可取巧。

　　现在我自己也很好奇，到底我的笔要往哪里去，我的故事到底适合怎样的形式来表达。就像一只脚需要它最合适的鞋子，所以，每次买鞋都需要试试看。

　　我其实对摄影术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在我整个少年时代，最好的玩具其实就是照相与暗房，所以我的写作与暗房里看着相纸在显影液中渐渐呈现出影像的过程，有种明显的联系。似乎这是设计好的，却又像是即兴的，被事实左右着的。在我的知识结构中，始终觉得照相机的镜头与放像机的投影，就是我写作时的一种状态。事实有种奇异的能力左右写作，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完美地、细微地呈现一孔之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其实是有百相，有无限的，曲折的，甚至自身矛盾的真相的，一孔之现实，就是变形过的事实。

　　所以说，非虚构的文体在表现形式上，与超现实的文体可能是最为接近与匹配的。

　　你所说的部分，关于历史学家夫妇的私人生活的部分，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是把它当成象征的部分来写的，一个疲弱的阳痿的上海史专家，是上海人对这栋建筑的亦幻亦真的核心关系。也许它是虚构的，但问题是，将它放在真实的环境中它是否是匹配的？我并不想遵循划定的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我只想为自己的故事寻找足够的疆域。

　　也许它不成功，唉。

　　看到对你的访问，我只是非常庆幸自己瞎子摸象，却找到一个能从文本自身来评论文学作品的人，如果你写过小说，一定对写作有过热爱，而且有切身的体会，这点其实对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都是基本素养，却是难能可贵。

　　曹元勇有个提议，他问我与你沟通的情况是否顺畅，他说如果顺畅的话，可以请你一起参与夏天上海书展的新书发布。其实我也很希望能有机会谈话，这样可以更顺畅些。如果你也觉得不错，我们商量一下这件事？

　　（2012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