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奎林

　　中原大地的特殊地缘优势使得它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争夺和权利争斗之地。20世纪的河南自然也充满了忧患与灾难，因为现代史上的历次战争在中原大地悲壮而残酷的一一上演，蹂躏着这块千疮百孔的土地，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又再次上演了一部灭绝人寰的饥饿与生存大战。因此，苦难成为河南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和诉说愿景。徐玉诺、冯沅君、师陀、姚雪垠、张一弓、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刘庆帮、墨白等河南籍作家，大都是这一次次苦难中的侥幸逃脱者，他们以笔为旗，对历史、苦难以及沧桑有着鲜明的诉说和批判。

　　人活着就注定了痛苦，这是上天考验人类意志的法则，墨白以自己的苦痛的经历在文本中虚构了“颍河镇”这么一个生命诞生与结束的宿命之地，卑微的灵魂在此中痛苦的挣扎，而挣扎的结果却往往是一种宿命的沉沦，所呈现的本质和乖张是悖谬的，因此，个体在强大的虚无与悖论面前不得不低头，正如墨白所说：“从生命的终极意义来说，人永远是一个思路清晰的梦游者。我们都清楚自己将走向哪里，可是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使梦做得长一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虚构了颍河镇这个‘隐喻场。所以，我的小说里大都是一些挣扎着的痛苦的灵魂。”所以，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暗红色的悲剧宿命以及生存与毁灭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墨白的创作之中，其小说总给人一种历史、苦难的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笔者主要想从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历史的宿命、叙述的意味四个层面阅读墨白及其小说所提供的苦难叙事和历史隐喻。

　　一、人性的异化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一反原有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在反思、反讽的基础上思考当代中国的苦难根源以及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毁灭，于是，剥开苦难的外衣我们能够发现人性深处的残忍与荒凉。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借用一种集体主义式的神话话语霸权机制以非常态的权力机制压抑和扭曲常态人的自然本性、生存权利和日常生活愿景。因此，在毕飞宇、阎连科、墨白的笔下，文革以及后文革给底层民众所带来的苦难总是那么荒诞与怪异，一旦苦难与困境接踵而来，人的生存本能和命运竞逐使得人性走向了真相的末途，因为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永远是相对的、即时的，伪装的皇帝的新装永远欺骗不了穿透灵魂深处的善与恶。所以墨白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显像管”还原生存本能中的人性百态：“我觉得对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关注，我不能放弃。因为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和命运……苦难就在我们的目击之处，绝不是作秀”，“在现实里，在我们任何一个可以目击到的地方，到处都在生长着苦难和痛苦。”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加缪等更是印证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在这个被现代主义技术文明异化了的世界，人类的本质也逐渐疏离、异化。但在前现代主义困境中，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却加剧了世间的苦难，在苦难中一方面能够感受一种相濡以沫、分享艰难的温馨，但另一方面，当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超越苦难的困境之时，人的兽性则开始膨胀，人性走向异化。

　　因此，通过个人努力在艰难中获得成功的小说家墨白根据自身的生存体验去聚焦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乃至死亡，那种灵魂的裂变和人性的扭曲总是在无奈中获得悲壮的认同。饥饿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饥饿如同噩梦般的阴影萦绕在中原大地上，这就成为墨白小说中的一个关键词，因为饥饿是直接以生存的艰难、求生的本能、人性的恶为背景呈现的，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能活着，能为亲人活着。是的，我一直认为，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成了孩子的奴仆，而人从成年起就注定了为别人而活。一切的存在都只是存在，而人的存活更是为了亲人的存活，在《月光的墓园》老手的母亲为了填饱一家五口的肚皮而委身于柳根，母亲不得不通过性的交换为孩子活下去，而掌管权力的队长柳根却利用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实现自己膨胀的欲望。《寒秋》则讲述了一个饥饿的小孩毛头被后娘村头嫂虐待致死的故事，因为毛头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饥饿的困境中争取生存物资，后娘就以过量的粉条把他诱往死地。人生的辛酸与人性的扭曲及残忍莫过于此。

　　而小说《梦游症患者》主要讲述了王老三一家三代和全镇人在文革时期那种神秘的精神力量的裹挟之下，每个人从自己的不同的心情和欲求出发，疯狂参与了那场摧残人性的荒唐而残酷的政治运动，结果，王老三一家三代十余口人相互成了仇敌，最后全部死于非命：亲兄弟因为“政治派别”的不同而进行谩骂攻击；王老三亲手把在舱中通奸的三儿子王洪涛和二儿媳妇尹素梅的船沉到了颍河河底；一心要当革命小将的中学生文玉，在疯狂挖掘莫须有的“变天账”无果后，残酷地侮辱并折磨死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当时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悲剧缩影，一幅人性异化的欲望化图景出现在读者面前，人性在被毁灭者之被毁灭时已经完全被扭曲，墨白在此通过文本的冷酷叙述撕裂了历史内部自在的逻辑以及血腥游戏，并以此来思考那一段荒谬历史的背后缘由：人性恶是如何起源的，在权力话语面前它是如何实施的，父权制神话的目的何在?然而这一切作者只是通过一个故事的叙述来解答，从而在根子上粉碎了国家话语的道貌岸然。“文革”的残酷和荒谬凸显出生命本质中的幽暗与卑微，当生命走向疯癫与死亡之时也就是欲望终结或失落的最后归宿。

