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久，我父亲被造反派关押，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也解释不清，她只得每晚要我妈妈搀扶着，到一个会场的门边偷看批斗会，试图弄懂。一天，她终于看到，有人按着父亲的头，说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祖母能听懂“孝子”一词，气得浑身发抖，要上台申辩——父亲是她的孝子，不是别人的——被我妈妈拉住了。回来的路上，她还不断嘀咕：“我只剩下两个儿子了……”
真正的灾难是生计。我家大大小小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薪水过活，他被关押后，造反派发给的生活费是人民币二十六元。八口人，三十天，二十六元，我作为余家的大儿子，每个月都要无数遍地搬弄这道无法做完的数学难题。这时，我所在的学院也被造反派掌权了，老是批判我们这批抵制过他们的所谓“保守派”。而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后来，幸亏初中刚毕业的大弟弟懂事，小小年纪出海捕鱼，全家才勉强活了下来。
祖母要我写信给在安徽蚌埠工作的叔叔，告诉他上海全家的实情，让他快来接济。那天她向我布置完任务，又转身面对毛泽东的画像说了几句话，希望他看在自己和他同姓同龄的份上，帮帮余家。这种走到绝路上的轻声祈求，在我们老家叫“让唤”。
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那天，我一踏进家门，就看到祖母堵在门口，急急地说：“你叔叔生胃病死在安徽，我和你妈妈已经把骨灰捧回来了。”说完，她居然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然后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五雷轰顶般的消息。白发凌乱的她，已亲自到安徽把自己最小的儿子的骨灰捧了回来！她一辈子不会说谎，牵动嘴角想笑一下的小动作，证明胃病之说是假话。她没有眼泪，眼光很定，又很虚。
过后妈妈给我说了实话。只因当时一切自杀者都算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祖母怕連累全家，只能胡编，也不让我们去。我问妈妈：叔叔为何自杀？妈妈说，他以前经常为周围的年轻人讲解《红楼梦》，“文革”一来就算“放毒”，争辩几句，便成了不知忏悔的典型，押在垃圾车上游街。叔叔哪里受得了这般羞辱，回家就用刮胡须的刀片割脉，抢救过两次，直到第三次终于完成了他的抗击，单位才来通知。
后来，我爸爸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得到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此刻，灾难过去，他们开始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她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有一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那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地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祖母一眼，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
我一见这道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了。
【原载《文史博览》】
插图 / 余秋雨 /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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