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放过牛，当过乞丐的朱元璋，深知说真话，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明实录》载，登基两个月，朱元璋就下诏“求言”，号召群臣说真话，“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在“求言”的大环境中，洪武三年入仕，敢说真话，勇于任事的茹太素，由四川按察使擢刑部侍郎。洪武八年，茹太素响应朱元璋“君者有过必谏”的号召，上疏万言，直指朱元璋用人，“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就是说，建国八年来，有才的不用，歪瓜裂枣却得以重用。

　　 《明史》载，朱元璋听到这里，“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这十个字的信息量，可谓大矣！想象一下，暴怒中的朱元璋，是如何召茹太素当面诘责？又是什么原因，让朱元璋当庭打了茹太素的屁股？

　　 当然，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茹太素奏章“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事实果真如此？当然不是。“帝怒”句前，有“言多忤触”四字，透出了真实原因。这与朱元璋下诏，“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形成鲜明对照。

　　 想听真话，大概是初登大位者的共同心声。《资治通鉴》载，王世充即位，与朱元璋一样，也想听到真话，说“昔時天子身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朝，宜各尽情”。

　　 应该说，行伍出身的王世充，政治判断力并不逊色。尤其对前人失误的原因找得也算准确。解决的办法，倒也恰如其分。问题的关键，是王世充只想装装样子，并没想真正解决问题。《资治通鉴》载，“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章表”。

　　 不明真相的群众，尤其好直言的茹太素一类人，大多会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于是，响应王世充“求言”号召的群众，自然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然而，王世充终因不胜“条疏既烦，省览难遍”羁绊，设榻仍在，人却再无踪影，以致“数日后，不复更出”。

　　 要说王世充“求言”，就是为了愚弄群众，也不尽然。这正如朱元璋“求言”，并非为了打茹太素的屁股一样。事实上，统治者都想听到真话，又都不想为真话付出代价。所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成了大概率的事件。最为典型的一幕，应为慈禧西狩路上的“求言”。

　　 光绪二十六年，面对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狩。路上，先以光绪帝名义罪己，再颁上谕“求言”“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当此创重痛深之候，如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朕虽薄德，自问尚不至此”。

　　 一向霸气的慈禧，态度破天荒地变得诚恳。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徐用仪、立山、袁旭、许景澄、耿元五位大臣，不正是按上谕“随时献替，直陈毋隐”的要求，尽职直指“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吗？ 肇始庚子国难，不正是因为慈禧“喜近谗谀”，听信刚毅、赵舒翘出于逢迎而对义和团情况的虚假汇报，后又听信直隶总督裕禄出于谗谀对战况的报喜不报忧吗？

　　 当“求言”或为亲民坐台，或为树威张目，直陈“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者墨迹未干，就被杖刑、下狱抑或杀头之后，现实的结果只能是，除谀声一片之外，恐怕就只能剩下“请领导注意身体”这一搞笑式“求言”了！

　　 【原载《义乌商报》】

　　 插图 ／ 虚假汇报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