　　二、疾病的隐喻

　　精神病(疯癫是精神病的一种)、傻两种生理疾病是作家墨白所反复渲染的人生悲剧，不管这种悲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被逼成的，“人们在这些怪异现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它们都是和人性的异化以及苦难的悲怆联系在一起。它们一方面呈现出主人公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对社会的焦灼、对秩序的嘲弄；另一方面却赋予了某种隐喻般的内涵，它们已经不再担负本原的责任问题，而是通过隐喻来揭示社会、自我、他者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性黑洞。

　　《白色病室》中的年轻医生苏警已深陷现实的各种烦恼难以解脱，最终将自己倾心的女人秘密害死，自己也在自虐和虐人中走向精神迷乱，由一个精神病医生演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生命存在的悖谬与迷狂在反方向的起点获得一致性。在这里，精神病已经成为一种负荆请罪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也是一种慰藉，用精神病的想象的存在覆盖无可弥补的缺憾和已经消失的形态。《事实真相》讲述了打工者的故事，在郑州打工的农民来喜拿不到工钱，就在工地上偷了些不值几个钱的钢筋带回家，在车上被人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同伴的白眼，而且包工头的弟弟三圣以此为由威胁不给他工钱。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用一根钢筋袭击了三圣并以为将他打死了。其实，他打的是另外一个车上的旅客，所以当三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来喜变疯了。变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面对造成苦难的敌对方的憎恨，然而过失杀死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使来喜承受不了生命之重的负累，恐惧和疑虑如同幽灵徘徊在秩序和理性的边缘。所以，他的疯癫可以说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上苍对自己罪恶的惩罚。正如福柯所说：“疯癫是因对某种结局的幻觉引起的，但在实际上解开了真正的情节纠葛。它既是这一纠葛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换言之，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它用错误来掩护真理的秘密活动。”

　　文革小说《梦游症患者》以主客观双重视角复现了“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阵痛和集体悖谬，从而寻找人性沦落的原因，并表达出这种荒谬对民族魂灵造成的切肤之痛，正如后记中所说：“真实地再现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存境遇，再现一个丧失精神自我的年代，是我的梦想。在叙述语言里隐含一种诗性，使整个作品隐喻着一种象征的主题，也是我的梦想。”主人公傻子文宝如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里的傻瓜班吉和阿来《尘埃落定》里的傻子藏族土司一样，在病理学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在生活却是一个洞察人性的智者。文宝不仅能读懂自然的眼睛，更能听懂源于自然的声音，正是这种自然状态使得他成为神人合一的精灵和智者，他用喃喃自语和粗野不羁的谵妄性言辞宣告了自身的意义，通过自己的幻想和谵妄说出历史的隐秘真理。与其说他是个傻子或精神病，不如说他是通过这种皮肉的外相来获取自由的可能，因为疯癫建构了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中超越世俗的此在产生一种对历史的预感。所以，文宝他可以整天站在颍河边或者四处游荡，还可以活在自我精神里想着看似不着边际的事，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这是疯癫给以他的权力，让他在自由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他是颍河镇唯一一个没有参与那场躁动狂热运动的超脱者；而相反，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却淹没在“文革”非理性的癫狂行动中，最后自食其果，因此，文宝通过本真的疯癫与谵妄性的语言直面人的本性和生存处境，他用自己的诗性想象和哲性语言抵抗道德沦丧、人性毁灭和荒唐浩劫，从而超越此在的污秽世界而进入洁净的彼岸。福柯认为：“语言是疯癫的首要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这种话语既是精神用自己特有的真理自言自语的无声语言，又是肉体运动的有形表达。”于是，在劫难之中，文宝通过喃喃自语的话语来表达自身的存在和感觉：“我不想睡了，”“我什么时候能醒?”“谁能让我醒来?”最后，他果然清醒了，但失踪了。这种清醒而失踪的结果本身就是对那个苦难的欲望的龌龊的文革社会的有力鞭挞。而多年以后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神秘客风尘仆仆地回到小镇打听三爷显然就是作者的希望所在。这里，作家墨白通过一个疯癫者的救赎与解脱沉重地诉说特殊时代的苦难本原以及解脱方式。

