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

　　1988年的12月8日，我意外地得到一个任务：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去广西，参加广西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

　　当时贵州正在进行一把手更换。省委书记胡锦涛被授予艰巨的任务，去多事的西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书记，上一年从河南调来的刘正威接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去广西的任务就是刘正威向我宣布的，他说这是他和省长王朝文正式研究决定的。这大概是他接任省委一把手之后的第一项决定吧?其实严格地说，他还没有正式上任哩。虽然这意味着不能给锦涛送行了，心里觉得遗憾，但也得去呀。于是我去了锦涛的住处，提前向他告别。第二天上午参加了由锦涛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政府、人大、政协和顾委正副职参加)，中组部副部长吕枫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进行了座谈。我发言时主要谈了自己曾向宋平写信，希望不要调锦涛走，并表示中央既已作出决定，当然坚决服从，支持正威的工作。之所以在会上谈，因为我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也是党员的权利，不谈出来别人也会知道，反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吕枫知道我要去广西，便于下午约我个别谈话约两个小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贵州的领导班子和工作问题。最后他反复强调了四个字：稳定、团结。稳定大概是指贵州的领导班子不再动了；团结呢?自然也是指领导班子了，但不知道是一般地说说还是特有所指?来不及多去想它，吃过晚饭便匆匆道别。

　　我们于晚八点赶到车站，同行三人除我和秘书李三旗，还有省民委常务副主任刘广洛。这趟车是由重庆开往南宁的，据说卧铺票很紧张，只给贵阳留了半个软卧车厢。按照当时的规定和实际情况，我们的车票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买下一个包房三人使用；二是谁坐软卧谁坐硬卧完全按规定办。我那几天很忙没有过问此事，是由秘书会同办公厅办理的。他们采用的是后一种办法，我和刘广洛乘软卧，李三旗去了硬卧车厢。当我们在列车员的引导下进入第四号包房时，里面已经有两男一女了。原来那位女乘客也是硬卧车厢里的，在此陪她的两个同伴。虽然感到很拥挤，也只好如此了。

　　三位同行者似乎对我们心存戒心，总是躲躲闪闪地问一句答一句，甚至问一句只回答半句。三人中的那位主角显得特别突出，他大约六十岁左右，胖胖的身材。大概是在害眼疾，他总是用手掌或手绢捂住右眼，歪靠在下铺的角落里背对着我们。这样正好，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避免和我们攀谈了。话不投机半句多，时间已晚大家都上床睡觉。在此之前那位女乘客早已回到她的硬卧车厢去了。

　　一觉醒来，列车已经奔驰在广西的土地上了，窗外处处奇峰突起，甚为壮观迷人。经过一夜的沉默和尴尬，包厢内的气氛也开始活跃起来。这首先是刘广洛的功劳，他善谈而又给人一种亲切之感。在他的感染下同行者们终于“自我暴露”。那位总是捂着眼的主角是从台湾来我省大方县探亲的，被探者即同行的一男一女是他的弟弟、弟媳。

　　大陆和台湾开放探亲，是近一年的新鲜事。这使得许多分离四十年，音信杳无的亲人得以见面。先将政治放在一边，就以人情人性来说，也是一大好事。其实三个同行者的顾虑虽可以理解(毕竟探亲就只开放了一年嘛)，但却是多余的。在省里这件事恰好归我管。近一年来我已经在省对台办的安排下接见过许多来黔探亲的黔籍台胞了，其中老兵最多，也有政界人士，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大法官李志鹏等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心存戒备。政治上的对立和生活上的隔绝四十年了，能不处处小心、“摸着石头过河”?探亲者们似乎形成了一种自然规律，第一次找台办安排，第二次也找台办，但自主行动的频率却迅速地增加。短短的一年中，有少数人已经来了三次，河里的“石头”已经摸清，干脆来往自如，由亲友直接到机场、车站接送。如果不想找官方谈事，便也不再登台办的门了。这种现象现在才开始，但是一种发展趋势，本来就是本乡本土的人嘛!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各级对台办接待探亲者的任务，将会自然消失的。

