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名叫俞玲珠，公元1922年12月11日生于今浙江省湖州市含山乡宏建村袁家斗（斗字前面本应有一土字旁，前十多年乡村统一订门牌时已写为俞家兜了。但是我们小时候村中就没有一个姓袁的，不知为什么要写成袁家斗。不过听村中老人讲村中最北面称作“斗里”的原来有不少人家，但后来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或是火灾，人全部死光了，或者那里倒有姓袁的？还是过去叫别的呢？）小桥头第一家，村上一共有42户人家。2000年1月21日病逝于乡下老家（按照她的要求）。终年七十九岁。这里我既按湖州算虚岁，又按国家算公历。其实按国家算可能是七十七岁，按湖州算离春节还有十四天，只能算七十八岁，要过了春节才能算是七十九岁呐——湖州是以春节来算人的寿命的，略感安慰的是母亲与周总理同龄，而父亲与毛主席同龄，虚岁八十四，实足八十二。
　　
　　母亲的一生是很辛苦的，也许这可以说是母亲最大的特点，这一点乡里也有名的。小时候我们那边的桑地里有不少棺材，外面用砖头砌住再敷以石灰，然后墨笔写上二行字，如“日落西山常见面，奔流到海不复回”、“世上总有千年木，人间难见百岁人”等等。有一种写的是“勤劳一生，－－”后半句忘了，应该是“含辛茹苦”之意吧。母亲的一生的确是相当苦的。这不是一般的苦，这句话里还包含着酸楚。
　　
　　母亲“三岁死娘，八岁死爷”——这是母亲自己的话，这里的“爷”是土话中的父亲之意，三岁云云是我们湖州的算法，都是虚岁。
　　
　　我们的爷爷叫俞菜荣（读音，而且也许另外有大名），31岁病逝。奶奶叫美珍，父亲说她是23岁病逝的。奶奶是含山山西村人，她的兄弟中有一个母亲的舅舅（即我的舅公）我小时候还见过的，好像记得他是个大脚风，有时到善琏出街上回来时，会到我家歇一歇再走，母亲就给他安排中饭。舅公对我是蛮好的，往往会从他随手挎的竹篮里拿出一个油团子或油条、油绳什么的给我吃。后来他过世时我和母亲还去参加白事的，我记得这时天已很热，我穿了一件新做的白衬衫，因人太小觉得无聊一个人在屋东边的刚修光了桑枝的桑地里玩。这时他岁数应该已是比较大的了，我想总应有八十开外了吧。舅公身材是比较高大的，想来我奶奶的身材也不会很矮小的。
　　
　　我们这个村坊叫袁家斗，但我们有七户人家位于村头，叫小桥头，又叫道士门里。我家是村头第一家。离我家上南约50米左右，是大队的机埠，打水碾米碾猪羊饲料都在这里。听说原来机埠南面有一座小桥，所以叫小桥头。我们小时候机埠分南北二处，北面几间横跨河流主要是抽水灌溉等，离北面几间约再百米有更大的一所房子，主要是碾米、饲料等了。我们小时还碾过面条呢。南面的这些房子四周种了不少梧桐树，地势又高，东西开门，夏天真凉。而梧桐籽老了一炒真香，好吃得很。我们那时割羊草等，有时经常到机埠上去玩，有一次还在那里的泥沟洞里捉到一只大乌龟给放生了呢。全盛时机埠上大约有四五六个人。现在是南边机埠变成一座厂房了，机埠的功能主要由北面一处承担了，而且房子也都改造过了。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贴墙从它北边穿过通到我们村上去了。
　　
　　1998年9月19日晚饭后根据我的要求母亲躺在床上给我讲了一次她的童年和往事，下面是我的记录稿：
　　
　　“娘三岁死，尸床上还爬上去吃奶。放到棺材中去了，蹲到棺材底下去看看，怕姆妈掉下去。10月生日，4月里死，叫名三岁。啥病不知道。
　　
　　阿爸31岁死，8岁，生吊脚长痈（即今盲肠炎？），9月初一死的。6月里生起头，3个月，脓在肚皮里，开刀，侧身就脓出来。做道士。人家欠他钱。他外当家，另内当家（阿林爸爸），早晨到善琏里来，当老板。中午看书，夜里收工较晏。
　　
　　姆妈养我已第三个了，当宝贝。开头阿爸与她不太好的，因她出生苦（含山山西的）。买了发网，阿爸的伞掉在街上了，就埋怨她，将剪刀丢过去。老婆死了，阿爸坐在蒲团上哭了，因为小儿无人管。
　　
　　讨了后娘（谢银堂的，属善琏乡的）。不食甜（即对母亲不好）。白洋钿一大淘箩都让她弄掉的。钱让别人借去了，不来还。9岁上寻一个丫头（即老公），低桥上（观音堂）桥边。对我还好。来了二十多年（我26岁）时在自家后头造茅屋，打墙倒塌，腿断了，到芝村去看。阿婆将东门掩上，鬼出不去。种油菜时伤，冬天（十二月初三）死。
　　
　　自屋里一共四进房，我们为最东一进。
