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少康指出：“我们的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就是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批评中有关‘风骨的论述，来对‘风骨的具体含义作诠释，而较少从广阔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考察‘风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说，如果从纯粹理论批评的角度探讨“风骨”的内涵，是不会得到有价值的东西，而假如换一个思维(角度)可能会有新发现。笔者从张少康的反思中受到了启发：把对“风骨”的理解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中去进行或许是可行的。
必须承认，刘勰的“风骨”说，固然是受到了当时人物品鉴的影响而提出的文学理论，但是，仅仅以此去解读“风骨”，还远远不够。人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一种文学主张的形成，既受制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受到人们文学修养的影响，特别与特定的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联系和影响，但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传统的影响问题。换言之，历史上形成的某种文化精神往往会流传很久远，其影响会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呈现。就刘勰而言，其“风骨”说的提出，就有着并不简单的条件。刘勰首先受到的环境影响是他所处的南朝齐梁那样一个文化时代，其次是来自于各种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精神(思想)中对于刚健人格的诉求。而后者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是更为重要的。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巨著，体大思精，结构严谨，由“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部分组成。“创作论”是全书精华所在。在其十九篇中，有四篇是讨论风格学的，而以《风骨》的影响为最大。笔者认为刘勰的风格学集中体现在《体性》篇，他将文学风格的形态分为四对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他还进一步指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这是对文学风格很生动的描述。《风骨》篇紧随其后，但并不是就某一种风格进行阐述，而是对于各种风格总的要求、一种形上的要求。
怎样的文章才称得上有“风骨”?刘勰并未进行繁屑的说明，虽然他有相当好的理论思辨力。他只用了很少的几个词，却能高屋建瓴、发人深省。他的简约说法是“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对于这种主张，许多年来学术界认为是刘勰对文章的美学要求，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说法。笔者认为不然，刘勰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美学标准，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从表面看，刘勰确实有感而发，具体而言他受到了当时文坛某种文风的刺激，尤其是南朝的柔靡文风，——一种令他十分厌倦的形式主义倾向，他感到无法忍受，于是“不平则鸣”，提出了这个理论批评话语，因此许多人以为这只是一种类似文章形式的话语主张，刘勰无非想用一种刚健、挺拔、雄豪的新鲜文风来祛除那种“轻绮”、“新奇”之风。笔者觉得，即使认为它是一种以形式反形式的理论主张，那么我们不要忘记黑格尔《美学》中说的“形式是向形式移动的内容，内容是向内容移动的形式”，特定的形式总是联结着一定的内容，二者胶着一体、不可分离。何况，刘勰的说法中并没有忽视对创作主体(作家)精神、人格的要求，“风清骨峻”一句所表达的不是纯粹形式的东西，而是包括对创作主体希望在内的一种宏观的理论述说。因此，笔者认为，刘勰这种看似简单的理论批评话语实际牵涉着某种深长的价值思考和文化精神。而且，这种价值思考和文化精神在整个《文心雕龙》中高度浓缩了，已经集中在某个关键点上，它还有一个坚强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其理论基石就是儒家经典，也就是《文心雕龙》中一再强调的“宗经”和“征圣”之道。正像学术界意识到的刘勰虽然“受过佛家思想的熏染，但体现于《文心雕龙》中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属于儒家。”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体性》篇)。在刘勰看来，作家的“气”、“志”和“性情”对形成文章的风格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谈到文章风格时，尤其在谈到形成风格的必要条件时，刘勰在《风骨》篇中认为一个作家要创作出有“风骨”的文章，必须“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这就是要求作家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吸收儒家文化典籍之精华，特别要领会其精神；同时强调要很好地研究、继承儒家子史之“术”。这里的“术”，笔者的理解就是指儒家文化典籍整体表现出的儒家创始人的治学之道，主要是指一种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显然，刘勰很重视儒家文化典籍，主张为文者必须认真学习、体会，才能以后加以征引和运用：不这样做，文章就写不好，风格就不能形成，或者说不能形成真正的文章风格。因此，在他看来，学习，是一个前提性的任务，也是他给从事文章(文化)写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们通过刘勰的一些说法，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所谓的“经”、“圣”其实就是指儒家的思想、文化，特别指那些文字化的遗产——文化典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易传》、《尚书》、《诗经》《礼记》等。其实，不独《风骨篇》这样看重“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大而言之，这种尊崇倾向与思维始终像一条红线穿绕于整部《文心雕龙》之中。显然，刘勰的理论批评话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尊重儒家文化精神的气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气质为刘勰增加了当时其他读书人所不可能有的文化眼光，使他虽然表现出某种偏颇，却心机独出。
在《文心雕龙》中，《风骨》篇承《体性》篇而来，专门评说、分析了文章风格，非常重要。笔者特别注意刘勰在评说作家、文章(作品)时使用的某些带有共同倾向性的词语。
在《明诗》篇中，他肯定、赞美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对于正始时期的嵇康与阮籍，予以极高评价：“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认为他们独树一帜，非常了不起。而对何晏等人的诗，则评价甚低，所谓“率多浮浅”。对两晋的诗歌，刘勰也是肯定的少，评之曰：“晋世群才，稍入清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至于刘宋以后的诗歌，刘勰就更加不满意，说当时的诗人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