　　还是将视线拉回车厢来吧，有了融洽的气氛，什么话不好谈呢?你不问人家也会主动告诉你的。原来他们是安徽人氏，在天翻地覆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兄弟俩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分道扬镳，兄长去了台湾，弟弟参加南京军大来到贵州，现在大方县粮食局工作。别梦依稀四十载，开放两岸探亲的决定才使兄弟终于团圆，现在又相约去南宁，探视退休在那里的姐姐，这岂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许多家庭共同的一部悲欢离合史?那位在南宁的姐姐又是怎么去的，是否也是参军南下?我们来不及多问，列车已经进了南宁车站，时间正当午后十六点。

　　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贵州驻广西办事处的同志到车站迎接，住西园宾馆。住下后给了一张卡片，上书配给的专车号码、司机姓名及电话，专门为贵州服务的联络员和警卫员名单、电话。不禁惊叹其接待的周到细致，回忆年初回云南探亲过春节，也基本享受了相同的接待，比较起来贵州的接待是过于“粗放”了，往往热情有余而周到不足。其实在这类大型庆典活动中，这样周到的安排是礼节多于实用，绝大多数活动都是集体乘车前往的，在广西的近一周中我只用过一次“专车”，精神安慰而已。无论如何，周到细致这一点是应当向人家学习的。

　　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觉得很疲倦，本想早一点入睡，却欲睡而不能，首先是接到电话通知，主人家要登门看望。这当然是礼节性的程序，但看望不过三、五分钟，却等了一个多钟头，人家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呀。送走了登门看望的主人，已经是夜里十点过钟，正要洗漱上床，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是《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站的站长，他是奉命到广西来采访的。糟糕的是他并非礼节性拜访，而是来反映实际问题。他是从《贵州日报》社推荐出来的，谈的自然是《贵州日报》的人和事，虽然有些事只能是他个人的看法，但别人既然来向你反映，岂能不听!支撑着昏昏欲睡的身子听了将近两个钟头，虽然可以不表态，却不可以表露出不愿听或听不下去的表情。

　　作为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12月10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首次大会：全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主席台之前特别安排了一个节目：各省区市代表团团长与中央代表团在贵宾室见面。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宋任穷、副团长有司马义·艾买提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等人。“行礼如仪”之后，我向司马义转达了王朝文省长建议他推迟贵州之行的意见。司马义本打算参加广西的活动之后便去贵州，这是大家事先都知道了的，朝文为什么建议他推迟，就不得而知了，大概是同一把手换人有关吧?我正在同司马义说话，李定将我推到宋任穷面前，先介绍了身份，然后说：“他是云南人，彝族，我的同乡。”宋听说我是云南人还是彝族，似乎唤起了他对往事的记忆，便显得很热情，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笑着对他说：“宋老，三十九年前你和陈赓同志是我们夹道十里欢迎入昆明的!”事实确也如此，1949年的12月9日云南宣布起

　　义，中间经历了一场保卫战，陈赓的四兵团则是次年即1950年二月才进昆明的。那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云南地下党发动群众，支持和协助卢汉的起义当局，击退了国民党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的反攻，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到了陈、宋入城时，轻而易举地便组织了十多万人的队伍夹道欢迎。据说那次入城式的隆重和热烈，是渡江之后所没有的。后来还专门补摄了电视纳入《中国人民的解放》大型记录片，我们也充当了一次义务演员。提起这些往事，宋老显得很高兴，在问长问短之余，他忽然端详着我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听了我的回答后他忽然失声尖叫：“你都五十九岁哪，老兄!”引来了周围的一片笑声。我的直觉是，他的这一声长叹，不仅是对我而发，而是感叹时光如流，人生易老，更包括他自己在内。是呀，三十九个春秋在一眨眼之间流逝了。那时的宋任穷将军正是意气风发的壮年，而今却已是龙钟老人了，怎能不令人感慨……乃至上了主席台，大会在乐曲声中开幕，我的思绪却依然萦回于纷至沓来的往事之中。

