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流”被称做边远的地区，如《礼记·王制》：“千里之外，日采，日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流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刑法。流刑的名称历代不同，有“放”“迁”“徙”等。流刑刑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流宥五刑。”自北齐列为五刑之一，自北周开始流刑有了距离和时间的限制。流刑沿用至清，为维护封建统治起到重大作用(流刑在西欧的历史上也产生深远的影响)。流刑作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带有身心双重性质。其表现在文学形象中颇具浓厚的悲壮色彩。
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常常把主人公的流浪(流落、流离、流转、流徙、流放、流亡等)描写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状态。无论在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浪漫主义文学源头中都有因饥饿、陷害等而被迫逃亡流落在外的描写，如《诗经·大雅·召曼》：“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杰出的诗人所拥有的“独立不迁”的人格特征、“上下求索”的执着态度及其美学追求成为中国的文人乃至知识分子楷模，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唐代始中国文学进入了文人文学的历史阶段，文学流浪主题多以送别、羁旅、宦游、思归等方式体现，作者多以抒情主人公的地位出现。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赠汪伦》、杜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夜雨寄北》、张继《枫桥夜泊》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薛道衡《人日思归》、柳永《八声甘州》等。尽管流浪形态各异，但任何形式的流浪都带有流转各地、行踪不定之意味，都是以不愿离开，但又不能不离开熟悉的安定环境为前提的。江淹在《别赋》中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离情别绪的描写，刻画了各自的心理状态：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是已行子断肠，百感凄恻。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真可谓别情痛苦之深，非笔墨所能形容。《别赋》不愧为离别之绝唱，千古之畅文。
在整个唐代最具流浪精神的诗人当属诗圣杜甫(712－770)，杜甫的一生是在游历、避难和流寓中度过的。处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代，杜甫始终怀抱着忠君爱国、积极入世的态度，真诚地抒写着人生与现实，其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充满鲜明强烈的时代感，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精神特征并形成了现实主义诗人所独具的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杜甫称做官为家族的“素业”一一世代相袭的职业，入仕之初他就抱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从杜甫的作品总体上看，“致君尧舜上”不过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主要手段而已，其忠君思想的出发点是爱国爱民。杜甫的作品是乱离时世的悲歌。在人生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忆舍弟》、“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无疑是杜甫悲惨人生的写照，但诗人又能将其融入更多的历史内涵与社会价值。在《新婚别》中诗人杜甫以传统的“拟女性”新妇的口吻，曲折而深刻地抒写出生死离别的悲哀，但由于时局危迫，她却又抑制着内心的痛苦，勉励丈夫努力从军，从中不难看出杜甫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石壕吏》、《新安吏》、《垂老别》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作者忧国忧民所无法协调的内心痛苦。“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忧民”却不能因此而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杜甫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一沉郁顿挫诗风所蕴涵的无端忧愤是深广的，有如无边之落木、不尽之长江。忧国、忧民是杜甫作品情感的两极，作品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斗争中蕴涵着强大的情感张力，突显出作者内在的矛盾冲突。
宋代的柳永、苏轼、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他们的代表性词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流露出诗人主体强烈的流浪意识。柳永(987?－1053?)的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在《雨霖玲》(寒蝉妻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代表作中，诗人用艺术铺叙的方式开创性地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在离愁别恨的描写方面柳永更是注意对主体自我独特人生体验的挖掘。《乐章集》中六十余首羁旅行役词较为全面艺术地展现出柳永作为终日浪子一生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心酸、失意等复杂心态。柳永羁旅行役词中的抒情自我化对苏轼、李清照等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天才的文学巨匠、宋代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的苏轼(1037－1101)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并政绩卓著。苏轼在45岁那年遭遇“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诗人在去世前的自提画像中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提金山画像》)。苏轼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对自己的漂泊人生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感慨。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中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对生离死别透彻人生感悟做出了极具个性化的艺术表达。然而作为一代文学巨匠苏轼在苦难的人生面前总是表现出不向命运低头：勇敢、旷达地傲视苦难并超越苦难的态度。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所写下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别舍弟宗一》多为凄苦之音。苏轼被贬至惠州时作诗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际在常人那里很可能成为一场灾难，对豁达深邃超然的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丰厚的人生财富，在贬谪生涯中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诗人的情感波澜一直没有平息过，最终成就了一位泽被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坛巨星。如果说苏轼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流浪意味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一再贬谪，那么李清照(1084－1151?)作为婉约派的领袖其词作流浪意识无疑来自国破家亡。靖康之难后，李清照南渡不久心爱的丈夫病死，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当金兵南下，她又在浙东亲历变乱，生活颠破流离，历尽劫难和折磨。诗人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在《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中倾