　　
　　去讨账，有的还有的不还了。
　　
　　8岁爷死了，冬天干枯堆里拾柴，早晚割羊草（5－6只），晒地草，中午割茅草，晒烧。稻草卖。9亩地，还算好。
　　
　　9岁就钻在外面了。不让吃。养蚕时人做好屑太饼（米屑，连糠做），衣服上袋拆掉，怕你放东西。与阿庭碰上了，发抖了。一次叫金娥割羊草（阿庭妹妹，与我同岁），她26岁就死了。”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时我很想让母亲把她的往事跟我讲讲。有一次对母亲讲请她有空时跟我讲讲她的往事，我记下来。母亲完全不同意说这有什么好讲的，似乎还怪我多事。但是过了相当时间后的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好吧，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将我的一生跟你讲讲吧。我很高兴，连忙拿了笔记，坐在床边听母亲讲，我就记了下来。但等讲到上面时，看母亲太痛苦了，我也难受，怕母亲太受刺激，就说母亲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想过几天再讲。没想到这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母亲讲她的一生了。成为了我终身的一个遗憾。而上面这些就成了最可宝贵的记录了。按推算，奶奶卒于1924年四月（母亲她们的四月当是农历，公历应是5月或6月初吧。爷爷当卒于1929年，如按31岁算，则爷爷当生于1899年。母亲曾说过爷爷人很聪明，很喜欢看书。下田回来就拿了本书看。也算是个乡村的知识分子了吧。所以我曾经想母亲玲珠二字会不会是灵珠二字呢，因为会不会含有比如“灵珠在握”这个意思呢？如果那样，父亲叫“法林”，倒与母亲真是有因缘了。当然也有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母亲就叫“林珠”等。）
　　
　　父亲死去后，满娘（后娘）对母亲很不好，给母亲吃也没有吃，且常常要打她，头上也打坏的。好容易结婚了，（母亲大约是二十岁左右结婚的），找了个杭州女婿入赘，又是个脾气火爆的家伙，我小时候还经常看到父亲要发脾气、打人。我记得有一次他又大闹天宫后，我们全家大小都在外面哭，我靠在道地上的东面的节节高上，一边流泪一边想真的要找点老鼠药把他给药死了这个家才能安稳。父亲大约一直要到我读初中甚至之后才停止打人。母亲那时多次悄悄对我说，你不好去话他的，他与你还没有闹翻，你还小打他不过的。那时客观上我哥哥也大了，他自己也六十出外了。哥哥也当干部了，我的几个姐姐也大了或出嫁了，可能我也读书还算读得出，还有可能大队干部、村上人的劝解劝说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等等，种种原因加起来，才导致他停止打人了吧。唉，这个真正可恶的父亲！
　　
　　但是如果仅仅说母亲是一个悲苦的人却又错了，母亲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虽然母亲似乎是那么懦弱，但是在村上的评价、在我们子女的心目中母亲不知比凶悍的父亲要高出多少坚强多少。
　　
　　就是那么打吧，母亲一边哭泣一边收拾一地的碗筷、饭粒，一边照样喂猪羊，时间一到一边匆匆忙忙地下地干活去了。穷人哪有哭的时间呵！
　　
　　后来等儿女长大了吧，哥哥十八岁就出去工作了——参加“革命”了，变成“国家的人了”（这是哥哥的原话，有一次他出去开会超过多日未回，妈妈担心他，不知怎么做了，结果哥哥对她说，他是国家人，死了也与母亲不搭界的。母亲说从此我就不敢再管他了。当然客观上后来对我的外出到山区去工作等等母亲也没有干涉过，她真的把我们当成国家人了。母亲是相当支持我们的工作的，从来没有拖过一点点后腿，倒反而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予以支持。）三个女儿本来也可以帮母亲一把，但是大女儿四五岁就让父亲给隔壁牛场村一家人家做童养媳了，二女儿、三女儿也很早就对掉了。加上母亲又特别照顾儿女不让我们做家务，虽然心都还灵，手也似不笨，但确实有点被母亲宠坏的味道。我记得有一次，家中只有三个男人，父亲买了些猪肉来，竟然烧不来。后来我大了一点吧，又出去读大学了，毕业后蛮好分到自己家乡，又自己去挑了个山区中学，来去很不方便，又没有能帮母亲多做一些家务，只能暑假、寒假回来时做一点点。现在想来这是多么的不应该啊，当初应该到自己家乡工作的，那样也许还能帮母亲稍微多做一点农活或者家务吧！