　　以后的几天是在热热闹闹中度过的。庆祝大会、各式各样的联欢会、各种各样的参观等等，令人眼花缭乱，成天处于兴奋、闲适之中。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反而事事模糊，昏昏然不知所经历了。这段时间里记忆较为深刻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自治区为各省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据我所知，这是整个庆祝活动期间举行的唯一的一次较大型的宴会。当时中央对这类事控制得很紧，各级党政机关也不敢轻易举行。像这样自治区一级的庆典，中央和各省市区都来了人，主人有所表示也是情理中的事。纵然如此，主持宴会的自治区主席韦纯束举杯子时还是首先声明：这次便宴是经过请示才举行的!请示谁?我想极有可能是请示了宋任穷，否则他们也不敢贸然从事。但是宋任穷并没有出席他批准的宴会，连司马义和李定也没有出席，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也没有出席，只由韦纯束带领几个副职和有关人员陪同。主客尽欢而散，并没有谁感到不够规格。应当说，这样的风气还是可以称颂和提倡的。

　　第二件是看了一场以“刘三姐”黄婉秋为主角的演出。“刘三姐”曾经闻名全国，人人皆知，然而几十年过去，“刘三姐”已人老珠黄，今非昔比了。纵然如此，她依然受到了热烈的喝彩，名人不衰呀!但就我来说，内心深处并不太喜欢这一出戏及其主题歌。歌虽美却很单调，从始到终一个旋律，比起我那位唱云南民歌的老同学黄虹差远了。黄虹所唱的云南民歌旋律幽美曲折，原汁原味，委婉动人。然而云南的黄却没有广西的黄有名气，后者大概是因为那部笑料百出的电影帮了大忙吧?

　　十二月十三日，部分省、区、市代表团去防城港参观，并从那里乘船去北海。这是庆祝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活动的组成部分，既是主人的精心安排，也是客人的共同愿望，可以说主客双方想到一起了。道理很简单，作为主人来说，防城港和北海既是老港，又是扩大建设和开放的新港，急需吸引周边省份来投资参与建设。作为客人来说，特别像贵州这样的内陆省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急需寻求最近的出海口，而防城港和北海还有广东的湛江便是最理想的选择。湛江是老港，而防城港和北海却是老港新开发，或者干脆就是待开发，贵州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在这里设了办事处，省政府的雄心是在此投资，同广西共建共用。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港，需要的资金很多，贵州是否能拿得出来(包括贷款)，还是一个未知数。同广西具体怎么合作，目前也还没有正式商谈，一个尚未实践的理想而已。正因为如此，去防城港、北海的十二个省区市大部分是西南和华中以及西北地区的，有的省例如江苏省委的副书记孙家正，昨天听他说要去睦南关那边凭吊老山战场，以他们省的区位和条件，自然是不会对广西的这两个海港有所企求的了。西南地区也有不去的，那就是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及其夫人。在南宁的几天我们混得很熟，知道他是西藏“平叛”之后提拔起来的少壮派。大约是到南宁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早餐后我们同乘一台面包车去参加活动。我告诉他早上听中央电台广播，西藏又出事了，而且还死了两个喇嘛。在我看来死了人总不是好事，至少会将事件变得更复杂。他听了则表示无所谓。他的夫人也附和着说了一句：“真的，算不得什么。”我默然。对这一类事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心态，你能有何评论?也许，在西藏的干部中，他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我想。然而，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即将上任的“驻藏大臣”(外电语言)胡锦涛同志，近来西藏连续出事，可想见工作难度之大，他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啊!

　　到达防城港已经十二点过钟，按日程先吃饭后参观。进了餐厅才发现陪同前来的不只是区党委副书记陶爱英一人，还有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的副职各一人以及一批工作人员，还意外地发现中央代表团的程思远夫妇也来了。程氏是广西人，过去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李宗仁1965年的回归，程氏是立了功的。还有他那位年轻漂亮的夫人石泓，在李宗仁的回归过程中也做了不少工作。我看过一本杂志或什么报纸的文章，专门写她在香港的接应活动，情节十分生动和神秘。二十余年又过去了，归来的李宗仁夫妇已先后作古，程思远先生也已是龙钟老人，唯有石泓女士风度依旧，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与程先生的年龄差距甚大。

　　午餐后乘大巴去港区参观，并就此乘船去北海。参观前照例有人介绍一番，但他说得很简单，而且一口地道的广西话很难听懂，又没有发文字材料，听了等于没有听。只说我们是“三十年大庆”的客人来此游览，这样的介绍也无可非议，如果同时也将我们作为招商的对象，这样的介绍也就太简单了，不足以引客上门。实地参观时也依然如此，走马观花似地这头进那头出，给人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但虽云模糊也依然是形成印象了的，那就是：一个简陋的码头，一个待开发的港口。作为有意愿的投资者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状态，如果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还要你来干什么?但无论如何，那介绍也确实太简单了一些。