　　墨白曾这样阐述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1996年距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距离文革的结束也二十年了，文革那一年我还不满十岁。当噩梦在一个还不满十岁的孩子身边发生的时候，他用幼稚的眼光注视着梦境里的一切，他身不由己地去经历梦境中的一切：兴奋、向往、迷茫、恐惧……梦是那样的漫长，足足做了十年，或者更长一些，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那场噩梦几乎构成了他的血肉和精神……当他从梦境里醒来的时候，当他爬到一座山顶或者走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回头朝他的来路观望的时候，他受到震惊的灵魂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段话其实表明，傻子文宝是作者寄语的某种精神幻象，或者说，文宝的遭遇与作家墨白童年的噩梦经历产生了精神同构。因为整个社会都被一种极其荒谬和残无人性的力量所整合，处于疯狂状态的人任其支配而丧失了独立的话语权，完全成了梦游症患者而盲目地存在于这个世界。这里似乎也有一种暗示：作者通过疾病的隐喻其实在劝喻当下，希望历史不再重演。

　　三、历史的宿命

　　历史包括两种：一种是各种事件构成的自然发展的历史；另一种是由某些人叙述出来的历史。无论是哪一种，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终极目标是走向死亡，因此，历史在秩序与混乱中具有无法解脱的宿命。当革命成为一个政治的噩梦消失之后，我们步入后革命、后社会主义时代，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消费叙事，我们有意忘却曾经那段难以名状的悲哀的历史，然而，作为一个存在的存在，历史的阵痛所造成的苦难永远是无法忘却的，这是我们的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墨白有意重返历史现场，审视那巨大的苦难所在，缓缓诉说自己悲悼的痛楚、尖啸的无奈以及绝望的情绪，那种犀利的奇异的感觉总是直刺人的灵魂深处的痛楚，人性的恐怖一览无遗，一种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宿命感和虚无感便油然而生。《风车》就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命和灵魂的真实而扭曲的表现，队长、理论家的好色、滑稽与木匠的徒劳如同嘉年华般消解了政治权力话语的严肃，木匠为赶进度制造风车，几天几夜不合眼，最后残废。在火烧棚屋的时候，当权者想到的只是抢救风车，而无人去关注那一个个被烧死的右派或者地主婆。所有这些为献身革命的个体在历史的荒诞中成为了政治祭献的礼物，献祭者一旦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体系，就具有了崇高价值。正如德国文化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一个人通过忍受某种肉体摧残，其目的仅仅为了加强他的超然力量、肉体一巫术的力量和效验”。而这种力量已经为革命所用，于是，历史就在革命神话中走向了宿命的终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历史的宿命也呈现在当下的生活语境中，因为历史的宿命就是人的宿命，《七步诗》就讲述了这么一个凄楚、绝望而疯狂的故事。福柯曾根据环形监狱建筑以及监视效果创造了一个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即通过权力机制的运作，对被监视者进行监视、规训与惩罚，“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交流的主体……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其实也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体都处于权力的监视中，这是历史和权力赋予人的宿命，这种权力可能是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爱情的权力、伦理道德的权力、秩序的权力或者他者的权力等。墨白的长篇小说《欲望与恐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就是这样一部被规训与惩罚的小说，作者采用了关键词叙述方式，如“第一部：序言”由对“欲望”、“恐惧”、“隐私”、“爱情”、“神秘”、“牌局”等7个词语的解释构成，每个词语作为一个标题，每个标题都直逼人性的最深层以及最隐秘处。这显然有着对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借鉴，但又超越了那种简单化的反讽式的文本技术书写。文本对“欲望”解释为：“这是一个如同海洋一样辽阔的词语。”全书由此开始剖析一个农民的儿子——那个叫做吴西玉的“我”——赤裸裸的灵魂以及充斥其中的欲望、恐惧与无奈。主人公吴西玉用婚姻作为赌注换取城市的立足之地，妻子牛文藻成了一生的克星，其近乎变态的性惩罚，使吴西玉处

　　于性压抑状态，然而不可遏止的欲望使得他得不到满足时，借助于极端的心理和行为(如找情人、手淫、意淫、兽交等)来获取，然而这在知识分子吴西玉看来是一种永远摆脱不了的原罪与宿命，因为各种规范时时在监控他，于是导致他不断产生内心的恐惧，而文本也就以此来解释“恐惧”：“这是一个寄生性的词语。恐惧因欲望不能实现而产生。”因此，吴西玉一直处于被政治、伦理、道德等权力运作的监视中，最后主人公不得不希望借助两次大“逃离”来实现：一次是从情人的床上和肉体上“逃离”，但他却挣脱不了内心的与情欲上的枷锁；另一次是从自己家庭中的“逃离”，主人公在妻子的威逼和监视下跳楼而逃，但他又无法挣脱许多外在的枷锁。妻子牛文藻的那双眼睛似乎时时在监视他，那句经典名言：“吴西玉，你的今天是怎么来的?”更是剥夺了他做为男人的所有尊严，道德伦理权力使主人公吴文西玉无处遁逃。吴西玉的这名命运其实是每一个生活在历史当中的个体的宿命。作者通过文本的压抑无情地挤压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甚至逼视着人们面对这种黑暗的情感深渊。