　　
　　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本来我们那里老年人到一定的时候，可以不下田劳动而做一些岸上的轻便的农活但可以适当照顾领取养老工分稻谷。不料1981年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而这时我们都已外出学习或工作了，母亲不得不自己下田了。只有暑假时我回家种一点田即插秧，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母亲自己做的。一直到七十几岁时还背了一只喷雾器去打药水。可能整个乡也没有的吧。我1988年调回练市中学，这时母亲应是六十七岁了，1993年我又调到湖州工作。她七十九岁过世，1996年下半年身体开始震颤的，即75岁，可能她的农活一直要到七十零一点才退出的，比如七十二三吧。呵，我结婚登记是1991年2月3日，当年5月1日举行婚礼，这时母亲已经不能扛大旗了，她指挥的职能似乎发挥得多一些了。这年她七十整。
　　
　　母亲生前我大约给她共拍有三四十张照片，时间可能有六七次吧。但没有一张是笑的。有一次我在拍照时对母亲说：“姆妈，笑一笑！”母亲咧了咧嘴，还是那副表情。我摇了摇头又说了一遍。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我笑不来，笑不好！”是啊，在母亲的照片中，有一张在河埠头淘米的照片稍有一点笑容，好像就是应我的要求母亲努力在笑的，但是，确实母亲笑容中倒似乎有些在哭的样子。
　　
　　母亲生前确实没有好好享过一天福。那时她有一句常说的歇后语是“大蒜叶滚豆腐＿＿香气怪好！”应该说在村上我们家出了三个居民户口（后来我娶了妻子，是四个了。）再后来孙女到上海工作更是不得了了。大儿子又是一乡老师之长且当了几十年。小儿子考上了大学也成国家人当了老师。条件应是蛮不错的了。但是事实上母亲确实倒是比一般的儿女都在做农民的反而更辛苦，也许甚至可以说为了我们的安心工作母亲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是的，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母亲从来未拖过我们的后腿。对于我们的不在她身边，和帮她做家务，干农活，她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教育我们好好做人，好好工作。即使上面那句话她也往往是笑着自我解嘲式地说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我对母亲愧疚的还有我的个人事情……即我的“婚姻大事”，我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爱好什么文学，两眼朝天，一点不解世事，也一点也不会谈恋爱（虽然自认为心地还算比较好的），一直到三十岁才结婚，这让母亲也增添了不少忧虑和担心。母亲，您头上的白发中，肯定为这也增添了不少根吧，妈妈！我的好妈妈！我真对不起您！
　　
　　以前看到过日本一个作家的一篇文章中说，父母不去世，儿女不会懂得孝顺。是啊，母亲真的一点也没有享到我的福啊。后来我的状况还算好了，可惜母亲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几次对母亲说：妈妈，看来以后根妹的爷娘倒是要享到一点我的福了。“啊呀，”母亲很平静地说：“勿搭界的勿搭界的，这又有什么搭界呢？（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言下之意是我真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一点也不要紧的。似乎这一切是应该的，是很正常的。质朴的母亲她的胸怀比我们都要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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