　　在防城港“走马观花”了一番便上船去北海。乘的是海军的舰艇，舱位很窄，大家挤坐在一起品茶闲聊。满载着我们一行的几只舰艇在波涛翻滚海鸟飞鸣中前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刚离开的防城港。出发前我在宾馆里看过地图，防城港位于广西南部面临北部湾，与另一有名的港口钦州相隔不远。我没有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或《建国大纲》，却听人说过，那上面曾经提到钦州港，而且大加称颂，意欲使之成为中国南部的一大国际口岸。然而此次主人反复向客人推荐的却是防城港和北海，对钦州只字未提，不知是什么原因?胡思乱想一通之后，将注意力拉回舱里。大家的谈兴正浓，正围绕着在座的湖北省一位刚退出一线但却显得身强力壮的副省长，热烈地议论着目前干部的任职年限问题。

　　北海给人的感受是“一见钟情”。我们住在“富丽华”宾馆，走进房间迎窗而立，跟前便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立刻便产生一种心旷神怡

　　的感觉。漫步在那柔软漫长的沙滩上，只见海浪拍岸，海鸥飞鸣，使你感到幽静、闲适，产生无边的遐想。北海，更像一个待开发的旅游胜地。然而，主人向我们推荐的重点，却依然和防城港一样是它的港口资源，旅游也提了却是作为附带的资源。我却始终认为，北海的优势是旅游。在主人的陪同下，我们乘车周游了一圈。每当车行至成片荒地时，主人便大声指点乃至停车介绍，急欲为这些“处女地”找到“婆家”。区党委副书记陶爱英还专门和我谈了一番与贵州合作的意愿和优越性，并略带警告似地提醒我：时间要抓紧，四川已经走在前面了!言下之意是：机不可失，否则后悔莫及。我当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其实贵州省政府不是已经在防城港设立了办事处?其目的也就不解自明了嘛。这里顺便说几句，在那之后的几年间，贵州虽然能力有限，却也进入了北海、防城港的投资行业。但据我所知，进展并不顺利，没有明显的效果，却有人在那里栽了。事隔七年之后，我又因参加西南几个省区市的政协主席会去过一次北海。和过去相比，北海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房多了城市扩大了，但却处处显露出一种新兴中的萧条。四川省政协主席聂荣贵告诉我，他们省在此地修建的几百幢高档商品房，大多数卖不出去，空在那里长野草!离开北海的头一天，我们一行人应邀到贵州办事处住了一晚上。他们谈到了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为难处境，难免令人深思，是决策出了问题还是操作出了问题?当然这样的“深思”并非我们局外人所能找到答案的，感叹而已。这是后话了。

　　我们一行在北海住了两天。这里的主人不仅将我们当作贵宾，同样地也将我们当作招商对象。当然了，他们也知道这一行人中的身份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主管经济的省政府领导有，如广东，但很少，甚至像我这样虽然不主管经济，却是省委或省政府的现职主要领导成员者也很少，多数则是人大、政协的副职，甚至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如四川的老红军天宝。但有一点主人也是知道的，无论这些人在什么职位甚或已经离退休，但他们都是一个省、区、市的使者，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也都是说得上话的人，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大约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吧?在那两天里，除了参观还以口头介绍和书面材料等方式，将北海的现状、中长期规划、远景等等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特别是投资环境、投资方向作了无微不至的介绍。在生活上也十分周到，除早餐外中晚餐都上酒。头一天上的是广西土产的“山花”酒，主人觉得很过意不去，市委书记在餐桌上发表声明，本来是要上“贵州醇”的，因商店供应紧张，要明天才能拿到，十分抱歉!我知道他说的“贵州醇”产于黔西南的兴义，它在此地成了贵宾宴酒，我听了自然很高兴。不是因为“茅台”不能上公宴，故而“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而是“贵州醇”确实不错，加上沿海一带的人喜欢喝低度酒的缘故，它便自然地要领贵宾宴席之风骚了!第二天，“贵州醇”果然上了餐桌，于是酒的话题又成了餐桌上的中心。坐在我身旁的是四川的藏族老红军，曾担任过西藏和四川省级主要领导职务的天宝，一行人中数他年龄最大而又最能喝酒，大有“酒仙”、“酒圣”一类的等级。我见他端着盛满“贵州醇”的酒杯，有滋有味地品尝，便问了一句：“怎么样?”他再次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一连说了三声：“大不一样!”在品评和颂扬“贵州醇”的同时，话题自然又转到了“茅台”的不能上“国宴”或“公宴”，有人问我有文件没有?我说至少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文件，也许就是一句话吧，而且是指的“国宴”，目的自然是树立一个“节约”的形象了，用心是好的。喜欢喝白酒特别是喜欢“茅台”的人大不以为然，说“要节约就应当禁止喝洋酒”，“人头马”、“拿破仑”多少钱一瓶?“茅台”又多少钱一瓶?能比吗?你一句我一句，十分热烈，权作“下酒菜”而已。但对贵州来说，这样的议论当然是有价值的，无形之中等于为贵州开了一次黔酒的宣传会和推销会，而且不收分文费用!