述出夫亡家破、饱经忧患和乱离生活的哀愁。由于诗人审美心境的改变，其作品缺少了早年作品词境的欢愉与明快，增添了无尽的忧郁与凝重。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词创作和理论兼盛的巾帼俊杰，她在《词论》中以傲视群雄的姿态纵横当时词坛，作为一代文豪，她的横空出世使宋代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呈现出光芒的异彩。
从元代开始中国文学大致进入市民文学的历史阶段，元代由于民族融合的加速、都市的繁荣，以戏剧为主要文学样式的叙事文学兴盛，明清时期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得到飞速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呈现出与唐宋时期的文人文学不同的一些特征，但流浪主题在经典的杂剧、小说中时常有所表现……
在全球现代化体验的20世纪初，文学中的流浪主题又呈现新的时代特征。著名诗人、小说家苏曼殊(1884－1918)在其创作的自传性质的文言小说《断零鸿雁》(1916)中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三郎”的形象。在“三郎”的一生中同时面临着“三重门”的诱惑：国门、家门和佛门。这三重门似乎都为三郎开启了通往未来的人生路径，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实它们都不完美，三郎的一生希望中交织着失望，选择总是伴随着被迫的放弃。三重门其实没有门，对于三郎来说根本无法选择，三郎只能无奈地徘徊于国门、家门和佛门之间。三郎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明显带有全球化时代跨国“乡愁”的普遍情绪，当这种情绪被流浪诗人余光中在《乡愁》中通过“邮票”(母子异地)“船票”(夫妻异地)“坟墓”(生死异地)“海峡”(地理的历史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的时候，受到了现代人的广泛关注。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本事诗》之九)诗中充满张力的艺术形象所表达的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颇令浪迹天涯的游子余光中心动不已，无家可归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生存状态。在鲁迅、曹禺、萧红、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大师的文学创作中都带有流亡的悲凉意味。现代作家艾芜、郁达夫等作家借鉴于这一艺术风格，并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内涵。《南行记》中主人公的事迹是社会最底层人物为生存而对不满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原始抗争；《沉沦》中的“我”被扭曲变异的心态是当时中华民族受屈辱受压抑，而表现出的自卑懦弱心理的艺术缩影。《沉沦》中所刻画的现代人疏离现实无家可归的心灵体验，对新时期以来贾平凹的《废都》等文学创作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流浪是古老而久远的生存方式，流浪者身上又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在古代流浪多具有悲壮性质：一次完整的流浪往往需要流浪者倾注整个一生，因此中国文学中充满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等无限人生感叹。“故乡”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与“他乡“‘异乡”的含义对比中得以充分彰显。只有身处异乡，才会产生思乡之情；只有体验了异乡的种种不便，才会时时回忆起故乡的种种好处。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是无法理解那浓浓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一个人置身异乡，在开拓自己视野、不断地获取来自外在世界新鲜感的同时，正是以不断地丧失自己已有的熟悉感、亲切感、安全感、归属感为代价的。因此，一个喜欢置身异乡的诗人，往往是最擅长表现思乡之情的诗人，李白无疑是其最为杰出的代表。
故乡作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长眠于斯的父母之邦，来自故乡的召唤时时在浪迹天涯的游子的心灵深处回荡。当游子们流浪得太远、太久，身心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对他们来说，重返家园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离乡——返乡似乎成为一些作家共同的抒写模式，他们带着自己各自的童年美妙记忆，有意无意在文学中美化家乡这一最早的心灵栖居之所。
早在《诗经》中已经有不少“归乡”之作，诸如《采薇》《东山》等。如果说《采薇》《东山》等篇什更多的带有回家途中的想象色彩，那么汉代五言诗《从军行》“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更注意写实，主人公在流浪中度过大半生，重返故里一片荒芜，这使浪漫流浪人生充满无限悲凉的意味。唐代诗人李白在人生漂泊的旅途中虽然不时会有“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的意外收获，但终究发出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难》)的人生感叹。仕途一帆风顺的贺知章在《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中既抒发了久客伤老之情，又充满久别回乡的亲切感。柳宗元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洲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等诗中无不表达出诗人长期远贬异地抑郁心情，字里行间流露出贬谪后召回故里的渴羡之情。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李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郭沫若“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自从重见天光，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都不同程度体现出诗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其作品《帕特莫斯》中写道：“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拯救。……让我们以最忠诚的情感穿行其中，返回故园。”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追求表现在艺术中大多带有鲜明的家园乌托邦色彩，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构筑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
但是必须看到作家在作品中对故乡情感的表达往往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常常由于记忆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作家的情感会自觉不自觉的由记忆中的渴望向往转向现实的憎恨批判。著名诗人闻一多在《发现》中写道：“我来了，我喊一声，进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诗人逼真地传达了自己当初恨不得插双翅飞向祖国的的心情和切身感到的“一场空喜”的悲恸。在《死水》中诗人闻一多把自己的祖国做这样的描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冷峻之美的艺术风格中表达出诗人爱国主义基调下复杂的乡愁情绪。鲁迅在《故乡》中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
虽然流浪主题中所包含的“背井离乡——客居他乡——重返家园”模式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学流浪主题中所孕育的独特的民族内涵。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陆民族性和华夏文明农耕为本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民族共同心灵集体的无意识——安土重迁、衣锦还乡，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民族的人们这样怀恋故乡亲人、忧国忧民。中国人历来特别重视传统节目，诸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中国重大节日来临时都会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以至于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作者简介：
赵晓虎，男，辽宁大连人，文艺学硕士，副教授，工作单位鞍山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著有《文艺审美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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