　　四、叙述的意味

　　墨白从先锋写作开始显露山水，但他的创作本质显然是指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本创作技巧又是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正如墨白自己所说：“在我的小说里，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虚构、虚构与梦境，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些特征都有后现代的意味。但我的作品里往往又呈现出现代主义的东西，比如我比较注重叙述的崇高感，注意建立作品的深层结构等。可以说我是一个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写作者，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做得不彻底。”因此，我们很难说，墨白的作品是属于哪一个派别，他有他自己的写作风标——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于一炉的。在这种技术主义的个人性引导下，意识流的心理独白、喃喃自语的叙述、对形式技巧的偏爱、对神秘氛围的营造、梦幻境界的凸显、死亡场景的交结、语言选择的敏感就构成了墨白的艺术特色，然而这种特色却在墨白的多元化叙述背景下又沉淀出浓郁的诗意。所以，墨白就是墨白，他的苦难叙事与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历史的宿命纠缠迎拒在一起，然后又通过独特的叙述技巧增加了扑朔迷离、梦幻组合的文本阅读，勾连起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陌生化想象。

　　墨白曾经说他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形式和技巧，“你只有先注重形式和技巧，才能更好地表达你的思想。当然，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初他可能很注重技巧，到了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注意这些了，但你不能说小说里形式和技巧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形式和技巧是一个作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形式的不同就是视角的不同，一种新的形式就是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于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寻找外景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说是这样一部追求艺术技巧的作品，将现在与过去、剧组中现实的人事情同剧作脚本中的人事进行“对话”与“互动”，从而形成了荒诞、反讽和神秘的艺术效果与复合式结构；《梦游症患者》采取的是主客观双重视角，七个以文宝为第一人称的喃喃自语的叙事章节与颍河镇的文革故事平行进行并相互交叉，从而在“对话”与“互动”中获得历史奥秘的缘由以及距离产生美的可能，形成诗性和理性、秩序与无序、癫狂与疯狂相互补的效果；而《光荣院》也颠覆了线性叙事传统，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叙述迷宫中感受那种扑朔迷离。小说通过虾米对老金磨鱼钩的回忆和老金淹死的可能性进行平行交替，意识流的心理独白使文本的叙述变得更加暧昧，语言也充满了阴郁的颜色和死亡的气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反讽与对比的技巧，一方面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公共话语建构的叙事话语(政治神话、时代神话、人性神话)进行祛魅，另一方面则对个人化的叙事话语(人性、生命、尊严)进行建构。在《映在镜子里的时光》(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中，作者对上面的形式与技巧的探索则更进一步，主要讲述一个电视剧组前往颍河镇寻找外景地，剧本根据两部小说改编而成，其中《风车》反映大跃进时期的多种荒谬，《雨中的墓园》则描写了“文革”时期一起神秘的多人死亡事件。然而在他们的寻找过程中，小说中虚构的环境、事件和人物却在现实生活中意外出现，历史的沉重和命运的神秘怪异地交织在一起，一种感觉、情绪和生活现实有机融合而形成的艺术性融入了超现实与超感觉的情绪化、幻觉化，使得这部小说的整个情境充满怪异和神秘。而叙述视角和聚焦方式也不停的变换，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闭幕式与向心式的结构方式，开创了一种发散性与开放性的非闭合结构的小说样式。这种叙述的意味更显得独特而意味深长，表明了作者对自己的创作的不满足，而致力于孜孜不倦对作品叙事策略的不断探究。

　　总之，作家墨白通过文本的语言暴力获得内心创伤的补偿，以平抑历史给以自己的孤独和虚无，于是，梦魇般的阴暗、恐惧与压抑、死亡的探讨、疾病的蔓延、血腥的偏爱以及痛楚的感伤夹杂在文本的梦呓中，而故事与人物也在离奇的叙述中抵达悲剧的宿命。墨白是以叙述那些忍受着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为创作初衷的，对世界的怀疑使他承担起解构历史的责任。因此，他的小说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种种内在的(即人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外在的力量(社会机制的与物质的)驱动与制约之下那种无奈的处境与命运，并通过穿透苦难、欲望、死亡和命数，最终穿透存在之谜。自然，人性的异化、疾病的隐喻、历史的宿命和叙述的意味也就成为墨白小说的叙述核心，而这又是墨白由河南作家走向中国文坛的转折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墨白已经从一个地域作家成为了一个独具个性的成熟的中国作家。我期待着他和他作品中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在诗意的世界中继续“行走”和“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