　　结束两天的北海之行后，大部分人要去桂林，那纯属旅游观光了，我要赶回贵阳然后去北京出席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党员教育会，还有几个人要去其他什么地方。但当时北海的航空似乎尚未开通，无论去哪里都必须先回南宁。主人安排了两台豪华型大巴，依然是四大班子副职和大批工作人员陪同，浩浩荡荡回南宁。程思远夫妇却早已不知去向，到达北海后他们便分开行动了。

　　一行人在合浦停留了近一个钟头，目的是为了便于大家上街采购珍珠。合浦是著名的珍珠产地，并因珍珠的生产而得名，还有一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传说，主人讲了我没有记住。我没有采购珍珠的打算，也不想上街，便和几个工作人员坐在休息的地方喝茶闲聊，忽然想到了苏东坡。合浦古名廉州，岂不是苏东坡的放逐之地?我向工作人员打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且说至今尚存苏氏旧居。我问他离此处远不远?他立即便猜到了我的意图，回答说：“比较远，您想去?”其实合浦就这么大点地方，还能有多远?但考虑到不要给别人找麻烦，便摇摇头以作回答，依然喝茶闲聊。采购珍珠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大家上了车正待出发，工作人员却叫司机暂停，说新疆的两位同志还没回来。几个工作人员正准备下车分头寻找，却见两位头戴维吾尔族小帽，身着深灰色西服的朋友小跑着回来了，大概走得太急，一串串珍珠项链尚握在手中哩。其中的一位我认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好像是分管政工的，我们在一起开过好几次会，见面都打招呼，但互相都没有通报过姓名。他们从遥远的边疆难得到沿海一次，多采购点东西是应该的，大家对他们的迟到报以理解的微笑。

　　汽车开动了，我的心却平静不下来，老是想到苏东坡的事。首先是因为来不及参观他的谪居之处感到遗憾，并因此而联想到他的身世和遭遇。苏氏是我从学生时代起便十分崇拜的大诗人，我不仅喜欢他的诗词而且为他坎坷的一生感到不平。据史料记载，这廉州(合浦)应该是苏氏多次被贬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年已六十二岁的他，几经贬谪之后被发落到海南的儋州，那时他的原配夫人王弗和继配夫人王闰之均早已“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了”，就连跟随他流离多年的侍妾朝云也在前一个贬谪之地惠州病死，只有幼子苏过随侍在侧，父子二人在穷途末路中相依为命，纵然如此，他却在困苦中坚强地生活下来了。《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他在儋州的三年不仅写下了大量的著作，还讲学育人，为当地培养人才。正如他在一首诗里所说：“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后来不知为什么，朝廷又发了“善心”，被赦内迁廉州(合浦)。他在合浦只住了一个月，似乎时来运转又接旨赦免而且还封了官，但却既不准回京城又不准回家乡，只准“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他便选择了常州，去后第二年便巨星陨落了。

　　这些有关苏氏的支鳞片爪之事，伴随着车轮的旋转在脑海中翻腾，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直至在漫长的车行中昏昏欲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