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兰

　　人生病，看医生，这是常识，然而也有明知自己患病却不肯求医者，更有别人清清楚楚看出他患病甚至病得不轻。而他本人却硬说自己是没病的人，我身体健康着哪，你说我有病，这是污辱!是无中生有!是企图咒死我!

　　讳疾忌医的人不多见，讳疾忌医的事却屡见不鲜。

　　杂文，本是文学家族中的一支，它与小说、诗、散文等算作姊妹艺术，然而自名正言顺地称作杂文七八十年来，一会儿是明枪暗箭，一会儿是刀光剑影，一直有闲言碎语与其相伴。这不，前一阵又出现一波“去鲁迅化”之风，据说中学语文课本删掉了鲁迅的几篇杂文。

　　我从来不认为鲁迅的杂文都是经典，删去几篇不必大惊小怪，我们只看其保留的作品是否比被删去的作品更上乘更经典，否则，便令人诧异了!

　　罗烽先生的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从1942年3月1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发表问世到“文革”结束近四十年，从未获得自由与解放。

　　为什么时其如此厌恶?为什么将其视作洪水猛兽?为什么必欲将其打倒还要批臭?

　　《还是杂文的时代》不过是揭示、讽刺、批判当时的延安某些言行某些风气与抗战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过是警示当时延安某些理念和思维对争取革命胜利十分有害。“有些机智的人士，就乘机躲进那‘一时不易的罅隙里去享受自己，好像一只黑猪在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愉快地滚着，沉没着，既不怕沾污自己，把泥泞溅在行人的身上竟也在所不惜的”；而另一种人“也躲在罅隙里，而他的念念有辞，却是一篇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

　　作品还进一步指出重庆盛产的“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也时常出现。这后者明显是指延安。

　　這可惹了大祸!重庆是国统区。延安是解放区，怎么允许将延安与重庆相提并论!到底延安有无“黑白莫辨的云雾”?读一读近年来一些曾在延安工作的老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如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便一目了然。

　　一味地鼓励歌颂而不允许批评，这是一种幼稚痛。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没有缺憾没有阴暗面?惟恐家丑外扬，宁肯捂着盖着，正是讳疾忌医的理念和思维作祟：而杂文的特质是追求光明、揭私显隐，从而最终向前、向上、向美、向着光明、向着胜利不承认自己有病反而打杀医生，岂不是要病入膏肓吗?

　　《还是杂文的时代》是一篇十分深沉、尖锐、辛辣、犀利的杂文，犹如一剂猛药。“天真的心灵，万想不到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内体!”“要求表里一致，本是做人的起码条件，作为一个革命者似乎更该注意才对，否则即使你胸前挂起‘警觉的招牌，奈何你走向歧路，一己的运命倒无足轻重，请看看跟在你身后的人罢!”这两句话可能有所指，不过我们倒是看到了作家肝胆相照之真意，推心置腹之真情，直言切谏之真话、

　　作品情真意切，悲惋无奈。“想到此，常常忆起鲁迅先生。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哀叹、悲怆宛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酷似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作家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讳疾忌医，延误多少疾病，悔之晚矣!讳疾忌医，滋生多少社会弊端，积重难返!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免不了有一个或几个致命的弱点，如果不正视纠正，不重视克服，迟早要吃大亏、杂文这位社会医生无多优长，它可能诊断出一些时代与社会的“疾病”，因为它是一种大智、大爱，

　　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原名傅乃琦，1933年编《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同年在哈尔滨编《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同时组织剧团，发表大量文章。1935年与夫人白朗同到上海，年底加入“左联”，并与萧军、舒群等编报告文学《报告》，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到武汉，与聂绀弩编《哨岗》，1938年去重庆。次年任“文协”战地访问团宣传部长1941年去延安，并担任“文协”延安分会主席，次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回东北，后任《前进报》副社长。解放后在东北人民政府、东北文联、作协任职。著作颇丰，小说、剧本多集。

　　2009年10月4日