穷力而追新”，严厉指摘当时追逐形式主义的风气。不仅对诗歌如此，对于为文的要求也是这样。在《论说》篇中，他极言嵇康的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简直褒奖到极点了；《才略》篇认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书记篇》中又说“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
仔细阅读这些文字，笔者注意到，刘勰使用了“慷慨”、“磊落”、“清峻”“锋颖”、“师心”、“使气”、“志高”、“文伟”等语汇来描述上述他心仪的作家身上表现出的桀骜不驯、峻洁不屈的人格、精神，以及其文章(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雄健、豪迈、清拔之气，并且使用了“刚健”一词。另外，《风骨》篇还使用了“骏爽”、“骨髓峻”、“风力道”、“骨劲气猛”、“文明以健”、“风清骨峻”、“严此骨鲠”和“才锋峻立”，等等。这些概念，我们假如认真加以研究，会发现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了“刚健”风格的具体表现，不仅体现在创作主体的精神、人格方面，也同时体现在文章的美学效果上。笔者有理由说：“刚健”风格获得了刘勰的最高、最热情的赞美和评价，表现出他对雄健豪迈的阳刚之美的推重。显然，刘勰把“刚健”风格作为文学的普遍标准，把它视为“风骨”说的核心观念，并且以此来评价作家、作品。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刚健风格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往往气势豪迈、感情奔放激烈，笔力遒劲，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之所以非常高，正在于此。
笔者认为，刘勰如此看重“刚健”风格，决非一般意义上地讨论文章(作品)的形式问题，也不是一般地表现出他对于创作主体(作家)的理论要求和希望，而是上升到了某种文化人格塑造的高度，因此具有了形上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具备这种文化人格，才能创作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华章。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一再强调的“宗经”和“征圣”之道，实际上是作家培养刚健型文化人格的必修课，并认为人格的形成应当主要从辉煌灿烂的儒家文化经典中寻求精神支持。儒家文化，正像人们意识到的，确实是一种政治化的伦理文化，但它在重视个体服从政治秩序安排的同时，又很重视人，特别讲究人的修养问题，因此它也算是一种人学。儒家文化经典在谈论人的时候非常多，如何成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儒家思想者有着自己的要求和期待。
《论语·公冶长》中有：“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没有欲望，才能称得上“刚”。孔子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认为大丈夫要有伟岸的人格。《子路》说：“刚毅木讷，近仁。”孔子高度肯定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认为是刚毅的表现。孔子的弟子曾参提倡知识分子要“弘毅”。他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倡导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又说：“食不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就不要追求生活的安逸，要奋发向上，努力前行，刻苦勤敏。
《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的特点就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种“气”不是自然之气，而是“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也就是说，这是个人内在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刚健之气。这种刚健之气在人格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强调为人要有自信心，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上》)。
《周易·乾》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说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礼记·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人要不断追求进步。
由此可看出，儒家文化是把刚健人格当做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品质，要求人们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刘勰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众所周知，刘勰生活的年代，思想、文化界玄学盛行，而他不为玄学所动，竟能一心一意地阐扬着以刚健为核心的“风骨”说，实属难能可贵。在《原道》篇中他指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说是圣人发现了“道”，而文学是来源于“道”的，是表现“道”的，认为文章应当学习六经，而作家自然要具有圣人希望的人格，——刚健的文化人格。
当然，在《文心雕龙》中，就整体说，刘勰对“风骨”的阐述并未独尊刚健，他对文章的柔婉风格也表现了一定的宽容，主张多种风格可以并存，这一点在《体性篇》中有着叙说(本文不赘)。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鉴于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他是要承担起纠正文风之责。《风骨篇》倡导“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风格，要求文学作品的风格不仅要有真实感人的思想，还要有凝练的文辞与之相副，达到情采并茂、刚健辉耀的审美境界。然而，“由于正统的儒家文艺观，为《文心雕龙》带来了局限和不足。”
刘勰的“风骨”说，本是为反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提出的文学批评话语。众所周知，南朝的文学是贵族文学，其柔靡轻绮的文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刘勰试图从他所信奉的儒家文化精神出发倡导这样一种刚健雄阔之风去廓清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然而挽狂澜于既倒，决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实现的，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儒家思想、文化精神已不再处于独尊地位，因此当玄学大行其道时，刘勰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太大的效果。尽管如此，以刚健作为核心观念的“风骨”说作为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却逐渐获得了接受和认可，并且泽被后世。稍后的钟嵘就继承了他的理论，标榜“建安风骨”，撰写出专门评论五言诗的《诗品》，提倡新的诗风；到了唐朝初年，陈子昂举起“建安风骨”的大旗，横扫六朝以来的“绮艳”文风。这些都证明了刘勰理论批评话语的正确性。因此，“风骨”说的理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作者简介：
赵永平(1973－)，女，山东鱼台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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