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世说新语》的研究，大多是从历史文化、语言修辞或人物形象分析的角度进行的。但《世说新语》还具有极高的哲学和美学价值，以《世说新语》为背景，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的理念，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对魏晋时期文学接受状况进行考察研究将非常有价值，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使我们更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文学接受的特点及发展规律。

　　在魏晋这极黑暗、动荡的年代里，艺术成就依旧灿烂，《世说新语》提供了建安文学、正始文学、西晋文学及东晋文学等诸多文学家的言行、著作及思想情况，其中不乏大量文学接受的资料出现。本文以《世说新语》为背景，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的理念，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以管窥豹，深入考察魏晋文学的接受状况。

魏晋时期的文化背景

魏晋时期虽然充满了战乱和分裂，但魏晋士人却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世说》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士人生活图卷。魏晋时期的文学接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魏晋时期，文学接受的主体是以士族为主的知识阶层。“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1]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日益丰富细腻，审美能力日渐提高。《任诞》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情深。’”[2]桓子野听到歌唱，便内心感动不能自已，这种对自然及生命的深情感触是他们进行文学接受的可贵心理素质。

　　文人们不止在一起进行创作，而且评赏切磋，极大地推动了文学接受的自觉。《赏誉》：“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3]重情尚文的风气与士族文人的优裕生活条件相结合，导致文学创作和欣赏成为士大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文人交游又成为这种活动的载体。《世说》中多有记载，如金谷宴集、兰亭聚会、二十四友等文人团体的交游活动。

　　以玄学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对士人的精神及文学活动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得鱼忘筌”的精神在文学接受上引导人们摆脱具体的感官刺激而去追求形神超越的境界。《文学》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4]魏晋人对清谈的欣赏已由闻言知意发展到赏言忘意了。他们能创作出“泠然若琴瑟”的美的言辞，也能自觉地欣赏这种言辞之美，《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5]这种形神超越，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玄学家所追求的。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对文学作品展开大量切磋研讨。《世说》中对魏晋时期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评论随处可见，其中包含了很多创作论思想，这不仅反映了创作的繁荣，而且适应了接受的需要。

　　如《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与刘勰《神思》篇“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讲的是一个意思。《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未若柳絮因风起。”[7]《文学》：“文帝尝令东阿王作诗……。”[8]都是讲诗中比喻的运用。《文学》：“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这话说明怎样写赋和其他作品。

　　《世说》中对作家及作品的评论，所运用的方法为后代的文学理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宝贵资料。

魏晋读者的期待视野

“文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活动，必须具备接受这一环节，否则创作的目的就无以真正实现，它们的关系犹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只是文学作品并不像一般的生产物那样因为使用、损耗而最终会被废弃掉”。[10]《世说》对魏晋时出现的一些文学形式及作品有很多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们期待视野的变化。

1.对笔记小说阅读的热情

《文学》：“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庐下赋》，甚有才情。”[11]裴启作《语林》，刚问世就被远近人们大为传颂。当时的风流少年无不传抄，人手一份。《语林》记述西汉、三国、晋的人物事迹、言行，是古代一种笔记小说。唐人修《晋书》，曾兼采《语林》、《世说新语》材料。可见这本书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从志人小说在当时的接受情况看，它们的编纂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人争着传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证。

2.玄学与艺术的结合

玄学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这种哲学精神对当时的文学批评与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魏晋士人常常将对人生的哲思渗透到对自然的欣赏和艺术批评与创作中。玄释合流，尤其给东晋玄言诗人的思想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东晋士人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没有采取老庄及阮籍、嵇康那样鄙弃功名、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追求“心隐”，只求生活的适意。于是游山玩水、赋诗饮酒、玄言清谈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玄言诗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东晋中期后，山水怡情成为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12]“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13]此时名僧亦多有浓烈的山水审美情趣。《言语》：“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一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14]东晋士人山水审美意识，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移情山水，把强烈的生命意识移植于山水之中。这一特点最集中的表现是前面提到的兰亭之会。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孙绰的《兰亭后序》中有充分的表现。

　　采用匹配后的数据和双重差分法对过境免签政策的入境旅游增长效应进行检验（表5），结果显示，平均处理效应为0.679，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即过境免签政策显著促进了北京入境旅游人次的增长，实施过境免签政策平均能使地区入境旅游人次增加0.679%。这一数值虽小，但显示出过境免签政策的有效性。这一结论与Song、Gartner和Tasci（2012）对中国签证政策的研究结果一致。采用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玄学的盛行可谓给魏晋士人们追求的虚静玄超的精神境界提供了理论支持。由于深处乱世，自身命运多舛，使得魏晋士人对艺术的追求更加强烈，他们把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作为其精神寄托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并经常将浓郁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哲思寄寓其中。玄言诗的优势正在于试图通过哲学与诗的联袂，以提高诗歌智慧的容量，从而提升其人生境界。在这种期待视野下，玄言诗广为接受。

