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1975年10月30日晚，前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拳王阿里在著名的“三黑之战”（主办者，参赛者和组织者都是黑人，比赛在黑人城市举行）中击败福尔曼，卫冕拳王成功，走出梦幻般的六万人体育宫，坐在疾驰的敞篷汽车上，徜徉在宽阔平坦的630大街，望着两侧崭新的高楼大厦，璀璨的霓虹灯和街道两旁簇拥着的成千上万黑人笑脸，不由得心花怒放，高呼：“我爱这里胜过纽约，这是每一个黑人的骄傲。”

　　他的这番话是在美国NBC电台上喊出的，如果他化装成一个普通黑人，在当地老百姓中这样说，没准当时就能挨一个大嘴巴：630大街两旁高楼大厦的后面，就是用马口铁皮当屋顶的贫民窟小楼；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高规格的高速路，一头是码头，另一头是火车站，两边几乎全是重点工程、窗口工程，是独此一条、别无分号的断头路；刚刚创造了历史的六万人体育宫也创造了另一个历史——历史上最短命的体育场馆。比赛还没结束，这座匆匆赶工几个月完成的大家伙，其新闻中心已经漏水；比赛结束，体育宫也就报废了。换言之，这是座只举行了一场比赛的离奇场馆。

　　这些都是当年扎伊尔领导人蒙博托为了面子而付出的代价。不仅如此，为了换回令黑人骄傲的国际好评，他下令比赛期间不许乱开灯（怕影响霓虹灯景观效果），不得随意上街（怕破衣烂衫给外宾瞧见了笑话），如果上街，不但要衣冠整齐，还必须面带笑容。当然，这就是阿里所见灿烂笑脸的由来。

　　仅仅出场费，蒙博托就拍出一千万美元，加上一大堆面子工程，为了那一夜辉煌，扎伊尔付出的不下几个亿，这还是三十五年前的币值。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这个国家一百二十名以后的人均产值排名，和数以百万计的城乡赤贫。

　　蒙博托和扎伊尔的例子虽然极端了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后起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是祖传富贵，为了急于表现自己站起来了的雄姿，为了争面子，往往在承办体育赛事时不计成本，甚至不惜扰民。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尼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起，这种只顾赛事方便， 不顾居民方便的做法便屡见不鲜。随着1966年日本、1986年韩国先后因举办奥运、亚运而让全世界重新认识自己，一些备受鼓舞的后起国家，就更把不惜一切挣面子，当做承办体育比赛和大型活动的指南。

　　国际体育赛事是承办国的窗口，窗口光鲜，主人当然有面子，承办的政府、组委会、东道主民众都是受益者。从这一角度讲，花一些钱应该，老百姓忍受一些不便，作出一点牺牲，原本也不会有太多怨言。不仅后起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并不例外。温哥华举行冬奥会，交通管制就令许多上班族感到十分不便。

　　问题在于，凡事都要有个度，适当的牺牲、迁就可以，让一切都围着体育赛事的方便转，而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方便，甚至成心让老百姓不方便，无异于将赛事和当地社会和老百姓的福祉对立起来，效果便适得其反。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就算满城花团锦簇，遍地笑脸盈盈，又能有多少意义？其次，窗口固然重要，窗内的一切则更加重要，仅仅精心装点面子这扇窗口，却不顾窗内的一切，无异于买椟还珠。

　　史书上说，隋朝皇帝为了争“国际面子”，邀请外国客商来首都观光，让人在客商途经的大道两旁，把行道树都裹上五颜六色的绸缎，结果接待办负责人差点被客人一句话噎死：贵国不也有那么多穷人么？有绸缎给树做衣服，为什么不先给穷人做？说到底，老百姓有面子，赛事才有面子，国家和政府才有面子。大型体育赛事的面子要顾，但最好的方法不是劳民伤财，更不是让一切都给赛事让道，而是让赛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让赛事惠民而非扰民，让比赛成为全社会高兴的事，成为全体老百姓的面子，而不仅仅是官方、组委会高兴的事和官家的面子。

　　【选自《新浪·博客》】

　　插图 ／ 面子工程 ／ 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