　　可见，魏晋时期人们对玄学的推崇和在文学活动中的自觉运用，使得文学接受的思辨精神大大增强。

魏晋文学接受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着文学的自觉，以审美为核心的各种类型的接受活动不断成熟。同时接受活动与创作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1.休闲娱乐

文学接受在建安以后继续发展，各种文人集会层出不穷。例如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宴集、东晋王羲之诸贤的兰亭盛会、谢氏家族的“乌衣之游”，都是集娱乐、接受与创作为一体的文人欢会。

　　西晋士人“身名具泰”的人生理想，使他们把山水作为游乐的对象。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石崇和他的朋友们的金谷涧宴游，如《品藻》刘注引崇《金谷诗叙》：“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15]

　　“魏晋士人向内发现了独立的人格，发现了自我，而向外则发现了山水自然的美。自然的美一旦被发现，又反过来造就了审美的人。东晋士人的审美能力较之他们的前辈是更为敏锐、细腻了。”[16]《言语》：“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17]谢重终于体认到微云点缀较之澄碧万里的月色更美。东晋士人把强烈的生命意识移植于山水中，最集中的表现是兰亭之会，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35年）三月上旬，与会者42人，列坐于曲水之旁、流觞赋诗。这些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山水文学的接受。

　　另外，东晋南渡后，流行于江南的民歌开始成为接受对象。这种歌曲以表现男女之情为内容，曲调柔婉轻媚，很快受到士大夫的喜爱。《言语》：“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18]可知吴地民歌颇为人们所爱，但又被认为“妖而浮”而受到一部分正统士人的贬斥。此后，包括吴声、西曲在内的江南民歌流传益广，逐渐成为文人、贵族乃至宫廷的娱乐对象。

2.清赏品评

《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19]“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20]山水景物在这里已成为审美的对象，当人们也把审美的目光转向文学作品时，清赏品评式的接受就出现了。如《文学》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21]“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曰：‘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22]可见，赏评完全是一种审美过程，是对作品自身的审美体验。当然其中也不免融入了接受者个人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旨趣，如：“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吁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23]这里谢玄重艺术性，而谢安则以一个政治家的气度进行评定，真乃见仁见智。“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24]可见，清赏品评是一种鉴赏与阐释相结合的接受行为，接受者的审美期待视野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文坛领袖的评赏还往往影响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如《文学》：“左太冲作《三都赋》出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裣衽赞述焉。”[25]同篇还有庾亮称赏庾阐《杨都赋》，导致“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在鉴赏品评中，人们由具体作品的评赏发展到对作家创作的评价。如简文帝曾称赞许询：“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26]孙绰曾比较潘岳和陆机的创作：“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27]“潘文浅而静，陆文深而芜。”[28]这些都是上升到文学批评层次的自觉的文学接受行为。

3.家族教育

先秦两汉以培养政治伦理素质为目的的文化传承主要采用学校教育和经师传授的方式，魏晋以后，教育重点向文学修养转化。个人诵读与家族传习逐渐成为主要形式。在魏晋时期家庭性的文学修养教育和熏陶有其独有的特色。特别是一些具有文学传统的家族更注重对子弟的培养。如前面提到的“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的例子，还有“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女儿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似。’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29]这种语言运用能力的训练，发生在讲论文义之时，可知其侧重于文学方面的研习、切磋，是一种以提高文学素养为目的的接受行为。

　　魏晋时期的文学大族经常举行家族性聚会，在一起谈玄，非常讲究言辞技巧。他们或“悬河泻水，注而不竭”[30]，或“吐佳言如屑”，如：“裴散骑（遐）娶王太尉（衍）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象）在坐，挑与裴谈。子玄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甚微，四座咨嗟称快。”[31]清谈家们谈玄，往往在辨析玄理的同时，还十分注重谈吐言辞的声调之美。例如：“刘尹（惔）至王长史（溕）许清言，时苟子（溕子王修）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32]这些都显示了家族教育在文学接受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注释：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明诗》，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3][4][5][6][7][8][9][11][12][13][14][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张万起、刘尚慈译注：《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459、199、229、102、109、221、228、238、117、118、125、507、129、136、122、124、227、229、208、246、223、235、235、238、109、402、178、502页。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16]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